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汪涛、张璇：朝华出版社
【摘 要】国际合作出版是当代出版业的重要业务分支，是世界各国家和地区间文化交流的主要实现途径之一。本文秉持中国出版方的视角，从主要合作形式、业界共情与共识、对外出版业务格局、政策扶持与交流互动等层面，概览我国国际合作出版的发展现状，进而就其在出版资源、人才建设、经营与盈利状况、国外受众的接受程度等方面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聚焦中小型出版社，从国际合作出版的品牌创建、人才培养、发展方向、格局构建等角度进行思考与展望。
【关键词】国际合作出版；对外出版；中小型出版社
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欢迎宴会上，用“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来阐释“上海精神”。可以说，“协和万邦”既是开展国际合作的目的，也是实现更丰富、更高层次国际交往的前提和基础。以图书为媒，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国无数国际合作出版人的初心。不断提升对外出版机构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既是发展外宣事业的时代要求，亦能为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强劲助力。随着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出版方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应积极承担其在促进文明互鉴、引领民心互通方面的使命与责任，着力构建互利互惠、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模式。
一、中国国际合作出版现状
近年来，国内出版企业“走出去”积极性日益高涨，成绩斐然。一批有影响力的出版企业纷纷开展国际合作，许多优秀的图书产品成功进入国际市场，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
1.国际合作出版呈现不同形式
图书版权的引进和输出始终是国际合作出版的基础部分。由2010-2019年十年间中国主题图书的对外版权交易来看，国内各出版单位在加大输出量的基础上，更注重在图书形式、国别、文种、区域上的拓宽和延展，力求实现由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以“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为例，截至2019年10月，我国已与83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图书、电子出版物、网络文学等方面的版权贸易，占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国家总量的三分之二。2016-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签订版权贸易协议数量的增幅达86.5%，合作国家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1]
与此同时，两国或多国出版机构、专业团体联合建立主题编辑部，分工或共同执行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印刷制作、营销发行全流程的模式日益成为主流。以中国外文局为例，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业对外传播机构，截至2019年年底，已与全球30多个国家的出版机构合作共建50余家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与波兰、秘鲁、泰国等国合作共建10个中国图书中心。国内少儿出版界亦多有举措，如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14年建立“丝路童书国际合作联盟”。自此，安少社与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0余个国家达成合作协议，累计输出图书400余种，逐步形成其童书对外合作出版伙伴群。此外，国内多家大型出版社在海外成立分社，积极推动图书版权由等待被挑选转为被国内出版方主动输出，在此基础上，带领出版资源与企业资本走出国门。
2.营造共情与共识国际合作氛围
正如美国学者艾瑞克·克莱默所言，一个人如果要成为一名“恰如其分”或者“高效的”传播者，那么他（她）就必须对自己即将进入的文化拥有全方位的了解。[2]那么，中国出版方要做好对外出版传播，首先要基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双向的互动。既要激发出各方对于历史文化充分的关照与共情，也要在碰撞之中，找到双方在文明轨迹上的聚合点。2017年12月，央视的中国国宝文物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一季上映，引发持续的收视热潮。2018年10月，21世纪福克斯和阿波罗控股的EndemolShine集团宣布拿下《国家宝藏》国际版权，计划卖到全球，让各国以此为例，讲述本国的文物故事。可以说，《国家宝藏》的版权输出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首先在于其品牌内容与定位上突出的共情意识。例如节目中介绍的《坤舆万国全图》，正是明代中国与西方现代科技碰撞的结果。这幅地图在当时拓宽了中国人看世界的视野，而中国文化也通过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西方所了解。节目始终在全球一体化的视角下宣介本民族的文化，引发广大海外观众的文化共鸣。
