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摘 要】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图书出版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突破和变局。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图书出版产业的全面转场、升维创新之旅。以链接、赋能和跨界为核心，中国图书出版此态和整体思维方式出现颠覆式变革。后疫情时代，中国图书出版业的转型之旅不会止步，需从制度建构、内容策划、盈利模式、技术革新等方面入手，破解升维创新迷局，在数字化征程上不断迈进。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图书出版业；升维；创新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人类文明与瘟疫、疾病等如影随形。瘟疫、疾病不仅带来身体的疼痛，经济社会发展的消退、停滞，甚至可能引起人类文明的变迁。历史上如日中天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玛雅文明都曾经因为席卷而来的瘟疫而先后衰落，进而走向崩溃。然而，瘟疫与疾病在摧毁人类文明成果之时，亦催生大批文艺产品，给图书出版行业带来生机和活力。人类历史上，《十日谈》《霍乱时期的爱情》《死于威尼斯》《鼠疫》等都是以瘟疫和疾病为主题的经典之作。进入21世纪，我国历经了两场影响时间较长、波及范围广泛的传染性疾病，即2003年的非典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在这两场疫情面前，中国图书出版业尽管遭遇了短暂的业绩下滑，线下图书销售受到影响，但也为图书业增加了新的主题，激发了读者需求，并加速了转型升级之旅。
2003年，图书出版业受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影响较小，属于高速增长期。如今正处于从传统出版到融合创新的转型期、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调整期、从生产制造型到知识服务型的升级期。[1]据统计，非典期间共有60多家出版社出版过有关防治非典的图书，共150余种，而且发行量以数十万计。[2]如果说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主要是国内出现以疾病为主题的系列图书出版高潮、图书营销发生革新的话，电商的快速崛起也使原来不温不火的网络图书销售迎来了春天。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则使图书出版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突破和变局。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图书出版业的全面转场、升维创新之旅。受疫情影响，我国图书出版业态和整体思维方式出现颠覆式变革。这是我国发展到全面拥抱互联网、走进数字经济新时代的行业格局、业态大变革，代表着中国图书出版业升级至“互联网+”背景下的产业思维新阶段，即在重点发挥社会效能、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同时，积极围绕用户需求，密切关注产业链供求关系和实现细节，并结合技术、环境、流量等元素，实现产业收益最大化。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已得到基本控制，图书出版业正逐步复苏，但中国图书出版业的转型之旅不会因此止步。基于此，本文将对疫情影响下我国图书出版业转型发展、升维创新策略进行总结梳理，并据此探究后疫情时代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发展进路，寄望为我国图书出版业与时俱进、乘风破浪，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升维创新策略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出版领域的深层次应用，出版业正进行着一次从内容、产品到模式、业态的全方位创新。其中，基于数字与网络技术的知识服务成为出版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3]然而，受制于传统思维和运行惯性，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步伐迟滞的问题依然严重。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犹如强力催化剂，推动并加速了我国出版机构从内容提供商向知识服务商的角色转变。在这一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版机构转变原有思维模式，积极进行产业升维创新，取得了富有价值的探索性成果，所使用的策略大致可分为三种。
