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娜：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立足当下人类信息化生存状态，从赛博空间语境观察数字出版的变迁，发现在21世纪初短暂的纸本数字化转型后，数字出版的内涵不断演变，边界逐渐模糊，传播关系趋于复杂，逐渐进入后数字出版阶段。赛博空间是后数字出版的基础性架构，数字已超越出版技术价值、数字衍生社会价值、数字重塑出版文化，从技术哲学视角对数字出版的再认知，有助于跳出经验维度思考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握当下数字出版的实践本质。
【关键词】后数字出版；数字出版；赛博空间
1984年，威廉·吉布森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首次提到赛博空间，书中虚构了一个通过网络连接全世界人、机器和信息源的新型空间。三十多年前的预言今天已然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赛博空间也由科幻小说构想成为信息社会的启示录。赛博空间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由数字构筑的信息空间，遁于无形又连接世界。赛博人具有离身性，人机耦合以克服身体的脆弱和消亡，并以信息存在的方式获得永生。赛博空间构想是信息社会人类虚拟化生存状态的浓缩，重新建构了人与技术、虚拟与现实的哲学关系。赛博空间与现实的关系，不仅是虚拟，更可以看作一种利用，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属于自身的意义世界。[1]
赛博空间是技术哲学视角对当下人类信息化生存状态的描述，赛博空间人人皆触媒，媒体被重新定义，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深度融合，出版业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21世纪初短暂的数字化转型之后，数字出版内涵不断演变，边界逐渐模糊，传播关系趋于复杂，向着多元化、生态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从赛博空间语境重新认识数字出版，有助于跳出经验维度审视人、技术与社会间的关系，突破经验藩篱发现数字在出版中的技术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开拓思路发现未来数字出版的可能性空间。
一、数字出版内涵的演变
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数字出版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2]学术界也对数字出版概念进行了探讨。有学者从数字化介质角度描述了数字出版，认为数字出版是从编辑制作到发行，所有信息都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于光磁等介质中，信息的处理与传递须借助计算机类设备的出版形式。[3]有学者强调出版过程与消费形式的数字化，认为数字出版“包括原创作品的数字化、编辑加工的数字化、印刷复制的数字化、发行销售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的数字化”。[4]总体来看，早期数字出版概念探讨是在香农—韦弗信息传播模式理论框架内，从纸—声波—光电讯号—数字信号传播介质进化中提取特征，按照传统出版流程凝练数字出版内涵，准确概括了数字出版的早期发展形态。
数字出版发展进程伴随着网络技术迭代呈现显著阶段性特征。web1.0时期，纸本数字化，出版介质由纸转变为二进制代码，数字出版生产、存储、传播效率获得极大提升。web2.0时期，出版社交化，数字出版传者和受众界限模糊，基于用户信息共享的社会化主体开始参与出版活动。web3.0时期，出版社会化，数字出版演变为以社会资本价值实现的知识生产与信息服务，体现为知识生产的社会化和个人出版价值变现。与技术演进规律类似，数字出版的不同阶段特征并非此消彼长，而是迭代融合，共同构成出版行业的新业态。有学者重新定义了数字出版，认为数字出版是阶段性概念，是“数字化手段重塑传统出版形态并萌生的新形态，是导致产品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化，运用计算机存储、运算、网络传输和智能输出呈现等技术手段重组数据、信息、知识和叙事内核的生产方式、发布形式和盈利方式的活动范畴”。[5]有学者提出数字出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人们正在进入内涵逐渐淡化、外延不断膨胀的“后出版时代”。[6]
技术进步逐步构建了现代人赖以生存的信息网络空间——赛博空间。赛博世界信息普遍连接、互惠共享、彼此交互，对数字出版的发展影响深远。数字对于出版业的意义，不仅是早期出版信息载体的变革，更意味着一套全新的生态系统。为突破早期数字出版介质数字化概念限制，本文尝试从赛博空间语境出发，以后数字出版概括web2.0以来数字出版的新业态，梳理后数字出版的社会实践案例，思考人类信息化生存状态下后数字出版发展的本质，探讨后数字出版阶段数字的技术、社会及文化价值。
