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当代中国“价值传播共同体”的建构
摘要：从乌托邦到“E-托邦”，技术得到了发展，但人的需求逐渐被忽略。从人的基本需求出发，着眼于积极利用现代传媒最大化地巩固实现“中国梦”的社会共识，着眼于有效传播并生动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着眼于形成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巩固和发展，我们提出构建良好沟通无处不在的 “C-托邦”的战略构型， 不仅有利于核心价值观传播体系的建设，更有利于中国“价值传播共同体”的建构。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 传播体系 C-托邦 价值传播共同体
一、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和践行需要构建科学完善的传播体系
价值观是指人们心中的深层信念系统，是判断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文明与野蛮、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的规范性体系[1]。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我国特有形势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价值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传媒的职责和使命由此可见一斑。
传媒在价值观传播中承载着重要使命，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传媒通过宣传和舆论引导来实现。因此需要构建科学完善的传播体系极为重要。科学完善的传播体系应囊括过去、现在、未来三个范畴。
首先，人类社会是靠以历史为基础，对历史进行创新而实现发展的。科学完善的传播体系要充分利用传播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尊重历史进程中精髓的传统价值观。其次，立足现在，建立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相一致的广泛的传播机制，实现传受结合，注重传播内容中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解释与引导，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提供保障。最后，要放眼未来，考虑到可能出现的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悖的种种因素，提前做好准备，将其扼杀在摇篮中，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扫清障碍。
二、从“乌托邦”到“E-托邦”：美好社会理想形成与发展的探索与追求
乌托邦一词最早由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年提出，用以命名其虚构的岛国，其指向的岛国社会是一种理想国，是一个虚构的国度。那里财产共有，人民平等，按需分配，政治清明、民众乐业，完全理想化。乌托邦泛指美好的但不存在的地方，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理想中生活与安居的国家的虚构，是对理想生存状态的渴望与追求。
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一直是人类想象的动力，乌托邦是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体现，但由于当时技术环境的限制，缺少与人类发展相适应的路径，使得乌托邦只能作为一种憧憬而存在。尽管这样，乌托邦的功能还是启发性的，其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从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进入21世纪后，电子传媒时代来临，科技得到极大发展，人们有了实现美好愿景的基础，“E-托邦”成为新兴话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与媒体艺术教授威廉·J·米切尔率先提出了“伊-托邦(E-托邦)”的概念，即在一个电子传播通讯无所不在的速成环境下的一种全新的都市形式。
与“乌托邦”不同，E-托邦只是一种象征，象征E时代富于理想气息的生活与精神，象征数字化技术无所不在的国家。E-托邦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对理想国的标准作一考量，忽略了理想国最初的理念与思想，有明显的“技术至上论”的嫌疑。
三、“C-托邦”的提出及其时代命题
我们所提出的“C-托邦”是着眼于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着眼于积极利用现代传媒最大化地巩固实现“中国梦”的社会共识，着眼于有效传播并生动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着眼于形成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巩固和发展而提出的理想国概念，是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的时代命题。
(一)“C-托邦”概念的提出及内涵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按重要性排序划分为五类，其中第三类“爱与归属的需要”也叫“社交的需要”。
作为群居动物，交流与传播是人的自然需求。E-托邦雄厚的科学技术基础，使我们又向理想国迈进了一步。但E-托邦时期更多是从科技层面上关注人类及城市的未来发展，科技主义倾向较浓，忽略了人的基本需求。基于此，我们提出“C-托邦”这一概念。
C——Communication，交流、沟通，“C-托邦”即Communication-utopia，“C-托邦”也就是沟通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里，以人为本，关注人的沟通需求，关注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并依靠多元立体的沟通网络，实现无所不在的良好沟通。
