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中国期刊发展研究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作　者】朱海龙：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　要】当代中国期刊市场起步较晚，但经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期刊已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就。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问题明显：一是国民阅读率低，期刊细分化有限，社会化不足;二是集约化不够，竟争能力不强;三是发展导向模糊，管理、运行、服务模式落后;四是国际化程度低，在全球化的期刊竞争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文章旨在寻求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国期刊发展的特色之路。

　　【关键词】深化改革　中国期刊　问题　发展

　　中国期刊曾经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早期的期刊工作者用自己的满腔热情谱写了中国期刊发展的史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当代中国期刊发展虽一波三折，起步较晚，但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不断调整发展，成绩辉煌，同时，问题明显，须在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寻求中国期刊发展的特色之路。

　　一、中国期刊发展成绩明显，潜力巨大

　　1、期刊市场化的机制开始形成，市场进一步细分，出现“专志”

　　中国期刊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机制，这个机制是中国期刊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动力。期刊市场的深入发展必然导致期刊市场的不断细分，而期刊市场的细分必然进一步完善市场，提高整体竟争力。期刊市场的细分主要包括：发行市场的细分、受众市场的细分、广告市场的细分等。首先，发行市场的细分：如以特定区域为发行目标的期刊，尤其是以单一大城市为发行目标的地方期刊已比较常见了，比如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一些财经、娱乐、体育类杂志;其次，受众市场的细分：“期刊就是有明确目标的媒介”，期刊市场出现了以特定性别、年龄、职业为读者目标的《瑞丽》刊群的系列刊物;再次，广告市场的细分：以几大广告资源丰富的领域为广告目标的家居、时尚、体育及汽车杂志等。在市场细分大潮的推动下，中国期刊市场甚至出现像《足球》《男人装》这样高度细分的“专志”。更有意思的是随着细分的深入，还出现了交错细分的刊物，比如《上海服饰》等。当然期刊市场细分，还包括时段细分、内容细分、服务模式细分等，市场是一个不断细分并开发的过程。

　　2、期刊和期刊经营主体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首先是期刊种类、期刊印数和期刊经营总收入都有飞速的发展，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报刊司司长艾立民提供的总局最新的报刊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出版期刊9877种，年总印数32.7亿份，年经营总收入222亿元。在数字技术冲击的大背景下，虽然期刊的总印数、总印张略有下降，但经营收入、利润总额都比上一年有明显的增长。中国统计年鉴(2015 )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出版期刊9966种，较2013年增长0.9%;年总印数30.9亿册，降低5.4%;年经营总收入212.03亿元，较2013年减少4.49%;利润总额27.1亿元，降低5.4%。2015年10月，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合汤森路透在京发布《2015研究前沿》报告显示，中国在82个研究前沿领域有核心论文入选，在16个研究前沿领域的核心论文数量排名第一。

　　其次，涌现了一大批具有相当竞争实力和竞争能力的期刊品牌和期刊企业集团。几个知名品牌和实力出版机构先后开始扩张并很快形成了各自的刊群，著名的品牌刊群有：《读者》刊群、《家庭》刊群、《时尚》刊群、《知音》刊群、《瑞丽》刊群。除了以上五大品牌刊群之外，一些实力较强的出版社也在推进“社刊工程”。例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刊群、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刊群、中国青年出版社刊群、上海科技出版社刊群。通过所有制结构不断的调整、资产重组、经营方式的改变及期刊本身的发展，中国将会涌现越来越多的具有相当竞争实力的大型期刊品牌和期刊集团。

