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新闻传播学院长访谈录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2016年，新闻传播技术的变革催生传媒业态的变化，也推动学界研究命题的延伸。我们在不同时段采访了六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关于总书记系列讲话，关于部校共建，关于学界与业界关系，关于新闻未来发展，关于媒体融合，听听他们怎么说。
　　
　　现在学界和业界之间的沟通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对话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
　　
　　时晓莉
　　
　　第六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于7月16-17日在合肥举行，本次论坛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借此机会，本网记者独家对话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教授，请她谈一谈习总书记今年的一系列讲话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关系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概括为48个字：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习总书记的讲话在广大新闻工作者和新闻院校师生中都引起强烈反响。姜院长作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您怎么理解这48字的内涵？
　　
　　姜红：当下中国，媒介环境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新媒介技术导向的观念变化与多元社会思潮导向的观念变化相叠加，形成了一个多元的、互动的、复杂的话语场。使得当下中国的不同层面的话语和思潮互相碰撞。媒介治理和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
　　
　　习总书记的“2·19”讲话是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拓展。我观察到用词方面有一个变化，过去我们说“新闻宣传工作”，主要针对的是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还是体现一个“自上而下”、“上传下达”的传播关系；现在说的是“新闻舆论工作”，注意到媒介环境的变化，舆论场转变为以互联网为主战场的，网状的，多元交互的话语空间。所以，“2·19”讲话是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如何发出主流的声音，如何引领舆论的一个纲领性的讲话。变化的是媒介环境和传播方式，不变的是对党性原则的坚守。
　　
　　中国社会科学网：除了提到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习总书记还强调，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并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者“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特别是在当前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单一型人才已经无法满足新闻业界需求。请问姜院长，安大新传学院在新闻教育模式方面，有采取哪些创新举措来适应大环境的变化？
　　
　　姜红：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先行者之一，其前身是安徽大学中文系的新闻学专业。1984年设立新闻学专业，1998年，成立安徽大学新闻学系，2003年，成立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近年来，学院以新闻传播学为中心，搭建多学科聚集、融通、互动的平台，注重“顶天”（理论研究）和“立地”（应用研究）的均衡发展，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近五年，学院40名专任教师承担各级各类项目58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项（含1项重大招标项目和2项重点项目），省部级项目21项。科研成果获得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项，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2项。作为首席专家单位承担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新闻传播史》编写工作。学院现有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实验教学中心”，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新闻学专业），1个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形象研究中心”，1门国家级精品课“新闻学概论”，1门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当代媒介素养”。2016年，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对国内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的排名中，本学科列13名，是地方高校的佼佼者。
　　
　　习总书记的讲话对于当下的新闻教育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新媒体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我们首先在观念层面认识到，当前的新媒体革命是一场新传播革命，它所带来的将是一场对媒体格局具有颠覆性的“哥白尼革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一定历史积淀的新闻传播学院来说，教学和科研的各方面，都要经历新媒体背景下的“范式转型”。目前的主要变化有：专业设置上，增加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2015年正式招生；实验教学中，建立了全媒体实验室，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教学实践，并且与多个新媒体单位合作共建实习实践基地；科研平台上，我们的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正在将重点转向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教学方式上，慕课、网络公开课、微课形式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新闻传播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姜院长觉得习总书记的讲话对以后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发展有哪些指导意义？安大新传学院又该如何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姜红：习近平总书记的“5·17”讲话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提出了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的问题。我理解，这和我们过去常说的新闻传播学本土化的命题不同，所谓的本土化，还是在西方新闻传播学的范式中寻找本土的特色或案例，其框架背景仍然是西方的，这只是一种局部突破。而建构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则是以中国为立足点，在中国文化中寻找传承，以中国为尺度和方法，将所谓“地方性知识”转化为某种“普遍性知识”。这可能是一种范式突破。我们学院芮必峰教授正在做的中国古代人际传播研究，就着力考察“君子之交”、“致中和”这些中国特色的传播思想与文化，希望通过这些研究，和西方的传播理论、观念形成对话。安徽大学的新闻传播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本来就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希望通过整合研究团队，凝练研究问题，未来形成有特色的学科发展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去年的人大新闻学院60年院庆学术论坛上，有媒体人认为，新闻学界没有在媒体和记者遇到压力的关键时刻给予声援，而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对媒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甚至新闻学界的老师们只顾追求自己的名利，而没有与新闻记者共同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此话一出，立刻引发了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的纷争。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您觉得两者之间应该怎样合作才能促进中国“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发展？
