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范军：武汉商学院；曾建辉：广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出版评论是评论主体按照个人的体验和理解，根据一定标准，对出版现象进行说明、解释、判断的一种传播行为和研究活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的百年间，既高度重视出版事业的发展，又充分注意利用包括出版评论在内的各种手段和工具引领出版活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出版评论在曲折中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历史的经验教训无论对于当下出版评论的开展，还是出版事业的建设，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出版评论；历程；红色出版
人类自进入文字和印刷文明时代以来，出版就列居社会信息传播活动的核心位置，是知识传播、思想宣传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出版评论伴随着出版活动诞生并随之发展成熟，是评论主体按照个人的体验和理解，根据一定标准，对出版现象进行说明、解释、判断的一种传播行为和研究活动。它从出版事实出发，对其进行阐述和分析，发掘其出版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发挥引导出版实践、监督出版运行、探寻出版规律、提升出版品位和构建出版文化等积极作用。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极为重视出版工作，创办了《共产党》《向导》等多种报刊和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多家出版机构。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与时俱进地推动出版事业发展。党还在深刻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结合出版工作实际情况，不断通过出版评论的方式加强和引导、规范出版工作。纵观中国共产党人出版评论的百年历程，透视那些时代特征鲜明、新鲜灵活的文本素材与实践解释，不难发现出版评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时代语境下有着不同的主旨焦点，政治价值、商业逻辑、文本特性交织纠结，呈现出一条清晰的从组织机器到制度规制再到融合拓展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轨迹。所以从历时性维度来梳理、总结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出版评论的百年发展历程，总结其实践经验，探寻其演进规律，为党领导下的建设社会主义出版强国提供有益启示和支撑，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评论的工具定位与斗争叙事
出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纽带和平台。在五四新文化风潮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大多有着丰富的编辑出版工作经验，这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继承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开智新民”的主张，认为出版与文化普及、与国家强盛、民族独立有密切关系，书报刊等出版物有利于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文明，有利于唤醒千年封建专制禁锢下的民众。另一方面，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陈独秀的《新青年》、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周恩来的《觉悟》、恽代英主编的《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都成为新思想的重要宣传阵地和活动处所。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就诞生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编辑部里。更重要的是，当时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与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很多实质性的帮助，尤其是在报刊出版方面，“一是为中国报刊提供了直接来自苏俄的消息，使中国民众更多地了解了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情况；二是为中共发起组织的刊物提供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资料，对于未来的中共走上列宁式政党的发展道路起到了作用；三是指导了中共早期报刊的出版以及为中共发起组织的刊物提供出版资金”[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出版自由理论、社会主义出版的制度设计以及苏联共产党出版的具体实践经验迅速传入中国。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对出版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有着深刻的认知和理解，自觉地将报刊作为党不可缺少的“机关”，将办报创刊和编辑出版先进书籍当做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有力武器。一些红色报刊的发刊词和编者之语，其实就是特殊形式的出版评论。邓中夏在《先驱》甫一问世就告诉读者“他出世以后的使命”“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之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此外，“还要介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绩和失败之点，以供我们运动的参考”[2]。