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周百义：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
【摘 要】辛亥革命元老曹亚伯撰写的《武昌革命真史》是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参考史料之一。该书最初于1930年3月由中华书局刊印发行，6月16日即被国民政府宣布禁售。文章从出版角度梳理该书出版始末，分析其被禁售的原因，以此来反思出版人在出版过程中的作用与责任担当。
【关键词】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辛亥革命；禁售；出版人责任；中华书局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与出版，曾经出现过一个高潮。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抑或是正统派与非正统派，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批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不同角度对这场革命的过程进行记录，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出版机构则顺应历史潮流，迅速出版了一大批记载与研究辛亥革命史实的著作。如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月，1911年2月22日，自由社在上海《申报》刊登广告，出版《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革命文牍类编》等研究著作。当时坐国内第一把交椅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不甘落后，先是组织馆内人员编纂了《大革命写真画》，又于6月5日出版了郭孝成编纂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中华书局更是借辛亥革命成功的东风，于1912年1月1日宣告成立，迅速推出自行组织编纂的“民国教科书”。其在“宣言书”中声明：“同人默察时局，眷怀宗国，隐痛在心，莫敢轻发。幸逢武汉起义，各省响应。知人心思汉，吾道不孤。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爰集同志，从事编辑。”这充分体现了书局创始人陆费逵（1886—1941）作为日知会成员、辛亥党人，以实际行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但是，中华书局在民国十九年三月，即1930年3月出版的由辛亥元老曹亚伯撰写的《武昌革命真史》问世仅三个月后，6月16日即被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第380号“训令”，宣布禁售。关于此书被禁的始末，已有一些文章对此进行研究，本文从出版的角度来分析《武昌革命真史》禁售的原因，探讨出版人在出版过程中的作用与责任担当。
一、 曹亚伯其人与《武昌革命真史》
曹亚伯（1875—1937），字庆云，湖北兴国州（现湖北阳新）人。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考入张之洞主办的两湖书院，与黄兴等人同窗。1904年与吕大森等组织“科学补习所”，负责宣传工作，按照黄兴的安排担任湘鄂联络员。华兴会策划的湘、鄂起义失败后返回武昌，借圣公会阅览室日知会为革命机关，联络党人。后赴日游学，为同盟会首批盟员，任评议部议员。1906年以官费留学英国，在牛津大学学习矿冶，因倡言革命被取消官费待遇，后任伦敦中国留学生会馆馆长，其间曾集款赠孙中山为旅费。虽然他未有亲自参与武昌起义，但1912年回国后，即入黎元洪幕府赞襄机要。“二次革命”后密谋起兵讨袁，败走日本后加入中华革命党。1914年受孙中山之命到南洋宣传革命，护法运动中筹款援助孙中山，曾任大元帅府参议。1923年因孙中山与陈炯明之矛盾，曹亚伯卷入其中，在国民党内受到冷遇。据曹之后裔撰《曹亚伯年谱》言：“亚伯先生虽未直接卷入漩涡，然亦间接遭受冲击。”面对国民党内争权夺利的现实，曹亚伯心灰意冷，归隐江苏昆山，经营农场，参禅礼佛。
关于曹亚伯写作《武昌革命真史》的动因与时间，《革命逸史》的作者冯自由认为，是白崇禧的部下软禁曹亚伯后，刺激他要写出国民党的历史：
曹亚伯既脱罪，谓国民党改组后，一般青年多数典忘祖，鄙视前辈，皆由不知革命历史所致，遂发愤捜集其多年珍藏之日知会文书笔记，及辛亥武昌革命一切文告等等，编辑成书，题曰“武昌革命真史”，凡数十万言。[1]
曹之“脱罪”，指1927年曹亚伯曾组织昆山乡民成立义军，支持北伐，反对孙传芳的军阀，但却被白崇禧的部属将其诱骗到上海，软禁在看守所，后经蒋介石下令方释放。
其实，孙中山健在时曹亚伯已有写作“真史”的打算，他在致宋庆龄函中曾提到这个设想。如有一次有人托曹亚伯转交一封出差归来的“消差信”给孙中山，他因为不愿见孙中山身边的胡汉民，就托宋庆龄将信送呈孙中山。信中曰“亚伯因恨胡汉民故决不到先生处”。并且宣布“将作《革命真史》”一书。
至于曹亚伯何时计划《武昌革命真史》的写作，从这封信函中可以证实是在孙中山逝世前的1925年，但何时动笔，并未有明确的时间。可以确认的是曹氏本人在《武昌革命真史》前言中自述：“民国十六年（1926年）丙寅春间，余至汉搜集辛亥革命真史材料，并晤同志吴君兆麟，将辛亥民军与清军阳夏之战，以至北伐之役一切战报、命令及阵中日记检出交余……俾与其他真史汇编……编为革命实录，备军事之参稽。”[2]
