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掌握我国科普期刊评价体系的演进与现状,厘清存在问题与优化空间。［方法］采用文献梳理和综合分析结合的方式,讨论科普期刊已有评价体系的得失。［结果］从科普期刊评价演进与存在症结切入,有针对性地提出智媒时代科普期刊评价的创新路径。［结论］我国科普期刊评价应立足智媒时代的传受便利和用户新变化,尽快革新传统评价框架,打造凸显用户需求与体验,采用科学适用指标,重视智媒运用与技术创新的评价架构。
【关键词】科普期刊 ; 智媒时代 ; 评价体系 ; 指标革新 ; 智慧评价
科普期刊评价体系是规范引导科普期刊发展的基本框架,其演变革新关联着期刊运营者、受众、管理部门与相关组织,对科普期刊产业及科普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科普期刊评价及其结论既是特定期刊实力的衡量标准,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期刊提升质量与深化创新的科学依据。审视科普期刊评价体系的价值意义集中于两方面:一是聚焦科普期刊评价的经验与不足,为建设更具适用性与实用性的评价方式打下基础;二是对照当下科普期刊运营发展吁求与现行评价生态的不匹配部分,为智媒时代科普期刊的评价体系建构提出针对性提升思路。
目前,针对科普期刊评价体系的系统梳理尚不多见。已有成果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刘清海等[1]对科普期刊评价体系与方法进行探讨,侧重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科普期刊评价体系的“缺陷”,进而指出已有评价体系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充分重视期刊的市场属性。对于涵盖了科普期刊的泛科技类期刊的评价分析,庞景安等[2]归纳了旨在评价科技期刊学术水平的评价指标构成,具体说明了指标内涵与评价策略及算法;余菁等[3]探讨了移动传播对科技期刊传播的重要性,初步触及了科技期刊的移动传播评价指标;郭晓刚等[4]从评估学视角切入,指出科技期刊的现有评估背离了期刊反映社会文化的功能;朱大明[5]分析了科技期刊国际化评价的定量指标与方法,提出应综合考虑期刊国际化程度的相关因素;杨泽亚等[6]按照时间线将我国科普期刊定量评价体系细分为三个阶段,并概括了“介绍引进”“评价实践”与“系统推进”这三个阶段的特点;刘雪立等[7]关注中文科技期刊评价,指出“政府主导评价存在局限”“同行评议不健全”与“文献计量缺乏规范”等是该领域的主要问题;潘明志[8]分析了国内外科技期刊的评价体系以及科技期刊评价的常用指标。综而观之,由于科普期刊在期刊定位与功能承载方面有较多特殊性,因此一般泛科技类期刊的评估体系实际上并不完全契合科普期刊,目前尚缺少聚焦我国科普期刊评价体系的深入研究。本文拟从该研究维度切入,为推进科普期刊评价研究与实践创新提供策略性参考。
1 我国科普期刊的评价体系演进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智媒时代的科普期刊内容生产与用户传受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当下的科普期刊评价中,用户群体的主体能动性更强,评价数据来源和获取方式更加多样化,技术创新主导下的评价模式创新呼之欲出。只有立足现实,才能进一步审视和创新优化科普期刊的评价体系,从而助推其长远发展。全面审视我国科普期刊的评价体系,需要厘清其评价主体与评价标准的演进,如此才能正视经验与不足,寻求科普期刊评价的创新路向。
1.1 评价主体
科普期刊的评价主体是指自发开展或接受委托并进行科普期刊评价的各类组织或个体。我国科普期刊的评价主体主要涵盖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及相关组织、专家与期刊受众群体。其中,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及相关组织是主要评价主体,受众群体被认可的评价介入相对较少。
1.1.1 相关监管部门
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等是科普期刊的主要监管主体。监管主体的科普期刊评价行为主要体现为制定相应法规来规制和开展评价类引导活动。对部门监管而言,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制定并实施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等行政法规及文件集中体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导向。对评奖活动而言,中宣部与国家科委等部门曾于20世纪90年代多次开展“全国优秀科普期刊评比”活动[9];1999年,原新闻出版署开始设立“国家期刊奖”,并将其建设成两年一度的国内期刊评比最高奖。2000年,原新闻出版署着手建设“中国期刊方阵”,并采取分级负责、按比例推荐的逐步推进办法。
