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冰：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
【摘 要】中国的媒体融合是一场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转变，学界、业界和政党话语力量相互作用，体现了新闻媒体转型发展适应国情的特点。媒体融合起源于美国，兴盛于中国。新闻学界最先引进了融合理念，传媒业界承担了实践探索的重任，党很快主导了媒体融合的进程。媒体融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传播构建，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手段。媒体融合的落脚点在新闻，应该恰当看待媒体融合的功能。
【关键词】媒体融合；话语力量；政党主导；意识形态
中国媒体融合借鉴了美国理念，但并没有完全照搬美国的经验，而是走上了一条独立探索之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学界、业界和政党话语力量共同作用，体现了新闻媒体转型发展适应国情的特点。分析媒体融合话语力量的互动状况，便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式媒体融合的定位和实质。中国式媒体融合的过程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传播构建过程，媒体融合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手段。
一、媒体融合中的话语力量分析
中国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三种话语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三种话语力量包括学术力量、业界力量和政党力量。新闻学术力量最先引进了融合理念，传媒业界因应现实需求承担了实践探索的重任，政党力量很快主导了媒体融合的进程。
引介融合理念的学术力量。新闻学术力量最早启蒙了中国媒体融合的进程，发挥了学理引领作用。新闻传播研究人员最先引进媒体融合概念并加以系统研究，学院派对媒体融合的研究具有前瞻性，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出远远早于业界和党政部门对媒体融合的认识。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学界都是最先对媒体融合产生反应并进行系统研究的力量。媒体融合起初其实是一个理论假设，这个理论假设诞生于美国，并最先在美国新闻界展开实践探索。中国新闻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最先捕捉到了美国媒体融合的信号，并将其介绍到了中国。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阐释媒体融合的观念，2005年这一理念得到系统阐释，逐渐产生了较大影响。学界对媒体融合的反应从整体上看远远超前于业界，这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作为实践主体的业界力量。起初，业界对媒体融合的反应比较缓慢，整体上看，中国传统媒体在2012年之前的市场中并未遭遇普遍经营困境，对互联网带来的冲击感受不强烈。但也有身处一线城市的媒体人士，较早感受到了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紧迫性。新闻界在2012年之后逐渐普遍意识到了转型发展的必要，传统媒体纷纷遭遇经营压力的挑战，严酷的现实使媒体必须严正面对数字化转型发展问题。同时，中央有关媒体融合战略的推出，指明了发展方向，促使新闻媒体坚定信念，并加速了媒体融合布局及实践。在国家确立媒体融合战略以后，媒体融合毋庸置疑地成为新闻媒体加快推行的工作，一些新闻媒体也的确在推动媒体融合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主导融合进程的政党力量。媒体融合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突出地表现为党的介入与主导。其他国家或地区也会制定融合产业政策，但具体到新闻媒体业务领域却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么重视。媒体融合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政党力量较为迅速地介入并主导了媒体融合的发展进程。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整合媒体资源，推动我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中国的媒体融合大业，已经由学界的引介与倡导、新闻媒体的实践摸索，发展到了政党介入与主导阶段。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要求“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1]?2020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进入深度发展阶段。
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传播构建
媒体融合是“传统媒体走进新媒体空间，主动参与社会讨论并引导舆论的过程”，[2]媒体融合已经成为党巩固新闻宣传阵地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媒体融合的定位逐渐得到提升，媒体融合的定位逐渐深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传播构建。
党的宣传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传播工作，它同时也是党的一项基本工作。宣传恰恰就是政党的领导方式，也是政党管理国家与社会的行为，宣传有助于维系、调和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宣传增强了政党的风险承受能力与风险化解能力。[3]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伊始就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党对宣传工作的重视程度从来没有减弱，也不应该减弱。进入新媒体时代以后，传统媒体宣传受到挑战，政党宣传必须调整角度，适应新媒体时代发展的要求。媒体融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重视，被提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战略在此后主导了中国媒体融合的进程，媒体融合也呈现出了兴盛于中国的景象。
中国的媒体融合既是传播命题，同时还是社会治理命题。[4]因此，对媒体融合的理解就应当站到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将媒体融合嵌入国家发展系统，发挥媒体融合的社会治理工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媒体融合是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传播构建。媒体融合不能仅仅限于一般信息的传播，还需要将新闻与政务、民生服务综合起来，打造新型信息平台，通过推动媒体融合的发展来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传播构建。
推动媒体融合进程，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县级融媒体是国家开展社会治理的基础，融媒体必须加入到社会治理中来，成为社会治理的支撑系统。[5]
三、融合成为意识形态工作手段
互联网对传统新闻媒体的冲击，已经从渐进式的外部影响，发展成为颠覆式的内部瓦解。传统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传统媒体的新闻宣传效果变弱，传统媒体话语权受到冲击，中国的媒体融合是一场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转变。中国媒体融合政策的推出，意在重塑传统媒体话语权，让传统媒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宣传沟通作用，以便形成共识，凝心聚力。
