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自龙：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近年来，囿于学术评价引发的各种讨论不断将学术期刊评价问题置顶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出台相关文件和众多学术研讨会高频主题词中，也能感受到这种热度。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人们对学术评价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包括学术期刊评价在内的我国学术评价政策机制正孕育着一轮新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学术评价还是学术期刊评价，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但以往关于期刊评价的研究与实践，大多注重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完善和应用，或忽视或回避了评价机制建设这个根本性问题。目前，对于学术评价，各方面似乎都不很满意，究其原因，多指向评价体制机制不健全这个根源。因此，本文试就学术期刊评价实践、问题与机制建设谈点粗浅看法，期待引起深入探研。
一、我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与实践
我国规模化开展期刊评价应从20世纪90年代起，因为历经改革开放十多年后，我国期刊规模急速扩大，客观上就产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期刊评价需求。透过从那时至今近三十年的期刊评价研究和实践，基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两条主线：
（一）行政管理机构或行业社团组织主导的期刊评价（包含学术期刊评价）
期刊作为我国出版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期刊出版形式规范》《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等法规文件予以规范管理，而且相关管理部门或行业社团组织还经常通过期刊评价活动进行调控和引导。比如， 1992年由国家科委、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举办的“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选，就专门设置了学术期刊类别并制定了《科学技术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 1995年新闻出版署开展“全国部分社科期刊评奖”活动，也设置了学术理论期刊类别并制定了《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据统计， 2005年以前，仅国家新闻出版署就分别于1998年、 1999年组织了两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评选， 2002年组织了“中国期刊方阵”评选， 1998年、 2002年、 2004年分别组织了“国家期刊奖”评选。 2005 年后，各种评奖活动经过治理整顿，保留了“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百强报刊”和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工程”等。
此外，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4年、 2016年组织的两次学术期刊认定（总计6468 种）、全国社科规划办评选出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开展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等等，都带有学术期刊评选或评价性质。同时，各省市、区域等各级行政机构或学会、协会等行业社团组织开展的大量形式多样、名称不同的学术期刊评优活动，都可以看作对学术期刊进行的一种评价。
行政管理机构或行业社团组织主导的全口径期刊评选，特点是“评优”，目的主要是为了合规性评价、质量导向引领、发展重点扶持、以评促建（改）等，方法侧重同行主观评议，标志是各种荣誉称号。对学术期刊评价而言，学术质量只是一个基本但非唯一的评价指标，还要结合政治导向、社会影响（学术规范、影响力、公信力、引导力、传播力等）、编校质量、出版形式质量、印装质量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例如，《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中的编校质量、出版形式质量计算细则，就会影响一些内容质量和影响力还不错的学术期刊的评价结果。但由于是掐尖式评优，获得荣誉称号的学术期刊，其学术质量、学界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二）专业研究机构主导的学术期刊评价
以载文量、总被引频次、均被引、他引率、影响因子、即年指数、被引半衰期、转载量（率）、 WEB 即年下载率、基金论文比、特征因子值、论文影响分值、学科影响指数等等指标构建的期刊评价体系，都可以统称为期刊量化评价或核心期刊评选。期刊量化评价理论和方法起源于西方文献计量学， 20世纪 30年代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最先提出了文献离散定律，后经美国情报学家普赖斯、加菲尔德等人的研究拓展，特别是加菲尔德于20世纪中期创立的引文索引系统和引文分析理论及其《科学引文索引》（SCI）工具的开发，把期刊量化评价理论与应用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该理论方法的普及使用。例如，人们熟知的 SCI （科学引文索引）、 EI （工程索引）、 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和 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A&HCI （艺术与人文科学索引）、 ISSHP（社会科学和人文会议录索引）等，都是当今世界知名的文献检索系统、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包括学术期刊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
