《燕京学报》对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及对当下学术期刊的启示

　　摘要：作为民国时期的学术名刊，《燕京学报》面对和凝聚的是以历史、考古、语言等传统中国学术为方向的，以北平学术圈为中心的，辐射全国乃至国外汉学界的学术共同体。其以引领与“规训”、发现和评价、沟通和交流等多种方式来构建这个学术共同体。这对当下的学术期刊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燕京学报》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

　　学术共同体是志同道合的学者，在基于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和内在精神的基础上，遵守共同的学术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的群体。[1]民国以后，在新的大学体制和学术体制下，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获得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有了构建“公共学术空间”的追求，“学术共同体”呈日益发展壮大之势。

　　随着民国以来现代学术的发展，学术生产与传播已逐渐超越登门造访、函札往来、著述刊布等传统方式，而是进入了学术期刊时代。学术期刊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构建的“公共学术空间”对于学术共同体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学术共同体而言，学术期刊具有引领与“规训”、发现和评价、沟通和交流等多种功用。因为学术期刊的兴起，闭门著述、藏诸名山等传统的学术生产和传播方式已逐渐式微乃至消失。

　　本文拟以民国时期的《燕京学报》为例，剖析其通过何种方式来构建其面对和凝聚的学术共同体。之所以选择《燕京学报》，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其被称为民国四大学术期刊之一(另外三种期刊分别为《国学季刊》《清华学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现代学术史和期刊史上有很大影响;另一个原因是其在1927年至1951年的几十年时间内，除抗战时期(1941 年 12 月至 1945 年 12 月)停刊外，其余时期均能按时正常出刊，这种连续性在现代学术期刊中也是非常难得的。

　　一、《燕京学报》对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燕京学报》1927年6月创刊，1951年随着燕京大学撤销而终刊，共出版40期。该刊“以发表研究中国学术之译著为主旨”[2]，即以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从刊文的学科分类来看，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版本学等传统文史占所刊文量的80%。从作者群体看，其以燕京大学教师及北平各高校教师为主体。因此，《燕京学报》面对和凝聚的是一个以历史、考古、语言等传统中国学术为主体的，以北平学术圈为中心，辐射全国乃至国外汉学界的学术共同体。

　　1. 引领和“规训”

　　学术期刊要想在学术共同体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必然要成为这一学术共同体的中心。要想成为学术共同体中心，其主编一定是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中心人物之一，其编辑人员也一定不外在于这个学术共同体，且应该是这个共同体内优秀的学者。只有这样，学术期刊才能真正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平台，作者和读者对其才会有一种学术皈依感，学术期刊才能对学术的生产和发展起到一种引领作用。

　　《燕京学报》做到了这一点。首先，它的三任主编——容庚、顾颉刚、齐思和在所在专业内都是知名学者。容庚在训诂等古文字领域堪称一代宗师;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对于新史学贡献卓著;齐思和在现代史学理论和世界史方面也是开山人物。其次，《燕京学报》的编辑成员很多人都是现代学术史上的知名学者，比如许地山、冯友兰、黄子通、洪业、吴雷川、陈垣、郭绍虞、刘廷芳、陆志韦、张东荪、翁独健、高名凯、林耀华等。可贵的是，这些人既是编辑，同时也是作者，形成了“编研一体”的良好局面。

　　有这样的主编和编辑，《燕京学报》在学术共同体中就有了很强的凝聚力，其周边就聚集了一批学术精英，这批学术精英成为了《燕京学报》稳定的核心作者群。《燕京学报》40期共发表论文300多篇，以下为发表5篇及其以上的作者名单(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历史、考古、语言等传统中国学术为《燕京学报》重心绝非虚言。该刊也确实吸引了该领域的一些大家名家在上面多次刊文。除上述诸人外，著名的如王国维、陈寅恪、张东荪、俞平伯、唐兰、汤用彤、顾随、向达、唐长孺、徐中舒、裴文中、张星烺、夏承焘、聂崇岐、侯仁之、谭其骧、冯家昇、王锺翰等都将自己力作在上面刊发。可以说，虽然当时也出现了《史地丛刊》《史学学报》《史学杂志》《史学年报》等专业性刊物，但《燕京学报》还是获得了历史考古等领域知名学者的青睐。现代学术史上许多知名学者的成名作都发表在《燕京学报》上。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与欧美名校多有交流，其与英、美、法、德等国的大学经常交换留学生，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就是由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合作设立。这种多元文化交流和国际视野必然在《燕京学报》有所体现。《燕京学报》共发表过6位外籍学者的论文16篇。这6位作者分别是：鸟居龙藏、卜德(Derk Bodde)、顾立雅(Horrlee Glessner Creel)、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刚和泰、羽溪了谛。其中鸟居龙藏为日本有国际影响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其共发表11篇论文，在《燕京学报》所有作者中高居第二。这些都体现了《燕京学报》在 20 世纪初已具备的传递国际东方学界最新研究资讯及成果的开放态度。它积极将各种最新且重要的研究资讯介绍于国内学术界，同时也开始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讨论，并相互交换最新的研究动态，成为中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标明其逐渐融入国际学术交流的网络之中。[3]