　　3、出版模式、服务手段日渐多样化，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期刊发展管理模式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国期刊的出版模式、服务手段不断提升，尤其是数字化、网络化成效显著。中国期刊当前的数字化成就主要包括专题数据库、科学数据计量评价、网上期刊店、信息服务等栏目和内容，涉及全国传统期刊出版物、期刊音像电子出版物资源的数字化建设等。至2015年年初，各主要期刊，不仅仅商业期刊，而且非商业期刊(包括学术期刊)等几乎都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化平台。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期刊也开始了网络化出版的探索，因互联网技术爆炸性革命，期刊网络飞速发展，甚至产生了一种新的“时尚秀”——掌上订阅虚拟期刊。“互联网+”不但成为提供新型服务的方式，更是期刊运行的一种新“新常态”，期刊从编辑招聘、培训、工作流程安排，再到内容选择、排版、发布、与作者/读者的联系几平无一不是依靠网络。一些大型商业期刊依靠网络创造出新的运营业绩，甚至学术期刊(《浙江大学学报》)率先推出网络出版，发行量和办刊质量双重提升，截至2014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连续四年蝉联“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一等奖。

　　与期刊出版模式/服务模式的不断变化相适应，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期刊大国，中国的期刊管理模式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与发达国家的完全的社会化不同，依靠国家的宏观视野与资源优势，中国期刊的国家指导和帮助是期刊不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也是保证中国期刊业界在后发的条件下实现转型，以保证民族特色、发扬多样性的机制，并不断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实现弯道超车，加入国际市场的竞争行列。比如执行期限为2009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两个规定”，确定了我国期刊基本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有利于激发我国期刊的活力，增强市场竞争力;而2015年4月的《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则结合了当前国际期刊形势，指明了我国期刊发展的方向、道路、任务等。作为后发国家，这些都体现了我国期刊发展过程中国家主义特征，也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期刊管理制度，成为我国期刊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动力。

　　4、开拓了办刊视野，开始了国际化的交流和合作

　　中国期刊长期封闭办刊，改革开放后，中国期刊开始了国际化的探索，并初步取得了一些耀眼的成绩。这种国际化的探索首先表现在与国际期刊的接轨，办刊的方式、内容、渠道等借鉴和利用国际同行的模式。比如中国《国家地理》对美国《国家地理》的比肩借鉴，《时代邮刊》对《时代周刊》的借鉴，《时代邮刊》甚至直接宣称要做中国的《时代周刊》，甚至中国的诸多期刊开始主动采用一些国际规则/指标，主动融入国际期刊的运行模式和评价标准。除了我们熟知的商业化的运行模式与技巧外，中国现在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几乎都将西方的期刊评价标准作为重要的指标，比如SSCI评价体系、SCi评价体系、EI评价体系等，同时中国还在借鉴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推出了中国版的评价标准，比如CSSCI评价体系就是在借鉴SSCI体系的基础上建构的。据统计，2014年中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合作论文共计4.4415万篇，占我国全部国际合著论文的67.9%，合作伙伴涉及144个国家和地区;其他国家作者为第一作者、我国作者参与工作的国际合若论文数为2.1033万篇，合作伙伴涉及105个国家和地区。

　　其次，中国一些期刊开始面向国际市场，出版外文刊物，尤其是英文刊物。比如中国著名的《读者》杂志在国内热销的同时，在开拓海外华文市场中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行销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累计发行达50多万册，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地区拥有众多读者。一些刊物，也开始纷纷直接出版外文刊物，抢占国外市场，扩大国际影响力。一些学术刊物都在中文出版的同时提供英文等外文的标题、摘要、关键词、作者等内容，另外一些学术刊物干脆直接出版全英文论文，比如《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社会学研究》等。

　　再次，中国的一些实力较强的期刊率先与国际期刊开始了国际化的平等合作。它们发挥本土化的优势，利用国际大型期刊集团的品牌价值、营销网络、资源优势等迅速做大做强。比如时尚传媒集团(原时尚杂志社)是中国最大的高档期刊传媒集团之一，其业务涵盖广泛，在书刊编辑、出版、广告、印刷、发行等方面形成立体化规模经营。在借鉴国际现代办刊理念的同时，不断壮大和发展“时尚”品牌，特别是“国际视野、本土意识”的经营理念使其跟国际众多著名杂志进行了版权合作，并在合作交流中壮大了“时尚”品牌，完全自创的本土杂志和国外授权的合作杂志共同成长，相得益彰。与世界名刊ESQUIRE杂志进行版权合作，并成功创办《时尚先生》后，又相继成功引进多家世界名刊版权，比如Cosmopolitan，Bazaar,National Geographc等。这些使“时尚”拥有十六本系列刊物，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期刊出版集团之一。