我国学术研究机构主导的期刊量化评价，成功吸收、借鉴、转化了西方的理论方法，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发布了各种核心期刊目录及其评选指标体系。例如，人们熟知的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报告》（前身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等，都是当下我国知名的文献检索系统、国内公认的科学统计与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且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学术期刊评价。
专业研究机构主导的期刊评价，特点是专业文献数据分析，目的是通过分析期刊刊载文献学科属性及其相关著录项，发现期刊是否处于同类期刊核心区、影响因子核心区（Q1、 Q2、 Q3 区、学术影响力指数（CI）核心区……）等，方法上侧重文献计量，标志是“核心”或“引文索引来源”刊。
期刊量化评价虽起源于馆藏优质资料导购之需，但其通过对期刊文献数据深度挖掘和关联分析，确实反映出了部分学科领域的期刊特别是科技期刊的质量水平的内在规律或发展趋势，从而增强了学术期刊评价的科学性。但由于其与学术科研成果评价有很强的关联性，因而普遍被采纳为“以刊评文”“以刊代评”的依据，从而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因为，文献计量法可以分析期刊影响力大小，但却不能直接评价学术期刊质量高低。即使在有些专业领域，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分析结果与同行评议结果耦合，也不支持其成为学术期刊评价的标准或方法，这已成为共识。
总体观察我国期刊评价研究与实践历程，分别由行政管理机构（含行业社团组织）主导和专业研究机构主导的期刊评价，已经形成了开放多元的发展格局，只是因发展阶段不同、评价目的和方法不同，期刊评价活动的标准、结果及其应用范围也不同。但是，都在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改进，并从不同途径推动了我国学术期刊规范化发展、质量提高和学术影响力提升。
二、我国学术期刊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上述我国期刊评价研究与实践的回顾与梳理，综合当前学术期刊评价各种研究成果和舆论热点，可以发现，包括学术期刊评价在内的期刊评价，存在着过分关注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应用而忽视学术期刊评价体制机制建设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
一是普遍关注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或标准的不足。如学术期刊评价的主体问题，指标设置的科学性问题，分类评价不足问题，量化方法单一性问题，数据来源客观准确性问题，人文社科与自然科技期刊评价指标差异性问题，专业与综合、小学科与交叉学科期刊评价问题，行政或人为干扰问题，等等。
二是广泛批评学术期刊评价的异化效应。如核心期刊（或索引来源刊）的功用边界问题，“以刊评文”僭越学术评价主体问题，“核心期刊”“毒害”“败坏”学术生态问题，频繁发布的简单排名榜加剧了期刊浮躁、功利、短期行为问题，不当追逐量化数据、忽视学术创新和期刊个性发展、“扼杀”人文或基础学科发展问题，等等。
三是学术期刊评价未达成社会广泛共识。如行政管理机构（含行业社团组织）主导的期刊评价只在期刊主管主办的行政管理层面引起重视，还没有在学界、科研管理界引起广泛关注；专业研究机构主导的期刊评价，尽管理论方法体系大同小异，但因目的、标准、范围、结果不同，在不同单位的认可度、使用情况千差万别。在对各种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及其结果使用上，社会共识不够、难辨真伪、彷徨无序。
毋庸置疑，关注这些问题有利于促进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但却忽视了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学术评价的文化制度、体制机制这个根源性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不从根本上解决旧“唯”的问题，还会产生新“唯”的问题。从学术期刊评价的体制机制建设角度看，当前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过度自由化发展导致学术期刊评价的严肃性、权威性降低
当人人都能对学术期刊评价这个专业严谨的领域发声的时候，就说明其已经被泛化、被滥解了，且社会舆论也往往被带偏节奏。在各自为政的学术期刊评价市场中，门槛低、小散弱、重复建、无特色，在理论方法和体系上并无质的区别，基本都还处在跑马圈地阶段。尤其是学术期刊评价被异化为学术成果评价的工具，不仅降低了其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科学性，而且自身合法性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二）功能定位模糊导致了社会认知与应用的错乱