　　
　　姜红：这样的批评要一分为二的看：一方面，新闻业界是一个面向公众的行业，是手中握有舆论表达权和引导权的职业，尽管这种职业权力是一种软权力，但是新闻业必须面对公众的挑剔，包括新闻学界的挑剔。况且学界的不少批评是针对媒体职业伦理和道德层面的批评，并非仅仅是业务层面的苛责，这种批评本身就在推动社会进步。当然，另一方面，新闻学界和业界确实还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共同体”，双方仍然还有很多隔阂，有些教授新闻业务的教师对业界并不十分了解，特别是对业界的艰难环境及生存困境没有切身的感受，站在“局外人”的立场进行批评，确实可能存在抓不住要害，失之浮泛的现象。
　　
　　学界和业界之间的沟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因为“两界”共同面对着新媒体时代的媒介转型和公共舆论多元化等多方面的问题。学界需要对业界多一些了解和理解，业界也需要多倾听一些学界的声音，此外，角色的互换和“跨界”，是一种最有效的交流方式。
　　
　　需要认真梳理中国新闻学面临的重大问题——专访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教授
　　
　　时晓莉
　　
　　    第九届（2016）中国新闻学年会于9月24-25日在杭州举行，会议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新闻学组主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及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承办。借此机会，本网记者独家对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教授，请他谈一谈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本届年会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可以说这个命题很宏大，且具有使命感。您如何看待我国新闻学科的发展现状？您觉得我国的新闻学发展正面临哪些挑战？
　　
　　吴飞：我觉得这次新闻学年会主题设置的挺好的。这几年新闻传播学界一直在反思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应该说，尽管我们成果很突出，正如郑保卫老师一篇文章中所写的“中国的新闻学正走向辉煌”，但其实我们还面临很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学术水平的提升、研究思路的转向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等等。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新闻学研究存在着多方面的挑战：一是我国国家形势的变化，包括习近平一系列的讲话如何领悟，现在有一批老师如陈力丹老师、郑保卫老师、童兵老师等他们都在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关注领导政策是一回事，从学术上去阐释，或者说站在学理的角度去分析，那是另一回事。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新媒体带来的整个传媒业态的变革，从业者的心理、职业追求、新闻信息生产与服务模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必然对新闻学的传统研究范式提出挑战。第三个方面就是新媒体的基本背景导致了信息流通的模型以及接触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也需要我们从新的视野去观察信息的接收与传播过程，要掌握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的对象，分析他们的心理模型。第四个方面是新闻教育的本身。新闻教育的本身也因为上述元素的变化导致学科结构的调整和学科力量布局的变化。这些都需要我们对当下什么是新闻学、新闻学为谁服务等问题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或者构想。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学者在年会上指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边界出现了“野蛮生长”，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吴飞：我之前写过两篇传播学反思的文章，也写过一篇新闻学反思的文章。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对的。不过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我也不认为需要划出那么一个特别清晰的边界。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有特别清晰的边界，比如说数学和物理，生物与化学、哲学与艺术学等等，这些学科真的存在一个特别清晰的边界吗？当年牛顿研究的物理学和宗教之间就有很密切的关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何尝不是哲学思考？你很难讲清楚之间的边界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有一个大体的范围或者范畴。学科的划分，不过是学科建制的产物或者说社会分工的产物，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分成各种不同的学科而已。我不太赞同传播学研究者只能吃某碗饭，走出去就不对了，不可能边界划得那么清晰。还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大体而言，不同的人类群体之间的沟通问题（无论是个体间、民族间、国家间），都是传播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需要多个不同学科的知识来分析研究，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而作为一个个体的研究者而言，可能更不需要这种类型的边界。你说哈耶克、哈贝马斯、卡斯特算什么学者？政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们好像什么都是。所以说，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导致的学科边界或者归属问题，大体的边界要有，但特别清晰的边界又没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您认为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您觉得我国新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
　　
　　吴飞：我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可以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是问题导向。面向中国问题，不是面向西方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是中国发展所出现的重大问题；第二个是尽可能使用中国传统资源或智慧来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充分吸收和借用西方学术思想和范式来解决中国的学术问题。当然，研究者的视野可以再放大一点，我们需要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入手，去思考一些普世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新闻学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不过目前的中国新闻学研究现状有个问题，要么是单纯解释政策形势的，要么是凭个人兴趣，至于它对整个学术知识体系有何贡献不考虑，没有人认真坐下来去梳理一下中国的新闻学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哪些，然后去协作分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这才真正对学术有所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网：新媒体环境下，新的传播技术、产品不断涌现，例如大数据、VR、直播等等，这些不仅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推动着新的新闻形态的出现。吴院长觉得这些给新闻传播学教育带来哪些影响？
　　