近十年来，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交往的进一步深入，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更加频繁。在文化传播与共享的趋势下，“平等互利，友好协商”“权责分明，讲求诚信”“发挥特色，优势互补”“信息联通，资源共享”等，成为各方共同遵循的原则与共识，为民间的甚至官方的国际文化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3.国内对外出版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中国出版机构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索实践，对外出版业务格局和规模不断扩大，体系更趋完善与多元。以国家政策为导向，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以及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习近平用典》、中国外文局的“解读中国共产党”系列等为标杆，领袖著作、政治文献的多语种对外出版稳居主导。
学术类、科技类图书出版势头强劲，其中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为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专门成立国际合作出版中心，提供科研平台与人才助力。
文教类图书、工具书出版发展稳中有进，如商务印书馆在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与匈牙利罗兰大学签订中东欧16国汉语教材输出协议；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德国康乃馨出版集团、英国柯林斯出版集团合作，联合推出《高职国际进阶英语》实用教材。
传统文化主题图书多点开花，量少而质美。如青岛出版集团推出的中蒙互译版《论语》，广受关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谢谢了，我的家》，讲述中国好家风，向世界传递中国传统和精神理念。
少儿出版已具规模，尚有巨大潜力空间。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成为领头羊。其中，浙少社开辟“国际同步出版”的产业模式，将指定图书产品在多国市场同时上市推广，积极促成国内国际市场的融通。
反映现当代中国国情的现实力作持续聚焦。其中，天地出版社与澳洲心界出版社达成战略合作，输出《温暖的荆棘》《向爱而死》等长篇小说。贾平凹、陈忠实、冯唐、刘心武等名家作品被广泛译介。
4.政策扶持体系日趋完善，业界交流更加频繁深入
以中宣部对外出版项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为主体支撑，国内的对外出版政策扶持体系日益完善，从资金投入、制度保障、人才建设等多维度，为出版单位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在法兰克福书展、伦敦国际书展、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常规大型活动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高峰论坛、科技出版国际合作研讨会等业界专项活动在增进国际交流方面成效显著。
2019年8月，“读懂中国：中国对外出版70年与文明互鉴”论坛在北京举行。埃及希克迈特文化投资出版公司总经理艾哈迈德·赛义德（白鑫）表示，越来越多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经济、民生等方面的优秀书籍及影视作品通过“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作品承载着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使命，也承载着出版国对于探索中国的好奇心。韩国耕智出版社社长金胜一则希望韩国、中国和日本三国都能认识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出版交流的重要性，借此激活以图书为媒介的知识交流，共同探讨和克服时代产生的问题。[3]论坛闭幕前，中国外文局正式宣布发起建立中国主题图书国际合作出版协作机制，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等7家出版单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等与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知名出版机构共同参与建设。
二、问题与挑战：聚焦中国国际合作出版
中国国际合作出版几年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兼存问题与挑战。聚焦中国国际合作出版，以下几点问题需要出版人格外注意。
1.出版资源的质量与结构待优化
当前国内对外出版选题中，大而强者居多，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联合打造的《中国视角研究》（皮书）系列，但小而精、细而美者不足；“高大上”的感觉突出，“接地气”的氛围不足。在2018年的海外涉华图书销售排行榜中，文化类畅销书占榜比例超过36%，其中以饮食文化、旅游文化、古代文化题材图书为主，反映当代中国青年一代生活的图书受到热捧。中国出版方尚需对优质题材进行深入、多角度的挖掘，精准入手，着力策划和输出反映古今中国文化、大众精神心理、社会民生风貌的原创型精品，使国内外读者产生思想碰撞与共鸣，以“润无细无声”的方式，将中国元素带入海外的寻常百姓家。
另一方面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对外出版选题类型分布呈现明显不均衡态势。以少儿类对外出版物为例，现当代文学、科普绘本类题材居多，而讲述经典中国故事、展示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民族精神的选题数量不足。对于中方出版社而言，细致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持续深耕是必然之选。然而保持产品生命线长久的活力，亦是核心难点所在。