1.1.2 行业协会及相关组织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普期刊研究会和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原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等是我国科普期刊评价领域的主要协会组织。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对其主管期刊开展的年度校验和评审活动涉及了较多科普类期刊;中国科普期刊协会是在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下成立的全国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中国科普研究所是直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其研究范围包括科技科普教育研究与国外科技传播研究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是中国科学院所属的非营利性群众学术团体,其科普期刊研究与评价活动基本隶属于学术论文审核和相关科研活动范畴。
1.1.3 科普期刊评价专家
专家群体是目前科普期刊评审、评奖的重要承担者。以2019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支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承担的中国科普期刊分级目录工作为例,参与评审的专家涵盖了科研专家、高校学者、业界精英、协会负责人、期刊编辑等群体,其共有身份标签是科普期刊领域专业人士。科普期刊专家群体一般应具备较好的专业素养,兼具业界专家与研究型专家身份。
1.1.4 期刊受众群体
长期以来,我国科普期刊评价体系的评价者构成以管理者、运营者、研究者为主,较少有读者群体的参与。伴随着整个社会网络化与智慧化程度的加深,受众参与的必要性和价值产出能力空前增强,如何给予并强化受众群体的评价主体身份成为亟待解决的命题。优质高效的科普期刊评价体系应能支撑与吸纳“接受+生产+评价”三位一体的新型受众群体。
1.2 评价标准
1.2.1 科普期刊评价标准演进
期刊的评价标准即评价行为中的评价尺度与界限,其制定与实施彰显了特定评价体系对期刊特质的取舍及侧重,具备导引和调适期刊发展趋向的现实意义。
国家科委1994年发布了《关于颁布五大类科技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的通知》,该文件分别制订了科技期刊指导类、学术类、技术类、检索类和科普类的质量要求与评价指标。从其中的科学普及类期刊评估标准来看,其评价标准与其他类别期刊大同小异,主要按照政治质量、技术要求、编辑质量要求、印刷出版要求来细化,除了“报道知识面”和“普及性”等个别指标外,较少有能体现科普期刊独特性的考量角度。该评价体系缺少明确的针对性,评价标准中的“技术要求”包含内容相对杂乱,杂糅了发行量与经济效益等范畴[10]。
1999年开启的“国家期刊奖”(原名“中国期刊奖”)所界定的评奖标准主要包括: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舆论导向;遵守党的有关宣传方针政策,遵守国家出版法规;符合《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等标准;具有准确的市场定位、办刊特色以及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社会效益与读者反映好,文化品位好,影响力大;印刷出版质量好;勇于改革创新,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协调;创办5年以上[11]。总体来看,上述标准基本延续了之前国家科委对科普期刊的评价框架。
2000年,原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国期刊方阵”,其基本框架分为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双效”期刊,旨在选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好的期刊作为方阵基础;第二个层面为“双百”期刊,通过每两年一届评比产生百种重点社科期刊与百种重点科技期刊为中坚力量;第三个层面为“双奖”期刊,会在“双百”重点期刊的基础上评选出国家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提名奖期刊;第四个层面为“双高”期刊,即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的期刊[12]。
在上述标准基础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02年制定了《科普期刊评估标准》。然而,相对于国家科委之前的科普期刊评估体系,该标准主要从政治、技术、经济、编辑方面界定评价取向,但在指标设定上较为宽泛和模糊,其主要推进在于将“经济”指标作为特定评估指标单元单独列出,同时较为关注“科普期刊经济实力”与“读者群体广泛性”[13]。