　　二、中国期刊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面对国际期刊质量精品化、形式多样化、运行集群化、市场竞争化和竞争全球化的趋势，我国期刊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主要问题有：

　　1、国民阅读率低，期刊细分化有限，社会化不足

　　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优势，国家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制订了“以读促刊”的发展战略，国家和地方政府展开了系列阅读促进活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也已列入国家立法计划，国民的阅读能力和阅读需求都在不断提升，然而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5年刚刚公布的第十二次国民阅读率调研报告显示，我国的国民阅读率在经历了近10年的连续下降后，自2005年以来开始不断有提升，但直到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仍然只有58.0% ,较2013年的57.8%上升了0.2个百分点;而期刊阅读率只有40.3%，虽然较2013年的38.3%上升了2.0个百分点，但距离2012年的45.2%反而有所下降。在总体阅读率不高的情况下，期刊阅读率更低：2014年，图书阅读率为58.0%、报纸阅读率为55.1%。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6本，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65.03期(份)和6.07期(份)，电子书阅读量为3.22本。2015年我国出版各类报纸440亿份，各类期刊30亿册，图书81亿册(张)，人均图书拥有量5.91册(张)。尽管数字媒介发展迅猛，但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也只有58.1%，其中很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期刊。

　　在阅读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现有的国民阅读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开发，正如业界所认知的，期刊市场的细分是国民阅读需求充分开发的重要指标。在中国，期刊市场的细分还是近几年的事。细分的基础是人群的差异，而人群永远处于不断的变动中，因此永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总体来说，由于我国期刊市场的细分起步较晚，时间较短，因而市场细分程度还较低，从而市场得不到充分发掘，社会化也得不到根本保证。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期刊品种增加，平均发行量却不断下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期刊数量不断增长，从改革开放初的几百种扩展到近万种，但每种期刊的平均年发行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54万册减少到90年代末期的30万册。最近4年，总发行量一直在28亿左右徘徊。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根本改变。在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多元化发展、差异化中产阶层快速形成的期刊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期刊发行量并没有得到市场上应有的进展和相应的社会认可。

　　2、集约化不够，竞争能力不强

　　期刊集约化的标志是期刊集团的出现，而期刊集团又是期刊产业能力的基础，也就是未来发展能力的前提。根据国际大型期刊集团的经验，作为期刊集团，一般来说多拥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期刊，同时拥有数个大品牌的年营业额超过10亿元的期刊社。这样的大期刊集团中的多数又是同时拥有报纸、期刊、电视电台、网络、出版社的传媒集团。

　　当代中国期刊已开始了集团化的趋势，这标志着中国期刊产业正在走向品牌化、集约化和集团化。期刊集团化是中国期刊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跨媒体的期刊集团，仅有的一些类期刊集团的数量很少，基础薄弱，而且也不过几十个。即使是中国最大的期刊集团《时尚》刊群，共计12本期刊;其次是《知音》刊群，共计8本期刊，年营业收入只有1亿多人民币。西方大期刊集团拥有60种-80种刊物，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的年营业收入是200亿欧元;美国出版3本以上杂志的期刊集团有500个。在我国报业集团、出版集团蓬勃发展，数量达几十乃至上百家，但期刊集团却只有《家庭》《知音》《时尚》等不多的几家。中国9000多种期刊分散在5000多家杂志社中，平均每家杂志社运作1.6种杂志。由此可见，中国期刊集团化的程度很低，制约了产业能力的提升，并削弱了中国期刊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3、发展导向模糊，管理、运行、服务模式落后

　　发展导向其实就是未来努力的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基本方式。没有科学的导向几乎不可能成功。而导向一旦确立，就需要科学的体制来保证和实现，作为一个期刊发展国家主义模式的转型国家，期刊发展体制的关键又在于其管理、运行和服务模式。