赛博语境下，后数字出版是数字身份主体在网络空间的出版价值挖掘、出版活动协作与出版数据服务，体现为主体的多元化、平台的开放性和协作的广泛性。后数字出版包含专业化数字出版与社会化数字出版。前者是专业出版机构依托数字化介质，进行知识价值挖掘、数字产品出版、云数据服务和数字媒介运营的活动。社会化数字出版则是以社会化媒体内容为基础、以用户阅读需求为导向、以用户参与协作为特征的全新出版模式。[7]社会化数字出版用户高度参与，具有自发性、社交化、共享性的特点，出版内容因用户共享而生，用户参与策划、编辑、发行、营销、募资等出版环节。社会化数字出版是社会化媒体内容与专业出版行为的接洽，是赛博空间连通知识生产与价值变现的独特方式。后数字出版阶段，专业化数字出版与社会化数字出版共生相连，拓展了传统数字出版的疆域。
将当下数字出版的变革以“后”命名，不仅希望表达出数字出版的发展时序，更力图指出“前”与“后”两个阶段数字出版的本质差异，即数字出版中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革。后数字出版借鉴文化研究领域的概念命名方法，如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字“如果从‘强’的意义上去理解，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替代；如果从时序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朝着某些新的方向发展和扩展了结构主义……如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野，尽管很难从时间上作出确切划定，但是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8]
后数字出版与数字出版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第一，后数字出版对数字出版概念的继承性。后数字出版中，无论是数字出版流程还是产品形态和消费方式，数字介质仍然是承载数字出版活动的基本形式。第二，后数字出版对数字出版的扩展。后数字出版概念范畴包括专业出版与社会化出版。专业出版是自新闻纸诞生以来就产生的概念，是职业化的信息与知识传播活动。而社会化出版是在赛博空间语境诞生的概念，是用户、互联网平台等社会化力量主导或参与的出版活动。第三，后数字出版是对数字出版的超越。早期数字出版是以信息的数字化为前提，后数字出版则是以人的数字化为前提。后数字出版概念中，数字超越技术价值成为社会化出版的端口，数字出版主体由传统出版机构垄断发展为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数字出版消费形成数字文化身份，数字出版重构出版文化空间。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概念类似，后数字出版大众的“卷入”，昭示着专业出版主体中心化理论立场的让步，即单一传播主体的出版转变为多元传播主体。不同于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形而上学的消解，后数字出版是对职业出版者文化把关人身份的消解。
此外，一些文献中曾出现后数字出版的表述，如宋伟等学者在《智能出版：开启后数字出版新业态》中，提到“智能出版是智慧产业链化的出版方式，是后数字出版业态”，[9]Saarti等学者提到后数字学术出版与前数字学术出版的分期，[10]但上述文献仅将后数字出版作为研究背景或数字出版分期名称一带而过，并未深入诠释。这说明学者对数字出版新阶段的变化已经形成一定共识，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数字出版概念的演变，观察出版业态变迁和出版关系变化，重新认知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的技术价值、社会价值及其深远的文化影响。
二、数字出版边界的消弭
传统出版产业主要以图书、杂志、音像产品生产为核心业务。数字产业兴起后，互联网公司深度介入出版市场，传统出版行业边界消弭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统计类目，数字出版包括互联网期刊、电子书、数字报纸、博客类应用、在线音乐、网络动漫、移动出版网络游戏、在线教育和互联网广告。数字出版产业边界究竟在哪里？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数字出版应该包括数字阅读出版、数字视听出版、数字动漫以及网络游戏。[11]有学者反对数字出版概念泛化，认为数字出版只包括数字图书、数据库、数字报刊、数字视听等产品形态。[12]前者基于数字产业实践，从普遍的数字产品形态解读数字出版产业，是对跨界创新的现实观照，保留了未来出版业多元化的发展空间。后者则考虑出版理论概念的继承性，紧扣传统出版的知识生产特性，是对出版业核心文化价值的恪守。向左还是向右？以包容姿态扩大数字出版边界，还是固守知识出版核心竞争力？国际出版巨头近年来的数字化发展路径颇具启示意义。