2.人才队伍建设任重道远
高质量的译介作品是做好对外出版的重要前提，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是向世界讲述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纽带。近年来，在各类文化翻译工程的引导下，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中华文化译著，其中不少为翻译难度高、时间跨度长的丛书专著。随着国际文化交流深度和广度的持续扩展，对中外社会文化的理解层次、对跨文化语境的时代关照、对多学科交叉知识的掌握程度等，从多角度对翻译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出版单位而言，其重点在于突破职业惯性思维与技能壁垒，打造精通国际合作出版业务的专业团队，培养集文化功底、语言优势、媒介素养、国际视野、融合思维等于一身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使其成为实现由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到印制发行、运营维护全流程的强劲驱动力。
此外，中国本土文化智库对于人才队伍建设的参谋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在国际合作出版实践中，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智库人才交流机制，[4]运用项目借调等方式使文化智库与出版单位之间的人员交互流动，能够从宏观政策层面为出版单位提供高水平、规范化的决策指导。
3.出版机构自主经营、实现利润的能力不足
就国内出版机构本体而言，建立高效的资本运营机制、提高集约化程度，是为海外机构提供源动力的必由之路。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作为中国书刊海外发行的主渠道，将力求实现从传统贸易型组织向赋能型组织的转变，实现从追求贸易额向注重平台综合交易额的转变，全力打造国际传播协作平台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服务平台。[5]
受合作方所在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水平的影响，各海外出版机构的业务基础并不均衡。目前，中国主题图书的海外宣介主要依靠官方带动，海外出版机构尤其中小型出版社的自主营销能力普遍不足，获取盈利的途径与模式不够明确，有相当一部分仍在尝试与摸索阶段。在不断提升图书社会效益的同时，只有促进其在海外经济效益的实现，以有力的发行手段促成切实的经营转化，才能使生产线得以良性循环。
4.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还需要更多努力
开展国际合作出版，不能贪大求全，也不能急功近利，要将其视作国际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遵循正常的市场规律和文化规律。国际合作的基础是文明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欣赏和借鉴，出版国际合作只是中间的一种具体形态。“走出去”是本土文化海外传播的第一步，“走进去”才是最终要达到的深层次目的。
在海外实现出版机构的本土化经营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要以中国文化为内涵，以国际表达为手段，带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主动输入。如2017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以“感知中国”为主题，在芬兰和丹麦展开数场版权合作与文化交流活动，是推动本土作家进入北欧文化圈的有力探索。
国际合作出版不能是本土国家的“自说自话”，要融入到国际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大潮中去。真诚的、持续的国际合作出版，才是有成长空间的。
三、突破与展望——兼对中小型出版社的发展思考
随着我国政府对出版业国际合作发展的日益重视，我国已有出版集团走出国门，渐渐加入到国际出版大鳄的队伍。国际合作会逐渐成为我国出版业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小出版社作为我国出版业的绝大部分，涵盖了众多类型的出版社，也需要结合自身特色，积极进行国际合作。
1.以品牌立项，着力构建传统“中国风”主题资源库
深耕本土文化资源，结合出版社业务格局实际，对传统文化类出版资源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梳理解读。中小型出版社要在全面关照的基础上有所侧重，重点聚焦，以“小而精”“细而美”“接地气”为指导原则，建立不断开发延伸的系列生产线，赋予图书品牌持续的生命力。
要对同质化的出版资源进行充分发掘与整合，针对不同年龄、阅读需求、文化背景的读者，推出既互为照应又各具特色的系列产品。要鼓励推出融合传统文化内涵与时代文化特色的原创型精品，契合最广大读者受众的社会心理与阅读需求。
要切实努力提高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能力，广泛开展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盘活文化资源。如华语教学出版社印尼中国图书海外联合编辑部的海外合作方布莱克出版社，针对合作出版的图书，举办了一系列如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竞赛、中国故事会、讲故事大赛等主题活动，推动中国文化融入当地民众生活，带来思想交流碰撞和积极的文化反馈。