　　吴飞：最直接的挑战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现有老师的知识体系、思维跟不上传播技术的发展变化。我们大多数人文社科学者对技术以及技术所导致的哲学思考都不够，不了解技术本身以及技术对人产生的影响。我个人感觉，现在的传播技术与之前广播电视出现对人类的影响不一样，它改变了社会的连接方式，使得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卡斯特谈到网络社会的崛起一样，这是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时代，人对自己社会体系的变化以及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之间，超过以前的社会想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思维、认知、知识积累都没有跟上。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些跟不上，我们的一些相关课程也开不出来。业界有大量的实践，有无数创新的东西出来，你无法跟上技术的变革。人文社科学者本应该认真梳理一下技术到底对人类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出现之后，所带来的对人类本身的存在与主体性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认认真真去思考，这个对传统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影响很大。另外从微观的角度来谈，即使是从新闻学长期关注的新闻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这个相对微观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新闻的呈现方式、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新闻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看新闻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导致我们需要去了解所谓的新新人类，那些个二次元的人群，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和接收信息的，又是如何参与信息的生产的。如果新闻学教育还停留在早期的“党性”、“组织性”、“舆论引导”等比较僵化的模式和传统的概念框架支撑的理论范式上，无法跟上传播环境的变化，那么新闻学就没有生命力。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知识、观念、体系都需要重构。尽管过于着急也没有用，毕竟技术永远是领先的，学术不可能去引领，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人去考虑技术对人本身对社会本身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天职。
　　
　　中国社会科学网：那您觉得一名合格的新闻系毕业生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吴飞：首先，我认为传统的人文社科的经典知识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基本功。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是理性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第三个当然还是对技术的逻辑理解的能力、分析掌握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去年的人大新闻学院60年院庆学术论坛上，有媒体人认为，新闻学界没有在媒体和记者遇到压力的关键时刻给予声援，而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对媒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甚至新闻学界的老师们只顾追求自己的名利，而没有与新闻记者共同承担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此话一出，立刻引发了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的纷争。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您觉得两者之间应该怎样合作才能促进中国“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发展？
　　
　　吴飞：新闻学界和业界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是一种常态，而且也应该是这样，没有必要学界和业界都思考同样的问题。学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需要跟业界有一定关联，因为你要了解业界的问题。新闻学更是如此，传播学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传统的新闻学是以传媒行业为依托的，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很正常。有时业界会提出一些很现实的问题，例如媒体融合怎么融，他们也在尝试去解释和回答，他们也需要学界的支持和思考。业界认为学界离业界太远了，不关心业界生存的状况，没有共同体意识，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业界一些人把板子打在学界整体层面，有点一刀切的问题，存在不辨事实背景脉络等问题，我觉得要求有点过。其实学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帮助业界发声，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那么做。当然，建立学界和业界的共同体是有必要的，它能够形成一个广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圈域。
　　
　　新闻学界和业界在出现一些重大的问题面前，可以形成跨学科的协作，从不同的视角，学界的学理视角和业界的操作视角来共同探讨，可以形成观念与实践上的闭环，解决问题会更有效。包括媒体融合的问题、新闻专业主义的问题、伦理道德的问题，甚至包括中国话语权问题，这些学界和业界都是可以共同讨论和实践的。其实目前两者之间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合作，比如说邀请业界一起开学术研讨会，来学校讲座等。另外，现在高校所培养的学生不只是培养学术追求，还有创业，这块更需要业界的扶持和帮助。
　　
　　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之路：传承、转型、创新——对话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文冰
　　
　　时晓莉
　　
　　    第九届（2016）中国新闻学年会于9月24-25日在浙江传媒学院召开。来自国内外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汇聚杭州，共商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借此机会，本网记者就新闻学发展的相关问题采访了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文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本届年会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可以说这个命题很宏大，且具有使命感。您如何看待我国新闻学科的发展现状？您觉得我国的新闻学发展正面临哪些挑战？
　　
　　李文冰：当前我国新闻学科发展有两个特点并存：
　　
　　一是新闻学科已成为一门显学。我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从发端到现在，已有近百年历史，学科地位经历了从“有学无学”的争论到国家权威认定到创新发展的历程。说它已成为一门显学，从全国高校新闻学专业点的数据可见一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点已达1080个，约460多个学校，20万在校大学生，近5000名在校教师。高等教育几乎全方位涉足新闻传播教育：综合性大学、行业特色院校、地方性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同时，新闻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全国各地社会科学系统、媒体单位、新闻院系都设有研究机构，建有学术组织。
　　
　　二是新闻学科发展滞后于当前新闻业的蓬勃发展。具体来讲，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媒体生态变革的挑战。我国新闻学科从报学起步，拓展到广播电视学，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媒体新闻领域，在新闻史学、传统新闻学理论和新闻实践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移动互联技术的迭代运用，新媒体发展迅猛，传媒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新闻学科虽然已开始关注新媒体研究和新媒体教育，但以新闻学科建设服务、引领日新月异的行业发展上，在新媒体人才培养上，都有一定距离。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挑战。中国新闻学科，特在哪里？如何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如何回应时代的重大问题？如何加强和体现中国新闻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三，提升中国新闻学的国际影响力的挑战。如何通过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如何用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讲好中国故事？
