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研究”丛书五卷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在2020年5月出版，由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樊祖荫教授担任总编撰，由其带领的团队历时数年完成。樊祖荫是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等职。
出版缘由
安徽文艺出版社在音乐艺术图书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社内设有音乐编辑室。作为音乐编辑团队中的一员，我有幸参与了“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研究”的出版全过程。
最初是编辑部主任王士宇2015年在贵州参加学术会议时得知了樊祖荫的项目，当时的项目名称为《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已被列为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重点课题，王士宇具有敏锐的选题嗅觉，她抓住机会与樊祖荫进行了交流，并表达了安徽文艺出版社想要参与此项目的态度，那就是发扬社会担当，尽心尽力将樊祖荫和其团队的优秀学术成果以专著的形式呈现出来，也算是为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研究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樊祖荫被王士宇的真诚和我社的实力打动，同意将这部著作的出版事宜交给我社。后社领导带领音乐编辑部的成员几次去北京拜会、交流和沟通，樊祖荫在2018年将所有成稿交至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文艺出版社为了打造好这一重要学术成果，成立了以社领导为组长，音乐编辑、文学编辑和音乐校对人员共同组成的项目组，明确出版规范，统一各册版式，制定出版进度并严格执行，严把出版质量关。
严把质量
整部著作共分五编，总论、民歌、器乐与歌舞、戏曲和说唱，每一编根据体量由两到三位编辑负责，基本上是以“音乐编辑+文学编辑”的模式合作进行。音乐编辑负责把握音乐专业知识方面的内容，而文学编辑则对文字表述、遣词造句等进行细致的打磨。组员之间保持良好且顺畅的沟通，每两周开一次碰头会，汇报书稿的进度，并与先前制订的进度计划进行比对，将编校过程中遇到的棘手问题提出并商讨解决，日常处理稿件时如有拿不准的问题也可随时在项目组的QQ群里进行沟通交流，遇到存疑且无法考证的问题时就会与作者团队进行联系沟通并确认。
我与何健承担的是第一编总论的编辑工作，总论主要论述的是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定义和类别、产生和发展、历史和现状、形态特征和思维特征以及研究的方法和目的意义。可以说这是后四编的总领，是从整体上对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了解和认识。相对后四编来说，本册篇幅略短，约有20万字。
首先由何健对稿件进行整体梳理，对字里行间的错误、遣词造句的不妥之处等进行修改，对文中出现的参考文献和页下注在知网上进行查找核对，一一找到出处，对找不到出处的引用之处标红，单独列成文档发给樊祖荫进行逐条确认。之后我再对文中的专业音乐知识进行审读，查阅知网、专业音乐图书等；对本册中出现的82个谱例逐一核对原稿，因为原稿中的谱例体例不统一，有些是从别的出版物上复制引用，有的是手抄谱，还有的是油印谱，也有用打谱软件自己制谱，可谓形态万千，所以排版时将所有谱例全部重新制谱，以达到全书的和谐统一。
重新制谱，出现错误的概率也就增加了，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一个音一个音仔细核对，力求无误。书中例44（P105）《挑担号子》一曲中有大量拟声词，在用汉字记录这些词的时候，因为记录者的原因，可能会出现大量同音不同字的现象。在发现这个情况后，我和其他4本书的责编协商，将同音不同字在整套书里改为同音同字，套书做到整体统一。
融媒展示
总论中的82个谱例，相比于后四编，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其中部分内容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抢救性保护。我们和社里的融合发展部门通力合作，在经过音量修复、降噪、剪辑、转格式等数字处理以后，将内容上传至数字平台保存，读者扫描书后的二维码即可进入播放程序，欣赏书中的音乐素材。这样能使读者有更加直观的认识，能更加立体、多方位地了解和感受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魅力所在。
在图书的封面设计上，经项目组共同协商，采用了布面精装的形式，5本书分别为咖啡、深棕、正红、深蓝和墨绿色，显得典雅、厚重，书中前后衬纸为浅米黄色，坚韧又不失温度，全书以80克东方书纸印制，摩挲起来颇具质感，让人不忍放下。
对于编辑来说，这部著作的编辑出版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在编稿中我们不仅积累了编辑方面的经验，也增长了文学和音乐专业方面的知识。学习再学习，努力更努力，让我们在未来的出版道路上不忘初心，打造精品，为坚定文化自信、构筑强大中国力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