曹亚伯经过考索、编辑，于1929年定稿（一说1927年6月15日基本完稿），前后历时4年。全书共1200余页，40多万字，分为“前编”和“正编”两部分。前编从1904年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失败写起，到武昌起义爆发前夕革命党人的准备结束；正编从武昌起义爆发一直写到1912年4月1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解职。全书以武汉革命党人事迹为主体，夹叙、铺叙孙中山等其他革命党人和各省革命、民国创建、南北议和事迹，并收入大量档案文献和图片。曹亚伯亲撰《武昌革命真史》出版启事，称：“中华民国，产生于辛亥八月十九武昌之首义。……然武昌革命之酝酿及起义时之艰难、起义后之血战，本本原原、是是非非，不可不记载清楚，以为举国人心之鉴别。作者虽遗忘缺漏之处尚多，但所亲历及耳闻目见之事实，实无一字之附会。”
二、 《武昌革命真史》出版始末及引起的争议
曹亚伯书稿完成后，交给了上海的中华书局。中华书局董事长陆费逵在汉口办《楚报》时，与曹亚伯同为日知会会员，后因被清政府搜捕逃往上海。他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三年，后主动要求辞职，创办了中华书局。陆费逵收到曹亚伯的书稿后，交给了新书部主任左舜生。左舜生看后告诉陆费逵，“以史料眼光读此书价值颇高；以著作体裁论，则大可商榷”[3]。陆费逵碍于曹亚伯与自己是患难之交的革命同志，听了左舜生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后并没有多加考虑，就同意将这部冠以“真史”的著作同时以精装和平装的形式予以出版。结果出版后迅速招致各方批评，并引来了国民政府一道禁售令。
针对此书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辛亥革命参加者的批评，二是专家学者的批评。此书出版后2个月，即1930年5月，辛亥革命亲历者杨铎在《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发表文章，从体例、笔法、史实等角度对《武昌革命真史》一书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他批评说：“曹君之作，以其个人为线索，叙克强长沙之役，再作中山革命之追纪，是以所经历者为先后，加以穿插，宛如小说家言。揆诸史例，颇多未合。”又说，“此书前编以曹君参与之迹判叙法之先后，是可谓曹君个人参与革命之片段史，以史例言之，仅得以别史或外史目之，不得为正史也。正者，真也。史而曰‘真’，已启非真之疑矣”。除了体例上认为曹著非严谨史著外，在内容上，杨铎对曹著中过分肯定辛亥革命中黄兴的作用而没有重视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也颇多微词。
虽然，杨铎不是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人物，但对武昌首义“目击之而身与之”。而且，他对辛亥革命史的撰述也有兴趣，后有此类著作问世。他和曹亚伯早就相识，之前听说曹亚伯在动手写作《武昌革命真史》，对书名中“真史”之说不认同，曾建议改为“信史”，但曹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当然，他对曹亚伯著作的价值也多有肯定，称其“网罗搜剔似甚详赡，用力之勤在私家著述中不可谓非巨观也”，又说“据吾所见及私人著述中，有《武汉阳秋》《武昌两日记》《武昌辛亥革命实录》等，相比核校，似以曹君此作为最详赡，虽记载各有出入，然排叙诸节多所参证，使后之读曹君书者犹可窥革命事迹于万一”。[4]130-133由此看来，杨铎虽然对曹著提出批评，但意见还算客观公正。
辛亥革命的另一位亲历者吴醒汉对曹著就十分不客气了。吴是共进会会员，起义前为革命机关参议，1930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纂。他在1930年《建国月刊》第3卷第1期上发表《武昌起义三日记》，详细记述了自己亲自参与的“辛亥首义三日内之实在情形”，指出：“武昌首义之一段故事，二十年来，从未有人道破真相，亦从未有详细正确之记载……近年以来，有系营业性质者，有为个人宣传者，所出革命史书，不在少数，而独于武昌首义事迹，模糊影响，不切事实。”他一针见血地批评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尤其颠倒是非，荒谬绝伦”，并在书中择出其“荒谬之点一二”加以批驳。他批评曹氏“本人既非身与其事，又未与湖北首义同志商量，受私人金钱之利用，将首义时投降及投机之官僚尤及报纸所载之文告、新闻，认为真史”。[5]曹亚伯1906年去英国留学，1912年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后方返国是事实，书中是有不少错漏之处，但吴醒汉的批评语气过于激进、尖刻，抱有一定的历史陈见。
还有一些学院派对《武昌革命真史》提出批评。《清华周刊》第39卷32期“批评与介绍”栏目刊载有以“芷荪”笔名发表的关于《武昌革命真史》的介绍，对其评价就很低。他认为，在已经出版的中国革命史的书籍中，除了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稍能使人满意之外，几乎没有一部能称得上是历史，而曹著则“最为下乘”。他认为曹著“前编占三分之一，正编占三分之二。前编分章（共十五章），纪事本末体，正编仅分节（七十八节），编年体，逐日记事，大似日记，事实毫无连贯，不啻一本流水账簿。”他认为本书除了几页初次印行的照片之外，可以说无一点可取之处。他在不长的篇幅里列举了该书的几处不足：“第一，本书仅是一堆未曾组织过的材料，不足以称为‘史’，尤以正编为然；第二，本书作者对于史料可谓毫无鉴别取舍的能力；第三，本书对于各种重要史实，往往不说明来历；第四，叙事往往重复，徒增篇幅；第五，革命事实固重要，而革命之原因背景更重要，此书开篇即写黄兴长沙革命之失败未说明革命之原因；第六，正编以日记本写成，完全抄截当时报章记事，即其语气口吻，亦未加以改变。”[4]134-135