早期数字出版理念可称为出版效率革命，以数字化出版流程提升出版效率，以线上产品销售提升发行推广效率，以电子阅读终端提升阅读效率。而后数字出版阶段，赛博空间的延展性决定了后数字出版将跨越传统出版边界，纵向资源垄断，横向跨界融合，微观业务聚焦，宏观跨境发展。传统出版巨头的数字出版实践也基本遵循这一发展路径，即聚焦数据品质、数据规模和国际市场，向数据服务专业化、出版产业生态化、出版企业全球化方向发展。
以爱思唯尔、汤森路透、培生集团为代表的数字内容提供商引领实体内容出版向专业化数据服务发展。2007年汤姆森并购路透集团标志着汤姆森从出版集团向信息服务商的重要转型。爱思唯尔从20世纪90年代就确立了从传统出版商向数字出版商及信息服务商转型的战略，快速发展STM数字内容资源，专业文献数据库全球领先，迅速打开在线法律和商务服务市场，削减传统出版部门业务，收购美国数据分析公司Choice Point。2007年，培生旗下哈考特评估测试公司、美国远程在线学习服务商eCollege联手打造了更为完善的远程教育产业链。汤姆森和励德·爱思唯尔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逐渐剥离出版主业，转向基于网络数字化媒介、面向特定行业用户的信息服务业，并且放弃了教育出版业务。而培生集团则由多元化战略转向聚焦教育出版及服务的专业化战略。[13]
以亚马逊为代表的图书销售商则是出版生态化发展的典型范例。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亚马逊在数字化浪潮前期把握市场契机，改造传统出版行业，发展线上图书销售。后期，则将更多精力放在图书之外的板块，着力打造“互联网+”生态系统。亚马逊生态发展战略包括图书社区经营、自出版体系、数据库与云服务、精准营销和“互联网+出版”。一是生产阅读需求，社交驱动图书销售。亚马逊经营网络读书社区，收购读书论坛，以社交平台连通读者，以书评、链接、排名导流图书销售。二是建立自出版体系，满足用户多元出版需求。亚马逊采取去专业化策略，降低编辑专业门槛，用户可以在10分钟内出版自己的电子书，可以自行定价，并获得零售价70%的版税。亚马逊自出版体系围绕Kindle这一核心产品，形成了Kindle出版、自出版印刷、众包出版平台、电子书订阅服务、按页计费模式、有声读物出版等系列产品，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三是创新数字服务，开发数字产品。亚马逊Alexa是人工智能开发和数字助理市场的领导者。亚马逊的AWS云计算服务业务则致力于为企业用户提供数据存储，帮助企业降低IT成本，实时监控数字内容生产与流通，目前AWS云计算服务是亚马逊最赚钱的业务。四是发挥数据长尾效应，精准营销，收割实体书店红利。自1995年亚马逊网站卖出第一本书开始，网上书店持续碾压实体书店。当所有人以为实体书店即将消失的时候，2015年亚马逊又开始线下实体书店的逆袭。亚马逊利用二十年来线上积累的消费者数据，精准实施市场投放，一年半实现盈亏平衡。五是探索“互联网+出版”模式。统观亚马逊的诸多属性：电子商务、自出版、电子阅读、会员视频、亚马逊物流、全食超市、无人便利店、亚马逊网络服务、智能语音助理、有声读物、视频游戏流媒体网络，很难用传统出版业明确其属性。Everything Store或许是对这个网络图书销售起家的公司最好的称谓。[14]
出版企业在积极实行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将全球空间纳入战略视野。2013年，英国培生集团子公司企鹅出版社与德国贝塔斯曼旗下兰登书屋合并成立企鹅兰登书屋。半年多，企鹅兰登书屋并购了全球两百五十多家出版社。[15]2015年，Springer和Nature合并，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学术出版集团。[16]在美国出版市场，排名前4位的出版传媒集团占据30%以上市场份额，排名前8位的占据52%以上，排名前20位的占据85%以上。亚马逊在美、德、中、日、法等国家开设亚马逊书城，并成立Amazon Crossing，调研国际市场，翻译国际作品，与国际作者合作，建立了全球化服务体系。亚马逊2019第四季度，在北美及国际地区的净营收分别为536.70亿美元和238.13亿美元，国际地区占总体净营收的27%。[17]
从上述出版巨头的数字化实践中可以观察到，后数字出版阶段出版商和销售商更具互联网企业的特质，具体表现为以数据垄断与服务为核心竞争力，数据超越传统电子书刊音像范畴；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平台建设，需求超越传统出版知识消费范畴；以资源优化为方向的互联网合作模式，资源主体将普通网民纳入合作范畴；以国际市场为方向的全球发展战略，国际传播兼具资本与文化输出。
