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林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女子月刊》是 1930 年代重要的妇女刊物，本身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既非纯商业性杂志，亦非妇女团体或党派所属刊物，而是女性知识分子为救国难唤醒同胞展开妇女运动的抓手，也因此刊物呈现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文章通过对《女子月刊》的全景扫描，观照出这份独特的妇女刊物在女权论述上呈具的特色，并试图考察其论述的因袭之处及影响意义。
【关键词】女子月刊；女权论述；妇女运动；1930 年代
《女子月刊》是1930年代一份重要的女性刊物，它以当时刚停刊不久、我国发行时间最长且影响最大的女性刊物《妇女杂志》（1915—1931）为标杆，接过讨论妇女问题的大旗，在当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受到读者的欢迎乃至大力支持，有“中国妇女唯一的良师益友”之美称。妇女问题自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最早关注和提出，经由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到1930年代女权运动的面貌与内容有所变化和迁移，本文以《女子月刊》这份19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妇女刊物为对象，分析刊物中的相关女权论述，并试作进一步探讨：这些论述是《女子月刊》的一家之言，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1930年代女权运动的某些共同面貌？如果说女权论述其来有自，那么《女子月刊》的论述有何因袭之处，它们从哪承接而来，又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此后妇女问题的走向，这也是本文的措意之处。
《女子月刊》由姚名达、黄心勉夫妇在上海创办，刊物发行的起讫时间为1933年3月8日至1937年7月，除第2卷时因查扣风波停刊一期外，每月如期出版，共出版有5卷7期，总计53期，笔者对刊物进行了全景扫描，发现《女子月刊》的女性论述呈现鲜明的特点。
1 贡献国家命题下的女权论述
肇始于战争的《女子月刊》，其创办的直接动因就为“救国”。创办人姚名达，暨南大学教授，梁启超高足，有着浓厚的学术热情与不俗的学术抱负，本一心沉浸在书斋中勤勉耕耘。其妻黄心勉勤学向上，日有精进，渐有文章见诸报端，署名“达心”发表在《妇女杂志》上的长文《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就为黄心勉所作（该文后来还出版成书）。“达心”的笔名取姚名达和黄心勉名字中各一个字组成，夫妇二人也确实学问上切磋砥砺，情感上琴瑟和谐。可以说姚、黄二人在经济、情感、志业上本都有较好安顿，然而1932年日本轰炸上海，面对家毁国破以及日重一日的国家危难，姚、黄夫妇实再难安坐，冥思苦想以求救国手段，最后决计创办《女子月刊》。因此，《女子月刊》一出生就带着“为国”的基因，其国家关怀突出，希冀通过《女子月刊》的出版为国家作出贡献。
《女子月刊》最显现的体现国家关怀的是：创办伊始特别设立“国难特别讲座”栏目，讨论女子救国的方法、切实指导女子培养相应救国本领，如战时看护常识等；设有“时代知识”栏目以解读各种国际时政问题；在每年的“新年特大号”中，不单盘点上一年度的中国妇女运动、妇女问题，还对中国经济、政治、国际局势等问题进行盘点。刊物这种种的设计，均旨在引起女子对国家和时政的关注，使之了解国家危难情形激起其爱国之心和救国之切。当然这也并非说《女子月刊》时刻紧绷着国家问题这根弦，它毕竟是一份妇女刊物，是“对我同性作智识上的服务。使得我们同性有文章有地方发表，有怀疑有地方解决，想知道的学术有地方可以获得，想休息的时候有地方可以消遣”，主要内容是讨论各种妇女问题，介绍国内外妇女生活状况，提供女子需要的各种知识并发表女性作品。但必须看到的是，其“为女子作智识上服务”的落脚点是为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其中的逻辑是：以《女子月刊》为平台，为女性提供有用的智识，让女性成为具有社会生产能力者，从而能从事相应的职业，不再做“分利者”，而是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重要人力资源——中国占一半的人口由“分利者”变为“创利者”，则民族解放、国家富强指日可待也。