1.链接策略
所谓链接策略即变点状思维为网状思维，打破原来由作者、出版机构、印刷厂、物流公司、分销商、零售商等组成的分散的出版产业链条，以用户为中心，直接面对用户，再造生产流程，通过掌握用户需求构建全产业链拓展、全方位运营的产业体系。
（1）链接服务。
链接服务是链接策略的第一步，主要考量的是如何缩短与受众的距离，为其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图书产品服务，提高受众对产品的接触率和购买率。它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连接，其“本质是有没有改变体验、提升效率或者是创造出整个业务流程上真正的增量价值”。[4]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由于线下的图书阅读购买活动受限，一些出版社采用将自身优质内容免费提供给广大读者阅读或收听的方式，全方位链接用户。如中信出版社免费提供3000多册电子书及600多册有声书，还面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费提供全年的好书快听权益；清华大学出版社为用户开放个性化的高等教育专业知识库——文泉学堂等。而为解决因为疫情带来的图书购买、配送问题，自2020年3月起，北京超百家实体书店陆续入驻外卖平台，为读者提供最快30分钟的送达服务，通过共享销售渠道，打通了书店与用户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随着疫情缓解，人们逐渐恢复正常生活工作，这些举措并未烟消云散。相关研究表明，21天就能养成一个习惯。从疫情暴发、武汉“封城”至今，中国居民宅家时间最少的也有一个多月，不少读者在此期间已经养成了数字阅读/收听的习惯，这些都将成为图书出版发行机构转型升级、线下与线上业务融合发展的契机。
（2）链接需求。
所谓链接需求，即从读者的需要出发，组织内容生产和相关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如果说链接服务还受限于原有生产流程调整和改进的话，链接需求带来的则是生产流程的再造和颠覆。图书出版机构的转型不是简单的媒介载体和内容发布方式的变化，而是重塑出版机构与用户的关系。要“建起以用户为导向的数字化知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优质与便利的知识服务”。[3]（7）在这一关系中，用户的需求被充分激活，核心地位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一切出版服务均以用户为中心，围绕用户需求、改善用户体验去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方面，读者对相关图书阅读的需求大增，这种需求不但包括如何防范新冠肺炎的相关知识需要，也包括特殊时期如何提升自我、反思人性和社会等的需要。疫情期间，相关科普类图书热度较高，少儿经典、文学类图书销售稳定，生活、学习、个人成长类图书出现逆向增长态势，[5]就是这种需求的典型体现。另一方面，图书需求附带的相关需求应运而生。比如不同层级学生在购买教材之余，因在线学习产生的娱乐、课程以及沟通交流需求，用户的心理疏导、科普、寻医问药需求等。针对这些需求，北京出版集团第一时间推出“京版云”公益课程，提供数字教材、在线课程，配套资源等一揽子服务。旗下京版北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还通过国韵承传APP免费提供京剧片段100段，以及童话故事100个、民乐200首等。河北教育出版社打造的教辅平台冀教学习APP（小学版）和冀教高分APP（中学版）累计服务河北省270万师生。人民卫生出版社则在医学教育、大众科普数字出版等领域不断探索，如在人卫临床助手、人卫用药助手APP中分别建设“智能诊疗”“智能问药”系统。
（3）链接供给。
在出版机构向知识服务商转变的过程中，还需要对自身拥有的资源进行整理、挖掘、发现和组织。所谓链接供给，主要指与服务的提供者建立连接，这一过程也是盘活企业资源、形成强大智力支撑的过程，所有能够为这一行业提供优质服务的从业人员皆为可链接的对象。在服务供给和产业链运转过程中，能否调动链接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完善服务链条，保证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是产业能够良性运行、为用户创造价值的保障。就图书出版业而言，可链接的对象既包括图书生产过程中的编辑、校对、印刷等人员，也包括能够为图书提供素材、第一手资料的相关领域的作者和专业人员，还包括图书营销、发行等战线的相关人员。如疫情发生后，众多出版社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组成出版物编辑突击队，第一时间向公众推出抗疫相关书籍，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120》更是打出3天组稿定稿，4天上线学习强国、山东教育新闻网、咪咕阅读、喜马拉雅、掌阅等多家网络平台，5天出版纸质图书的超高速组合拳。