书甫一出版，就招致各方的批评，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0年6月26日发布第383号“训令”，认为曹亚伯所著《武昌革命真史》“诸多失实”，要求各省“着即禁售该书”。据担任责任编辑的左舜生后来在回忆录《万竹楼随笔》中写道，国民政府派人去到中华书局，将余下几百本曹著每本锯去一角予以销毁。
三、 《武昌革命真史》被禁售原因分析
一本由辛亥元老撰写的关于武昌首义的著作，从当时官方和民间对辛亥革命研究的角度看，绝对属于“政治正确”的举措。没有武昌首义，就没有中华民国。刚出版即被国民政府禁售，从民国有关辛亥革命研究史角度来看，此举是极为罕见的。有不少论者认为，是因为曹亚伯这位辛亥元老与国民党新贵汪精卫、胡汉民关系不好造成的。双方关系不好是事实，曹亚伯率性耿直、嫉恶如仇，好使气骂人，有人称他为“曹疯子”。在国民党内与胡汉民兄弟俩关系最不好，曾公开骂胡汉民是伪君子，并扬言要“杀胡汉民”[6]。胡汉民虽在南京国民政府任立法院长，但查禁图书之事由国民政府行政院负责。行政院院长是谭延闿，胡汉民是否为一本书插手行政院而过问此事，缺少相关资料佐证。当时胡汉民与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关系并不好，立法院院长插手行政院事务，于理无据。1929年汪精卫旅法回国后，并没有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他与蒋介石明争暗斗，此时插手行政院事务的可能性也不大。还有论者认为，早几年曹亚伯写出书稿后，汪精卫与胡汉民即在孙中山的面前诋毁，“称其多数杜撰”。孙中山1925年已去世，曹亚伯即使动手写，也只能是第一部分，或者有了写作的打算。正如他本人在前言所述，他是1926年到武昌收集资料的，全书1929年方写完，从时间上看，汪精卫与胡汉民在孙中山面前诋毁曹著也缺少依据。最初指出汪和胡在孙中山面前诋毁曹著的是曹亚伯的儿子曹文锡1946年首刊在香港《春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此说无旁证。
有论者认为，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查禁曹著的主要原因，还是吴醒汉、查光佛等首义人士向国民政府控告，认为曹著中有关人与事的记叙有出入，及对孙中山的评价较负面而导致的。据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写道：“出版未久，在京鄂人吴某等谓曹著批评起义人物过于露骨，且抹杀起义之各团体，而独归功于日知会，有失公道，遂联名呈请党部禁止发行，并没收之。”[7]这种观点，在国民党中宣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呈文中也可以看出：“中华书局出版之《武昌革命真史》一书，纪载事实，诸多谬误。其正编所纪自武昌发难，以及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材料，则系杂集新闻文电而成，毫不加以整理。至其文理之不通顺，上下文之颠倒，章节之错乱，尤其小焉者也……总理遗像后之评语，复横加讥讽，仍不脱陈党本色。该书之内容如此，不但有淆听闻，影响民众钦敬之心，亦且以伪乱真，不免动摇革命真实之史迹，中华书局竟尔刊行，极属孟浪。”[4]133
国民党中宣部对此书的指责有言过其实之处，指责曹亚伯“攻讦总理”虽言之过重，但也非事出无因。曹亚伯于1923年7月2日在《益世报》第6版曾登载电文历数孙中山“罪状”。其中云：“公以未与武昌革命之勤，而欲贪手造民国之功，亚伯不敏，曾盲从数十寒暑，只求有利于国，固不愿干不实之名。……往事勿论，即此次之引狼入室，糜烂乡邦，开赌贩烟，拉夫勒赎，大卖公产，遍招匪兵，甚至许广九铁路与粤汉接轨，使广东、湖南、湖北数省入香港政府之版图，……亚伯本革命天良，如假革命之名，以行卖国之实者，当大兴天下之兵以攻之……”
从上述材料来看，南京国民政府禁售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一书，除了当时国民党垄断革命史叙述话语权的企图外，还与出版人在这本书稿的出版过程中把关不严有直接关系。
四、 对于该出版案例的两点反思
今天我们来回顾这本书的出版始末，有两点教训足可吸取。
首先，出版人要充分利用各种出版资源，包括熟人、朋友的资源，但是一定要严把质量关，无论对作者还是于出版者而言，这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利用“关系”拉来好的稿件，在这方面自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如民国时期的亚东图书馆总经理汪孟邹利用安徽籍老乡的关系，紧紧抓住陈独秀、胡适、蒋光慈等老乡的作品，出版了《尝试集》《三叶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吴虞文录》《红楼梦辨》《少年漂泊者》等一大批图书，并代理发行《新青年》等杂志，在文化界和出版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今天来看，亚东图书馆虽然先后只出版了300多种图书，但有一半以上成为经典传之后世。这说明，出版“关系”稿并不是不行，关键是要严把质量关。何况，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关系就是资源，出版人就是要充分利用好资源。实际上，20世纪初中华书局能够成为出版界的翘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充分开掘各种资源的结果。《武昌革命真史》的失败则是盲目相信“关系”的一个反面教材。