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女子月刊》在办刊过程中遭遇各种周折困厄，如经费极端困难、人力高度紧张，中途还遭逢创办人黄心勉离世、刊物被政府查扣等问题，主办者始终维持《女子月刊》于不坠，直至“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不得不停刊。对刊物贡献国家之价值的体认，是刊物能始终坚持出版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际上，妇女问题自晚清浮出历史的地表起，就始终与民族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救国论述不断将妇女整编进入救国序列。维新变法时期对妇女问题的讨论与重视，是旨在改造女性成为“国民之母”“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参与进强国之梦。清末时节革命风潮激烈鼓荡中，缔造出“女杰”这一新的时代性别范式，更是直接将女子纳入革命的队伍。1930年代，《女子月刊》以国家利益为诉求来创办刊物和发展女权，其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有何不同之处，则“国民母”是女性始终处于家庭角色范围之内，“女杰”虽然打破了以家庭为中介，女性直接与国家产生联系，因此女性也更易觉察到个体自我的独立存在，但这一性别范式以男性行动作为衡量标准，也为女性在真实性别和身份认同上带来很多矛盾和挣扎，同时革命结束后，女性还必须面对“革命的第二天”的问题。而《女子月刊》时期，难得的是国家利益的谋求开始与女性个人的发展形成迭合，其救国是通过培养女子职业能力来实现的——而职业是为女性带来独立和自由的重要力量。颇有意味的是，《女子月刊》将国家利益作为其女权论述的落脚点，与此同时女性也以此为策略来为女子职业问题广开言路：“妇女是要起来要求有新的工作……要认定这是我们应有的权利！……但是，妇女们这样要求，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却也为了种族的前途”。“不仅系着妇女本身的振兴或没落的问题，而且也是系着人类的种族的强盛或衰亡的问题”。女权论述被国家利益收编的同时，女性也以此作为发展自身的护身符，这也进一步说明女性从来就并非只是性别再造中的被动接受者，改造女性的力量和女性自身的诉求总在相互协商，在交织着变动前进。
《女子月刊》国家利益与女权的论述相互迭合，有一现象颇值得注意：即这一迭合的情况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如前所述，《女子月刊》创办中期不幸遭遇主编黄心勉的离世，因此它被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由黄心勉任主编，后期则主要由姚名达负责，客观上造成基于同一宗旨下不同性别主编的前后主政，正好为我们观察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和平台。仔细观之，姚名达主持时期，更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尽管姚名达是妇女运动忠实的同情者，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精力来支持《女子月刊》，但其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注明显重于对女子权益的关注。换言之，即女子智识的提高是手段，国家利益才是其真正注目之所在。而黄心勉时期，其创办《女子刊物》的目的首先是帮助女性走出蒙昧，获得自立，至少“把愚鲁的自己聪明，把痛苦的自己解放，把怯懦的自己健壮”，然后才谈得上救国。女性处境的变化本身就是目标，穷则独善“女身”，达则兼济“国家”。男女对女权问题认识与操作中存在的分殊，也是何以妇女运动需要女性自身的参与的原因所在。男性的同情与倡导尽管是发展女权的重要力量，但男性也易将妇女问题工具化，将其作为改良社会、改革国家的转接轴，而在这个转接轴的过程中，女性真正的需求往往将被忽略甚至避而不见。
2 发出女性声音，集结妇女力量