除图书出版环节人员，相关领域的专家、医生等也成为图书出版的链接对象。比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就与“网红医生”、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合作，分别出版了《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2019冠状病毒病——从基础到临床》；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专家合作，策划出版了《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手册》等。而在图书营销环节，一些图书机构也同样花样别出。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由营销中心人员和图书编辑组成直播团队，在天猫的新华文轩网上书店进行网络直播，轮流推介图书；部分出版社或书店还开启了老总亲自下场直播带货模式。
2.赋能策略
赋能原为心理学词汇，意为通过改变态度、言行和环境，给予他人正能量。后被用于经济管理学中，指的是企业通过扁平化的运作、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最大限度赋予员工自主工作的权力，激发个人才智和潜能。在当今“互联网+”的浪潮下，各行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技术的漩涡，赋能又被赋予了新内涵。日新月异的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不但重塑了行业的发展业态、标准和环境，更形塑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理念。出版业自连接互联网以来，经历了艰难的磨合和探索过程。信息技术不断进步，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读者阅读需求也随之多元化，传统出版业尚在探索如何以电子书、数据库等数字方式提供知识产品，又面临提供知识+服务产品的知识服务业蓬勃发展带来的新冲击。[6]如何形成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出版发行新模式至今仍是不少出版机构面临的难题。“互联网+”不是“+互联网”，不是将传统纸质版的东西简单迁移到网络上的物理反应，而是“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的化合反应。[7]可喜的是，疫情影响下，不少出版社在谋求“互联网+”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和创新。
（1）技术赋能。
麦克卢汉的媒介观认为，媒介即尺度，“一种媒介的产生会在社会中产生新的行为标准和方式，媒介（技术）创造了新的环境，而环境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8]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互联网技术再造的不仅是外在包装、形式，更重塑了产业发展业态，营造了全新的产业发展环境。对于疫情下的图书出版业来说，可以利用多种民众喜闻乐见的媒体形式，扩展信息沟通和知识共享服务，重新构建供给和需求两端供应量。于供给侧而言，充分利用闲散资源，优化存量，点石成金；于需求侧而言，创造新的增量，为读者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使用消费场景和体验，吸引更多读者对出版社及其相关内容产品的关注。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疫情期间，精心制作抖音视频，涵盖人文趣味知识分享、作家活动现场剪辑和古诗词讲解等几大板块，受到网友热烈追捧，抖音粉丝猛增至40万，是开通抖音号后受关注度最高、涨粉最快的阶段。除在抖音上发力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开通了快手号、哔哩哔哩号，在微信小程序“我的趣练习”上开展了《美顺与长生》《诗经全注》《红楼梦》等书籍的共读活动，并联合京东、天猫、当当等平台，策划组织了“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柏杨先生百年诞辰”等系列直播活动，部分视频播放量超过700万次。这些活动虽未与变现相挂钩，但对于塑造出版社品牌形象、扩大其知名度和美誉度颇有作用。
（2）营销赋能。