高君宇指出《向导》周报“是领导中国被压迫的人民争到他们的利益的，是要打倒军阀的”[3]，反对陈炯明对刊物的压迫和摧残，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反动军阀。李达强调自己所办刊物与其他普通刊物不同，不是“文字的杂货铺”，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4]。当时还在法国的周恩来创办《赤光》半月刊，指明出版刊物的新使命是“诚恳而忠实地给大家指示出救国的唯一道路和其他转弯拐角迁拘而不可能的途径”，最终实现“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5]的目标。毛泽东也直截了当地指出《政治周报》的发刊理由，“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6]。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矛盾和斗争更加激化。1930年，党在《红旗日报》明确“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7]，首次提出“工具论”的党报出版价值观，并进而提出要做“鼓动刊物”，“性质是指导革命斗争……并且是代表党的正式的指导”，“刊物上之最基本言论，成为实现策略指导之基本材料”[8]。1933年在纪念《红色中华》出版百期的系列评论文章中，对党领导下的党报出版工作的任务、成绩、不足进行了全面总结，明确以《红色中华》为代表的党的出版物是“发展与巩固苏维埃的最尖锐的武器”，“应成为中共和苏维埃中央的每一个战斗号召首先响应者，最积极努力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宣传者与组织者”[9]！提出要加大印刷出版工作的力度，健全通讯网，扩大发行网，建立代售处，“苏维埃的斗争，不能关起门来，要传播到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要传播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有系统的以文字来记载苏维埃的斗争，是必要的”[10]。也正因如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中央出版局、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审出版科、中央军事委员会出版局等多个图书出版机构，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出版运行体制，大大促进了工农革命思想的传播与覆盖，“群众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心理，对党发生很大兴趣，党的出版物都能很快地被群众全部买光”[11]，有力地配合与支援了苏区的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逐渐走向繁盛时期。在严酷的对敌战争中，出版始终是军事斗争之外的另一条重要战线，出版工作就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出版物就是战斗的子弹。“我们要把笔尖化作一柄长剑，对准敌人的胸膛”，“它不仅应该是一面反映活生生的现实的镜子，一支军号，一通战鼓，而且要作为胜利而呼啸的勇敢活泼的，在暴风雨的海洋上面强健的翱翔的海燕”[12]。这篇文章将《抗敌报》副刊《海燕》的出版形容为“长剑”“军号”“战鼓”，要准确地击中敌人胸膛，热情地讴歌了党领导下的出版事业顽强的斗争精神。无独有偶，在《边区文化》的创刊词中也开门见山，针对敌人所谓的“统一文化”，表明“文化的斗争是万不可忽视或稍为轻视的”，“文化本身便是战斗的，它从开始便战斗，而且会继续战斗下去”[13]。这里的文化主体自然主要是指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出版事业。延安时期负责新闻出版工作的博古不仅亲自办报办刊做出版，而且十分注重用新闻出版评论来引导工作，强化新闻出版的党性原则。他先后在1941年、1944年发表了《党报工作者对党报重要性的认识》《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等重要评论文章。邓拓在论及党报出版时也指出“使报纸真正成为人民大众最实际、最生动的教科书和人民大众自己生活与斗争不可缺少的武器”[14]，这些提法和观点不仅是党报工作的指南，更是党的出版工作的基本内容和原则纲领。那么，该如何发挥出版工作的战斗作用，党中央作了具体而细致的部署与安排，不同的地域和条件有各种不同的做法与措施，“（一）敌后—书报可用油印，设立流动书店小规模图书馆；（二）上海、香港—环境变动，一时好，一时坏，文化工作应适合这种环境，刺激太大的书可避免出，过去出了的许多历史小册子现在不宜出，虽然有许多书可出，但是不要太超过可能的范围；（三）接近后方的战区—可把书报输送去；（四）后方—大家都集中于此，政治摩擦、思想斗争、营业上的竞争、往往在后方特甚。我们应力避摩擦。不要求得一时的痛快，要在实际上努力；（五）进步区—在进步的地方，工作也许可多做一些，但也要有适当的计划。总之，要分权，但也要集中，在环境较好的地方也不要太大意，不必要的书也不要出”[15]。
因为出版事业自诞生起就面临着严酷的敌我矛盾，中国共产党也毫不避讳地表明它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极其重要的手段与工具，而且他们也长期处于放下油墨纸，就拿起冲锋枪的一边出版、一边战斗的状态中，所以革命斗争叙事就自然成为他们撰写的出版评论的一种主题呈现方式和话语选择策略。具体而言，在党内以“批评—建构”为目标，促进出版工作的改善、协调、统一、规范与进步。如负责解放区新华书店发行工作的臧剑秋发现“由于我们编辑印刷和发行三者之间尚缺乏统一的领导，因此往往发生彼此不相协调的现象，从而障碍了彼此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浪费和损失了许多人力物力”，提出为了更好地完成党的出版发行任务，必须“迅速着手建立和充实各根据地的印刷厂”，并且“使每个出版发行工作部门中同志深切认识到为党做出版发行工作是极重要的责任和光荣任务”，“实践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宁肯少一师的军队，不可没有一个印刷厂’这句话的意旨，以重视我们的印刷事业”[16]。