2019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支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承担的中国科普期刊分级目录工作正式启动。该工作依据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将通过对科普期刊的分级收录来推进科普期刊评价体系建设,引领和促进科普期刊高质量发展。
1.2.2 科普期刊评价标准的特殊性
国内对科技期刊的评价主要以数据库收录和数据库各项指标作为参考依据,并据此兼容期刊学术水平、核心效应、国际竞争力以及影响因子等评价指标。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为例,其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中国社科院)、《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清华大学)与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等数据库或评价体系中的优异表现构成了其期刊水准的基础性指标体系。国际上评价科技期刊学术水准的一般标准主要包括是否公开出版、期刊主办机构、编委组成及发文数量、同行专家评审、基金论文数、刊载各类文献数量、期刊流通情况、期刊被引用与收录情况等。
科普期刊虽然归属于科技期刊类别,但其评价适用标准又有较强的特殊性。与一般专业性科技期刊相比,由于科普期刊的学术特质并不突出,其核心要义主要在于对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普及性传播与呈现,因此其运营更加注重与大众群体和市场维度的对接,评价标准实际上并不能照搬学术类科技期刊的评价模式,这也造成科普期刊的评价架构长期以来不够完善,呈现出宽泛化和非体系化的症候。
2 我国科普期刊评价体系的当下症结
2.1 评价主体:用户评价偏弱且互动性差
进入智媒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用户群体的能动性空前增强。无论是在生产、接受还是评价层面,用户都发挥了较之以往更为形式多样、效果显著的作用。用户在接受过程中不断反馈使用体验,这些体验涵盖了对期刊内容样式、科普话语甚至科普营销模式的认知评价,对科普期刊定位与运营策略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用户评价维度在当下我国科普期刊的评价体系中仍然偏弱,这一方面表现为科普期刊的评价与考量主体以权威部门和业界主体、领域专家为主,较少依托用户群体来完成期刊评价;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长期以来科普期刊运营者不够重视用户数据,特别是未能建立起用户评价数据库,因此也无从谈起对用户需求、喜好的即时性满足。科普期刊的传统评价方式显然遮蔽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科普期刊的内容与形式均是为了针对用户进行优质科普而存在的。传统科普期刊评价体系更注重于单向度地评价期刊文本,而鲜少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去制定和修改评价规则。再对比泛科技类期刊,其评价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客观评价特定期刊科研学术水准的优劣,而这一诉求其实也并不完全契合科普期刊群体。
用户评价偏弱的直接影响是弱化了科普期刊与用户的互动关系。在万物皆媒、数据成为重要资源和核心驱力的时代,科普期刊必须借助新兴信息技术重塑“用户中心”机制,在识别“核心用户”“典型用户”与“活跃用户”的基础上,建立与用户的互动沟通关系[14]。在科普期刊与用户群体之间存在三种双向互动关系,包括期刊与用户基于内容消费而产生的交易互动、期刊与用户基于内容评价而产生的观点互动、期刊与用户基于内容生产而产生的创作互动。三种互动方式均与用户的深度参与密不可分,依托用户的积极评价来实现。
2.2 评价指标:指标陈旧且适用性低
以往我国的科普期刊评比或评奖活动主要以较宽泛的政治、技术、编辑和出版四大版块作为基本框架。该体系在科普期刊发展早期尚能发挥作用,但在时下已显露出指标相对陈旧、适用性低的问题。应和广大科普期刊近年来开展的全媒体拓展与转型实践,科普期刊的评价也必须紧跟时代,嵌入更多针对性与专业性强的评价指标。
科普期刊评价指标亟待细化和更新。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制定的《科普期刊评估标准》为例,其“能普及相关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的条目几无必要,因为该条目其实是所有科普期刊的本质特点。而另一条“发行量相对比较大”则又必须配套给出特定时期同类期刊的发行量为参照才有意义。同时,综观以往科普期刊评价架构,由于时代技术发展限制等,该架构基本未能纳入互联网运营考量维度,亟待补充完善。
2.3 评价效果:缺乏效果跟踪长效评价机制
评价效果跟踪反馈缺失是科普期刊评价架构不完善的另一突出表现。以往对科普期刊的评价主要以各类评奖、审验为主,但这些评奖和考核结果的后续影响却并不被纳入考量。由于科普期刊的评价主体大多裹挟了其官方或个体专家身份而产生的话语权威,所以这种评价大多是单向度、一次性的,未能持续深入并触及评价效果的再梳理和反馈。