　　作为现代学术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期刊，《燕京学报》对于知识生产的类型、知识表述的结构与形式、知识生产的过程与方法，也起着“规训”作用。这种“规训”首先是通过对于知识生产的类型——中国学术这个学报刊文大方向来实现的。其次，推崇一种现代学术范式，这表现在其所刊发的许多文章开始用西方方法和视角来关照传统学问，蕴含有胡适所谓“整理国故”之意。与之配套的是《燕京学报》在形式上有革新之意。如第一期的最后一页刊登有《燕京学报简章》，要求“本报文体，不拘文言白话;但格式一律横行，并用新式标点”。另外，自1937年6月第21期起还增设了论文英文摘要这一板块。这一切都反映了《燕京学报》在中国学术界推广现代学术范式的努力。第三，捍卫学术共同体学术纯洁性，是学术期刊的一项基本职能。《燕京学报》强调原创，杜绝抄袭和翻译域外学术成果。在1930年12月出版的第8期上曾刊登《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两篇论文，后发现该文译自日本史学杂志廿一、二编白鸟库吉之《东湖民族考》。故于第9期上郑重刊载编辑委员会启事，强调需自己研究之成果才能发表。自此以后，这种情况就再未出现过。

　　2. 发现与评价

　　学术共同体既要具有相对稳定性，又要具有一定流动性，即要及时补充新鲜血液，使得学界新人不断涌现并被学术共同体接纳。但在传统学术中，学界因缺乏类似学术期刊这样的学术公共平台，新人的学术成果很难被学术共同体迅速认知。但现代学术期刊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现代学术期刊所具有的发现和评价功能，使得新人能够凭借学术场域中的“期刊符号资本”，获得学术共同体的承认，进而获得大学、研究所等现代学术体制的承认。

　　《燕京学报》以其高品质，在北平学术界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其所发表的新人学术成果很多都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承认，使得这些新人很快在全国相关领域崭露头角。最典型的莫过于钱穆。钱穆没有接受过系统化的现代高等教育，成名前还在苏州的中学任教，但其学术水准已经在一流学者之列，就是缺少一个被认可的契机。1930年6月，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燕京学报》第7期发表，引起学术界瞩目。该文一反清末由康有为等人的今文经学所倡导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用丰富史料和严密逻辑论证了刘歆无伪造诸经的必要和可能，与当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史学界疑古风潮相左。该文洋洋洒洒，共129版，占当期学报一半篇幅。发表后在学界引起轰动，胡适就曾称誉钱穆的“《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和体例都好”[4]。钱穆由此被主流学界认可与接纳，并由时任主编顾颉刚推荐，进入燕京大学任教，此后几年连续在《燕京学报》发表了几篇史学力作，进而成为民国史学大家。无独有偶，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兼职工读生的吴晗在《燕山学报》第15期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得到当时史学界青睐。此文以后，吴晗在明史领域不断精进，终成一代明史大家。

　　从上例可以看出，有影响力的“期刊承认”很容易转化为“学术共同体承认”。这两者协调一致的关系更使得学术期刊的发现和评价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发表行为为学术共同体发现有学术前途的学术新人，可以说是学术期刊构建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方式。在《燕京学报》这个学术场域内，既有一大批学术名宿在上面刊文，更有一批青年学者在上面初试啼声，如张荫麟的《九章及两汉之数学》(第2期)、夏承焘的《白石歌曲旁谱辨》(第12期)、谭其骧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新莽职方考》(第15期)、周一良的《魏收之史学》(第 18 期)、王锺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第 36 期)、周汝昌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第 37 期)等。这些青年学者推出了不少新鲜的，甚至与名家相左的观点，增加了整个刊物的活力。这些人后来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成为知名学者。

　　在现代学术期刊这个平台上，一夜成名和一文成名终成现实。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凭借这种发表行为，年轻人被埋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反而可以年少即享盛名。在首次发稿年龄方面，张荫麟22岁，吴其昌22岁，谭其骧、孙海波、郑德坤均为23岁，周一良22岁，陈梦家24岁。青年才俊迭出，给学报的发展增加了很多的活力。

　　3. 沟通与交流

　　沟通与交流功能是学术期刊的应有之义。这种功能对于学术共同体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学术共同体，当然有很多交流方式，比如组织学会，比如召开学术会议等等，但学术期刊在学术共同体中所起的沟通和交流功能却更为重要。通过发表行为，学术期刊将作者、读者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有时过于抽象，因此一些特定的栏目能够弥补这个缺陷。在这一点上，《燕京学报》在民国学术期刊中做得非常成功，其通过两个常设栏目——“学术消息”和“书评”很好地在学术共同体中起到了沟通和交流的作用。

　　因报纸、期刊等现代传媒的出现，民国时代的信息传递虽然比传统时代有不小的进步，但比之当下网络自媒体时代自然逊色不少，许多学术信息并没有流畅传播，尤其是在北平、上海等中心城市之外更是如此。《燕京学报》的“学术消息”以位居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北平的地缘优势，充分发挥现代传媒的便捷性和灵敏性，对近半年来的学术大事件和学术热点做一个鸟瞰式描述，这在当时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确实如及时之雨，深受学界欢迎。