互联网已经深深嵌入人类社会生活，全面影响并且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交流模式，传统的官方媒体渠道、宣传灌输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互联网传播的时代要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媒体融合，让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通过融合重塑党媒的话语权。媒体融合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通过融合解决传播过程中新出现的矛盾问题，让官方媒体获得和增强有效沟通能力，让执政党的声音和主张更为广泛地被多元治理主体所理解、认同和支持，提升国家治理的效率，助推社会发展进步。
媒体融合的着眼点其实仍然是传统新闻媒体，媒体融合是要求传统媒体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以便能够继续发挥好党的耳目喉舌作用。党对媒体融合进行了顶层设计，指明了媒体融合的发展方向，确立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战略。
媒体融合是新媒体时代宣传工作的重点，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明确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习近平总书记把新闻舆论工作看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这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对新闻事业的认识是一致的。[6]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创新媒体传播方式，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7]党的十九大报告涉及新闻传播的表述也是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一标题之下，其中明确提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值得强调的是，正确理解“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可以追溯到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后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概括为“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意味着中国媒体融合已经到了攻坚阶段。[8]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举行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关于“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要表述，也是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这一部分明确提出的。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9]我们应该十分清楚的是，媒体融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手段，媒体融合的目的当然也是党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四、对媒体融合功能的恰当期待
媒体融合具有多种话语力量，中国媒体融合过程中不同的话语力量并没有出现刻意割裂现象。媒体融合的实践与研究，学界、业界与政治力量有意识地形成了合力，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促进了中国媒体融合的发展。在重视不同话语力量互动、深入认识媒体融合定位之余，我们还需明确媒体融合的落脚点，恰当看待媒体融合的功能与价值。
首先，要明确媒体融合的落脚点。在媒体融合成为热点话题的时候，无论话语力量如何博弈，我们还是应该保持清晰的头脑，明确媒体融合研究的根本在哪里。无论是从新闻学的发展还是从政党的媒体融合战略落脚点来讲，媒体融合的核心问题其实还是新闻问题，在媒体融合成为强势话语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舍本求末，而应该紧密围绕融合新闻的研究来展开。
如果偏离了融合新闻的研究，则媒体融合的研究其实已经失去了其新闻学意义。新闻领域里的“融合”研究主要关心的是新闻业面对变化的应对，[10]却已无暇顾及新闻本身。对融合新闻的关注应当成为学界、业界和政党关注的重心，因为如果舍弃了新闻的融合，则媒体融合的原初目标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媒体融合的社会价值必将大打折扣——学界的研究偏离了新闻学专业焦点，传媒界的实践失去了业务重心，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传播构建也将无从实现。运用融合新闻是为了全方位呈现新闻事实发展的全过程。[11]
其次，要恰当看待媒体融合的功能。媒体融合现在已经成为新闻学研究的热点，也是传媒业界实践探索的热点。融合当然是传媒业发展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恰当看待媒体融合的功能，辨证看待融合与分化的关系，不能因为媒体融合成了热点，就彻底否定细分的价值。媒体融合被赋予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传播构建职能，但媒体融合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定位到何种程度？这些问题仍然有待探究。
参考文献：
[1]张洋.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王沪宁主持[N].人民日报,2018-08-23
[2]朱春阳.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坐标､发展机遇与路径创新[J].新闻界,2018(9)
[3]张宁.关系视角下政党宣传范式的转变与创新[A].张志安等.新媒体与舆论:十二个关键问题[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23
[4]梅宁华,支庭荣.媒体融合蓝皮书: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2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41
[5]胡正荣.打造2.0版的县级融媒体中心[J].新闻界,2020(1)
[6]陈力丹.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学习十九大报告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论述[J].当代传播,2017(11)
[7]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212-218
[8]陈力丹.“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学习十九大报告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论述[J].新闻知识,2017(11)
[9]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求是,2019(6)
[10]王辰瑶.新闻融合的创新困境——对中外77个新闻业融合案例研究的再考察[J].南京社会科学,2018(11)
[11]刘冰.融合新闻:互联网时代新闻样式重塑[J].中国出版,2017(11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