齐加也直言不讳，批评解放区出版工作浪费与杂乱，导致“一方面广大群众感觉到文化食粮的恐慌，另一方面，不少创作、刊物、小册子，无法出版”，建议成立“国家出版局”作为统筹出版机构，统一出版发行各类出版物，“发展文化供应工作，把文化食粮输送到军队中、乡村中、工厂中去”[17]。而在党外则执行“揭露—动员”之方针，在揭露敌人压制出版的丑恶行径的基础上，表达主张、输出观念，达到动员发动群众的宣传目标。茅盾谴责国民党出版管理机构印刷平价纸分配不公，巧立名目，制造黑市的违法行径，造成“占分配量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官办机构，所印的大量书刊却堆积在栈房里大饱其蠹鱼。反法西斯、反封建、进步的民主的著作无法出版，即能出版，运销时被扣被搁压的痛苦一言难尽”[18]，联合重庆二十九家出版机构提出四项紧急要求重振进步出版事业。胡绳批评国民党的刊物审查制度“对于出版业，对于中国文化事业所造的罪孽不可胜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反动制度的实质就是“阻遏民气发扬、妨碍出版自由”[19]，《新华日报》社论在逐条分析国民党政府种种不合理的出版法规后，得出结论，“这个所谓的‘法’，经过了中国人民的批准没有呢？没有！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统一这些嘴上的封条、身上的锁链！中国人民从来就是反对这些非法的‘法’”[20]，认为仅仅对《出版法》进行修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彻底地打碎这种钳制言论的法西斯式的出版法。
毛泽东曾强调革命战争年代有“文武两个战线”，也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作为文化战线一部分的出版工作其党性、阶级性，以及随之相伴的斗争性、工具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出版作为一种组织的机器，出版活动作为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出版评论的工具定位决定了其政治属性与使命任务，铭刻着鲜明的党性烙印，有着浓厚的阶级革命的斗争叙事和话语表达特征，体现出革命党的文化特色。当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随着革命的对象、斗争的目标之变化，出版评论所体现的斗争策略、斗争方式也会有所调整。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出版评论的秩序初立与政治极化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评论工作成为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大力提倡。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就主持编辑《图书评论》，并在《人民日报》专栏刊登，出版总署还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其他地区的图书批评工作也应该及时展开，以加强与群众联系及建立有益于人民出版事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继而又在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基本的办法是扶助认真负责的出版家，鼓励优良出版物，发动群众性的批评”[21]。于是，关于图书以及出版工作的评论文章大量涌现，《大公报》《长江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大众日报》《东北日报》《新华日报》和《南方日报》等报纸，《中国青年》《科学普及通讯》《人民教育》《翻译通报》《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刊物都创设了定期或不定期的出版专栏或副刊。1951年初《人民日报》的《图书评论》栏目还专门转载两篇介绍苏联图书评论和书刊批评的文章，并配发“编者按”，强调“图书评论应该有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与战斗精神，书刊评介不应该只限于书刊的叙述与注释，它应该及时地反映读者中所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完成自己的任务”[22]。
同一年的3月21日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首次提出“出版评论”这一名称，联合发出《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指出“在报纸期刊上经常发表对各种出版物（包括书籍、期刊、报纸、美术出版物、挂图等）的批评、介绍和有评论性的出版消息，是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工作。但是在大多数的报纸、期刊上还没有经常发表出版的评论。许多好的出版物，好的报刊文字，好的编辑出版方法，因为没有得到推荐，以致没没（默默）无闻，不能广泛地流行；也有许多不好的出版物、不好的报刊文字、不好的编辑出版方法，没有受到适当的批评，以致其中或大或小的错误没有引起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发行者和读者的注意。这就使读者失去了应有的指导，也使出版工作失去了应有的监督”[23]。因此，必须加强“报纸期刊上的书报评论工作”。全国各种报纸、期刊“都应当根据具体的需要和可能，增设定期的或不定期的书报评论（或图书评论、出版评论、报纸述评等）一栏或一种专刊，刊载有关出版物的评论和消息”；重要报刊的编辑部，还应有专人或专家“经常地担任出版评论工作”。这个《指示》发布后的第三天，《人民日报》发表《书报评论是领导出版工作和报纸工作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的社论，阐述评论对于提高出版物质量、引导出版物方向的重要意义，并就进一步部署相关工作提出了建议。此后数年，包括1954年11月出版总署结束工作之后的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依旧高度重视出版评论，1955年还专门创办出版读书类刊物—《读书月报》，总结出版经验，批评不良现象，贯彻出版方针，指引出版道路。这些举措制度的颁布施行充分表明党中央对出版评论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清醒认知，出版评论被整合纳入整个国家的文化出版事业体系当中，改变了之前分散、零乱、无序的状况，成为有领导、有组织、有政策、有部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