2.以专业出版人才为核心驱动力
从事对外出版翻译工作的人员，尤其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将中国文化、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传播得更远更广。要坚持守正创新、提升专业技能，更要不断加强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从政治理论水平、传统文化素养、文化审美能力等方面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为中国与世界的高质量沟通对话做出积极努力。同时，要加强翻译人才的制度化建设。
要充分发挥中方出版团队的主观能动作用，培养具有复合型能力的高水平人员，来担任团队负责人及重点图书的执行编辑。在完成基础性的出版流程之外，带领团队与合作方共同开发市场，联手打造特色产品。
建立和完善国际合作出版人才培训、交互的机制和平台，将自培养模式与中外联合培养模式相结合，学习国外同行的建制和流程，促进自身出版业务能力提升，逐步形成契合自身业务格局的对外出版人才资源库，努力促成版权、实物、资本立体交流的产业形态。
3.进一步向科技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市场运作能力
加强移动资讯、数字阅读、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创新产品形式，提供更加立体多维的子产品与阅读服务，向多元服务功能转型，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丰富对外出版输出模式，使线上线下产品互为补充，提高国际市场覆盖面。如五洲传播出版社，作为我国第一家为海外电信运营商提供手机阅读定制服务的出版机构，目前，其that’sbooks数字阅读服务已经覆盖整个埃及手机用户群。埃及《金字塔报》等媒体表示，这是阿中文化交流最有创意、最真实的平台，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融合式发展的平台，阿拉伯出版要学习借鉴中国发展模式。[6]
与海内外专业团体、教育科研集团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主导或积极参与海外文化工程建设；以国内外知名高校为依托，发挥其多学科综合平台优势，推进高科技在出版实践中的运用与定向开发。以文化团体为主导，开展多角度的、自发的民间交流活动，如特色游学、主题夏令营、系列专题讲座等，带动更多中国文化元素、本土作家与作品真正走向世界、走进各国读者群体，并逐步形成稳固的产业链条。知名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团队“耳朵里的博物馆”与国内出版机构、国外文博机构广泛合作，将中外博物馆主题图书出版、音视频课程服务、线下游学一气串联，现已开发针对英国、希腊、埃及等多国的文博主题游学教育产品。
4.加强国内建设与增进国际交流并举，提升国际合作的品位格局
国内相关管理部门需加大奖励与政策扶持力度，开辟审批绿色通道，聚焦项目对接，重点提升版权贸易资本合作的便利化水平，优化、简化审批环节。在海外，要充分发挥合作方所在国家的相关政策体系、专项资助的指导作用。同时，在国内与海外建立国际文化合作联盟，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共享。
自2017年起，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外文局朝华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拉文明对话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三届。常州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国内高校先后以主办或承办的方式积极参与其中。以研讨会为依托，朝华出版社与国内外相关机构专家学者等紧密合作，策划推出的“中拉文明对话”系列图书堪称此成功实践的持续性成果。内容既包括拉美及其他西语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专著，也包括拉美文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故事，以及拉美人在中国学习、创业、发展的故事等。
参考文献：
[1]魏玉山.“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发展报告(第一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1.
[2]艾瑞克•克莱默,刘杨.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00.
[3]戚易斌.“读懂中国:中国对外出版70年与文明互鉴”论坛在京举行[EB/OL].(2019-08-19)[2020-01-10].http://news.china.com.cn/txt/2019-08/19/content_75115252.htm.
[4]傅才武.中国文化创新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8.
[5]刘洋.国图集团:拓宽中国书刊海外发行70载[EB/OL].(2019-12-05)[2020-01-11].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9-12/05/content_1959989.htm.
[6]共筑中阿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数字丝绸之路”——that's阿文版中国数字内容运营平台启动[EB/OL].(2015-08-28)[2020-02-22].http://www.cicc.org.cn/html/2015/shipin_0828/3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