　　
　　本届年会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就是本着一种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这是一篇大文章。这次年会，国内外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汇聚浙江传媒学院，就是要共同探讨中国新闻学发展的核心问题，共享新闻学学术研究前沿成果，共谋新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创新，为中国新闻学建设尽绵薄之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您认为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您觉得我国新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
　　
　　    李文冰：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学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哲学社会科学起支撑作用的十一大学科之一。早在2004年，新闻学就被国家确定为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之一。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我国新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我想围绕三个关键词来回答这个问题：传承、转型、创新。
　　
　　一是学科框架和知识体系的传承、转型和创新。过去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中心，新闻学学科框架和知识体系的架构都围绕传统媒体实务和经营管理展开，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由此在中国确立起来。传统优势不能丢，但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新闻学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转型和创新，网络新媒体、数据新闻、媒介融合应成为新闻学科体系的新的重要内容。现在教育部本科目录下的新闻传播类专业设置仍采取传统专业加互联网的模式，在传统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五个专业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出版学和网络与新媒体，如何转型和创新为互联网+的模式，更加科学地设置专业，我认为是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重要方面。
　　
　　二是新闻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传承、转型和创新。传统媒体和大众传播主导人类信息交流的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使命主要是培养新闻专业人才。在传播主体全民化、传播载体个人化、社交化的今天，新闻传播教育应该既培养传统媒体精英人才，又培养新媒体从业者；既培养新闻媒体需要的专业人才，也要为非新闻机构培养公共传播人才；既培养职业传播者，也要培养全体民众的媒介素养与传播能力。
　　
　　三是学术科研的传承、转型和创新。要拓展研究领域，重视理论创新，从研究传统的实务、经营管理、受众，向网络新媒体、媒介融合、新闻可视化以及公众研究、舆情研究、媒介话语研究等多领域延展和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网：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在您看来，新的媒介环境的变化对新闻传播学教育带来哪些影响？您觉得一名合格的新闻系毕业生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李文冰：新的媒介环境的变化对新闻传播学教育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我想从学生和学校两方面来讲：其一是对学生选择专业的影响。新的媒介环境变化意味着信息传播的广泛性和易得性，自媒体平台正在混淆新闻和信息的概念，新闻的专业性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这一变化让传统媒体生产和媒体人的生存产生危机，进而对这个职业环境产生冲击，自然而然地对学生的专业选择、对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理想和专业性产生影响。这几年新生入学接受始业教育时，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新闻伦理以及新闻职业的未来问题。其二是对学校传统的新闻教育理念、观念，对人才培养定位，对课程体系、师资结构以及教学模式带来的冲击，传统新闻学和新闻传播教育的边界被拓宽了。但变与不变是辩证存在的，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我们有需要坚守的，比如人文情怀、职业理想；有需要创新的，比如新媒体生态对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新要求。
　　
　　作为一名合格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毕业生，有五方面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崇高的新闻理想、人文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二是开放的国际化的视野，三是厚实的知识底蕴和文化素养，四是高新的全媒型专业技能和移动互联网技术，五是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养？谈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否需要回避新闻自由？
　　
　　李文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新闻领域基本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包括新闻传播的本质、属性、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新闻和舆论的关系等问题，二是对无产阶级党报思想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源于实践、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中占据指导性地位。如今在中国的新闻理念和新闻实践框架下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最大的障碍在于：教育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识的片面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阐释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同时又对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党性原则进行规定，这是毋庸置疑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养，关键在于同时坚持两个牢固树立：一是牢固树立党的意识、政治意识；二是牢固树立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的人才培养理念，培养兼具高尚人格品德和高度复合的全媒人才技能、懂新闻传播规律的高素质人才。我们要始终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贯穿新闻教育的一条主线，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贯穿到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教学中去，贯穿到课堂教学和校园文化建设中去，使新闻学真正成为一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使学新闻的学生真正成为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优秀人才。
　　