已有评价体系与审核标准对科普期刊革新发展的影响如何?特定评奖活动对科普期刊管理效率、编辑质量的提高情况如何?这些问题的梳理与澄清,能够夯实科普期刊评价效果跟踪分析版块,建立起不断完善、动态调适的长效评价机制。
3 智媒时代科普期刊评价创新路径
智媒时代,科技与媒体的交互渗透空前加快,科普期刊的生存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应对科普期刊评价体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应从多个方面深化创新、建设适应当下的评价路径与指标(图1)。
图1 智媒时代科普期刊评价创新路径图
3.1 “评价卷入”:凸显用户需求与体验
智媒时代的科普期刊评价体系应大力凸显用户评价主体地位。积极的用户评价指向积极的用户使用与消费、互动,从长远来看对科普期刊发展大有裨益。科普期刊应打破传统的“表格填写”等用户评价模式,更多地从“表层参与评价”走向“深层互动体验”,营造评价层面的深度卷入,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对科普期刊内容的评价应更多通过智能设备与数据系统,并借助5G技术和场景技术来完成,最终使用户在评价过程中能够获得认知收获与感官愉悦[15]。
(1) 借助移动化与碎片化传播实现用户评价层面的“深度卷入”。智媒时代的科普期刊要“做有价值的传播”[16],选择对受众传播效益最大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满足受众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如今的受众不仅满足于内容带来的价值,还享受着信息的交互与流动愉悦,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评论甚至成为期刊内容的生产者与创作者。在此背景下,科普期刊评价应广泛利用微博投票、微信转发、短视频“发起挑战”等评论方式,通过移动化、人性化的多元评价参与模式,打造用户评价维度的全面主体化。
(2) 打造高度适配场景的评价体验。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体融入互联网需要历经三个阶段,即门户媒体、社交媒体和场景媒体。所谓场景传播,首先要以用户为中心,即“对特定场景中用户需要的洞察与满足”[17]。如今,千篇一律的科普传播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吸引大众眼球,诸如VR科普出版、AR科普研学等高度适配不同场景的新兴科普体验开始大受欢迎。科普期刊评价创新应牢牢把握这一机遇,基于场景理念并借助各类VR与AR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使用户有身临其境的接受观感。科普期刊评价要迅速改变以往对评价场景的漠视态度,重视融合科普传播行为与科普评价过程,使用户能够在高度适配场景的评价设计中完成评价交互行为。
(3) 强化用户评价数据搜集与使用能力。对于内容生产行业而言,深入定位和全面了解自己的受众,为用户完成数据画像,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科普期刊应善于积累用户数据并有针对性地收集用户评价数据,挖掘更广更深层次的用户喜好,预判用户需求与行为,进一步开发科普产业。未来,对用户评价数据挖掘更细微、对用户需求提取能力更强的期刊才能快速赢得市场。
3.2 指标革新:内容评价+渠道评价+效果评价
科普期刊的评价指标革新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 规范内容评价指标。可从规范度、亲和度、时尚度三个指标来评定科普期刊内容。规范度即审视科普期刊在内容呈现、编辑出版以及文化传达方面是否严谨、客观、全面;亲和度主要考量科普期刊的大众科普属性,审视其传达方式与科普效果;时尚度立足传播效度,校验科普期刊是否采用了符合受众喜好和当下潮流的科普呈现方式。
(2) 优化科普期刊渠道评价指标。在媒介融合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科普期刊的传播渠道整合能力愈加重要。智慧媒体背景下,能够娴熟运用新兴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的期刊,势必也是媒介渠道整合的赢家。科普期刊渠道评价指标应容纳融媒力、影响力、覆盖率和互动力。其中,融媒力旨在评价科普期刊整合利用媒介载体的能力,统筹兼顾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具体策略;影响力侧重于评价科普期刊的实际传播效果;覆盖率主要考量科普期刊传播渠道的群体覆盖范围和市场到达指标;互动力聚焦科普期刊所整合渠道的互动传播能力,检验其是否进行了富有互动效果和交互体验的科普传播。
(3) 丰富期刊出版效果评价。智媒时代的科普期刊兼容纸质、数字和影音视频等文本形式,单纯“发行量”的评价指标已经不合时宜。除评估科普期刊发行量之外,应当统计对比期刊的视听率(点击率、转发率、完播率、点赞率)、美誉度、沉浸度等数据。以视听率为例,其理应包括用户的点击、转发、播放与点赞行为数据,如此方能为智媒时代科普期刊的出版效果评价提供更精准的依据。另外,科普期刊的美誉度与沉浸度能综合体现出用户对该期刊的认知与接受程度。