边界的消弭，是任何一个处于激烈变革行业探索创新的常态，这正是我们从垂直传播的社会走向小世界网络社会的缩影。正如莱文森“补救性媒介理论”所认为的，任何媒介都是不完美的，但都可以实施补救，新旧媒介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争斗，新媒介往往是已有媒介的补充完善，使媒介技术更加人性化，满足人与社会发展需要。[18]数字出版的发展也是如此，从早期以效率为核心的出版观到现在以数字资源为核心的出版观，技术升级逐步拓宽行业边界，这不是新业态替换旧业态，而是新业态包含旧业态、数字出版内涵日渐丰富的过程。万物互联，传统出版业在技术创新扩散潮流中颠覆传统，也加速了赛博空间与现实世界的交汇融合。
三、数字出版主体的社会化
赛博空间人人都是信息端口。唐·伊德的《技术中的身体》将人的身体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肉身意义上的身体，二是社会和文化意义层面的身体，三是技术维度的身体。[19]肉身是可感知的身体，具有具身性；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身体是由价值构建的理性身体；技术维度的身体则是存在于赛博空间的虚拟身体。技术的身体由公开的信息文本、网络行为轨迹、关注度、赞赏度聚合而成。赛博空间，技术的身体以肉身为信息端口，在媒介平台进行文化书写，肉身和文化身份共同塑造了技术身体。后人类学家海尔斯指出，赛博的建构最重要的因素是将有机身体作为身体的弥补性延伸信息通路。[20]这一观点也契合了莱文森关于媒介进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他认为媒介进化使传播越来越像人自然加工信息的方式。从造纸术到广播电视技术，媒体的技术进化方向始终以延伸人体信息捕获能力和打通社会信息通路为旨归。尽管时空被技术压缩，但由传统媒介技术特质所决定的大众传播架构并未改变，报纸、广播、电视点对面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媒体与大众处于传播关系的两端，大众在传播中的被动和弱势局面始终未有根本性改变。而基于数字技术的赛博空间，肉身蜕化为网络端口，以信息价值定义的技术维度的身体重塑文化身份。与此同时，技术增强了肉身的信息沟通能力，人类社会交往模式淡化，赛博空间交往模式、文化风格和权力体系逐步形成，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由权威主导的现实社会规制和文化桎梏。
数字出版发展初期，传统出版业以书刊资源数字化、业务流程数字化、阅读介质数字化为主要方向，传播模式沿袭了大众传播媒体点对面的传播形式。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作为技术身体的赛博公民开始活跃，而在现实文化架构中出版机构和读者的身份在赛博空间逐渐模糊。后数字出版阶段，除传统的出版模式，依托赛博人的信息生产和虚拟社会交往，数字出版衍生出自出版、社交出版、众筹出版模式，作为受众的读者更多参与了数字产品的生产流程，数字出版主体社会化。
传统数字出版和早期数字出版，出版商是行业的主导力量，出版商通常要通过市场调研、多级审核、印刷出版、推广发行几个步骤完成图书出版，在选题、编辑、发行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社会化数字出版中，数字出版是用户、平台、大数据协同生产的结果，出版机构职能弱化，具体表现为用户主导知识生产、编辑出版专业功能淡化、数据驱动出版决策、社交出版模式多元以及众筹出版定向生产。
第一，用户主导知识生产。自出版模式中，机构提供数字出版平台和编辑业务培训，由作者本人完成出版流程及定价，如亚马逊自出版体系。还有完全以知识共享为目的的公益UGC出版模式，如加拿大电子书制作与分享网站Wattpad倡导免费创作、免费阅读、免费分享的“三免”模式。第二，编辑出版专业职能淡化。传统出版中，策划和编辑是出版机构出版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而社交出版中，可以通过社会力量协作的方式，合作完成电子书的策划和编辑工作。例如知乎出版的《知乎周刊》中有一期策划题目为《建什么筑》，邀请建筑领域专家为客座主编，完成选稿，编排、封面设计。第三，出版决策由经验驱动转变为数据驱动。后数字出版阶段，大数据贯穿出版始终，形成以数据为先导的出版机制。选题策划阶段，大数据辅助挖掘热点选题，发掘有市场潜力的作者；内容生产环节，大数据聚合有价值的网络内容，根据用户画像定向内容生产；营销环节，根据用户数据分析精准投放目标受众，利用社交媒体数据准确定位意见领袖，以话题热度数据获得及时的营销反馈。[21]第四，社交出版合作模式多元。社交出版是依托社交网络形成的新型出版形式，具有用户中心、社交连接、互动分享的特征。目前社交出版实践模式有：以平台为主导、用户参与、内容为节点的当当云阅读，平台用户双主导、内容和用户双节点的微信阅读，平台引导、用户主导、内容和用户双节点的QQ阅读，用户主导、内容与用户双节点的知乎，用户主导并以其为节点的简书。[22]第五，用户募资众筹出版定向生产。传统出版募资通常有常规出版、合作出版和自费出版三种方式，出版资金由出版社和作者分别负担或者共同承担。而众筹出版则是借助网络和社交平台进行内容生产并募资出版。这种方式借助积极受众力量，发掘小众出版价值，共投共享共读，是网络动员在出版领域的实践，改变了传统出版中小众化图书因出版风险而不被重视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后数字出版中，人人皆触媒并非人人皆出版主体。