　　根据当今国际期刊发展大势，中国似乎确立了数字化、网络化之大导向，但中国期刊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存在一个矛盾困境：一方面中国期刊正在数字化、网络化，并在走向全球化。数字化、网络化几乎成了当前国内期刊的普遍追求模式。从国家层面到各个期刊经营主体，从研究者到经营者几乎都在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做足了工夫：国家提出了期刊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的战略导向，并不断出台财政税收、投资融资等方面的鼓励政策，还派出不同团队去发达国家实地考察学习;数字化、网络化成为中国期刊协会近几年来会议的重要主题之一;各期刊经营主体也纷纷提高自己的数字化能力与条件，截至201洋年底，国内各主要期刊，尤其是大型期刊集团都己基本建立了各自的数字化、网络化系统。

　　另一方面中国期刊的数字化、网络化程度仍然很低，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如何创新期刊数字化、网络化模式，如何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提高期刊竞争能力，还不得其解。大多数期刊数字化转型尚未找到成熟、清晰的盈利模式或社会贡献模式。目前，中国期刊数字化、网络化做得最好的还仅仅局限于数据库的建设，而作为数据库建设拓荒者—中国知网却不是国家公共数据库，其功能也仅仅局限于期刊数据库的存取及其相关分析，功能还相对有限。而各白建设成功的数字化、网络化系统成本巨大(即使一套简单的学术期刊网络系统，其价格都在10万元以上，有些甚至几十万元，还要有后期的维护、单位的配套管理耗费等)，所能够使用的功能却非常有限，而很多使用实际上仅仅相当于一个邮箱的功能，甚至有些还人为地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总体来说，当前期刊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并没有实现预期带给期刊的经营模式和服务模式的根本变化。

　　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前期刊的管理、服务、运行的模式仍然落后于期刊发展的需要，当前的管理还有统多过多，管得过死之嫌，不能适应期刊市场多元化、社会化、市场化迅速发展的形势需要。偏重过程管理和数字化管理，管理者缺乏自我监督和有效指导，往往容易越位为具体的行政干预与利益关系操纵，也还没有建立和完善有效的退出机制，而新的期刊申请、批准、创刊程序还相对繁琐。很多先期在转型期建立的期刊性质还不明朗，定位也不准确。因此国家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不少非时政类报刊均已推向市场。党和人民喉舌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政类报刊的政治性，一些时政类报刊仍采用旧有体制，即以国家事业单位架构为基础在运行，但在市场面前遇到很大发展瓶颈。

　　4、国际化程度低，在全球化的期刊竞争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期刊已开始了国际化的征程，但总的来说，中国期刊办刊经验不足、运作模式比较呆板，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全球化的市场竞争。艾立民指出，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期刊业面临着读者群流失、社会影响力弱化等问题，尤其是还没有机会参与世界期刊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当前世界性品牌和市场规则的掌控者主要来自美国，他们不仅掌控世界文化市场，而且事实上控制和影响着世界性的政治和经济话语权。比如发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道琼斯公司旗下的《巴伦周刊》以帮助美国专业及机构投资者把握金融市场发展方向为宗旨，以准确的判断和透彻的分析为特色，在美国和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美国标准普尔公司每半小时计算并报道该公司编制的指数，发表在该公司主办的《展望》刊物上。美国著名的《商业周刊》杂志也每期公布标淮普尔混合指数，这些指标和数据经常性地为许多世界各地的期刊、报纸等转引，而《财富》《福布斯》等更是成为搅动世界各地人们神经的“金箍棒”。虽然中国有少数期刊能够借鉴国外标准创造自己的标准，但是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却是非常有限。比如中国的大公信用评级公司每年发布的信用评级数据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引起了国际同行的窥视，但它实际上还是标准普尔的缩小版，也没有推出自己的期刊品牌，目前的影响还远远无法与标准普尔相提并论了。