《女子月刊》鼓励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女子月刊》前期对作者性别进行区分（后因作者投稿时常未注其性别，分辨困难，从第十期起未再注明作者性别），笔者抽取《女子月刊》第3期（共47篇）、第4期（共39篇）进行统计，计算得出两期男性作者的文章均为12篇，尚不足总数三分之一，可见其作者群体主要是女性，刊物为女性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女子月刊》在发刊伊始就明确表示“想替天下女子制造一座发表言论的播音机”，有积极发表女性作品的自觉，并大力提倡。“文艺境界”一直是《女子月刊》的主打栏目，它是提供给女性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发表作品多，所占篇幅大（始终占到全刊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比重），而且囊括各种文艺形式：小说、诗歌、小品、剧本、书信、日记等，鼓励女性用各种文艺形式来描述自身的境遇。除此之外，《女子月刊》还通过不断组织征文来有意识地引导女性进行表达。特别是黄心勉时期，几乎每期都有主题征文。“理想中的爱人”“假如我有了爱人”“假如我有了儿子”，引导女性来思考与女性切身有关的恋爱、婚姻、母职等问题，并试图通过讨论形成共识；“我的烦闷”“自我的表白”“爱与恨”，为女性倾吐自身的情感、痛苦、不幸提供平台；“我的社会经验”“我在学校里的活动”“我的家庭生活”的征文，以期呈现女性生活面貌，等等不一而足。
不同于以往妇女问题的关注者与讨论者多是男性知识分子，《女子月刊》对这一女性自身的议题呈现出明确的主体意识，这在《女子月刊》男女作者署名方式上有生动反映。一开始《女子月刊》表示性别的方式是：男性作者名字后面加“先生”二字，女性作者后加“女士”二字。可能如此操作颇为繁琐，第二期则改用当时的惯例，男性作者直接列其名，女性作者则在名后加“女士”二字。到第三期则一律改为：女性只列其名，男性名后加“先生”二字，原因是“本刊是女子办的，女子是主人，自己同性做文章是应尽的义务，那能自己尊称自己呢？男性投稿是对于我们加以善意的赞助，我们真是感激他们，理应尊称他们，才是道理”。事情尽管微末，却反映出《女子月刊》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女性才是女子事业的责任担当者，男性则是备受欢迎并予以尊重的支援者。
明确妇女运动是女性自己的事情，《女子月刊》始终不遗余力地号召女性共同参与，黄心勉一再表明：“这《女子月刊》并不是创办人私有的‘同人杂志’，乃是读者大家共有的杂志”，号召“读者们！请你们了解我们，请你们帮助我们！这《女子月刊》办得好不好全看你们的努力不努力呀！”《女子月刊》也确实吸引了很多女性一起参与：写稿支持者有之，进店料理编务者有之，黄心勉繁忙或病重时任主编之责者有之，黄心勉去世后同心协力成立编委会维持并谋划《女子月刊》进一步发展者有之，《女子月刊》有停刊打算时强力反对并热切鼓舞者有之，《女子月刊》不尽如人意有下滑趋势时敦促调整者有之，《女子月刊》的读者、作者、编者共同把它当成妇女运动共同的事业，一起戮力经营。
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集结女性自身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是1930年代妇女刊物共同的特征。《玲珑》表白其“是一般想说而没有机会的妇女，得到一个发表意见的地方”，也号召“姊妹们的诚意合作，使玲珑成为一个最优美的妇女刊物”，“我们要利用这刊物的力量，达到提高女子地位的目标”。《申报·妇女园地》亦如此：“我们现在开辟了这小小的园地，希望同胞们合力来灌溉。努力来耕耘，抒写你们的所要主张，诉说你们的一切苦难”。但《女子月刊》表现得尤为突出，读者的参与之深、集结的力量之大，在妇女刊物中亦是少见的。这与姚、黄夫妇办刊的赤诚精神有巨大关系。姚、黄夫妇倾尽个人家财创办《女子月刊》，不做商业上的盈利，而是以此为妇女运动的机关，来为“为女子作智识上服务”。举个人之力做文化之伟业，其困难可以想见。这也让原本完全可以过一种布尔乔亚式生活的姚、黄夫妇，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极端窘迫，“把随时收入的金钱都花作印刷费了，每天都感着极度的恐慌，逼得刻苦度日，不敢浪费分文”，“每日买菜，仅用小洋二角……物质享受，菲薄已极！以致营养不足，面黄肌瘦。较之店员可享食每月八元每餐七碗之包饭者，已属不如。