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李祥兴：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从读者群体的分布考察延安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影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重要维度。这一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读者群体分布十分广泛，既包括通过直接阅读出版物的党员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妇女大众等，又包括通过党的宣传工作者的仔细讲解、层层转达、组织讨论乃至广播传达等间接途径阅读的读者，还包括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敌方军民人等、敌伪及敌占区人民、大后方的军民等其他阅读对象。透过广泛分布的读者群体，不仅可以窥探这一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巨大影响，而且可以为提升当下主流媒介受众的针对性提供有益借鉴，从而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关键词】延安时期；主要出版物；读者群体；分布；影响
近年来，延安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与这一时期的重要性相比，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出版物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明显偏少，且多从定性角度出发，鲜有从定量角度进行分析。一般而言，定量角度的出版物影响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出版物的发行数量；二是出版物的读者群体分布；三是出版物的辐射范围；四是高影响力作者的数量等。延安时期的出版物由于出版时间距今较为久远，当时又在战争的动荡环境之中，每一种出版物的具体发行量已很难考索。因此，从读者群体的分布来考察延安时期我党出版物的影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重要维度。本文即从影响力的层面出发，主要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延安时期中共出版物的阅读对象是谁？有怎样的群体性特征？各类型读者获取和阅读我党出版物的途径和形式如何？传播和发行的范围有多广？延安时期的出版发行经验对当今扩大主流媒介的影响力有哪些有益借鉴？
1 延安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直接读者
延安时期的出版活动是党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一时期党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初步建立起了比较系统的出版发行网络，使得党的出版物有相对稳定的订户和阅读者。为了推广发行我党的出版物，中央在《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中强调，“每个支部应有一份《新华日报》，每个同志应尽可能定一份‘新华报’，并帮助推销和发行”[1]。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直接阅读党的出版物的对象，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第一，党员干部是延安时期中共出版物的首要阅读对象。
干部决定一切。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目标，没有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是不行的。对党的建设来说，要建立一个具有独立性和战斗力的大党，也“需要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作为骨干”[2]。纵观抗战初期干部队伍的现状，实际上很难肩负起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老干部尽管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由于在到达延安以前，长期处在战争的环境之中，没有时间和条件参加学习，导致他们的理论水准整体不高。而那些刚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缺乏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没有经过革命实践的长期锻炼，能力上则显得不足。党的领袖毛泽东看到了这种严峻状况，指出“我们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3]，并剀切指明，“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领导工作”[4]。因此，需要迅速加强全党的干部教育，加强他们自身的学习。学习的途径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听教员的讲解，另一种是自学。无论哪一种学习都离不开教材或学习材料，尤其是自学则需要更多的教材、参考用书和辅助学习材料。
从当时的情况看，为了配合干部学习的需要，中央编辑出版了大量学习材料，有的公开出版了，有的则为内部发行。这些学习材料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书籍。延安解放社出版了《马恩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还编印了中级读物、补助读物以及配合这些经典著作学习的丛书，如《抗战中的中国丛刊》《西北丛书》《文化教育丛书》等。第二类是报刊杂志，党的报刊杂志上很多重要文章，明确要求干部必须学习。1940年8月中央曾规定，干部策略教育的五种材料中，应包含“党报及其‘文摘’中关于党的政策的重要文章”[5]。第三类是各类文件的汇编，汇编本涉及四个方面内容：“（1）党中央的宣言、决议、决定及其他关于策略的指示；（2）中央领导同志的讲演、报告和论文；（3）中央宣传部将要发布的政治情报；（4）当地高级党部关于策略的指示及策略经验的总结”[6]。这些材料当初多发表在党的期刊报纸上，在中央关于干部策略教育的规定中，要求各级组织将这些材料编辑起来，当作干部教育的材料使用。1940年2月2日，中央曾发文给各兵团首长以及各级财经工作同志，要求“各财政经济机关，应组织特别小组，从事研究与推动，除延安印发部分教材外”[7]，其他教材应自行解决。
对于一般党员的教育，虽然与干部的要求有所不同，但其形式和内容大体差不多，所用的材料大体也相似，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党的出版物或依据出版物内容进行编辑的材料。由此可见，党员干部成为党的出版物的直接阅读对象。
第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延安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重点阅读对象。