需要指出的是，出版评论作为一种现实性较强的文体，它的发展和繁荣与当时的出版生态有着密切联系。时代更替，新国肇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私营、民营出版机构通过严格鉴别分类，采取没收、关停、改造、公私合营等方式区别处理，与党原来掌握的出版社一起逐步成为专门从事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业务的国有经济和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接受国家出版机关的统一管理。另外，新华书店改为国营的书刊发行机构，不再经营出版业务，形成较为齐整的从中央到县级的发行系统，出版物的传播范围和覆盖区域达到空前的程度。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出版事业性质和结构的剧烈变化与调整，新旧出版观念的碰撞与纠结、出版工作流程的含混与凌乱、出版制度的缺失与无序，体现出那个激荡时代里新中国出版事业“杂乱的繁荣”。可以说，“万象更新，问题庞杂”的出版生态是催生这一时期类型多样、丰富多彩的出版评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于是，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引、制度保障以及国家集中统一的号召和动员之下，出版评论蓬勃发展，繁盛一时，内容涵盖了出版物、出版人、出版制度、出版事件、出版现象、出版趋势等方方面面。有的重在论述、阐释某一出版思想、出版主张、出版事件的价值意义或依据缘由。如《为什么书籍又缺又滥》聚焦于某些书籍供不应求，某些书籍有销路阻塞，大量积压的矛盾现象，在细致剖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怎样削减书价？》对读者反映书价过高的问题进行解读，从原因到影响再到解决对策作了全面的分析阐释；《关于期刊工作的方向问题》强调期刊出版坚持正确方向的意义，指明办刊方向的缺失会造成的消极影响。有的重在对出版言论、出版现象、出版工作的性质、得失、利弊、正误进行判断与评价。如《谈当前的出版工作》对1950年上半年的出版工作做了回顾与评判，进步是主流，但编辑、出版、发行种种方面，缺点依然很多；《校对工作与编著工作的关系》将苏联与我国的编辑出版制度进行对比，承认苏联办法的优势，主张出版界要向苏联学习并结合自身特色、减少书籍错误；《报刊发行工作中的重大变革》赞同私人阅读报刊一律自费订阅制度的施行，认为这项措施是适时的、正确的，不仅将大大节省国家开支，并且将使报刊的发行更加合理化，对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也一定会起到督促改进的作用。有的重在表明立场、态度，并有劝诫、使令意味，意图让读者接受观念、改变行为。如《反对滥印文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存在旧社会滥编滥印文集的坏风气，认为出文集并不是坏事，但必须出有分量、有意义的文集。随便找一些对今天没有现实意义的旧东西来浪费纸张，这是一种恶劣的作风，应当受到批评和反对；《努力满足农民对通俗读物的要求》提出书籍报刊的出版和发行远远落后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强调满足农民对通俗读物的需要，是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作家、记者、编辑等文化工作者、出版社、书店、邮政局和中央有关部门、地方党政机关应通力协作，强化规划与指导，共同完成这项工作；《从各方面节约纸张》用数字说明出版用纸供应紧张的状况，要求出版单位杜绝重复出版、无效出版，减少纸张浪费，同时号召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减少内部不必要的刊物和报表，办公用纸也应尽量压缩。
尽管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但细察就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出版评论都围绕着建立新的出版制度、确立新的出版秩序、树立新的出版规范、提高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和编辑水平等中心任务展开，大部分具有强烈的“反映党和政府立场，承担宣示政策任务”的社论色彩，制度化、秩序化、导向性、引领性特征明显，基本不脱离当时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对社论所做的路线政策解释型、现实问题评论型以及政治宣传型的三种类型划分，体现的是国家和政党对出版工作的意见与看法。而且出版评论的话题选择（或议程设置）、话语修辞、批评方式、评价标准与国家指令、领导批示、重要会议的文件、议题、精神有很大程度上的关联。1955年8月，毛泽东主席对儿童读物缺乏问题做了“书少”“无人编”“太贵”的批示，《人民日报》在同年9月16日发表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引发对这一问题的全国性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又陆续发表了《做好一亿二千万少年儿童读物的发行工作》《给少年儿童出版更多的书》《改进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发行工作》等评论，创刊不久的《读书月报》还策划了一个《儿童读物专刊》，刊载了叶圣陶、冰心、秦兆阳、韦君宜、严文井、高士其、金近、包蕾等儿童作家、儿童图书和刊物的编辑们的评论文章，从创作、编辑、发行、阅读等角度探讨解决儿童读物奇缺的问题。1956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为什么书籍又缺又滥》，指出书籍出版工作中一方面优质图书短缺，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复出版、跟风出版造成积压与浪费。社论明确要求提高书籍出版质量，努力满足群众迫切需要的书籍，控制和减少一部分可出可不出的书籍。这种出版评论针对性强，其引领与导向是十分明确的。1957年以后直至“文革”爆发，出版业也经历了曲折与坎坷，出版评论过“左”的苗头也就有所冒头，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也是值得总结与反思的。