有时因分文无存，则数日不能买菜，只嚼店员食余之宿饭以度日”。事务异常繁杂，“自朝至暮，工作不休。”“蓬头垢面，连吃一顿饭也要停止数次去办事。”“常常在印刷校改错字，到晚上十二点钟才回家。”而维持《女子月刊》过程中种种的困难、委屈、坚守的决心等，姚、黄在刊物上一一细细诉与读者，并始终表示：“绝不忍眼见由我培植，且有达民命之稻麦以缺乏水源肥料而枯死，一息尚存，当竭尽口涎眼泪乃至心血以灌溉之，而苟延其生命。”黄心勉撒手人寰时仍放不下《女子月刊》，“我的工作没有做完，希望你们负起责任干下去！”读者深为其精神、毅力和抱负所打动，进而认同和支持他们的这一“为女子作智识上的服务”之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女子月刊》的编者、作者与读者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以《女子月刊》为阵地，共同“为女子作智识上服务”。
到1930年代，无论是妇女刊物的编辑还是撰稿，女性都能成为主要力量，这跟女子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据统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女性在各类学校中的人数迅速增长，以中学为例，1929年全国女子中学生人数已达到33073名，1931年升至56851名，占全体中学生数的14.94%。随着受教育女性人数的增加，有表达能力的女性越来越多，而且不少女性表现出对写作的热情甚至希望从事写作，妇女刊物上女性作品的增多也就不再是困难的事。实际上此前阶段的妇女刊物也并非不重视女性的声音，如《妇女杂志》即屡屡在刊物上呼吁女性读者的参与，只是响应者寥寥而已，或许非不为也，乃不能也。而伴随着教育给女性带来的内在变动，女性开始更为关注妇女问题，也有能力来主持和参与讨论。与此同时，男性力量在此时期呈现整体性退场趋势，女性也就开始自觉肩负起这一担子，成为一股新的力量，接续妇女解放运动。
3 以女性本身的自觉为诉求
《女子月刊》以女性本身的自觉为诉求，是指其对女权的争取不指向两性的冲突与对抗，亦不指向社会结构的调整等外在因素，而是把女权的获取建立在女性自身的长进之上。
客观上是到1930年代男女平权至少在形式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法律明文规定，男女均有财产继承权；大学开始招收女生，男女同校，女性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职业的大门也开始向女性打开，等等。用妇女刊物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客观上，妇女的地位已经提高到和男子平等了；法律和道德对于妇女的束缚，亦早已完全解放了。我们所需要的，是妇女本身的自觉，觉悟到自己是已经解放的人，是尚未解放的国民”。男女已获平等之地位，外在问题似已无可争之处，然而妇女依然承受无数的痛苦，《女子月刊》将根由归为女子智识的不够，因此要争取的女权，最重要的是提高女性自身的智识。也因此，《女子月刊》反复论述的是女性应努力获得智识、讨论的是女子如何获得智识，并努力为女子提供相应智识。刊物中“妇女常识”“百科知识”“应用技术”等重要栏目，就是紧紧围绕着开发女性智识这一宗旨而展开的。为配合《女子月刊》的发行，黄心勉、姚名达先行创办了女子书店，书店与杂志形成配合，一以书籍的形式，一以刊物的形式，共同为女性提供智识。女子书店“女子文库”的出书思路是：“将现代中国妇女最需要的知识，编译为书，贡献与一般家庭妇女、职业妇女及女学师生，使她们对于人生更进一步地认识清楚，对于治家、处世、卫生、求学的方法，皆有深刻的领会，以免除向来瞎摸瞎撞到处碰壁之苦。”这一思路显然也始终贯彻在《女子月刊》中。
《女子月刊》这种反求诸己的女权获取方式，它不指向两性对抗，相反一再剖白其种种女权论述并不是和男子作对或者要夺男子的权力，更不是要反将他们压迫下去，而是认识到既然地位和权力平等，那么智识、能力、义务均要平等，因而要开发妇女的智识。这种女权论述方式，一方面与中国的妇女运动本来就有“对事不对（男）人”的传统有关，另外一方面也不乏是一种策略：不引起男性的反对并得到他们的支持。获得男性支持，一直是《女子月刊》希冀和需要的，《发刊辞》就朗声吁请：“希望有才学的同性和关心妇女福利的男性永久扶助我们，使得本月刊长存于宇宙间，占文化史之一页，做读者的密友。”尽管女性已发展出主体意识，但男性力量的襄赞是不可或缺的。在创办的过程中《女子月刊》也确实得到男性的鼎力支持，如孙昌树、上官公仆、鲍祖宣等不仅是《女子月刊》重要的作者，而且一直是刊物的有力支援者。创办人之一姚名达对《女子月刊》的支持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黄心勉是《女子月刊》的灵魂人物，那姚名达则是它的顶梁大柱——没有姚名达经济上的支持，就不可能有《女子月刊》的创办以及资金极端困难下的维持；黄心勉去世后，若没有姚名达的亲自维持，刊物恐早难以为继，遑论坚持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被迫停刊。