　　与此同时，中国期刊正在走向国际化的阶段，全球化才刚刚开始，大多采取与国外合作的形式为下一步独立走向国际竞争创造条件，所以在当前取得的国际化的成就还主要依赖与国外期刊的合作，中国期刊全球化的主要表征不是海外扩张而是海外冲击，国际大刊拿走了中国部分市场。中国9000多本期刊还全部是国内期刊，打进全球期刊市场的国际大刊一本也没有。广告营业额的前10名中有8名都是与境外合作的产物。很明显，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期刊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位置。

　　再就是我国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科技期刊品牌。科研成果大多在国外期刊发表，造成大量学术成果流失，少数行业专业期刊功能异化，失规问题比较严重，有的以刊发质量低劣的论文，收取版面费为生，个别期刊甚至以收取“保护费”牟利。据中国科协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科技期刊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论文数为19.01万篇，占世界科技论文总数12.08%，也居世界第二，但其中大约有80%的SCI论文是发表在国外的期刊上。美国有一大批在学术或专业领域享有世界声誉的杂志，代表世界性的学术或专业水平，成为一种“国际标准”，如《电子工程师时代》《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科学》《自然》《外交事务》《哈佛商业评论》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的期刊集团不仅仅在美国国内，甚至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垄断。

　　三、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中国期刊发展路径

　　期刊是国家的科技与知识、人文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是现代化条件下国家文明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中国期刊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国文明的发展。针对目前的形势我国期刊发展路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思考：

　　1、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期刊管理模式，提高期刊业的社会适应力与市场竞争力

　　中国期刊作为后发国家的文化事业，面临许多与当代发达国家期刊发展不一样的机会与问题，我们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不能照搬他们的模式。西方已对期刊的发展赢得了体系性的优势与世界话语权，其管理基本是市场化的，“自我生存与发展”企业化或非盈利组织是其主要模式。但在中国期刊由于总体上在发展过程中的位阶，作为后发国家，无论是整体模式还是具体管理模式都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否则期刊则会丧失社会适应力和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甚至将自己的文化话语权沦为其他力量的从属，而成为非主流文化的万花筒、国际霸权文化的传声筒，从而丧失自己的发展能力。因此“国家推动，期刊自主，社会选择，事后监管”应该是当前或今后的一个努力方向。“国家推动”就是作为转型国家，在整个期刊业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仅仅是推动者的角色，而不是亲自走向第一线，是规划体系、建设平台，而不是拔苗助长，越俎代庖;“期刊自主”就是尽管在期刊业的发展过程中不能离开相关部门的指导与辅助，但应“有的放矢”“不折腾”，给子期刊充分的自主权，充分发挥期刊个体的主动性，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和社会情势，从而实现期刊发展的社会创新;“社会选择”是期刊业的改革不仅仅是简单的“合并或者转制”，而是考虑社会和市场的真实需求，也就是不将企业的“利润模式”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综合考虑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以“阅读人”作为考核的标淮。只有以社会效益为基础，才能最终获得市场利益。因此具体的管理范式应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实现开办、内容选择、经营方式、服务模式的自主创造，自主寻找市场，并及时调整方向，增强期刊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提高期刊发展的弹性，其实这也是现代期刊制度的根本特征。

　　2、期刊本身要增强活力，探索新型期刊的办刊模式和服务模式

　　期刊本身的办刊能力和服务能力是期刊发展的根基。其实社会永远有市场潜能，只不过这种潜能需要期刊工作者去开发。而这种开发的基础则是他们的运作、运行和服务模式。萨米尔提醒期刊业：“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赢得读者的心和他们的钱包，必须有真材实料。”所谓的真材实料就是要在现代制度基础上有准确的定位、高质量的服务、高端的营销手段，从而开发潜在客户，并在延伸客户的基础上细化市场。