营销赋能即通过多样的营销手段助力产业发展，解决传统产业营销中面临的痛点和难点。新媒体环境下，营销赋能借助各种类型的新型媒介更加如虎添翼。一定意义上，营销赋能亦可视为技术赋能在营销领域的实践和延伸，但与单纯的技术赋能相比，营销赋能更重视营销给图书出版行业带来的革新和整体改变。所谓“营销为体，技术为用”，技术搭的台，最终是为了营销环节能够唱好这台大戏。疫情期间，借助新兴媒体的力量，众多出版社各显神通，探索图书销售新渠道、新手段。数据显示，疫情期间，73.21%的出版机构加大了自媒体营销力度，51.79%的出版机构加大了网店活动力度，[9]其中，网络直播成为使用最为频繁的营销手段之一。在疫情影响下，过去作为新书现场发布会补充的视频直播、语音分享迅速被出版企业采用，线下推广转战云端，2019年七八月还寥寥可数的图书直播，2020年春天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10]早在2020年1月21日，著名经济学家薛兆丰就携其畅销书《薛兆丰经济学讲义》走进了淘宝主播薇娅的直播间，制造了8万本图书瞬间被抢购一空的壮举。国内一些头部的出版社或发行公司也在直播卖书中收获颇丰。如中信出版集团疫情期间以平均每天两三场的频率开展了图书直播，内容涵盖财经、科学、人文、生活等方方面面，其中有关身心健康、家居生活的直播内容尤受关注，销售转换率甚至高于同类线下活动。除网络直播外，与相关平台和商家合作、开展社群营销等也成为特殊时期图书营销的主要方式。如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不但与小猿搜题、曹操专车、悠贝童书馆等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营销合作，还尝试社群渠道产品定制，利用米小圈等头部产品在喜马拉雅平台的流量效应，带动其他腰部文学产品的宣传和销售；发挥社群用户黏性强的特点，实时推出一些契合各社群平台需求的定制产品。[11]
3.跨界策略
目前出版企业大都是岛式思维，相对封闭。互联网时代开放共享的精神与知识服务的发展特性，客观上要求出版企业积极构建一个生态型知识服务平台，利用企业自身优势，协同和整合最广泛的外部资源（用户、作者、书店等），打造一个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的有机生态系统，建立适合知识服务发展的网络生态圈和利益共同体。[12]受疫情影响，以往那种主要依靠单打独斗、拘泥于固态思维和市场的经营策略开始变得捉襟见肘，破圈跨界成为诸多出版企业的选择。
（1）价值跨界。
图书出版业是以系统化知识作为核心价值，面向公众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的行业，这些精神文化产品多以语言和文字为表现形式。近年来，数字化出版、各种网络广播的出现，使听书成为一种新时尚，然而转换的只是表达方式——从书面语言到口语表达，本质上的核心内容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而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出版社打破图书出版的固化思维，开始探索更多价值开发的新模式。
一是行业跨越，走出图书出版边界，与更多的行业展开合作。典型者如传统教材教辅链接在线教育资源与服务，两者优势互补，为读者提供更多元、有深度的教育知识资源；再如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自2020年2月1日起在各大自媒体平台上开展“音乐传情、风雨同心”2020抗击疫情优秀歌曲公益展播，向全国征集抗击疫情原创歌曲，随后又将优选的歌曲和歌谱制作成抗击疫情音乐出版物，并首次在哔哩哔哩、阿基米德等多平台云首发，累计点击量超百万。
二是化整为零，从知识的整存整取转化为零敲碎打模式。与报纸等提供即时信息的纸媒相比，图书的最大价值在于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但同时存在着时效性欠缺的弊端，与当今多模态媒介并存、受众碎片式阅读的习惯不相适应。基于此，一些出版社在新媒体运营过程中将存储的精华资源化散、揉碎，化整为零，收到良好效果。据统计，出版社榜单TOP50的微信公众号在疫情期间创作的10万+文章数量创历史新高。[12]譬如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旗下《科学画报》微信公众号2020年春节期间发文10余篇，总阅读量1300万，其中《17年前的果子狸不会离去，除非你们再也不去吃野味了》总阅读量更是高达910万。
（2）区域跨界。
2020年不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于我国来说是场考验，对于世界来说也是一场大考。随着国内疫情形势向好、各行各业逐渐复工复产，中国的抗疫经验、信息沟通和社会治理等赢得世界赞誉，不少国家出版人与中国合作意向有所加强。为此，一些出版社在强化国内主题出版的同时，亦加强相关图书编译工作，大开国际合作通道，国际版权合作由此迈上新台阶。比如中国外文局于伦敦书展宣布取消之际，及时调整策略，将新近出版的抗击疫情系列中英文出版物以云首发的方式带到全世界读者面前，并宣布向国际社会捐赠所属7家出版社出版的全部抗击疫情图书的国际版权，即对已获得多语种翻译权及相关转授权的抗疫主题图书，全部免费授权国外出版机构出版，受到不少国家肯定。截至2020年5月底，“已有29种抗疫图书在海外落地出版，覆盖英国、巴西等15个国家，涉及14个文版”。