社会化出版的基础是大众信息发布行为，但大众信息发布行为未必是社会化出版。信息发布概念广泛，任何将信息公之于众的行为都可称为信息发布，无论信息是否具有公共性和重要性、是否体系化且具备传播价值。出版行为是相对较窄的概念，出版产品必须具有信息，但公开发布的信息不一定具有出版价值。出版活动旨在在公共文化领域形成系统的、有价值的文化产品，其价值既可以包括事实价值、知识价值、意识形态价值，也可以包括娱乐价值和商业价值。赛博人从自由信息发布到数字化出版，其间依然需要经历价值筛选、内容整合、价值变现的过程，其对于后数字出版的意义在于，个体的信息发布使专业化出版之外发展出一支社会化的生产力成为可能。由此，也形成了后数字出版阶段专业机构出版与社会化出版共生相连的出版图景。
数字出版主体的社会化，改变了传播主体单一结构，以网络动员方式实现了传播权力的下沉。如果说纸质出版和早期数字出版代表了精英话语生产方式，那么后数字出版每一个赛博人的接入都使出版由垂直的价值筛选转变为水平的价值聚合。正如莱文森所言，一切媒介的性能终将越来越人性化。[23]某种程度上，出版专业化意味着壁垒和权力，后数字出版则将人从现实规制中解放出来，在赛博空间实现价值重构。社会化出版消解了现实身份门槛，将知识创造权力回归平民，聚合民间智慧，形成价值多元的文化部落。不同于传统出版行业内容—出版—销售的模式，赛博空间依托赛博公民自觉的知识生产、交换、消费行为，探索社会化出版模式，为数字出版持续发展增添原动力。
四、后数字出版：数字技术价值的再认知
技术语境中的数字是二进制代码，是计算机的语言方式。赛博空间语境中的数字是网络空间数字形态的信息流动，是一种信息交流状态。媒介环境学语境下的数字是媒介演化促成的文化形态，是书写权力的重构。后数字出版的提出旨在从技术哲学和媒介演化的角度对数字技术价值再认知，观察数字出版发展阶段变迁，把握当下数字出版的实践本质和文化意涵。
1.数字重构出版价值发现系统
数字出版早期的代表性创新产品电子书，曾被认为是数字出版的方向，近年却不断出现批评声音。法国最大的出版公司阿歇特出版集团总裁Arnaud Nourry曾对电子书的创新价值提出质疑：“电子书是一个愚蠢的产品，它跟纸书没有区别，除了是电子的，它没有创意，没有任何功能强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数字体验。”[24]电子书近年的发展颓势也似乎证明了在多元开放的后数字出版阶段，早期纸本数字化的数字出版理念存在历史局限。Saarti.J和K.Tuominen将数字学术出版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印刷科学、第一阶段数字学术出版和后数字学术出版。他认为用后数字这个术语表明学术出版从根本上超越了基于纸媒体的可能性，而第一个数字阶段没有超越。[10]数字出版初期，出版介质由纸本变为数字，数字是纸本出版的附庸。尽管数字读物便携、易达、成本低、方便存储，但数字技术对出版行业而言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应用。后数字出版阶段，数字超越了作为出版介质的技术价值，成为连接社会知识生产的端口，并以此为依托，创新出版内涵，拓宽出版外延，深刻影响数字出版的生态环境，也表征着未来数字出版的方向。
早期数字出版与后数字出版传播特征风格迥异。早期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相似，其传播是狭窄的、纵向的、点对面的，而后数字出版是广阔的、流动的、块状的。具体来说，早期数字出版依然是通过专业出版机构自上而下的价值判断，完成数字化产品生产链，再通过相应的销售渠道服务社会。后数字出版阶段，数字重构了平等的虚拟公民身份，信息在赛博场域自由流动，出版者通过数据挖掘发现出版价值，生产销售依托社交文化场域深度融合，出版者与消费者身份彼此交织。数字技术超越以人为中心的出版流程，统合出版关系，重构出版价值发现系统，驱动出版活动，贯穿出版始终。
2.数字促进出版社会价值多元开发
数字人类学家托马斯·克伦普认为，数字的本质是人，数据挖掘就是在分析人类族群自身，人人都是建模者（modeller）。[25]数字出版初期，纸本知识数字化本质上是人类知识储存方式的升级，人们对数字技术的认知依然是技术性的，彼时的数据处理理论与实践依然是通过结构化推演探索显性知识。而大数据技术，尤其是机器学习和云存储开启了数据智能化的大门，海量非结构性数据特征可以被精准勾画，情感数据、行为数据、隐性知识数据的价值得以被发掘。大数据“一切皆可量化”的功能和价值使“量化人性”成为现实。[26]