　　中国期刊发展的核心是确立现代期刊制度。现代期刊制度是期刊发展的基础，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它包括期刊设立制度、期刊营运制度、期刊评价制度等。现代期刊制度建立在科学的期刊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并深深嵌入社会模式，从而形成在市场中发挥不同作用的期刊活动框架。中国期刊制度改革可借鉴20世纪末的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过程的经验和教训，实际经验表明当前建立的期刊制度中比较具有突破意义的改革都是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取得的成果：已初步建成一批期刊企业集团和正在规划建立新的期刊企业集团，在市场中出现了公司制、股份制、出版人制，甚至已开始规划中国期刊出版企业集团整体上市前景与实施模式。比如2000年，中国第一家期刊集团《家庭》期刊集团正式挂牌组建，预示着中国期刊出版业的集团化时代已悄然到来。2008年11月18日，《家庭》期刊集团成为广东省首家实现整体转制的期刊单位，在全国期刊界也是先行一步。但现代期刊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是两个不同的制度，应具有各自不同的模式，现代期刊制度的建立需要整体突破，而不仅仅是单项推进。

　　同时，要激活现代期刊制度，终究需要现代化的运作模式和服务模式。近年来，中国的很多期刊已在积极借鉴海外成功期刊的办刊模式。比如《读者》借鉴美国《读者文摘》，《中国国家地理》借鉴美国《国家地理》，中国《时代邮刊》借鉴美国的《时代周刊》，而且目前来说都还是比较成功的：《读者》发行量目前在全球综合期刊中排名第四，前三名分别是美国的《读者文摘》《国家地理》和《时代周刊》;中国《时代邮刊》也已成为“湘军期刊”的领军品牌;《中国国家地理》的风格与范式也广受欢迎，并成为第一家在发达国家完整落地的中国期刊。而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期刊的服务模式更是在不断变革之中。由原来的“C-R”模式向“C-E-R”转换，由单一有偿收费向开放存取、知识共享、多样化经营转换。很多期刊开始借用网络开展新式服务，从2010年左右，一些期刊开始依托谷歌公司、苹果公司等实现无期限、无障碍服务，借助这些平台，一些期刊也启动了对数字内容销售收取手续费的步骤。对于读者来说，无论是在其电子杂志销售平台，还是凭借其电子阅读终端，既可零散购买电子杂志，又可定期购买杂志。杂志出版社通过谷歌公司的平台，也可随时下载读者数据。在谷歌公司的平台上，既可使用苹果公司的iPad或iPhone，也可使用谷歌公司的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中国新闻周刊》编辑部稿件推送平台还直接通过最新的微信平台免费发放。同时中国的期刊大多数都已开始提供各自的数字化、网络化的服务。

　　3、把握期刊未来发展大趋势，利用后发优势，合力实现期刊的跨越式发展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社会工作与生活范式不断变化，期刊的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趋势，中国期刊要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态势下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就要看清这些趋势，在新时期选择正确的发展导向，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战略转型。

　　当前呈现出来4个最主要的趋势：数字化、网络化、集团化和全球化。但这四个趋势的发展却又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我们作为后发国家，应把握其趋势并谨慎推进，而不是不加选择地一哄而上。比如数字化是当代中国期刊发展的热门词，几乎是期刊发展的必然选择，期刊管理部门也不遗余力地推进，并经常性地组织大型国际研讨会，还派出专门的访问队伍访问美国，学习美国经验。美国的三大杂志只有《时代周刊》继续纸介质发行，另外两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新闻周刊》分别于2010年、2012年中止了印刷版杂志，开始全面向数字化转型。但就在各个期刊纷纷向数字化高歌猛进、宣布纸介质媒体已死的时候，期刊的发展似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归，已停止了纸介质发行的《新闻周刊》2014年又宣布恢复纸介质的发行，甚至据Digiday网站报道，原来完全的数字化期刊比如时政类网站“政客”、音乐评论网站“Pitchfork”和科技网站“潘多”这样的数字出版商又开始进军印刷版杂志。这与目前传统媒体从印刷版转向数字版呈现出鲜明对比。这是否可以给我们当前的期刊发展一个有益的提醒和反思呢?