[13]新世界出版社疫情期间与来自俄罗斯、韩国、瑞典、奥地利的四家出版机构签订了46项合作出版协议，其中与奥地利和瑞典出版社属首次合作。一些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还主动与中国联系，寻求抗疫支持。比如伊朗疫情发生后，该国资深出版人通过中国译研网寻求防疫图书版权合作，得到中国多家出版社积极响应，相关国内出版社还决定授予伊方免费版权并翻译出版。主题合作一方面以实际行动有效支持了各国抗疫，共度难关；另一方面中国出版机构的免费赠予版权举动，也为今后与相关国家出版社的版权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二、后疫情时代中国图书出版业升维创新迷局破解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缓解，图书出版业也正全面恢复。虽然疫情时期的一些特殊做法也将随之降温，但转型之旅仍在继续，后疫情时代，中国图书出版业仍需继续升维创新，破解个中迷局，在数字化征程上不断迈进。
1.制度建构：成立专门的应急出版和数字化业务机构，增强临场反应力和融媒竞争力
此次疫情中尽管部分出版社表现突出，在应急出版和数字化方面先声夺人，赢得市场一片喝彩，但从全国范围看，也有部分出版社行动较为滞后，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囿于现有出版社的建制不能适应数字化时代尤其是特殊时期的精神文化需求。一方面，不少出版社对数字化业务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些未设立专门的数字化出版部门，仍由传统的编辑人员负责新型的电子书有声书业务、音频视频制作及网站、APP、微信公众号运营等，造成因观念思维和专业业务的局限，数字化业务开展乏力；有些虽设有数字出版部门，但“形至神散”，未能与传统的出版业务很好地融合，未发挥出数字出版应有的威力。另一方面，现有的常规运作机制和模式与复杂万变的社会形势和需求存在脱节，出版机构基本都未建立应急出版机制，而是在考验来临之时，由临时的出版小组完成，如此出版机制显然难以适应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类非常态时期的需要。鉴于此，建议出版机构将数字化业务、应急出版纳入常规建制，设立专门机构，由专业人士负责相关业务，数字化业务要充分考虑如何与传统出版融合共生的问题，而不是两张皮式运作。比如图书网络直播，要考虑与直播平台的匹配度、人员的专业度与讲书模式、刚需产品及快消品带货模式的不同等。而应急出版部门除做突发事件选题外，还可负责重要纪念日、国家重大政策等的选题，以增强出版机构对非常态以及重要事项的参与能力和策划能力。
2.内容策划：优化资源配置，打造差异化品牌内容，力创精品经典之作
为支持我国抗疫工作，满足疫情期间人们的生活工作需求，不少出版社紧急调动人手，在短时间内出版了不少主题书籍。截至2020年3月20日，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服务中心开设的抗击新冠肺炎专题数据显示，与抗击新冠肺炎相关的图书已出版超230种，内容涵盖疫情防护知识、心理疏导、文学纪实以及面向少儿的疫情科普等方面。[14]这些种类繁多的图书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但也出现了主题和内容同质化较为严重的问题。以大众疾病防护为主要内容的图书占总数的1/3以上，内容上未免交叉重复。[14]同时，以疾病防护为主的书籍面临的另外一大问题是难以避免昙花一现的命运，一旦疫情过去，这类图书也就失去了生命力。而图书内容上若与各大媒体第一时间公布的防护知识重复，公众在提前获知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对图书的购买欲望就会大为减弱。
因此，图书出版主管部门应加强宏观调控，优化资源和出版配置，避免出版社各自为政，同一选题过度重复，浪费出版资源；出版机构和相关作者也应在差异化上做文章，避免盲目跟风，除满足读者疫情期间的特殊精神文化需要外，还要努力打造经典，延长图书的生命周期。比如依附在疾病、瘟疫上的叙事主题就有社会主题、生命主题、爱的主题等，社会主题包含药的主题、异化主题、权力主题、灾难主题、人性主题；生命主题从生命意识、生命困境、死亡主题三个层面表现了疾病叙事蕴涵的终极关怀和人本关爱内涵；爱的主题包含爱情主题和母爱主题。[15]历史上，从这些主题切入，曾诞生过不少经典的文艺之作，因此相关出版机构和作者也应从单纯的知识防护、心理救治、科普等层面跳脱出来，从更为高远、宽广的层面审视此次疫情，以精品和经典意识对待创作和出版。