良好沟通无所不在，需要统一的价值观来做保障，这样，大标准是一致的，即使观点存在分歧，也很容易通过对话来解决。基于此，我们赋予“C-托邦”两层内涵：一是无处不在的良好沟通，二是以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价值传播共同体”。
(二)“C-托邦”的时代命题
1、“C-托邦”着眼于积极利用现代传媒最大化地巩固实现“中国梦”的社会共识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囊括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仅中国大陆居住人口就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19%[2]。
人有千姿百态，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思想，针对同一事情有不同的意见，形成社会共识极为不易。但现实表明，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要的就是全社会形成“中国梦”必能实现的共识与信心。“C-托邦”延续了E-托邦时期发达的信息技术，紧跟党中央的脚步，着眼于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游戏、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普及性，扩大传播范围，采用视频、音频、文字、图片、口号等多元化传播形式如出版书籍《我的中国梦》、《解读中国梦》，刊登“中国梦，我的梦“主题征文优秀作品，播出《我的中国梦》高端人物访谈节目等对中国梦进行宣传与报道，能够最大化地巩固实现“中国梦”的社会共识。
2、“C-托邦”着眼于有效传播并生动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C-托邦”是一个良好沟通无处不在的沟通理想国，着眼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和生动表达，为实现良好沟通提供可能。
传媒往往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位置，其传播内容相当于一把标尺，能有效作用于社会公众舆论，在“C-托邦”传播核心价值观进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对此，传媒业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正面典型如郭明义及其先进事迹，传达正能量，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核心价值观植入人们深层次的价值观念之中，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二是生动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观属于精神领域的范畴，较为抽象，传媒要做到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报纸应摆脱批评、说教的古板方式，以一个更亲切的形象，让受众仿佛置身于面对面的交流中;电视应充分发挥形象化、直观化的优势，通过直观的画面剖析典型人物的精神世界;互联网则应发挥互动性、即时性等优势。总之，传媒应结合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文字、音频、视频等多元化传播形式，借助新闻、评论、微电影等多元体裁，赋予价值观以可视、可听的载体，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表达。
3、“C-托邦”着眼于形成、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认同
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3]由于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交流与沟通愈发方便，我们国家的变化也日新月异，人们自然产生了寻找自我归属和区别他者的渴望，认同的价值日益凸显。
中华民族认同就是对中华民族这一族体、中华文化的认知与归属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4]。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既包括境内的56个民族，也包括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中华民族认同于内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集体认同，是全社会普遍认可和遵行信守的行为准则，能够消解不同阶层和民族的分化和对立;于外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识，对提升我国国际形象、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形成中华民族认同方面，“C-托邦”着眼于以无处不在的沟通缩小民族差异，通过广纳各民族观点建立符合各民族发展要求的交流沟通体系，促进各民族思想的流动和融合。将国家政治作为框架，将民族文化作为纽带，潜移默化地给人们灌输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促使个体以平等身份融入社区化的现代生活中，从而以兼容并蓄的态度接受民族认同并将其上升到中华民族认同的高度。
四、“C-托邦”框架下当代中国“价值传播共同体”的建构
道不同，不相与谋。价值观认识上的统一能促进良好沟通，价值观信息上的交流能维持良好沟通，价值观实践上的一致能保证良好沟通效果。因此，要实现无处不在的良好沟通的C-托邦的构建，当代中国“价值传播共同体”的建构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段从传媒角度出发，研究“C-托邦”框架下传媒在中国“价值传播共同体”建构中应发挥的作用。
(一)“传播/分享”的媒介观与社会价值的寻找和聚焦策略
