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在田（浙江省原外语教研员）
本人今年逾80。提起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英语教材改革，起始于30多年前。它彻底改变了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长期存在的哑巴英语状态。从此英语课堂教学不再以语法为纲，而是采取交际法，师生间互相交流，并寓语法结构于篇章内容之中。现在的学生十几岁便能使用简单英语交流。这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成效最大、历时最久、变化最深的教材改革。这是一次我国基础英语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优秀典范，其功绩永载史册。虽然旧时的记忆已经淡去，可是有些片断依然深深印在脑海里。
1992年杭州年会
1991年，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学年会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我的同事任关根欣然与会，由于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教材改革的深远意义，于是勇敢地接过了下一届年会在杭州召开的光荣任务。当时我们对于举办规模浩大的年会毫无经验。我们忙忙碌碌准备了几个月，终于盼来了那一天。记得大会举办的第一天，大会场里人山人海，济济一堂，教师们手持笔记本和新课本，迫不及待地抢占座位，迟来的干脆席地而坐，把讲台桌前面团团围住。新课本大16开，内容新颖、版面活泼、插图精美、装帧考究，代表们捧在手里倍感亲切。
讲座的内容分外新鲜诱人，什么听力五步法、阅读五步法，什么快读、跳读，什么阅读前、阅读中、阅读后，新名词扑面而来；新理念如雷贯耳。大家个个目不转睛、认真听讲，沉浸在教学改革的气氛之中；人人如饥似渴、频频点头，陶醉在崭新的教学新路子中。每位专家报告结束，总有许多疑问向台上射去。明明已是用餐时间，但就是散不了会。教师们的求知欲望可见一斑。因为大家长期在陈旧的英语教法中摸索已久，不知何时才是出头日子。现在开放大门已经打开；国际轨道已经接通；改革战鼓已经敲响！
像这样的教师培训年会，每年都认真举办一次，以迎接新一册教材的问世。如，武汉年会、西安年会、黄山年会等，杭州年会只是其中的一次。
坚定的追随者
浙江省是人教社英语教材的坚定追随者。正由于我们坚定不移地使用人教社英语教材，浙江省在课堂改革和高考成绩上都结出了丰硕成果。1999年是全国高中新教材全面铺开后的第一年。那年浙江省高考英语成绩，从历年的全国平均负6分直升至正6分！落实了浙江省教育厅的指示：“必须改变本省英语高考成绩的现状。”大家都以为这是本人坚持使用人教版英语教材，坚持课堂教学改革的结果。可又有谁知道这绝非本人独自所能为的。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报告会。当时我们的省教研员顾珠凤兴致勃勃地约请到刘道义老师前来杭州宣讲新教材。报告结束后，我们一伙人立即簇拥到刘老师面前，七嘴八舌地询问了不少问题。特别是杭州市学军中学教师史佩珍，她当时已是浙江省初中英语教改的先行者，在教学改革方面已经成果累累，闻名全省。她和刘道义可谓惺惺相惜，双双都迟迟不肯离去，大有意犹未尽、相见恨晚之意。我们一下全都成了人教社新编教材的追随者。后来1999年本省英语高考的较好成绩事实上也应该归功于当时本省没有编写英语教材，这样我们才能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扑在课堂改革上。教研员王莘莘和我全力以赴，到处正本清源。教学改革中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优秀骨干，深受广大教师尊敬和喜爱。
初学编写高中英语教材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能参与人教社教材的编写工作。大约在2006年，时任人教社英语编辑室主任龚亚夫将本人推荐给刘道义，让我协助编写教材。此事令人既兴奋又担心。我自己省里的初中教材不编，12年后却要去北京帮助编写教材？好在上有刘老师主编把关，课文均由外国专家撰写，还有曹洁和生平老师两位责任编辑协助，我高兴地应承下来。我的任务是帮助学生理解和消化课文中所出现的新短语和新语法项目。知道了大概情况后，我被安排住在人教社的方庄大楼。
编写教材，我完全陌生，必须从头学起。刘道义对我的一次次指导，可谓不厌其烦、尽心尽力。又在两位年轻责编女士的帮助下，一遍遍地修改稿子，这才得以通过初审。
本人虽然竭尽全力，但毕竟功底浅薄，为了不辜负领导期望，编好教材，我决定申请回家办公。在北京，一是时间不够用，二是参考书不够用。当时我手头只有一本《朗文英语字典》。在家里我可以随时开夜车，还可以游弋在参考书堆里，寻找灵感。回想那些日子，在书房我整天浸泡在一段段字里行间，废寝忘食、日思夜想，连做梦也在推敲文本的措辞。
伏案一年，终于搁笔。当曹洁女士她们寄来了崭新的教科书，捧在手里，就像一个父亲怀抱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回顾一生，从读书，到教书，到教学研究，最后到编写教材，事事接触、样样品尝，此生足矣。虽然甜酸苦辣各不相同，但编写教材最具挑战。它不但让我知晓编写教材的艰辛，而且也多少明白编者意图和苦衷所在。
自1990年至本人退休，至今10个春秋。这10年我国中小学外语改革蓬勃开展、如火如荼。这10年我国中小学学生更是改革的受益者。我将永远怀念这段美好时光——与人教社共事，彻底改变哑巴英语的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