要实现抗战胜利，要在抗战中打击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就必须“发展民众运动，团结一切知识分子，并使知识分子与抗日民众运动、与抗日游击战争相结合”[8]，因为只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才能形成伟大的抗战力量，也只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才能发展革命的文化事业，推动革命的文化运动，并动员千百万劳苦大众参与到革命的实践中来。这是其一。其二，抗战以来党的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党已经从一个地方性的组织，开始变成走向全国性的组织，但党的干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与伟大的革命事业相比略显不足，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党内参加工作，并将其培养成为党的事业所需的干部，是形势所迫，也是形势所需。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中共中央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9]。如当时的中原局就准备从上海及苏北“招收大量的青年职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且“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来”[10]。正是在党的各级组织的努力下，一时间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加入到党的各级组织之中，并在各条战线上广泛开展工作。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其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有的甚至格格不入。
针对新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中央特别指出，“不要畏首畏尾，惧怕反对分子混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11]，提出“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12]，并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工作重心，应当是掌握与教育现有的知识分子”[13]。在这一过程中，转变其思想，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成为我党宣传教育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正如中央指出的，“把知识青年训练成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八路军的干部，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14]。而要实现其思想的根本转变，最主要的是要加强对其进行教育训练。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在领悟学习尤其是在自学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前提必须有足够的适宜的可供其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书报刊出版物。因此，毛泽东强调：“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15]，中央要求“中央局、中央分局以及地域上有独立的区党委，可以办一种政治报纸”，“主要读者对象为区级以上的干部，小学教员与一般知识分子”[16]。此外，这些机关还可以“办一种政治杂志（月刊）”，“其读者对象与上相同”[17]。
第三，普通民众是延安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基本阅读对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动力源泉。这就是说，要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必须将蕴藏在民众中的伟大力量挖掘出来。要实现这一伟大的政治动员任务，对于宣传战线来说就是要做到“宣传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18]。而要实现宣传教育这一伟大目标，就必须寻找到合适的条件和途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依靠党的出版物，因为“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19]。为此，当时的中宣部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要善于运用党的出版物这一有效武器，强调“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20]，并“动员报纸、刊物、学校”等一切可能的力量向“全国民众作广大宣传鼓动”[21]。
为使党的出版物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民众教育的功能，中央提出加强出版针对性，明确其分工要求，并对“分工不明确，彼此重复，数量多而质量差”的现象提出批评，强调要加强对报刊杂志等出版物的管理，努力提高和“改进党的和党领导下的报纸杂志工作”[22]。正如中央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指出的：“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23]。要求各地的党报在文字上做到“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24]。还要求各根据地出版一种具有社会启蒙性质和作用的通俗报纸，并明确其“读者对象是广大的群众和普通党员”，使其担负起“政治的、社会的、科学的和大众文化的有计划的启蒙任务”[25]。中央明确提出只要群众能读得懂的公开出版物，都应让群众阅读。如《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后，中央立即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各地广播，并要求各地在收到该文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校对勿错），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26]。
第四，妇女大众是延安时期中共出版物的又一重要阅读对象。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妇女长期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政治上没有权利，经济上不能自主，社会上没有地位。抗战爆发后，中国的许多妇女从传统家庭走出来，在“慰劳救济、努力生产、战地服务、救济难民、保育儿童等”[27]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这与夺取伟大抗战的胜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与建设一个崭新中国的要求相距甚远，仍然是“整个抗战中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28]。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重任，有赖于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更需要与男同胞在数量上并驾齐驱的妇女同胞的努力。