《女子月刊》也不指向政治问题。创刊伊始在《我们的态度》中明确表明：“我们这里没有左倾的共产党员或右倾的棒喝团员，所以不会专作某种主义的宣传……我们只知拥护大多数民众，尤其大多数妇女的福利，不愿左倾，亦不愿右倾。我们不愿多谈政治”。《女子月刊》把提高女性智识作为妇女解放最根本的任务，认为政治参与、社会改良等是女性解放之后的运动和现象。有读者批评《女子月刊》缺乏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女子月刊》主编几乎是顶声相呛的方式来回应这一有关“解放与参政”的讨论，“若只以几位风头主义者自吹自擂，高谈参政，这对于被压迫的妇女仍是无关痛痒，这是我们不敢效尤。我们现在是需要从实际着手，先输给妇女们以智识，培养妇女运动坚固的基础，然后再来谈到参政问题”。也就是说，智识是女权的基础，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打好基础。然而反讽的是，《女子月刊》不愿多谈政治，在国民政府党天下强宣传模式与左翼文化强劲并起的1930年代，《女子月刊》却不断被政治所问。先有国民政府对《女子月刊》第一卷第八期的查扣，后有左翼力量阿英他们以背后的力量来参与到《女子月刊》中，“要把刊物办的为我所用，也就是办成为我们党的一个宣传阵地”。
4 关注女性社会生产能力，并对女性作双重要求
《女子月刊》的“为女子作智识上的服务”是以提高女子生产能力为方向的，刊物十分关注对女性职业问题。一方面理论探讨女子与职业、女子与经济等问题，另一方面帮助读者了解各类职业生活的状况。主题征文“我的职业生活（只限女性）”“女工专号”；在“现代妇女生活”栏目不时刊载国外女性职业情况的文章，他山之石，以为攻玉；刊载《我的教师生活》《一个女店员》《女警察》《看护妇日记》等，关注国内女性不同的职业生活。《女子月刊》甚至设立过为妇女介绍职业的栏目，提供用人单位招聘女子职员的信息，也登载有意愿求职女性的相关信息。
智识、生产能力、职业与女性独立之间的转化有其内在逻辑链条，黄心勉以此取径开展妇女运动，与其身为女性的个人经验有密切关系。在求智识之路上，黄心勉遭遇童年丧父而辍学，青年时期又被婚姻、育儿等所困，深切体会到女性求智识之难。与此同时，后来随夫姚名达在上海生活，黄心勉因得余暇和指导，智识上突飞猛进，并发展出创办《女子月刊》的能力，能从事为女性服务的志业。智识不够深受掣肘，有幸得智识而获行动自由，这一正一反的切身经验，使得黄心勉能敏锐地捕捉到女子问题的关口在“智识”，并以此为切入口展开妇女运动。智识确实是获得社会生产能力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女性智识的提高能否直接同女性职业的获得划上等号？揆诸当时的社会条件，女性就业依然十分不易，能从事的职业相当有限，以当时女性从事较多的职业之一店职员为例，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的店职员人数约为22万，女性比例仅占3%。《女子月刊》二卷十一期“女性的呐喊”栏目中，读者席裕贞的来函也为女性求职之难提供了一个侧影：“不愿过寄生虫的生活，所以进了一所补习学校，攻读华文打字科，打算作一个重进社会服务的工具。但半年毕业之后，职业难求。‘那时我精神上真是万分惨痛，家庭的鄙视，亲友的讪笑，都使我万分的难堪，想不到美丽的幻梦，终于成了空虚的幻影。’”]获得职业尚且困难，更不用说那些投注于事业的女性，是否就能力证其独立自主价值的完成。
《女子月刊》在诉诸女性生产能力提高的同时，并未放松女性承担家庭责任的要求。1930年代有关“贤妻良母主义”的争论甚嚣尘上，《女子月刊》坚定地反对“让女性回家”，但《女子月刊》的反对，“并不是说女子不该做贤妻良母，我们只认为不能用贤妻良母来束缚女性，来弹压女性。每个女子不能单以贤妻良母来浪费她的一生，正和每个男子不是只要做了贤夫良父就算尽了人的义务一样”。换言之，就是女性应该在“贤妻良母”的基础上，还应“超贤妻良母主义”。也因此《女子月刊》的内容是两者并重的，有关家庭和母职的文章占很大比重。《女子月刊》专门开设有“家政讲座”“儿童问题讲座”“母教讲座”等栏目，为女性“为妻”“为母”提供切实有用的知识。其主要栏目“应用技术”，提供的也多是关于家庭的实用技术，《家庭看护术》《关于食物中毒的常识》《儿童夏服裁缝法》《家庭帐簿的讨论》，凡此种种。
