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耿相新（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
□采访者：田红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电商渠道的低折扣对行业乃至对集团的经营会产生哪些直接影响？
■低折扣对出版行业的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压低出版社利润空间，使出版社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一些大电商挟平台优势以较低的折扣从出版社进货，出版社利润空间本来就不高。平台开展送券减返等活动时还要强制出版社参与，长期以来出版社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利润空间被压缩得很厉害，生存艰难。二是打击原创，造成出版物品质下降。精神产品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来创作，一本好书从创作到出版需要长时间、多环节的打磨，凝聚了作者和编辑等许多人的心血。利润过低，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会使作者和出版社的创作热情受到严重打击，导致中国出版行业整体原创力下降。而为了节省成本、提高利润，出版社被迫提高定价、降低产品品质，会导致大量同质化、跟风、庸俗的快餐式产品充斥市场，使中国整个文化市场受到不良影响，甚至陷入恶性循环。
对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来讲，我们共有11家出版社，线上销售对各出版社都是比较重要的一块，与全国其他兄弟集团和出版社一样，在与电商平台协商过程中话语权较弱，在被要求参与打折活动时往往只能被动接受，而部分电商平台结算账期较长，有时会附加一些霸王条款，这些会直接导致出版社相关的经济效益过低，集团经营势必受到影响。
□由于实体书店此次受创严重，疫情过后，电商低折扣现象如果不遏制，是否会使书企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
■电商低折扣的现象已经存在多年，对实体书店的冲击非常严重，包括新华书店在内的实体书店因资金周转、储备资源、房租人工成本等问题，面临生存危机。而电商低折扣现象最可怕的影响，就是读者消费习惯的改变——不是没有折扣不买，而是折扣少了也不买，买书非要等到自己期望的折扣。疫情期间会有更多平时喜欢去书店的人也转向线上购书。
这将使实体书店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疫情后可能有更多小型书店走向终结。最严重的后果是书店越来越少，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文化消费服务的场所大幅减少，多年来政府推动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将被削弱。
□您是否认为已经到了亟需联合出版企业、行业协会，重新提出“新书打折”限制方案的地步？
■非常急迫。其实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确实有待加强，知识产品的低折销售，尤其是新书打折，本质上是对知识的不尊重，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对原创作品的不尊重，会极大地挫伤文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出版热情。在日本等很多国家，对图书定价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约束，规定图书在出版后6——24个月时间内只能在书展、读书日等特殊时期，面向学校、国书馆等公共机构可打折销售平装书，且折扣普遍在5%——10%，最多到20%。建议我们也可通过出版行业协会，甚至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图书及相关产品提出图书销售价格打折限制方案，即使不能立即立法，也需通过行业协会规范图书市场，平抑恶性竞价销售，为实体书店疫后恢复和长远发展营造良性产业环境。
□方案具体的有效做法有哪些？
■国外大多是通过立法或者行业协会管控来实现的，日本采取定价销售制度，由《独占禁止法》将包括书籍在内的6种著作物赋予不打折的合法地位，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阿根廷、韩国等国家，违反价格法规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最好的方式当然是立法，通过法律形式对图书销售价格做出限定。比较可行的是针对新书采取一定时期的销售价格保护，比如在图书出版后至少18个月之内不允许打折销售，电商平台和实体书店都必须遵守规定。与其配套的，对出版机构和销售机构，可考虑建立诚信制或黑名单制，对出版社对新书让利打折行为进行监控和监督，如出现此行为，将该出版社列入失信名单或黑名单，对电商平台及书店网络平台，如出现新书打折行为，也列入失信名单或黑名单，并给予经济处罚或停止供货。
□实施难点在哪里？
■一是执行机构的确定。由哪个行政部门来监管和处罚，是否由各地的新闻出版管理机构来承担?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的可行性，电商平台又由谁来监管和处罚？二是图书品类太多，执行难度大。每年出版的图书几十万种，如何做到管控到位？监管部门是采取抽查的方式，还是动态监控的方式？这些都需进一步探讨。三是读者是否支持。中国的读者多年来习惯了低折扣的图书以及免费的各种数字产品供给，实行限折制度可能会让很多人难以接受。现在网络平台低价销售的图书品类太多，读者的可选择性太丰富，消费习惯已经形成，一旦对新书限价，有可能造成读者不愿购买新书，等能降价时再购买。这会不会对出版业造成新的打击？也是一种担忧。四是目前图书市场同质化现象太严重，同一类书供给方很多，而大家在同一个市场竞争，涉及五六百家出版机构，很难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坚守折扣、步调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