而要完成如此伟大的动员妇女的任务，必须有专门的针对妇女发行的刊物。这是因为：第一，在私有制条件下，妇女受着数层的压迫与束缚，要实现自身解放，除了需要一般的理论指导外，还需要关于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解放理论。专门的针对妇女解放的刊物，就显得十分必要。换句话说，妇女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必须拿起属于妇女自身解放的文化武器。第二，抗战以来，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相得益彰，相互促进。与此同时，妇女解放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由两三种增加到五十七种”[29]。但是，在这些刊物中，只有《中国妇女》和《妇女之路》由我党领导。总体看起来，我党领导的妇女刊物比例较低，与党肩负的领导妇女解放的重任相比还远远不够。第三，专门的妇女刊物可以为妇女工作提供专业的交流平台。妇女工作者为了改进工作，提高妇女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不仅要从一般的期刊杂志上学习妇女解放的理论，更需要专门传播妇女工作理论、交流妇女工作信息、交换妇女工作经验的专门期刊杂志。正是基于妇女解放运动的特殊性，中央强调，“能出专门妇女运动刊物的地方应该出版专门的妇女刊物”，并“认真注意《中国妇女》及《新华日报》的副刊《妇女之路》的发行推销和转载翻印工作”[30]。与此同时，中央还要求其他刊物积极刊载有关妇女工作问题的论文和材料，强调“各级党委必须注意使各地方党、政、军、民的各种报纸杂志经常刊载妇女问题的论文和材料”[31]，以扩大妇女运动的宣传。这些刊物自然也成为中国妇女及妇运工作者的阅读对象。
2 延安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间接读者
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出版物，除了上述直接阅读对象之外，还有一些间接的阅读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没有直接阅读能力，通过听他人讲解来间接阅读的读者。
众所周知，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众是文盲或半文盲，党的很多干部尤其是不识字的老干部难以直接阅读党的出版物。而在通讯事业不发达、交通条件又不好，同时各解放区之间又处于分割状态的情况下，党的出版物便显得异常重要。它是推动工作的重要工具和载体，党的许多方针政策以及指示便依靠出版物来传达，许多工作经验也是通过报刊杂志来交流。从一定程度上说，不阅读党的出版物，就难以开展工作。为解决这一难题，党主要通过读报组或学习小组等集体形式来学习研究党的出版物。如当时党在给各地的民革室的指示中指出，民革室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读报和讨论报纸上提出的问题”，“每天读报，读报的人要事先准备好读什么，用哪些图表，提出什么问题来讨论（注意联系到当前任务）”[32]。此外，还有一些读者虽然也能阅读党的出版物，但是对于一些中央文件的指示精神还是难以透彻领悟。为了帮助他们，中央要求“宣传部组织宣传委员会，经常讨论与检阅宣传教育工作的内容与方法，正确的（地）解释中央与上级党部的决定与指示”[33]。
第二种是没办法直接阅读原书报刊，只有通过翻印或节选的出版物来阅读的读者。
抗战初期，延安的出版物在党的努力下，尚可在国统区出版发行。但是，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在1940年以后，国民党开始加强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的封锁，包括出版物在内的所有物资都难以运进运出。再加上各革命根据地在这时已是处于被敌顽分割包围状态，延安的报刊无法直接送达其他根据地。如《解放》周刊原本可以在南京、上海、武汉、平津等地公开发行，进入相持阶段后，“却到处被查禁售，到处被邮局检查员扣留，不特此也，因手执一册《解放》而横遭拘押之事，在苏州屡见不鲜”[34]。为解决各根据地学习工作的需要，中央发文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区党委与省党委力求设立铅字机）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35]。这里的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主要指的是延安的出版物，即通过翻印延安的出版物，以解决延安出版物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而阅读这些翻印出版物的对象，实际上是间接阅读的读者。
第三种不是通过直接阅读，而是通过层层转达的方式来知晓出版物内容的读者。
有些出版物虽然是公开出版发行的，但受其内容上的限制，只能供给一定层级的党员干部阅读，其他的党员干部，更多的是通过口头形式进行传达，以保证党的机密。如党的许多策略教育材料，包含许多公开的出版物，须经“党的领导同志或党的领导机关在集体研究后”，“分别的召开负责干部会议和普通干部会议作报告”，然后“经他们传达于普通党员中去”[36]。在某些秘密环境下，有些材料不宜直接公开，必须经个人研究和“有直接工作关系的干部间集体研究”后，再由“当地高级的领导机关”，“负责选择材料并将他们综合起来”传达给干部，供给研究使用，并在“不妨碍秘密原则的条件下，供给他们以策略材料”[37]。在具体的斗争环境中，必然会有一些材料一时难以找到。为此，中央特别叮嘱“可先将找到者阅读，或由组长就能记忆者作报告”[38]。实际上，这些策略材料本身已经过选择或加工了，与原材料虽在精神上一致，但已属于二手材料。
第四种是通过广播传达，各地收听并予以转载刊登而阅读的读者。
为了解决中共主要出版物难以及时到达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中央着手建立了专门的党务广播以“帮助地方了解整个政治动向，掌握党的政策，交换各地工作经验，推广党内教育”[39]。在实践的基础上，中央不断扩大接收广播的范围，以便使更多的我党出版物通过广播传播出去。而各地在接收到广播传送的文稿时，“须选择其与党政军民学各部门工作有关者，立即抄发各部门”，“一般的可作为党的内部文件或材料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没有党内刊物的地方，可单独印发”[40]。如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曾要求“各战略根据地负责同志均作文章”，并“经新华社电台发总社，经中央审定后统一广播发布”[41]。再比如，《解放日报》发表的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中央要求“新华社全文广播”[42]。
第五是通过广泛讨论而受中共主要出版物影响的间接读者。
对于一些重要的并且影响较大的文章，为发挥其教育作用，党要求各地广泛深入地进行讨论，形成舆论场，从而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受这种舆论影响的受众，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间接的阅读者。如1946年《解放日报》发表的《七个月总结》和《粉碎蒋介石进攻》两篇社论，中央随即要求各地“组织广泛讨论”，并将“报纸、杂志、广播、剧团等动员起来进行宣传”[43]。《解放日报》的社论《论战局》一文，也曾“在党内、军队内”[44]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3 延安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其他读者
除了上述直接或间接的阅读对象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读者，他们是党为扩大宣传，运用各种手段向其投送出版物，或是对方为了研究我方情况而主动进行阅读的，其基本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种是敌方军民人等。