“文革”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与破坏，出版评论工作在特殊环境下受到极左意识形态的严格限制，“政治任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评论的绝对核心与唯一要求，政治标准第一，用阶级斗争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出版界的种种现象，动辄路线斗争式的扣帽子、打棍子，歪曲事实，强词夺理，让出版评论迅速走向扭曲、异化。比起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出版评论的健康与繁荣发展，这个期间出现了明显的倒退、混乱。
政治极化的规范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政治服务成为衡量出版评论的唯一标准，这带给出版评论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直接造成评论活力的衰竭与枯萎。其一，限制了出版评论百花齐放的多样化创作方式，最终导致出版评论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二，推翻了出版评论中的真实客观、全面辩证的评价原则，否决了学理逻辑，丧失了指导价值，最终也会对出版实践产生消极效果；其三，致使出版评论沦为概念化、公式化的“政策”传声筒，评论文体独立性和创作主体主动性消失，无法回应出版工作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总之，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出版评论整体上是极端化的制度规制不断走向强化，处于政治高度约束的境遇中。与出版评论的扭曲和异化相伴的，无疑是出版事业的凋敝、书报刊园地的荒芜。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出版评论的观念变迁与突破拓展
“文革”结束后，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的出版评论工作开始恢复，逐步正常化。1978年6月国家出版局颁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里面提出“党委要抓纲治社，要议政，也要议书，议政和议书要结合起来”[24]，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观念的强调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使得整个社会洋溢着重启再出发的激情气息，出版评论基本摆脱了错误思想的桎梏。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里面有“加强图书评论工作是贯彻出版方针、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方式”的表述，并提出“要加强对出书情况的了解，对一定时期出书的倾向性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加强指导”，要求“在全国要办好几种以不同读者为对象的图书评论杂志，其他报刊也要重视这项工作”[25]。随着国家文化出版事业的渐趋繁荣，出版评论也得到了更多关注。1985年5月，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在山东济南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图书评论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出版评论工作的重要性，“是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推动出版工作，提高图书质量，指导读书活动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学术研究、繁荣创作必不可少的工作”[26]，并就如何加强评论工作提出了五条具体意见。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幕开启，出版评论随着中国出版业一起进入市场化发展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勃兴，数字出版、融合出版日新月异，中国出版“走出去”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进一步提速，这些又让出版评论面临新问题，出现新变化。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出版评论出现了新的发展、新的繁荣，也面临新的课题、新的挑战。在这4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不同的阶段出版评论的重点、话题、倾向等也有所不同。最初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的实行、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都直接促进了出版评论的复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国内局面复杂，形势发生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无疑对出版事业及出版评论工作发挥了推动和引领作用。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谐社会的建构，在新形势下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尤其是出版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等，都深刻地影响着出版文化事业的面貌以及出版评论的发展变化。党的十八大以后，出版业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强国、出版强国的战略更加凸显，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增强文化自信、着眼于文化软实力提升，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的气象，出版评论相应地得到加强，举旗帜、聚民心、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意识也进一步增强。具体看来，这40多年出版评论的发展还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3.1 出版评论的观念变迁
