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博雅塔下的思考与求索》武亚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版/92.00元 ISBN：9787301315996
■董梦杭（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初从武亚军教授手中接过这本书时，便觉得书名有趣。没想到这是他对其指导30多年的导师、年届九秩的厉以宁教授及前辈师长的致敬之作，是与厉教授和当年学生在1991年合著《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的同名书。从前言到后记，无不饱含作者对厉以宁教授的感激，以及对诸多具有学术创新精神的北大学者的敬意。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博雅塔下的思考与求索》是一本能让我们得到许多启发与反省的好书。它不仅传达了著者在学术研究上的深入体验和智慧，也启发像我一样的青年学者的思考。
战略为“本”
这本书的主旨是“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何为战略？笔者在我国台湾求学的日子，曾听过著名战略教授司徒达贤老师（1970年代便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战略学博士）讲过什么是战略，也拜读过司徒老师的《策略管理新论——观念架构与分析方法》中对如何制定战略的描述：“战略制定就是：1.描述企业现在是什么样子；2.目前的样子将来还能有效延续吗；3.将来想变成什么样子；4.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5.今天应采取什么行动，才可以从今天的样子变成未来理想的样子。”这几个问题后来被大家奉为“战略五个样貌说”。今天，武亚军教授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向哪里去？ 我们如何才能到达那里？” 4个战略问题出发，从哲学的高度追问这些问题的答案，与司徒教授的“五个样貌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追根究底之论，很能发人深思、引人深省。
在武亚军教授这本书中，无论是“本土新兴企业战略”“大学与学术战略”，还是“国家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每一篇章均围绕以上四个根本问题，或侧重在目标与政策，或侧重在定位与范式，或侧重在架构与路径，都根据具体层次与情境中的重要战略问题展开分析和论述。正如武亚军教授在书的前言所说，本土新兴企业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它们的战略发展模式与经验涵盖了本土成长型企业战略经营与变革管理的精粹，代表了作者对中国本土新兴企业战略模式实质与精髓的学术理解与认识，也对其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例如，本书企业篇的第一章，就是基于战略规划的基本理论，运用案例研究探讨了联想集团在21世纪最初几年中在战略规划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结合对联想运用国际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所提供方法及工具的分析与反思，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内外部战略形势客观辨识审验基础上的一个综合框架。它包括了企业的“战略情境-战略流程-战略内容-战略。学习”，并形成了多重反馈调整的系统闭环，对转型发展经济环境下的中国企业战略规划体系给出了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系统方法论与风险警示。
在社会层面，大学与学术机构是中国思想市场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中国文化传承创新的关键因素。本书将其置于战略研究的中枢位置，其研究可为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卓越发展以及管理学者与学术共同体的健康发展提供战略指导与政策启示。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如何利用绿色制度创新、国家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政策创新、数字产业政策与新型土地政策创新等，促进国家和区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期繁荣的关键，也是实现2035中国愿景和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驱动力。该书对这些重要的国家战略问题，都进行了富有深度的思考与分析，提出了很多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框架与政策建议。
我们身处一个变化日益加快、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VUCA（英文缩写，指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时代，如何从根本上确立战略选择变得无比重要，同时也极为困难。它既需要针对具体战略情境的分析与判断，也需要苏格拉底式的哲学追问。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许这本书可以对您有所启示。
精神为“魂”
“因问题，而学术；因学术，而思想；因思想，而光华”，这是作者的基本治学路径。从中国实践出发，以服务中国经济改革为要旨，做世界一流的中国学问，书中的每一篇都是著者对“战略选择是走向繁荣的关键”的体会和思考，每一个部分紧紧围绕作者对时代重大问题的追问。无论是中国本土管理学者的定位，还是试图化解中国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黄光国难题”的尝试，均是对“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最好诠释。
本土管理研究要做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并不容易。我的恩师之一郑伯壎教授是“家长式领导理论”的创始人，就时常要求学生时代的我思考一个问题：“在华人的文化情境下，华人的组织与领导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与欧美又有何不同？” 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需要掌握华人文化情境与历史脉络的关键内涵，并结合具有洞察力的理解，加上细心谨慎的经验考察，方能有较为深刻的体会与认识。我国台湾本土心理学的重要倡导者黄光国先生也曾指出：非西方社会的社会科学家要想发展本土心理学或本土社会科学，不仅要扬弃殖民主义的心态，拒绝盲目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典范，还要将其反殖民主义的心态调整为后殖民主义心态，以彻底吸收西方文明之精华，从而能够以西方的科学哲学为基础，建构出适用于本土社会的“科学微世界”。事实上，我国大陆及台湾都有学者对黄光国命题实施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在“天人合一”的东方思维背景下，如何综合运用“主客两分”的主体性知性思维并发展到辩证的理性思维确实不易，这就是该书所谓的“黄光国难题”。
针对黄光国命题与难题，武亚军教授认为，面对相对定型的西方管理知识生产体系及其巨大知识存量，本土学者要秉持“主体性”策略，辩证地处理中国管理研究中的问题独特性与普遍性、对象实体性与场域性、理论的借鉴与开发、探究的分析性与综合性方法、论证的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等，在保持中华学术主体性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科学哲学的基本方法论精华，“取法其上”，在发挥中国的“辩证统一”哲学基因及其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构建、经验验证及修正发展，才能有效构建系统的本土管理知识体系，进而真正实现中西文化双融与管理学的理论自信。
过去30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无论从范围上还是规模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而今全球又已迈入信息文明的数智经济新阶段。我们从农业为主的社会，一举成为全球工业巨头融入到全球供应链之中，并开始在信息化与智能化发展中大步追赶，这其中催生了很多新的业态与商业模式，也出现了很多新兴的管理议题。武亚军教授在书中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代的变化，无论是基于华为经验对IBM业务领先模型（“IBM-BLM”）的修正及改造，还是基于数字化时代中西情境差异对波特钻石模型的修正，阅读其中总会深深感受和体会到作者围绕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时代重大问题、紧扣本土理论的追问与求索。
方法为“尺”
这本书除了让我感到精神上的契合和启发，也让我对质性研究有了更深的体会。初入学术研究领域时，我常自问：“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研究问题，常涉及许多人的行为，无法用实验控制的外在变数，将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呢？” 在管理研究的范畴里，量化研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多数管理学者一定同意，量化研究虽然在方法论上有其严谨性、可复制性、可否证性，但是有多少回归分析结果，可以解释超过50%的资料变异性？有多少严谨的数学模型，可以在接近实务与合理的假设下，得到稳定的均衡解？
与量化研究不同，质性研究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发现客观真假与对错，而在于对社会现象发生原因的解释，在于从社会现象中抽丝剥茧试图了解社会运作的背后真相和道理。
纵观武亚军教授的著作，其中多篇均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企业（如华为公司）和本土问题进行的研究。通过研究者对对象主体的长时间观察，反复在“正反合”的思辨及经验的“符验”中，建构对外在现象的深层诠释。我觉得有志从事质性研究的年轻学者可以读一读武亚军教授的这本著作，或许会发出这样的惊叹：“原来研究还可以这么做！原来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还可以这样诠释。”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博雅塔下的思考与求索》是一本适应时代要求的好论著。在武亚军教授深入浅出的引导下，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战略选择的价值、认识到质性研究的魅力、学术创新的价值，看到把论文写到中国大地上的生动诠释。对于战略管理有兴趣、对质性研究有兴趣、对于致力于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学者，该书绝对值得您时常来学习与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