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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脉络中追寻抗美援朝书写

2020-10-30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夜雨
  关键词 抗美援朝 文学创作 历史故事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7653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10月2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

  人民不会忘记英雄。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出版界先后推出了一大批抗美援朝主题作品,本报特对此进行梳理,并精选主题推荐书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回顾、研判、评价、总结、反思这场战争,并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的可能性;我们要铭记和读懂抗美援朝的精神力量,把握其时代意义,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70年抗美援朝文学创作三阶段

  在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过程中,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诞生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70年来有关抗美援朝的书写一直都没有间断过。10月25日,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系列主题出版物首发仪式在京举行。此前10月19日在中国文学馆举办的军旅作家王筠抗美援朝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上,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朱向前把70年来抗美援朝文学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争初期。峥嵘岁月中,“一把炒面一把雪”是当年著名的诗句。未央的《把枪给我吧》《祖国我回来》,也是当年最有影响的代表性诗歌。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先后三次慰问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作家魏巍1950年底奔赴朝鲜前线,和志愿军一起生活、战斗,写下的文艺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在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从此,“最可爱的人”成为志愿军官兵的代名词。还有杨朔的中篇小说《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风雪东线》《上甘岭》,老舍的长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以及路翎写异国悲情浪漫的《初雪》。巴金作为志愿军慰问团成员,在前线战壕里与志愿军指战员同甘共苦,写下《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多篇战地通讯。

  这些作品从总体上看,是战地枪杆诗,或者是战地通讯,和一些小说急就章,其所承载和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和抚慰了前线官兵,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但艺术成就也受到一定的时代局限。

  此外,1956年10月,一部名叫《志愿军一日》的图书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郭沫若作序,茅盾、巴金等作家撰写评论,成为军事文学史上的佳话。这部作品是最早的抗美援朝回忆录,来自志愿军全军征文,应征稿件有10万余篇。巴金以“人间最美好的情感”作为评论标题。

  第二个阶段是1960——1980年。巴金回国后,沉淀写下中篇小说《团圆》,后发表于1961年8月的《上海文学》,这一作品主要讲述一对父女团圆的故事,正面战场一笔带过。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英雄王成的那句“向我开炮”响彻大江南北。《团圆》和陆柱国的《上甘岭》一样,都通过电影的二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时代经典,广为流传。魏巍于1978年创作完成了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东方》,于1983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开创了全景式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文学的先河,是当时朝鲜战争文学的集大成者。随后,于1953年5月在朝鲜战场身负重伤回国的孟伟哉,在经历了战争的九死一生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塑造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英雄形象。

  这些作品深耕细作地展示了现实主义英雄典型塑造,全景式画卷式地展开,艺术表现手法的精致与完善产生了新的经典。但是仍然有部分遮蔽历史真相,这是时代局限造成的。

  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代至今。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时时牵动着一批怀揣使命感的作家的心,他们挖掘历史资料,对志愿军老兵进行采访,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比如靳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后修订再版,现为《朝鲜战争》)、叶雨蒙的《黑雪》《汉江雪》《黑雨》等纪实文学,逐渐解封历史,揭开历史真相。

  如王树增在《朝鲜战争》中生动、全景、真实地对战争进行再现,不仅将战争的特殊性、迷局和现实感剖析得淋漓尽致,还描写了战争中各种鲜为人知的细节,追问了战争政治、历史、人性、策略……的各个侧面,并力图呈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志与心灵史,也因此开创了全新的战争史写作范式,为战争文学树立了新标杆。

  中国人如何讲自己的故事和历史

  军旅作家王筠是继魏巍之后,用长篇小说这种文学范式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战争的标志性人物。他曾在抗美援朝战争长津湖战役的主力部队20军服役,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战史20多年,专注于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创作,用10年160万字书写抗美援朝,已出版《长津湖》《交响乐》两部抗美援朝战争长篇小说,第三部《阿里郎》也已完稿。他说:“抗美援朝精神,首先是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精神,是把我们这个民族高高担在肩上的精神,是呼唤和平与正义、维护人类和平的精神。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我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担当弘扬和书写这一伟大精神。”

  朱向前评价《交响乐》的出版恰逢其时,其出版意义大于文学本身。他同时提出,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始终面临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不断重新认识历史,努力还原历史,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第二是反复深入开掘历史,仔细打捞历史细节,用心触摸历史机理;第三是投入激情,激活历史,完成历史的文学转化,诗意地呈现历史。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表示,就文学而言,抗美援朝对于新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巴金等当时的重要作家,都去过抗美援朝前线,也都留下了他们的作品。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对于新中国一代代人的精神成长,对于新中国立国之精神的确立,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他也提出,近些年来随着亲历这场战争的老战士们的离去,我们面临着抗美援朝书写相对比较少、没有太多令人印象深刻作品的局面。而王筠的作品,正回应着和参与着我们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发育和强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于抗美援朝的书写,我们不仅要在当代文学的脉络里考察,还要在世界背景下的战争书写和战争叙事中去考察。比如长津湖之战,美国人在写、也在拍电影,美国人讲美国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又怎么讲?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也正如书单中的其他作品,如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英雄儿女》等作品,70年来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作品出版,其意义不仅仅是回顾那一段历史,知道我们的来处,回顾那些英雄,记录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不仅仅是在原有文学史上书写的脉络中有所创新;更需要回应和参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精神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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