　　谈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如果回避新闻自由问题，那就是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我国《宪法》对言论自由作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关键在于要引导学生对西方新闻自由观念要有正确的认识。对于现当代美国大众媒介而言，《宪法第一修正案》是至关重要的原则，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于新闻和出版自由的保障并不意味着言论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也不意味着绝对禁止国家对言论的管制，新闻自由是一种受限制的、可克减的自由，它要受到其它权利的限制，如名誉权、隐私权的限制。对于政府而言，任何一个政府，防止诽谤性言论和攻击以确保国家安全，比任何其他社会利益都重要，事实上，美国现在正在推崇正面新闻学。
　　
　　以不变应万变做中国传播学的“铺路石”——对话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胡翼青教授
　　
　　王静
　　
　　借南京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建设80周年庆典之际，第十三届中国传播学大会于2016年10月15日—16日在南京举办，主题为“公共传播：新理念、新挑战、新机遇”。此次传播学大会的主题设置有什么特别意义？如何审视当代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传播学未来发展路在何方？带着这些问题，本网记者独家对话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胡翼青教授。
　　
　　现实思考：怎样重建传播所应担负的公共性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网：今年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建设80周年，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南大传播学专业有哪些特色优势？正面临哪些挑战？
　　
　　胡翼青：回顾过去80年，南京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时断时续，真正连续的办学时间至今只有30年，新闻传播学院更是迟至2003年才成立。虽然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成立时间比较短暂，但它在学科成长方面做得很有特色。比如我们在互联网与当代中国研究、传播社会学、传播理论与传播学术史等方面在国内做得有一定的口碑和声望。
　　
　　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少学术氛围和机遇。南京作为一个二线城市，与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相比，可能获得不了那么多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仅是资金、课题，更多的是氛围和机会。在南京做学问，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和圈子里的掌门人或者规划业态的大咖有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外部环境面临较大挑战。尽管我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论坛、沙龙，来拉动整个南京的学术氛围，但却总有一个困惑：搞这么多学术活动，方向是什么？对于很多年轻学者而言，自娱自乐未必会给他们带来成就感。
　　
　　二是人才稀缺。优秀人才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稀缺资源。南京整个城市的气氛和机遇不像一线城市那么出色，而且房价也不低，所以很难吸引那么多优秀的学者、海归或青年博士来南大任教。优秀人才在就业时更倾向选择北上广这样的城市，而不是像南京这样的二线城市。这是很现实的一个挑战。
　　
　　三是资源瓶颈。尽管在“部校共建”工程的推动下，南大新闻传播学院在硬件条件、课题经费、成长空间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比如我们仍然没有能像中传、人大、复旦一样，开办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这是一个很硬性的资源瓶颈。
　　
　　四是视野局限。在南京这样的区域性城市，学者们的视野会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很多学者容易知识老化，域于一种地方的眼界，因而无法准确地洞察时代的问题，把握时代的脉搏，格局还是小了一点。
　　
　　中国社会科学网：本次传播学大会的主题为“公共传播：新理念、新挑战、新机遇”，设置这个主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胡翼青：创办于1982年的中国传播学大会是和中国传播学共同成长的一个会议。随着社交化媒体的兴起，网络化社会关系正在逐渐取代大众传播所构建的社会秩序。在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去重建传播所应担负的公共性的使命，这是很让当代传播学者焦虑的事情。一种新的社交化媒体，当它登上历史舞台，就会深刻地改变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和位置。这种改变会使原先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发生一些变化。新闻媒体的公共性、新闻传播从业者的公共性理念，是否都受到了社交化媒体的挑战？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思考。本届传播学大会的主题策划为“公共传播：新理念、新挑战、新机遇”，个中原因就在于此。
　　
　　“媒介融合”：不是互相抄袭而是互补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总书记曾指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您所理解的“媒介融合”是什么样的？
　　
　　胡翼青：咱们就以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网说事。我认为，不同媒介应该根据各自不同的属性去发展形成互补的格局。报纸的互联网可以走深度路线，发表长篇大论的文章。而微信公众号主要应该抓住文章的亮点、创新点，最重要的是要抓到一个问题最让人感到兴奋的触点。如果没有抓到这个点的话，就会很平庸。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一定要让人感受到一种情怀、一种兴奋、一种激动，否则就成为互联网文章的照搬照抄。把互联网上的文章直接照搬到微信公众号上，这绝对不是“媒介融合”，这叫互相抄袭，形不成一种矩阵的态势。我所理解的“媒介融合”就是互补，完全不同的媒介形式，做文章时应该有完全不同的思路。所以应该有一个中央厨房的概念。中央厨房里既有报纸，又有网站，既有音频，又有视频，不同媒介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精加工，而不是直接照搬照抄。媒介的技术、媒介的形式、媒介的内容之间，一定是高度耦合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媒体发展“两微一端”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会追求粉丝数、阅读量、转发量等硬性指标。而学术网站面对的是一群高端的知识精英，可以说是非常小众，因而学术网站的“两微一端”在粉丝数、阅读量、转发量等指标方面很难突破。您觉得要想做好学术网站的“两微一端”，该从哪方面下手？
　　
　　胡翼青：“两微一端”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更像是一种组织传播，如果是组织传播的话，要想像大众传播一样商业化、大众化，是很难的。它可以形成一种组织的良好形象，形成一个围绕在组织周围的社区，但是却不能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商业利益导向的大众媒体。扩大大众的影响力和形成高端的学术社区，这本身就是两个相反的发展方向。当你照顾大众的口味时，势必会冷落学者，反过来，当你照顾学者的学术追求时，普通大众就不会买单。做好学术网站的“两微一端”，方向不能搞错，应该是组建一个学术社区和学术共同体，为组建无形学院提供服务，形成一个学术社区层面的认同，在少量知识人群中形成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不是把它做成一个大众传媒，进行学术科普。学术交流是主功能，学术科普是辅功能。如果把方向搞清楚了，那么做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了。
　　
　　新闻传播学教育：以不变应万变夯实学生素质
　　
　　中国社会科学网：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新的媒介环境变化对新闻传播学教育带来哪些影响？您认为应该如何去应对这种变化？
　　