　　“学术消息”栏目始自于顾颉刚任主编的1930年第 8 期，并一直保存到了1951年的终刊号，存在之长，在现代学术期刊史上无人出其右。该栏目不但传播了学术信息，而且具备学术史料的作用，对于认识当时学界动态具有重要的资料作用。

　　“书评”肇始于第 8 期的“新书评介”栏目，但仅存在1 期，后中断。自第 9 期至第 29 期的“学术消息”中增设“出版界消息”小栏目，对最新出版的书刊进行简单介绍，前后共介绍书刊 302 种，数量可观，但文字简略。自1946 年第 30 期始，“书评”栏目正式出现，至终刊时共发表89篇书评。

　　《燕京学报》的“书评”没有严格的形式规范和内容局限。从篇幅上看，可多可少，多者近万言，少者五六百字;从内容上看，所评著作取材广泛，涵盖文史多个领域，诸如史学、考古、哲学、语言学等。评论主体虽是专著，但仍不拘一格，只要评论者觉得所评之对象有学术、史料或思想价值，皆可在评论之列。故此，诸如文集、史料汇编、丛书、杂志、随笔，乃至一些非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排印本、油印本等皆在评论之列。书评撰写者以燕京大学教师或《燕京学报》编辑为主，人数众多，如齐思和、容媛、安志敏、王锺翰、聂崇岐、阎简弼、俞敏、徐宗元、孙楷第、高名凯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撰写了 5 篇书评。

　　如果说“学术消息”还主要是起到一个信息传播的功用的话，那么“书评”对于学术共同体更具有建设作用。这些“书评”一方面使得一些具备较高学术水准的著作迅速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和推介，一方面使得学者之间因为“书评”而更具有一种学术上的归属感。学术是小众的，学术知音更为难觅。诚如布迪厄所言：“由于学术场域的封闭性，使得其中的每位研究人员除了内部最善于理解他们，但也最挑剔他们的同行之外，几乎找不到其他的接受者。”[5]而这种带有建设性的“书评”是共同体内部带来的一种同行评议，这种同行评议使得学术成果既找到了认同者，又找到了批评者，更是找到了理解者。这种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理解恰恰是学术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动力。这种理解也给学者们带来了一种基于共同价值和理念上的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对于学术共同体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二、对当下学术期刊的启示

　　中国当下的学术论文生产量和科研经费额都已经是世界第二，学术期刊数量也迅猛增长，数量庞大。然而，当下的学术期刊在声誉上却没能与之匹配。其中，自然科学论文唯SCI马首是瞻，高端成果皆在国外发表，国内期刊充其量只能“捡漏”。许多以中文出版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时常受到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诟病，不仅公众评价不高，而且也得不到学术共同体的真正认可。历史之石，可以攻玉。通过以上对《燕京学报》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 编辑学者化和“编研一体”对于学术期刊来说至关重要

　　当下业界关于编辑是否应该学者化的讨论颇多，反对和赞同的声音各自有之。但《燕京学报》的办刊实践告诉我们：对于学术期刊来说，编辑学者化是必由之路。因为学术具有小众性和封闭性，如果主编和编辑不进行学术研究，外在于学术共同体，无法做到“编研一体”，那么学术期刊对优秀作者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学术期刊被学术共同体边缘化的命运必不可免。

　　2.“期刊承认”与“学术共同体承认”应不能分离

　　一个学术期刊如果成功，那么“期刊承认”就基本代表了“学术共同体”承认，这也反映出学术期刊在学术共同体中的核心作用，这从《燕京学报》可以明显看出。但当下的“期刊承认”与“学术共同体承认”发生了错位和偏离。原因有二：一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以“科学计量学”为理论基础的期刊评价制度(比如影响因子)等本身有其天然缺陷，必然导致“期刊承认”有时过于机械和偏差;另一是学术腐败已经严重侵蚀了学术期刊的信用，导致当下的“期刊承认”与“学术共同体承认”发生了偏离。

　　3.“书评”应该回归本质发挥应有作用

　　“书评”具有评价和交流多种功用，并在“学术共同体”中具有重要作用，《燕京学报》的书评是其建构学术共同体的重要部分。但当下的“书评”，大多已经失去书评所具有的评价和交流功能，逐渐成为了基于师承、同学以及利益交换而形成的“人情”往来，显得特别“温情脉脉”，从而丢失了“书评”本有的批评性、学术性，“书评”应该回归本质，发挥应有的评价和交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曙光. 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J]. 学术界，2011(6)：37.

　　[2]《燕京学报》编辑部. 燕京学报简章[J]. 燕京学报，1927(1).

　　[3]王娟. 民国学术传播中的《燕京学报》研究[D]. 北京：北京印刷学院，2010：41.

　　[4]胡适. 胡适日记(第十册)(手稿本)[M]. 台北：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 .

　　[5]皮埃尔·布尔迪厄. 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M]. 陈圣生，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3.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

　　*　本文系浙江省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6NDJC087YB)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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