3.盈利模式：提高议价能力，建立多方共赢利润共享和平衡机制，持久稳定盈利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众多出版机构响应国家抗疫需求，将自己的电子书、有声文化产品以限时免费的形式或者极低的价格提供给读者，此举虽然一定程度上壮大了读者群，为出版社带来了更多潜在的消费者，但毕竟没有稳定盈利支撑，难以持久为读者提供服务。因此，后疫情时代，出版机构还应考虑如何建立持久稳定的盈利模式。目前，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出版，除自建平台外，出版方盈利模式主要是通过第三方平台实现内容盈利和广告盈利。对于内容盈利模式，主要可以细分为购买和点击两个模式。购买模式，就是用户购买单独一本电子书、一个音频课程，出版方与第三方平台实现分成收益；点击模式则可理解为第三方平台推行的会员包月、VIP阅读和限时订阅等模式。[16]然而，问题在于出版机构本为提供内容服务的上游机构，一旦沦为第三方平台供应商，难免因为议价能力较弱、数字资源获取能力有限等情况，处处被动。且对于图书电商来说，半价折扣、满减活动已成常态，为保住线上份额，出版机构给予第三方平台的折扣只能一降再降，利润更是日趋稀薄。因此，如何实现多方共赢、将购买产业链转变为利润共享产业链迫在眉睫。
首先，形成品牌、提高出版机构的议价能力是根本。出版机构不能满足于大卖场式的规模增长，更要做精品店、专卖店，在单品效益上做文章，打造不可替代的品牌价值。比如疫情期间，登上当当和京东图书2020年2月图书畅销榜榜首的是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且是在榜图书中为数不多、不参与满减与打折活动的新书。可见品牌才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品牌越有价值，机构议价能力越强。其次，与第三方平台签订灵活的盈利回馈方案。比如按照图书销量设定合理的利润分成比例等，对于销量或阅读量较高的图书，出版机构可从中分配到相对较高的利润收益，也可以一定的目标为限，如果图书销售超过预期目标，即可获得超出日常的利润等。再次，相关政府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有必要制定图书销售折扣最低价，以平衡双方利益需求，防范图书出版业出现衰退风险。比如2020年2月意大利罗马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规定书商可给予图书的折扣从原来的最大15%降低到最大5%；书店每年可对所售图书进行一次15%折扣的促销活动；出版商给予图书的折扣不能超过20%。[17]我国虽然未必按照上述折扣定价，但这一举措对于保护出版机构合法权益和产业健康发展亦具有参考价值。
4.技术革新：积极运用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手段，进行数据资源开发
当下，以ABCQ（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量子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滚滚向前，既给传统产业带来了无尽的挑战，传统产业生产结构、发展环境、市场需求等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又为其提供了难得的转型升级机遇。就图书出版业而言，后疫情时代如何抓住此次科技革命的契机，迎接产业发展的春天，也许将决定未来图书出版业的面貌。
一是数字资源开发。图书出版业掌握的大量数据资源是一片宝贵的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此次疫情期间，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文泉学堂知识库、中国农业出版社的智汇三农农业专业知识服务平台脱颖而出就是数据资源利用的力例。二是大数据分析。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分析用户喜好，为其量身定做适销对路的产品。比如疫情时期不少出版社以免费开放电子书、有声书等公益形式赢得了不少读者，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读者注册成为会员，如果能对此次免费浪潮中用户的使用规律、效率和使用效果做全面调查，那么对于探索用户数字产品使用规律、更好地开展数字化业务将大有裨益。一些出版集团亦可充分发挥媒体矩阵的效力，实现深层的互联互通和真正的融合发展。比如旗下的微信公众号、网站、APP等负责大数据采集分析，精准掌握用户阅读需求，并将其转化为出版选题，还可以在读者中培养挖掘作者；杂志等平台则为出版社各大业务板块提供宣传平台，还可从中打捞市场需求，形成良性互动等。三是利用新型技术手段丰富传播形式、扩展营销渠道、提供保障条件。比如利用5G网络提高信息共享效率，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强与读者互动，协助完成线上资源和服务维护，借助短视频直播、VR技术等，直接对接读者，依靠区块链技术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等。目前图书出版业对于这些新型技术手段的运用仍处于初步阶段，探索如何将这些技术与图书出版业深度融合、最终走出一条数字化时代的新通途，是图书出版业将转场升维进行到底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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