　　胡翼青：新媒介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快，导致很多课程跟不上形势，比如新闻写作课，可能学生刚上完这门课，外面世界关于新闻的界定就已经变了。我个人认为，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应该以不变应万变，需要更深层次地挖掘学生的素质。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不应只是教会学生一些具体的业务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夯实他们的内在素质。我们应该培养出的应该是有更大可塑性的个体，而不只是培养出一个刚毕业就已经定型、只能做好一类事情的个体。一个大学生，如果不能洞穿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动因，那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技术更新换代太快，怎么都跟不上，所以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还是应该在传统文科的读、写、议这三件事情上，夯实自己的能力，包括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审美能力、发表观点的能力等等。有了这些基本能力，我相信在任何新媒介时代，学生都会随着媒介的变化形成自己的一套适应能力。在新媒介技术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下，反而更需要强化人文素质、文化素养的培养，否则驾驭不了日新月异的技术。新闻传播学教育不能太专，不要让细枝末节的雕虫小技，损毁了应该灌输给未来的新闻传播学从业者所应该知道的人间大道和家国情怀。
　　
　　摆脱“舶来品”：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平等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如何看待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您觉得中国的传播学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
　　
　　胡翼青：传播学进中国快40年了，却一直没有摆脱“舶来品”的特征，它的知识体系、概念体系基本都来自欧美。我个人认为中国的传播学仍然是个小学科，影响力还是不够大，而且它目前好像还迷失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定位比较混乱。此外，传播学者头脑中似乎很难形成一张清晰的知识地图，既不知道有些什么样的理论脉络，也不知道本土研究应该借助哪些资源，一系列的理论教条倒是大行其道。这就是传播学研究目前面临的一个现状。将来社会如此之媒介化，传播学如果不能对因为媒介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变化给出自己的答案，不能从中梳理出从传播学视角解释社会的线索，毫无疑问，传播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合法性。所以，传播学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
　　
　　我个人认为，传播学未来一定是往两个方面发展。第一个方面是，用越来越精密的工具、研究方法去回应问题，给出比原来更专业的对策，比如大数据。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如何把传播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之根连接起来。做新闻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要能跟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话，形成从应用到理论脉络之间的一条通道。如果这条通道打不通，传播学未来的发展会很艰难。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可以很轻松地跨界发表自己的观点，相比而言，新闻传播学的话语权似乎比较薄弱。传播学没有办法在新媒体环境中，以一种积极的挑战者的姿态去阐释世界，问题就出在它原来就不是一种有战斗力的理论，不是一种有阐释力的理论。传播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外部坏境，而在于自身的积贫积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传播学任重而道远。
　　
　　坐得冷板凳：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刚才讲到，传播学在中国一直没有摆脱“舶来品”这一特征。习总书记曾说过，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您认为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传播学？
　　
　　胡翼青：每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带有各国烙印的。自然科学可以跨越国界，但是哲学社会科学是基于各国文化基础之上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定是与中国的综合国力、中国在世界的主导性话语权关联在一起的。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话语权的不断增大，中国人的视角、中国人的经验以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定会成长起来。
　　
　　文化需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牺牲自己，去做一些最基础的开山破路、逢水搭桥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一代传播学者来说，使命就是要把传播学这一个学科的概念、理论等基础性的工作做扎实。我把我们这一代人形容为“铺路石”，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扎根在最基本的理论土壤里，做好最基础的工作，为培养下一代学者默默耕耘。如果中国人连一本自己写的传播学史或新闻学史都没有，还如何谈理论创新？越是要做有原创性的东西，就越需要扎扎实实埋头苦干，而不是大干快上，追求数量和轰动效应。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只有坐得冷板凳，才有可能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都能够脚踏实地，不计得失，相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一定会提前到来。
　　
　　“法”“新”结合培养三位一体新闻人才——专访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
　　
　　时晓莉
　　
　　    10月15-16日，中国传媒法治建设高峰论坛暨首届“何微法治新闻奖”启动仪式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38所高校及20余家媒体与公检法司等相关机构代表齐聚西安，共同探讨媒介融合时代传媒法治建设的前沿话题。新媒体环境下，如何推动传媒法治学术研究，培养法制新闻人才，围绕相关问题，本网记者采访了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首先请孙院长介绍一下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相比综合性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我们学院的特色在哪里？
　　
　　孙江：作为西北地区最早开办新闻院系高等教育的学校(1958年)，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长期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学科方向,以法新结合的显著特色使之连续获得国家质量工程一期国家级特色专业和二期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立项支持，形成了“法”、“新”结合的人才培养特色，确立了“新闻专业教育——人才素质教育——法制新闻特色教育”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现为陕西省 28 家新闻院系组成的陕西省新闻传播教育学会的会长单位、陕西省法学会传媒法治研究会会长单位和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法制新闻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2010年我院“新闻学（法制新闻）”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2013年被列入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名单，学院还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和新闻与传播硕士（MJC）授予权，有西北地区唯一的法制新闻与传媒法硕士点，也是全国三大法制新闻人才培养基地之一，陕西省社会政策与社会舆情评价的协同创新中心。
　　
