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历史上，人类有很多次被流行疫病席卷的时刻，甚至有的疫病可能是导致拉丁美洲的古代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灭亡的直接原因。如今，疫病并没有从人类的生活中退场，如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曾在“非典”流行的日子里重读了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当我们再次面临这一危机，假如要向文学作品求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部小说。
《鼠疫》以一场疫病作为象征，让人类和人性面临它的艰巨考验，然后得出一个答案。小说触及了政治、道德、人性等问题，并且对此作了隐晦的回答。《鼠疫》在今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刻，都有着现实性和当下性的意义，因为其中描写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因此，小说叫作“局内人”也不错。
读《鼠疫》，我最大的感受是，小说里描写的“鼠疫”，是人类过去曾经面对、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甚至将来仍旧无法幸免的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考验的总象征。我们要反问自己，是不是能像小说里的里厄医生那样，像其他的人那样，排除内心的恐惧与疑惑、胆怯与游移，共同携手渡过艰难的时刻，用耐心和毅力战胜灾难。
加缪从1940年开始构思《鼠疫》，于1946年完成，并且于次年出版了它，结果刚经历了德国纳粹的肆虐和最终覆灭的欧洲人，从噩梦中惊醒，发现了这部小说背后的寓意，因而都非常喜欢这部小说。仅在法国，《鼠疫》在很短的时间里销售了20万册。1957年，加缪也因为这部小说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加缪“他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
《鼠疫》叙述风格平实、严谨而内敛，加缪并没有根据真实历史来写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而是借助人类对疫病的态度，书写了一部含义更加复杂的作品。他营造了一个看似真实，实际上却是一个荒诞的世界的景象：在突然被鼠疫包围的阿赫兰城，一些人为了摆脱厄运而努力，一度四分五裂，最后又万众一心。
加缪对人类苦难的认识、对存在的谛视，使他在作品中对人生荒诞感的表达显得更为尖锐和直接。他一直在不懈地寻求存在的意义，寻求着对人类困境的解决之道。当认识到世界的无意义时，也恰恰意味着加缪试图去承担人类的道德和责任，而不是走向相反的方向。
在面对存在的时候，加缪留给我们一个狭窄的、表面看去到处都是墙的、没有希望的荒诞的世界。但正如爱默生所说的“凡墙皆是门”，在一面面横在人生的墙面前，加缪给我们指出了把墙当作门的希望。面对存在的具体境遇，妥协和抗争都是必要的。（演讲内容见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