文化遗存形成数据，网络表达产生数据，信息流动生成数据，数字聚合促进出版社会价值的多次开发。数据汇集人类社会历史遗产和当代存照，开辟了数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如谷歌的图书计划尝试扫描过去两百年人类出版的每一本书，学者可以通过对各国书籍的数据挖掘，全景俯瞰勾勒人文研究脉络。从出版服务社会角度，数字化工程是对图书出版价值的二次开发，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新型智能化技术支持，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和广阔学术视野。此外，赛博空间，人不以先天的身体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定义，而是被网络文化属性定义。基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可以清晰知晓读者的阅读行为、文化偏好，建立知识发现模型，用于精准出版、信息资源评估与决策，知识服务智能荐购，形成数字出版传受价值连接，这是对即时数据出版价值的开发利用，也为观察族群文化属性提供了量化依据。
出版的社会价值在于将人类经验以知识形式留存传承，但知识的存取则受到时空的局限，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社会的研究视域。后数字出版中，基于海量数据和大数据处理技术，连接出版资源，延伸出版价值链，以数字人文方式发掘微观出版内容中蕴含的宏观社会图景以及文化族群特征，具有积极意义。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研究路径与研究范式的创新，也为数字出版社会价值的深度发掘开辟了新的空间。
3.数字影响出版文化空间权力关系
哈拉维认为，文明的起源是书写、权力和技术相互合作的产物。[27]（304）书写对生命经验和社会演化的记录是从经验中的抽象，而媒介技术则是文明的容器。从造纸术、印刷术、电子媒介到数字网络、虚拟现实的技术变迁，文明的累积、再现和传承愈发多姿多彩。
媒介技术特征影响文化秩序。造纸术和印刷术成就了出版行业的文化精英地位，出版社是传统公共知识的守门人，代表了文化精英的价值判断。数字技术架构决定赛博空间文化格局，建构一个相对平等、开放、共享的信息空间文明成为共识，现实社会也将深受影响。数字技术确定的文化秩序带有平等性、开放性、部落化和后现代话语特征，数字技术的虚拟性使公民身份平等化，数字平台的开放性释放出广泛的文化生产力，数字交流的自由性更易聚合文化兴趣，数字公民的身份认同催生网络部落话语体系。
尽管批判派学者担忧自由、平等的赛博文化是乌托邦，但新技术对传统文化权力的影响和改造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传统媒体、文化团体入驻社交媒体，跨文化阶层的对话互动屡见不鲜，网络民意推动社会进步成为常态。在赛博空间，数字出版意味着广泛连接的信息端口，意味着广阔空间的信息可见，意味着多元的价值观念可被挖掘，也意味着知识价值易于实现。
赛博空间向现实空间的价值迁移增强了数字对现实文化的影响力。技术的身体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技术身体能够赚取赛博空间的比特币，将网络资本兑换为现实资本。赛博空间尽管有着不同于现实社会的意义系统，但始终保留与现实社会的通路。尽管有批判学者担忧人们移居赛博空间与赛博空间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携手并行。[27]（202）但现实社会中，赛博世界与现实世界交互的积极价值也不容小觑，无论是以数字文化身份作为现实社会的谋生手段，还是在网络空间肆意徜徉的文化书写，个体创作承载的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变现模式创新都值得称道。如2020年李子柒田园古风视频YouTube破千万，创造了中式田园美学国际化传播的独特景观；Bilibili罗翔说刑法播放量1.1亿，引发在线教育现象级讨论。赛博空间的价值迁移，激活了网络数字出版实践的创新。社交出版、众筹出版、自出版等模式，铺就了虚拟世界知识生产向现实世界价值变现的通途。赛博空间的社会交往与现实世界的出版平台彼此依存，以出版价值聚合受众，以网络社交搭建出版平台，以社群共创共享出版成果，弥补了主流出版市场的文化价值和市场空间，也实践了赛博公民平等的出版权力。2015年，已故富士康青年打工诗人许立志的遗著《新的一天》被众筹出版，一个微小生命个体的内心世界得以被世界看到。不同于传统知识信息自上而下的观照方式，社会化出版以赛博公民的情感共振为出版驱动力，通过网络围观放大个体声音，促发进一步的行动支持，继而引发广泛的文化讨论，实现自下而上的文化观照。
结语
媒介环境学派哈罗德·伊尼斯曾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28]出版是社会文明的承载者，技术进步打开通往新文明愿景的窗，也往往伴随着信息乱象、技术的反噬，以及未来的迷思。路在何方？数字是传播介质，是信息时代的生态承载，数字代表着知识生产中的价值发现、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引领、信息权力中的公正平衡。确保数据信息安全，平衡数字权力结构，反对数据垄断，缩小数字鸿沟，是后数字出版时代必须坚守的底线，唯此才能在赛博空间聚沙成塔，照亮前路。
参考文献：
[1]费安翔,徐岱.赛博空间概念的三个基本要素及其与现实的关系[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11-119,191.