　　除法学特色外，我院一直秉承何微先生（中国新闻界“三剑客”之一、有着“北甘（复旦大学甘惜分教授）、南王（复旦大学王中教授）、西北何”美誉）任副院长兼新闻系系主任时提出的“新闻有学，贴近前沿”的思想，因时而变，因事而施，我院一直坚持注重科学性、融合性、实践性的新闻教育发展理念，“宽口径、厚基础、特色化、综合性”成为学院学科建设长期奉行的理念，尤为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现了“法新结合”、“校媒合作”与“强化人文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并依托院里的现代传播实验中心（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成“卓越传媒人才培养教育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网：目前国内新闻传播学院都在逐步推行“部校共建”这条道路，您觉得这种模式对新闻传播学教育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学院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孙江：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的不断兴起，如何培养一批立场坚定、素质过硬、适应新闻事业发展的新一代媒体人才，成为学界、业界等各方关注的重点。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是时代融合发展的全新挑战，也是新时期对于媒体人才的迫切需求。2001年，上海在国内率先创立“部校共建”模式，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资源创新融合，为年轻人成长提供更宽广的天地。如今，这些宝贵经验已经成为国内新闻学科教书育人的典范，极大促进了业界学界互动，促进了教学与实践结合。
　　
　　对于我们学院来说，目前虽然尚未开展部校共建工作，但长期以来，发挥实践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一直是我院建设的重点。为此学院建设了资源丰富的校外导师库，聘请资深的新闻传媒从业人士作为校外“实践导师”，积极倡导“实践导师”进课堂，在学校开设前沿、实务讲座课程，指导学生论文、实习、就业，甚至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的制定。
　　
　　与此同时，学院开创性地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合作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并积极建设校外的实践平台：在陕西，和新华社、中新社、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中央媒体驻陕机构、陕西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电台、凤凰网、西部网以及印刷出版设计公司和广告公司等文化传媒单位形成合作关系，建立西法大传媒实训基地，甚至联合开设相关电视、广播和网络栏目或承揽其他文化创意项目等，并且把栏目制作部或项目部直接建在校园里；在北京，与新华社、人民网、《法制晚报》、国资委《市场观察》、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播中心等文化传媒单位签约搭建我院在北京的传媒实训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网：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传媒队伍迅速扩大，不仅颠覆了媒介格局，改变了传媒生态，也给新闻传播学和传媒法治领域带来了诸多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您如何看待我国传媒法治建设的现状？您觉得需要修订和增补哪些传媒法规？
　　
　　孙江：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便深刻地指出，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对于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同样，在这样一个媒介变革的时代，新媒体也正在深刻地影响并改造着社会的各个方面，给法治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很多新现象、新问题在既有的法律框架里找不到到对应的规则，同时新媒体在传播信息上的力量空前强大，探索以法治为基础的新媒体管理模式，也显得格外迫切。对于传媒法规的修订和增补，也还有着很长的路需要走。
　　
　　中国社会科学网：新闻和法律都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相比较容易形成共识的法律界的职业共同体，貌似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构建没那么容易。孙院长作为一名政法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您对促进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
　　
　　孙江：所谓职业共同体，是指以职业为纽带的社会群体，其内部成员具有共同的特质，对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可以说，这是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力量。我国的新闻业正处在飞速发展的阶段，也确实很需要构建一个团结、稳定的新闻职业共同体。但正如杨保军教授所言，“新闻主体论意义上的全球新闻共同体，是一个刚刚开启的新问题，更为实际的问题是，全球新闻共同体在客观上还是一个理想的或想象性的存在，只有人类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所谓的新闻共同体也才能真正成为可能，但全球新闻共同体的构建，也许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应该优先起步的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2·19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概括起来48个字：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您觉得这48字对于我们学院法制新闻人才的培养有哪些指导意义？
　　
　　孙江：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在今天已经日益成为现实，中国成为世界传媒格局当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的冲击、全球化带来的体制与文明的碰撞，也势必对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带来重要影响。我国相当一部分的新闻传播单位开始发生从纯事业单位转化为以事业为主导、以产业为辅助的二元化的结构，社会的舆论环境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显示出各种新的新闻传播问题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这48个字，再一次印证并强调了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党性原则，这也是在我们做好新闻事业的基础。这48个字对于法制新闻人才的培养的指导意义，可以用习主席的另外一段话来回应这个问题：“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提高业务能力，勤学习、多锻炼，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要严格要求自己，加强道德修养，保持一身正气。”
　　
　　学界和业界需要“融合发展”——对话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刘明洋教授
　　
　　时晓莉
　　
　　“学界跟业界之间到底谁主谁副，谁先谁后，我觉得不必要纠结这些关系。”在谈到新闻学界和业界关系时，刘明洋教授深有感触地说。从在大众报业集团从事新闻业务，到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从事新闻教学与科研，刘明洋教授一直尝试搭建一座桥梁，让学界和业界真正地融合，共同致力于新闻人才的培养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关于部校共建、关于传统媒体的未来发展，听听刘教授怎么说。
　　
　　部校共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重要是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网：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应该算一个比较年轻的学院，今年刚成立，请刘院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学院成立的契机以及目前的发展状况。
　　