改革开放时期是我国出版业发展最快、变动最大的阶段，花样繁多的出版活动令人目不暇接，不断地革新着人们对出版的认知。出版评论来源于出版实践，随着出版活动的不断变化，出版评论观念也在40多年间随之发生变迁。
观念是经过时间沉淀深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习惯认知体系，具有时代的印记，历史前行的每一步都伴随着观念的更新。由于它固有的内在性和复杂性，新观念都是在继承与修正、趋新与重构中产生的。
新时期的出版评论工作继承了民主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评论事业的优良传统。最突出的特点是重视出版评论的组织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一切出版物，不论属于中央的或地方的，均应在党员的领导下出版”“任何一个出版物，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都没有权利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2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要求“各地报刊按照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指示，采取有效的方法克服各种困难，有计划地建立书报评论工作”[28]。还有就是特别注重出版评论的实用性与引导性，主张“出版物最要是要引人去做下层运动”“农村方面的发展，极应注意”[29]；认为“出版事业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从而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服务，这是衡量出版物的唯一标志，离开了这一标志，就无从评论书籍的价值”[30]。
但是，新时期出版评论所处的环境相对于之前60多年发生了巨大转变，那时的很多观念已经不适合于时代要求，需要进行修正。最典型的就是对出版评论“政治属性”的过度强调违背了出版评论的发展规律，严重束缚了出版评论的内在活力，使之陷入等待上级机关或领导批示再开展具体工作的被动境地，对瞬息变化的出版活动反应迟钝，丧失“时评”特色和优势。所以必须改变原有的出版评论一元化的发展逻辑，突破工具论囿限，增强评论自主意识。另外还必须主动进行市场化改革，探索出版评论的商业化、市场化发展路径。同时又必须限制过度追求商业宣传与经济效益产生的弊端，努力避免“只是一种宣传与广告的延长”的现象，实现出版评论发展进路中党性、人民性、市场性的统一。
3.2 出版评论的多维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日益驳杂的出版生态让出版评论的对象越来越多样，越来越细化，既包括了对编辑、发行、装帧等出版环节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考察，也包括一些对出版新现象的审视与思考，如众筹出版、数字版权、直播营销等。此外，出版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影响也日益广泛，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人，站在各自的立场和角度，他们利用新媒体平台，能够方便快捷地对出版活动评头品足，对出版物说长道短，对出版机构臧否褒贬，既有简单感性的评估判断，也不乏深刻理性的分析反思。简单地说，这一时期的出版评论进入了多面向拓展阶段。
首先是评论主题内容的拓展，触须几乎覆盖与出版相关的各个方面议题。《出版物的特殊性》《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文化自觉与出版担当》《培育出版精神》《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出版”》表达的是对出版本质的探索与认知；《“初级阶段”与出版社改革》《出版社多了，还是少了？》《出版的贡献在产业外》《转企改制中人员分流切莫“一刀切”》是对出版产业化改革的建议与反思；《出版社创新面面观》《创新是出版发展之源》《编辑的时代使命和出版创新》《人工智能与出版行业的融合创新》讨论的是出版创新问题。更多的是对出版市场失范现象的批评，《“辞典热”中的新老问题》《摆脱辞书出版的滞胀》反映的是辞书出版中的“膨胀型衰退”现象；《语文专著为何语病较多?》《刹一刹“无错不成书”的歪风》《严防劣质书刊回潮》《浮躁的图书》关注的是图书质量问题；《警惕书刊市场的这股浊流》《沉渣泛起的新招数》《坚决取缔非法出版活动》则聚焦于非法假冒出版大行其道的市场情形，数量众多，不一而足。
其次是评论平台阵地的拓展。从1979年的《读书》《书林》开始，不间断地有新的出版评论相关刊物或报纸专栏、副刊出现，阵地逐渐扩大。1980年代主要有《博览群书》《中国图书评论》《书品》，1990年代又创办了《书城》《书缘》《书屋》《书与人》，另外《中国出版》《出版广角》《出版广场》《出版参考》《出版人》等也有相当的出版评论版面。报纸方面，继1985年《文汇读书周报》后，有《中华读书报》《新闻出版报》（后更名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国图书商报》（2013年改为《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都辟有专门的评论版面。另外，在世纪之交诞生了一批民间渠道发行传播的读书刊物，像图书馆、文化馆参与的《书友》《开卷》《崇文》《芳草地》《悦读时代》《喜阅》《温州读书报》，企业或个人运营的《文笔》《乐读》《书人》《书脉》《包商书声》，实体书店创办的《唏嘘》《豫章》《阅读》，研究机构或民间读书组织主办的《书香中国》《悦读》《易读》《阅章》《读品》等，里面也有不少有见地、有深度的出版评论。但很显然，在纸媒衰退的互联网时代，出版评论平台最大的拓展就是出版评论的网络化了，从最初的纸媒评论版的网络化，再到网络书店和读书社区，直至如今的自媒体微博、微信。网络化的出版评论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