[2]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2010-08-06].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778072.htm.
[3]谢新洲.数字出版技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
[4]张立.数字出版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J].中国出版,2006(12):11-14.
[5]侯欣洁.数字出版概念界定的再认识[J].现代出版,2014(5):44-46.
[6]刘燕南,姚远.融合视角下的出版概念辨析与展望[J].现代出版,2017(6):10-14.
[7]马克秀.社会化数字出版模式解读[J].中国出版,2016(16):19-22.
[8]萧俊明.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一种文化思考[J].国外社会科学,2001(5):18-26.
[9]宋伟,刘禹希,王金金.智能出版:开启后数字出版新业态[J].传媒观察,2018(8):24-29.
[10]Saarti J,K Tuominen.From paper-based towards post-digital scholarly publishing:an analysis of an ideological dilemma and its consequences[J].Information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2017,22(3):769.
[11]张新新.变革时代的数字出版[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101-123.
[12]李华君,张智鹏.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出版的用户新体验:场景感知､场景生产与入口把控[J].出版发行研究,2019(5):17-21.
[13]汪曙华.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出版变迁与转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125-132.
[14]Howard Chai,Amazon vs.The Book Industry:The War That Never Was[EB/OL].[2018-04-10].https://medium.com/s/story/amazon-vs-the-book-industry-the-war-that-never-was-191816492747.
[15]赵树旺.欧美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整合路径[J].现代出版,2015(4):78-80.
[16]杨琦,张娜,赵文义.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科技期刊国际化的借鉴与思考[J].科技与出版,2016(3):95-101.
[17]亚马逊Q4净营收874亿美元市值重回“万亿俱乐部”或仅一步之遥[EB/OL].[2020-02-01].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0-02-01/1404333.html.
[18]周旭.理解赛博空间:从媒介进化论到虚拟生存[J].学习与实践,2018(9):119-125.
[19]DonI hde.Bodies in Technology[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3.
[20]冉聃.赛博空间､离身性与具身性[J].哲学动态,2013(6):85-89.
[21]程新晓.大数据在出版行业的应用初探[J].出版广角,2019(23):37-39.
[22]沈松华.社交出版的类型模式与核心要素特征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9(11):119-122.
[23]保罗•莱文森.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前言.
[24]任翔.数媒巨变与出版创新空间——2018年欧美数字出版发展评述[J].出版广角,2019(3):20-24.
[25]克伦普.数字人类学[M].郑元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10-111.
[26]张弛.基于大数据哲学视域的精准出版探析[J].出版科学,2019(3):91-96.
[27]刘介民,刘小晨.哈拉维赛博格理论研究:学术分析与诗化想象[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28]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