　　刘明洋：我个人觉得，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成立有两个重要契机。第一个就是推进部校共建。部校共建是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推出的一项加强新闻学科建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举措。首批选择10所学校共建，山东大学属于十所之一。部校共建设活动从2013年开始布置。当时，还是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随着部校共建工作的推进，国内一些高校纷纷独立建制新闻传播学院。山大也是为了更加扎实有效地推进部校共建工作，决定成立独立的新闻传播学院。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第二个就是加快学科建设。山东大学从1996年开始招收新闻学本科专业，2012年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2014年又争取到博士后流动站的设置。目前，山东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已经建立起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这样一个完整的培养体系。尽管在师资数量、招生规模上不算很大，但具备了加快学科发展的基础。
　　
　　从学校层面来说，独立建制新闻传播学院，也有利于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大力支持、积极推进新闻传播学科的快速发展。目前，新闻传播学院正在制订３-５年的学科发展规划。作为一个新建学院，应当更有朝气、更有活力、更有冲劲。我们希望能按学校的要求和学科自身的特点，将创新、开放、合作、交流等理念渗透到学科发展之中，坚守学科基础，凝炼学科方向，突出学科重点，广泛整合校内校外资源，实现学科的快速发展，也为全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作出山东大学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网：独立挂牌容易，实际运作不易，您认为在推进部校共建工作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刘明洋：部校共建，现在很多高校都在做。到底怎么去做，如何做得到位、有成效，我们也一直进行思考，并努力付诸实践。我觉得，重要的是创新。
　　
　　首先是平台创新。需要建立有效的平台，建立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和研究于一体的相应机构，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当下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实践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去解决当下新闻传播学领域遇到的问题。这样，才能持久。
　　
　　其次是成果创新。这包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实践应用成果。有了这两个方面的成果创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取得好的效果。
　　
　　第三个是教学方式创新。教学的重点，内容的规划，课程的设置等，都值得创新。比如，加强大学生新闻理想教育，除了校内课堂，建设校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基地也很必要，可以让学生熟悉新闻职业，了解这个职业所需要的能力、素质、精神，了解这个职业所可能意味着的困难、奉献甚至牺牲。
　　
　　第四个是教师队伍创新。创新的目标，是要形成一支既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能力、又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这需要有规划、有步骤地推进。
　　
　　学界和业界之间要打通关系扩大学科的社会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刘院长本人曾在大众报业集团从事新闻采编业务和报纸管理28年，获国家和山东各种新闻奖项多次，2013年调入山东大学。从新闻业界到新闻学界，对于身份的转变您有什么特别的感悟？您如何看待学界和业界之间的关系？
　　
　　刘明洋：学界和业界的融合、打通是整个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重要环节。我在业界工作20多年，进入学界才2年多，深感二者之间存在着互相需求，互补性很强。
　　
　　业界深处新闻传播实践前沿，这几年创新发展很快，遇到的现实问题很多。现在很多媒体设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围绕实践领域开展相关研究，探索发展规律，但总体上困惑多于结论。所以，需要学界的支持。
　　
　　新闻传播学本身是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就学界而言，需要以问题为导向，而且要对接国家战略，比如说品牌传播、信息安全、对外国际形象传播等。新闻传播学很多研究领域，其实都是在国家战略框架内设置自己的研究重点和方向的，这是体现学科影响力和价值的重要方式。所以，脱离业界需求的封闭式的学术研究，可能就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如果结合实际的应用去研究，结合战略性或区域性的话题去研究，那么就不只是在学科内部产生影响，最重要的还会扩大学科的社会影响力，提升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
　　
　　当然，学界跟业界之间到底谁主谁副，谁先谁后，我觉得不必要纠结这些关系。国外很多高校就是联合媒体一起做实验室，高校的学术成果是从实验室出来的，媒体很多新产品的研发也都是从实验室出来的，这样，学术成果就可以直接应用于媒体实践。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值得我们去借鉴。你不是直接做媒体的人，你要告诉做媒体的人怎么做得更好，你不是做舆论管理的人，你要告诉舆论管理的人怎么做好舆情管理和控制——没有学界与业界的打通，很难实现。国家倡导协同创新、协同研究，学界和业界的协同，是很重要的方面。
　　
　　传媒业也需要供给侧改革内容仍是王道
　　
　　中国社会科学网：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从最初的报纸消亡论到现在的“总编已死”观点，您觉得传统媒体，包括目前的网站在内，应该怎样在这个“人人发声”的时代立足？
　　
　　刘明洋：第一我觉得要进行顶层设计，传媒产业也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我们说报纸效益为什么越来越不好，不只是新媒体的影响，是因为我们以往报纸产业的结构有问题。一个城市出现那么多的都市报，这是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同时，媒体是舆论阵地，需要承担社会职能，在内容层面也需要进行有效控制，使得整个的媒体场域里面，更多的正能量信息，主流化声音。
　　
　　第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统媒体还是要坚守新闻理想。传统媒体良好的队伍素质，对于舆论导向的把握能力，坚定的政治立场等，都是多年形成的优势，也是新闻理想的基础。坚守，就意味着媒体的公信力还在，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还在。
　　
　　第三，还是要把内容制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不管未来传播形态怎么变化，不管媒体怎样去融合，大家还是会去看你的内容。我们讲新闻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任何一个时代都离不开新闻，越是在社会转型期，新闻的力量就越凸显。如果你的内容做得好，你就能吸引和留住受众，就有机会持续做很多东西。
　　
　　第四，就是要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现在一些优秀的新闻人才，有从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流动的趋势。这一方面说明了传媒发展对新型新闻人才需求的加大，另一方面也提示高校，需要提高专家型、全媒型新闻人才的培养能力，尽快向媒体输出优秀人才。
　　
　　第五，就是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传统媒体原有的经营模式很多都受到了挑战。所以，现在很多媒体都在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比如，不仅是提供新闻，还提供服务；不仅做大众化传播，还进行个性化订制；不再基于大众化的思维，而是基于小众化、分众化的需求来进行内容供应，以及相关联的渠道建设、平台建设等。
　　
　　还有一点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新兴媒体的机制都比较灵活，很多传统媒体却还存在行政级别。所以，我觉得上述这些方面都需要思考。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自身优势的东西。如果放弃了传统的优势，完全按照新兴媒体的成长模式发展，那传统媒体要在转型发展的新媒体格局中立足，真的是很困难的。

业内信息

2016年度新闻传播学院长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