如在抗战时期，党曾大力向日本军民扩大宣传攻势，意图在日方军民中形成反战情绪，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此，中央曾要求各地方、各部门抓住时机，“在前线，在敌占区，用一切文字和口头的方法，用在华日本爱国者或反战同盟或其他各种名义，向日本国内人民、在华日人和日本士兵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反战宣传，着重说明日本军阀和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冒险政策完全是危害日本的”[45]。为了提高宣传效果，要求宣传品“应从普遍对象转到特殊对象，分别新兵与老兵，分别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分别常驻的与新调来的”[46]，有针对性地展开宣传。
第二种是敌伪及敌占区人民。
抗战时期敌伪及敌占区的那些内心憎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众，是我党统战工作的重要争取对象。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面临两面作战的困境，其地位越发孤立与险恶，这对于敌占区的同胞是一个鼓舞，也是争取敌伪及敌战区民众的一个重要机会。在此情况下，中央作出决定，要求各地“用有效方法，向敌伪及敌占区人民普遍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广泛说明日本必败中英美必胜的前途，号召敌占区人民对于这个战争不作任何人力物力的负担；宣传这个战争对敌国军队人民都是不利的”[47]，并指出“各抗日根据地应多出版对沦陷区人民宣传的报纸、刊物、小册子”[48]等。在具体的宣传方法上，强调“用特刊，用日本与中英美人口资源武器的统计表，用小册子等形式，在敌占区广为散布，以打破敌之欺骗与蒙蔽”[49]。
第三种是大后方的军民。
在中共的主要出版物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在大后方公开发行的情况下，择取某些重要的文章采用秘密的形式在国统区发行是这一时期出版物发行的一个重要策略。如《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央将此文通过广播发放到各地，并要求各地翻印发行，尤其要求南方局“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并特别强调“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50]，以借此扩大宣传。有些特别重要的文章，不仅要在国统区宣传，而且要在国外广泛宣传。如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央曾要求“港沪两地收全后应力争在国内外报纸杂志全文发表或用其他种形式发表，重要部分同时要印中英文单行本向国内外广为散发和邮寄”[51]。
此外，还有一些刊物尽管不是党主动宣传的，但是敌方为了研究我方的相关情况，而主动加以研究阅读的，对“我党和我党领袖人物的言论、文献”比较熟悉，“国民党中有些颇注意研究我们这方面”[52]。这些阅读对象也是间接读者。
4 延安经验对于提升当今主流媒介影响力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延安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读者群体分布极其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是党在出版、发行和阅读推广上创新各种形式和途径的结果，也是党的出版物影响力超强的明证。当今中国处在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之下，如何拓展以党报党刊为代表的主流媒介的覆盖面，争取更多受众，从而扩大主流价值观的影响，是摆在我党面前的现实问题。延安时期的许多宝贵历史经验依然有可供借鉴之处。
第一，加强媒介的针对性，扩大其覆盖面。
延安时期中共的主要出版物之所以有如此广泛分布的读者群体，并能产生如此强大的辐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出版物的针对性比较强，适应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群众团体的报刊、面向基层群众的报刊，构成了层次多样的出版物网络，几乎做到社会各个群体全覆盖，从而满足不同群体阅读的需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我们的阐述自然要取决于阐述的对象”[53]。在当下，要扩大以党报党刊为代表的主流媒介的影响力，就必须高度关注社会各阶层发展的新情况，在“加强对个人信息的整合和管理”方面下功夫，尤其要关注受众的“个性化需求”[54]，同时兼顾“不同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55]，寻求受众群体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增强媒介的投送能力，提升其影响力。
延安时期中共出版物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体，并能产生如此强大的辐射影响，又一重要原因在于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将出版物投送出去，增强了刊物的覆盖范围，以满足不同环境下不同读者群体对出版物的阅读需求。在当下，要扩大以党报党刊为代表的主要媒介的影响，就必须善于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介融合起来形成融媒体的格局，增强传统媒介的传播力和生命力，尤其是“要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完善运用体制机制，打通并用好同群众信息交流的新渠道”[56]，以提升党报党刊为代表的主要媒介影响。
第三，培育媒介的新受众，增强其影响的持续性。
延安时期中共出版物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体，并能产生如此强大的辐射影响，第三个重要原因在于立足革命根据地内党员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妇女大众等基本受众群体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出版物的新阅读群体，同时不断扩大国统区和沦陷区的读者群体，努力扩大刊物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在当下，要扩大以党报党刊为代表的主要媒介的影响，就必须注重积极培育新的受众。为此，“应向社会各层次的人群，发展读者，提高发行量”，尤其要善于在顺应“数字化的潮流，提高自身的点击量”方面下功夫[57]，使以党报党刊为代表的主要媒介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持续扩大，使更多的各个层次的群众成为新的受众。
第四，加强编者与读者互动，增强其内容的吸引力。
延安时期中共出版物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体，并对读者能产生如此强大影响，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其非常重视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并在这种双向互动中发现读者需求，为出版物的持续改进提供方向。在当下，要增强以党报党刊为代表的主要媒介的吸引力，必须“倡导深入读者、了解读者、贴近读者、服务读者的工作作风”[58]，尤其要善于“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设置为互动话题”[59]。为此，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平台的便利增强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沟通，并借助大数据分析工具及时掌握解读者的需求动态，将其作为报刊媒介发展导向的一个重要依据。