在以往的传播中，更多情况下是媒体的单向言说，是信息由传者向受者进行单方面的传递，强调的是“传播”，信息呈现轰炸式状态，受者被动接受，传者与受者被割裂开来，形成相互对立的局面。而“C-托邦”中，我们更加强调“分享”，人们可通过各种设备自主发布各种信息，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使每个人都可以是传者，传统的话语中心也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冲击，传播渠道也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整个呈现出相互交错的网状态势，交互主体性的特征被强化，去中心性点越来越强。
现代科技的发展为每位公民成为一名记者提供了可能，人们可以利用简短的微博分享自己的所见所想，利用微视频分享生活中的奇闻趣事，分享方方面面。要实现对社会价值的寻找和聚焦，首先可以推出一系列微博互动活动、微视频征集活动，如中央电视台的《身边的感动》人物征集，《真诚沟通》宣传片征集，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界资源。其次，要有敏感意识，练就一双发现的慧眼，关注各方发布的信息，并而这些被分享的素材中，寻找到与社会价值息息相关的部分，随后便可发挥传媒的作用，使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广泛的讨论与思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宣扬。
(二)“价值传播共同体”目标下传媒价值传播体系的构成与组合策略
当前思想多元化的形势下，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态势。不同价值观相互碰撞，彼此冲突，弱化了主流价值观的凝聚力，使整个价值观体系呈现一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状态，令人们无所适从、难以选择。勤俭、诚信、仁慈等传统主流价值受到冲击，拜金主义、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部分反党反人民价值观大行其道，构建“价值传播共同体”时不我待。
“价值传播共同体”目标下，传媒应形成良好的价值传播体系。这个体系应囊括以报纸、广播、电视类的传统媒介为主的独立媒介，以手机、游戏、微博、微信、人人、QQ为主的融合媒介，以及以可穿戴设备为主的设备化媒介。
这三类媒介要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如借助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实现媒体自身的观点的引导作用，使主流价值观能够及时到达受众;借用融合媒介博客、如微博、论坛等门槛低、传播渠道广泛、参与度高，传播力强劲的特征实现对不同的身份背景、交往背景下的不同价值观念的整合;借助可穿戴手表、眼镜等设备化媒介随时随地收集各种信息的特征实现对不同价值观的采集与分析。借助新媒体实现社会热点话题的制造，借助传统媒体实现跟踪与深度报道。此外，这三类媒介还要彼此组合，相交相融，共同解答公众的价值困惑，形成完善的传媒价值传播体系，为构建“价值传播共同体”提供保障。
(三)充分发掘传媒在社会动员中的积极功能建构 “认同的空间”
“认同”具有可塑性。是流动的、变化的，会随着时间、地点、情境等因素的转变而转变，具有可塑造性。外界的客观存在与个体的主观能动共同作用于认同效果[5]。
因此在建构“认同的空间”时，可充分发挥传媒在社会动员中的积极功能，对认同进行塑造，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努力推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基石的“认同的空间”的建构，构筑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
这就涉及到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如针对“老人摔倒扶与不扶”这一议题，传媒给予了广泛关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微博、贴吧、论坛的最火话题之一，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也采用大篇幅、大角度跟踪报道，加大了对这一问题的报道强势。话题也从最初的传统道德问题延伸到“诚信”、“和谐”、“文明”、“友善”等价值观问题上来，《家风家规》这一栏目也通过对“家风家规”这一议题的设置，引导人们表达自己对价值观念、道德体系、行为规范的看法与见解。不仅对公众观察社会现象、思考正确行为准则起到了动员作用，而且在动员中对不同观点进行融合。
丹尼尔·戴扬(Dayan，D.)认为，媒介生产对社会的作用即在于“唤起和重申社会的基本价值并提供共同的关注焦点”，为人们提供一种“民族的、有时是世界的事件感，使得某些核心价值感和集体记忆醒目起来”[6]。传媒通过发挥议程设置功能，能使传媒本身期望引发受众关注的某一事件或观念迅速到达受众，影响受众的社会认知并引起受众大范围的讨论，从而有效实现社会动员，并在整个讨论的热烈气氛中凝聚共识，实现 对“认同的空间”的建构。
小结
良好沟通无处不在的“C-托邦”是我们一代传媒人的“梦”，传播核心价值观，建设核心价值观传播体系，构建当代中国“价值传播共同体”，将我们的“传媒梦”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作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阵地，唱响主旋律，弘扬时代正气，将是传媒不断的追求和永恒的使命。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
参考文献：
[1] 毛慧敏.传媒在华夏文明价值观传承中的功能与责任[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182.
[2]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调整》研究报告，2012年10月26日.
[3]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4] 柏贵喜赛.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浅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37.
[5] 孙明君.认同理论视域下“中国梦”的大众传媒建构刍议[J].调查研究.2013(6):247
[6] 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