3.3 重视智媒运用与技术创新
3.3.1 科普期刊评价的“智慧评价”模式:技术创新
技术革新是科普期刊评价演进的重要动因和动力。科普期刊评价创新应引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引擎。一方面,在数据和算法作用下,科普期刊能够实现更快的数据传输与信息管理、更高效的内容创作与智慧沟通。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运用于期刊评价过程,可以准确评估科普期刊的各项数据,推动期刊评价流程自动化与准确化,从而避免评价主体带来的主观性认知偏差,最终生成适合当下科普期刊良性发展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基于虚拟现实和5G技术打造的场景构建和适配技术逐渐成熟,科普期刊获取用户评价的方式可以更加亲切直观,甚至可以以游戏和视频的方式进行,这也为科普期刊探索“场景化评价”提供了条件。
“智慧评价”模式是新兴技术赋能科普期刊发展的具体表现。借助新兴智媒技术的便利,科普期刊的“评价界面”日益完善,用户可以在碎片化时间内完成对期刊内容、品牌与相应市场行为的评价。在此过程中,用户能够实现“个体激活”,进而给出对期刊内容生产和运营调适有益的评价信息。借助数据的即时抓取和识别呈现,用户评价成本更低、评价体验趋于优化,进而在此基础上对期刊产生较好的综合认知。
3.3.2 科普期刊评价的“平台评价”模式:平台操作
平台模式具有开放性与协作性,平台架构提供服务载体并制定相应规则,吸引多方参与或进行交易,建立了新型的网络交互关系[18]。智媒时代,平台化发展战略大行其道,平台化媒体与平台型企业已成为互联网经济业态中最具体量与实力的存在。与传统架构相比,平台化模式深度契合了网络时代产品及服务分包、运营管理日趋数字化与专业化等大趋势。
科普期刊的“平台评价”模式应是以建设能够承担科普期刊评价功能的在线平台为表现,以线上线下整合推进为途径的评价平台化实践。该平台具有共享机制、监管协同与智能运作等基本特点(图2)。首先,从平台模式倡导的共享机制出发,科普期刊评价平台将吸引全国范围内科普期刊数字资源与科普服务资源,从而提高科普期刊的评价效率,避免科普资源浪费。其次,科普期刊评价平台的评价行为公开化、透明化、开放化。评价行为将明确评价主体和规则,公布评价指标与及时公布评价信息,建立大众监管协同机制。最后,该平台将采用新兴数据挖掘技术与平台智能管理手段,建设智能化和敏捷化管理模式。
图2 科普期刊评价平台架构图
3.3.3 科普期刊评价“长效评价”模式:动态更新
科普期刊评价体系应当建设评价效果的回馈与跟踪机制。目前,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亟待推进。一是建立科普期刊评价数据库。科普期刊评价数据库建设可采取“数据积累”和“用户参与”两种方式并行的模式推进。“数据积累”即整理我国科普期刊评价大数据,建设单个科普期刊的基础资料,凸显其历史排名和突出成绩;“用户参与”采取简便易行的“五星制”打分和简短留言评价模式。数据库将采取统一算法来梳理期刊评价数据,给出动态变化的期刊评价量化分数。二是建立科普期刊评价效果的跟踪机制。针对已开展的科普期刊评价行为,专门设计评价效果量化调研,使已有评价行为的后续效果得以呈现。追踪评价效果的目的之一是借此调整评价指标和评价观念,建构科学、动态、可更新的科普期刊评价体系。
4 结语
对我国科普期刊评价体系的演变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在评价主体构成、评价标准与指标革新方面存在较多亟待完善的部分。伴随我国社会互联网化程度的加深与智慧媒体洗礼大众生活趋势的凸显,科普期刊面临着运营革新与评价管理革新的双重任务。两者不可分割,又相互影响促进。对后者而言,科普期刊评价体系的创新首先要从强化用户评价主体地位和锐意革新评价指标两方面推进,如此方能切中要害,建设兼具适用性与实用性的评价框架。
智慧媒体兼容了媒介融合与媒介智慧化两大领域,其发展内容和驱力都指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手段。立足智媒时代的便利与未来趋势,科普期刊的评价体系创新应延循“智慧评价”“平台评价”与“长效评价”的复合取向。“智慧评价”意味着数据化和高效率、场景化;“平台评价”能够最大限度地赋予各类主体共享资源和参与评价的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转化为科普期刊运营的动力支撑;“长效评价”指向动态化和可调整的评价指标,能够助力科普期刊评价行为与效果的持续优化和有的放矢。
与智媒时代的便利相伴而生的是更多亟待被把握的“不确定性”。科普期刊评价创新亦须直面此类问题。由于科普期刊传受渠道和用户评价表达方式的泛化,相关评价行为与内容较难脱离随意性和主观性的特质,而对该类“信息噪声”的甄别考量和对各类评价数据的归纳整合也将是亟待完善的工作。利用智媒技术并反思、完善运用方式,应是该领域未来深化研究和推进实践的双重并行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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