注 释
[1]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J].解放,1938,2(36):21
[2][3][4]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52,51,52
[5][6][36][37]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151,151,151,152
[7]中央､军委关于培养财经人员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指示[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125
[8]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N].新中华报,1940-02-14
[9]大量吸收知识分子[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9
[10]中央关于开办学校大量招收青年职工和知识分子给中原局的指示[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00
[11][15]论政策[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8,768
[12]论联合政府[M]//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2-1083
[13]总政治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457
[14]中央军委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66
[16][17][22][25]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J].共产党人,1941,2(19):17,17,17,18
[18][19][20]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J].共产党人,1941,2(19):23,30,30
[21]论新阶段[M]//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05
[23][24]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N].解放日报,1942-04-01
[26]中央宣传部关于广泛印发《中国之命运》的通知[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521
[27][28]发刊词[J].中国妇女,1939,1(1):2,2
[29]周俊.论专门出版妇女刊物问题[J].中国妇女,1941,2(10):41
[30][31]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J].中国妇女,1941,2(10):5,5
[32]陆定一.目前宣传工作中的四个问题[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41
[33][35]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46,46
[34]本刊的被扣[J].解放,1937,1(11):3
[38]中央学习组关于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内容的通知[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93
[39][40]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关于党务广播条例的通知[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359,360
[41]中央书记处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503
[42]中央宣传部由与总政治部的通知[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504
[43]中央宣传部关于广泛讨论《解放日报》两篇社论的通知[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632
[44]中央宣传部关于组织讨论《解放日报》社论《论战局》一文的通知[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644
[45]中央､军委关于向日本军民进行反战宣传的指示[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94
[46][47][49]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伪及敌占区人民的宣传与工作的指示[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306,306,306
[48]中央宣传部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11
[50]中央宣传部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运》的通知[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521
[51]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的指示[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674
[52]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M]//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25
[53]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M]//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3
[54]朱嘉蕊,刘锦宏,李弘.面向读者的云出版服务模式研究[J].出版科学,2014,22(3):84
[55]郭理.分众: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当代进路[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9(4):386
[56]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28
[57]沈丹,张福颖.试论期刊评价中读者的缺位[J].出版科学,2014,22(2):68
[58]刘艺.对“以读者为中心”出版理念的辩证思考:兼谈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导向的重要性[J].出版科学,2009,17(2):68
[59]刘先春,杨志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8(6):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