其次，强化出版人的责任担当。从《武昌革命真史》一书来看，其体例及所记史实等确有纰漏和可以改善之处。此书的直接负责人左舜生当时虽然只是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的主任，但他并不是没有能力看出这本书存在的不足。左舜生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曾与毛泽东、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过“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少年中国》杂志主编，其对中国近代史，包括辛亥革命史颇有研究（他本人于1934年曾在中华书局出版过《辛亥革命史》一书）。他认为曹亚伯本人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早期和后期曾参与其中，这本书自有其宝贵的史料价值：“假令今有人焉，欲就辛亥一役，成一完整之著作，如不得曹书参考，余真不知其从何着笔也。”特别是其中关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资料，很多都是第一次披露，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可是，对于曹亚伯送来的书稿，左舜生却没有认真审读和严格把关，结果图书出版后遭到各方的批评，并导致被禁售。后来，他也多次谈到该书出版过程中的遗憾：“以著作体裁论，则大可商榷。盖此书所搜集之资料，无一而非真实，然仅侧重两湖，于其他方面，则不免挂一漏万，如题曰‘辛亥革命史料’，则毛病尚小，断不能名之曰‘史’，更不能曰‘真史’。”[8]当然，他说这些话为时已晚，书已被禁售。
我们今天来看，左舜生作为一个负责人，能够看出曹著有很多硬伤，为什么当初不坚持要作者进行修改后臻于完善再出版呢？曹亚伯是陆费逵的“革命战友”，用陆的话说，“谊无可却，卒为印行”。但作为学者和新书部负责人，明明看出了稿件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没有帮助作者提高稿件的质量，就容忍这部并不成熟的“关系”稿仓促出版，确属失职。同时，对于书稿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如果当初左舜生坚持使用“辛亥革命史料”之书名，名副其实，估计也不会造成那么大的风波。
五、 小结
20世纪80年代，辛亥革命重新成为大陆史学界和读者关注的热点，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再次进入专家和出版界的视野中。198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此书。1987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又再次影印出版了此书。同时，关于《武昌革命真史》出版之际引起的争论也再次引起学界的重视，人们从不同角度分析曹著的得失与禁售的原因。2014年，湖北组织出版《荆楚文库》大型丛书，曹亚伯的著作被收录其中。2019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以《曹亚伯集》的名义整理出版了曹亚伯的全部作品，除了收录《武昌革命真史》一书外，还收录了《欧战中世界旅行記》《游川日记》以及《函电杂著》等。曹著的再次出版，为研究辛亥革命留下了第一手资料，但在其最初的出版过程中所留下的遗憾，也当为今天的出版人引以为戒。
参考文献
[1]冯自由.兴国州人曹亚伯[M]//革命逸史(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54-55.
[2]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M].上海:中华书局,1930:前言.
[3]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349-350.
[4]刘传吉.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的创作及反响考论[J].民国档案,2015(1).
[5]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83-84.
[6]天津历史博物馆.吴景濂:卷4[M]//北洋军阀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253.
[7]刘传吉.曹亚伯秉笔著“真史”[EB/OL].(2016-07-25)[2021-01-27].http://gddazx.southcn.com/a/2016-07/25/content_152235824.htm.
[8]左舜生.关于《武昌革命真史》[J].宁光,1947(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