在黄心勉的认识中，家庭与事业是可以并重，也是应该并举的。“在家庭前可以做生产事业，不一定要去找职业。有了职业的人，并不是就不要家庭了。”这种将家庭与社会并置的方式，实际上是对妇女作双重检验，让女子的责任更加沉重。事实上，黄心勉本人就在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夹击中不堪应付。家庭事务占据太多精力时，黄心勉甚至想要将几个孩子送人抚养，好让自己能专心为同性作智识的服务。黄心勉的早逝，一度代理其任总编、《女子月刊》的同情者陈爰认为，“勉姊是太劳苦，太节俭，身体由营养不足而致于衰弱；为了《女月》，为了书店，为了家务和成群的孩子们，勉姊是耗尽了心血，劳瘁了躯体，因此积劳成疾，而致于病重不起”。姚名达也肯定了这一说法：“家事的琐屑，孩子们的麻烦，文化事业的艰巨，使她终日操劳，毫无休息。以那么衰弱的身体，做那么重的工作，怎么不会半途跌倒呢？”女性被要求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时，家事的重担如何分解，这是迫切摆在女性面前的现实难题。时至今日，这一困境依然深深困扰着女性，然而1930年代这个问题逐渐露出端倪时，但并未能引起重视。
5 结语
以《女子月刊》为代表的1930年代妇女刊物，其女权论述有其因袭之处，同时也表征出妇女运动发展的很多新面貌。它承袭了一贯的国家利益统摄女权的传统，以贡献国家为命题，同时女性也以此为武器来展开女权论述。不同于五四时期妇女问题多是男性知识分子在讨论和参与，它越来越重视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或许还显稚嫩，如《女子月刊》文艺栏目的文章就曾遭读者非议。客观地讲，这些女性作品谈不上成熟，从艺术角度上来说也确实较为乏善可陈，然而女性表达出自己的声音却有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女子月刊》对此深有体认，认为过去的小说所描写的女性都是文丐向壁虚造的，真情只有女性自己才知道，女性不妨大胆地写出来。这也反映出女性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女性的力量逐渐集结，并日渐成为主体性力量。由于女性自身的参与，也对国家利益与妇女权益两者迭合的情况，在孰先孰后这一问题上作了微小的更换。男性以妇女问题为手段召唤女性贡献国家、挽救国家；女性则把民族国家的询唤设置为远景，首先关注的是女性应该以及如何脱离目前“愚鲁”“分利”的状况。女性在探索女权获得的路径时，主持者作为女性个人自立于这个世界的方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女子月刊》“为女子作智识上的服务”目标明确，诉求精准，不失为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在某种程度上承继了五四的遗产，与胡适提出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之思路一脉相承。但是将女性智识的提高与职业的获得直接相连，这一立论实际上忽略了社会、经济等其他的因素，虚构了一个人尽其才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它假设了只要妇女有足够的智识，就理所当然能成为生产者，能进入各种行业。然而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否定了这一假设，这也是《女子月刊》办刊后期的瓶颈之一。不诉诸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等相应改革，仅通过提高自身智识来求得职业以实现女性的独立，在现实条件下关隘重重，同时社会状况与时局也没有给予女性从容发展自身以求突破的机会。国家的日益危难，妇女不断被动员参与到社会革命中，妇女运动也日益被整编成社会革命的一环。此后，妇女运动已非个别解放所能涵括，逐渐转向了有效的组织和运动结合的路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