　　网络化似平也成为当代中国期刊发展除数字化外的另一个香悖悖，时下中国电商的成功，使得“互联网+”的模式几乎风靡全国，很多期刊，尤其商业化的期刊，在这方面跃跃欲试，意欲在这方面抢占新的制高点进而获得新的机会。而在网络化方面美国的杂志更是走在世界的前面，2010年，Vogue杂志的母公司康泰纳仕也相继出版了旗下的《智族》《连线》、Glamour、《名利场》和《纽约客》等杂志的iPad版。但是它们在大力推进网络化的时候并不是一哄而上，而是有选择、有步骤地适时推进，大多数原有的出版模式仍保持有效的市场份额与社会影响，形成网络版与原有版式的互相补充、有效互动的经营模式，一方面由于内容与方式，甚至人员的共享，极大地降低经营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新的服务方式，反而吸引了新的人群，有效扩大了市场份额与社会影响。2011年4月，有记者专访康泰纳仕集团董事长江纽颖(Jonathan New house)。这位董事长一方面断言：“因为是潮流，因为是大势所趋，所以今后所有杂志都会出iPad版”;另一方面又说，“我们不能太急”，“所有杂志都出iPad版，实际情况并非想象得那么好”，“有什么必要所有杂志都出iPad版呢?”

　　众所周知，“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强者，它无疑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而对于弱者，则既可能是学习前进的舞台，更可能成为供强者表演的垫脚石。因此大型的期刊集团几乎是当前代表发达国家纵横全球市场的不二选择，其数量有限，却实力强劲。欧洲最大杂志出版集团古纳亚尔集团在全球20多个国家出版近300种杂志。德国著名的杂志《明星》周刊、《布里吉特》《资本》等都属于该集团。自从10年前进入中国后，该集团与中国出版机构合作，主要出版女性、家庭和生活方式领域的杂志。2013年，即使相比之前有所减少，该集团在中国的利润仍估计达到1000万欧元。而美国更是拥有世界最发达的杂志产业，美国期刊集团实力强劲，雄冠全球，成为推广美国文化与价值观念的首选。比如世界最大的时尚杂志康泰纳仕国际集团在全球25个市场拥有125本杂志，为15000多万读者途释时尚的含义，同时还有98个网站连接和影响着全球2400万用户，一定程度上掌控着世界话语的主导权，成为美国科研与文化软实力的象征。但是美国的期刊并不是一味求大、求强，它们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期刊生态体系，大中小三个层次期刊相间，互通资源，互为补充。比如一些定位于特殊群体、特殊地域的中型杂志在美国不断兴盛，这些杂志并不以集团化和全球化为目标，但却成为某一领域或某一个区域的人们生活的重要影响者，办得也可谓有声有色，像《纽约》《洛杉矶》都很成功。据估计，一些地方性杂志特别是大都市杂志将越来越多。同时由于享有新闻和出版的自由，美国很多杂志的基本性质是商业性质，办理刊物程序和手续非常简单和方便，且有明晰的产权关系，美国的各种小型期刊也可谓层出不穷，各领一方。虽然像三大新闻杂志那样的适应一般兴趣的杂志今后几乎不会再出现，但在美国，人们几平可以估计未来仍是市场越来越细分的时代，也就是“小杂志”越来越多的时代。

　　而对于还没有真正迈出有意义的数字化、网络化、集团化和全球化的中国期刊业就应在这一趋势中，利用后发优势，汲取经验教训，既要瞄准大目标，有选择地推进数字化、网络化、集团化和全球化;也要谨慎思考，准确把握，盘活原有资源，整合各方力量，形成不同层次、各具特色与活力、充分发挥主动性，且互为补充的期刊体系，切不可千篇一律，舍近求远，一哄而上。数字化、网络化、集团化和全球化是趋势，但不是唯一路径，更不是全部，要努力做到原有模式与新的模式两者的协调推进，相得益彰，互为补充。正如数字化期刊《政客》编辑苏珊·格拉瑟所说：“如果你通过发布平台来定义你的出版物，你很快会发现这其实毫无关系。我宁愿从读者、内容及使命来定义一个杂志。”时下提出的煤介融合发展，充分地反思了我们前期的一些行为，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路，实质就是要求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新的发展趋势，谨慎地推进期刊新的改革，至于具体形式还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对于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我们只有综合发展，苦练内功，才能真正在有效实现集团化的基础上，拥抱全球化。

业内信息

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中国期刊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