而且，出版评论平台阵地的拓展，引发了出版评论主体扩张、出版评论文体形式与评论模式的多元化等连锁效应。需要注意的是，网络化、自媒体化的出版评论其实并未完全脱离传统的出版评论生产模式，其依然主要针对的是传统出版活动，在评论对象选择、社会认可、文化追求等方面依然保有一脉相连的传承联系。
此外，这一时期出版评论主体的构成也值得关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时期的出版评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各种媒体、各种形式的出版评论，都可纳入本文讨论之中。近几十年来，伴随着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出版产业的积极推进，人们对出版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评论的热情也持续不减。从评论主体讲，有专家评论、出版家（人）评论、大众评论等，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一些党和政府的出版管理者，他们兼具领导、学者和理论家多重素养，其出版评论往往政治站位高，视野开阔，问题针对性强，业务指导性强，在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影响。这些出版评论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党的意志，具有指导工作、引领方向、补偏救弊的功用。这类出版评论家包括陈翰伯、陈原、王子野、王益、许力以、伍杰、宋木文、刘杲、石峰、于友先、杨牧之、柳斌杰、邬书林、吴尚之等。加强对各个时期、不同类型出版评论家的研究，也很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
4 结语
出版评论的发展显然是一个“历史化”的进程，在学界的普遍论述中，我国的出版评论是随着现代新式出版的出现而诞生的。这一过程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阶段有着高度契合。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出版评论史就是中国现代出版评论史，对中国共产党人出版评论活动的回顾与总结，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对中国出版评论历史的梳理与归纳。
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将出版评论当成促进宣传、指导出版的得力工具和有力武器，这限定它的政治属性与使命任务，是党在实现其目标所倚靠的庞大组织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特征。在艰难时局和阶级斗争中，革命斗争叙事成为当时出版评论主题呈现方式和话语策略的必然选择，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阶段的出版评论实践中。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面对着巨大复杂的出版制度重建和管理组织工作，不仅保持而且更加强化出版评论这种软性、间接性治理的方式与手段，这使出版评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得高度重视，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但195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文革”中过于强调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思维，“工具论”观念恶性发展，出版评论走向单纯追求政治标准的极端，处于扭曲、枯萎的状态。1978年后的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都促动了出版评论的观念变迁以及多面向拓展，突破了单一的政治标准走向多元化的政治、市场、社会融合发展逻辑。
中国共产党出版评论的百年历程，既是新中国出版事业、出版产业不断壮大、变强的过程，更是党的出版思想、方针、政策不断走向现代化、科学化的清晰过程。从出版产业角度看，当前数字传媒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出版业正处于市场改制与经营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传统与数字出版的产业融合也已步入深水区。从出版事业角度看，如何确保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真正把社会效益置于首位，并切实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起来，要求更高、任务更重了。出版强国的建立、出版“走出去”战略的落实、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还任重道远。而2020年以来的新冠病毒肆虐世界，给国际国内环境包括出版业发展带来很多新的变数与挑战。我们自身出版产业的创新力不足，竞争力不强，法律制度和评价机制还不完善，经营管理和国际传播力离出版强国还有相当的差距。处于这种环境下，我们有必要总结出版评论的话语实践和历史经验，反思出版评论的不足甚至失误，让当代中国出版人更透彻地认知和理解出版业的发展现实，也给党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并进一步增强时下开展出版评论实践的自觉意识，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创造良好和谐的舆论环境。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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