目前我国的学术期刊评价中，存在着繁杂的期刊评价主体及其发布成果的称谓。评价主体有的冠名“学术评价研究”、有的冠名“文献计量研究”，其评价结果则冠名为“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论文统计源期刊”“期刊 AMI 综合评价”等等。据统计，在我国出版的学术期刊封面上，林林总总的称谓多达几十种，连业内人员都分辨不清这些称谓的真正内涵、适应范围、应用边界。这种无序状态不仅不利于学术期刊评价的科学研究与实践，也对社会各层面正确认识和审慎使用学术期刊评价成果造成混乱乃至异化。
（三）国家权威的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缺位导致了学术期刊评价的规制缺乏
几十年来，我国学术期刊评价领域基本处于市场化自由发展状态。这一方面促进了该领域的百花齐放，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该领域缺乏发展规制的短板。从行政管理机构或行业社团组织主导的期刊评价行为看，也只是从出版管理角度对期刊进行评优、引导，并未从期刊评价体制机制建设层面着力。 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报纸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办法（试行）》和《全国报纸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试行）》，曾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这是行政管理机构试图主动介入和引导期刊评价活动的标志性事件，但因其介入的方式、出台的评估体系并不适合复杂多样的报纸期刊出版生态，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尤其是学术期刊界基本没有采用此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说，学术期刊评价还没有在国家层面制定的规则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次序分明的有效运行机制，行政管理机构（含行业社团组织）和专业研究机构主导的期刊评价，也缺乏适度互补和融合，基本是各唱各的戏，各行各的道。当前，我国专业研究机构主导的期刊评价不仅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和声音，而且在国内也往往被当作西方各种期刊评价体系的“替补”；行政管理机构主导的学术期刊评价也一直没有得到学界业界的广泛认知和认可。
三、我国学术期刊评价机制建设的思考
学术评价是构成国家文化科技软实力的一部分，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频繁发布了不少学术评价改革方面的指导性文件，各种评价中的“破五唯”改革正渐次展开，学术期刊评价改革也必然提上日程。针对学术期刊评价的现实问题，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就必须从根本上健全学术期刊评价的体制机制。
（一）政府不能越位但也不能缺位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我国历史文化国情制度决定了行政管理在各项事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学术期刊评价领域，政府不能怕越位就不作为，任其无序发展。因为缺乏国家顶层的建设指导和规制，在立足本土的评价指导思想、评价原则与程序、评价主体市场准入、评价研究成果推荐应用等方面，就不易自发形成一套规范完整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因此，在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各自职能边界的前提下，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加强学术期刊评价的顶层设计和运行机制建设来提高治理效能，发挥市场与社会各方面主体的作用，推动建立开放多元、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序的学术期刊评价体制机制。
（二）坚持自愿共识的市场自主制定的发展模式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甚至有人称之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学术评价与行政权力的博弈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研究课题，焦点在于行政权力是否越俎代庖、“越位”作为。 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报纸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办法（试行）》和《全国报纸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试行）》之所以未能有效推行，概因如此。对学术期刊评价而言，任何唯一的评价标准最终都会出现“天花板”效应，导致学术期刊同质化，阻碍学术期刊的多元化创新性发展。我国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建设的成绩来源于市场化的开放多元环境，未来建设和完善依然离不开市场这只手的作用。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合法授权，各评价主体拥有自主开展评价活动的空间，就会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依据自己的评价能力优化标准和程序，设计针对性强的指标体系，解决学术期刊评价中的综合与专业、人文与社科、基础与应用、数量与质量、小学科与交叉学科等关系的平衡问题，发布具有公信力的评价结果。所以，要保持学术期刊评价机制的活力，就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改革之路。政府也可以通过对一些重大特殊评价项目的公开招标评估，有效引导市场竞争机制的建设方向。
（三）积极培育独立的第三方学术期刊评价主体
第三方专业评价是国际公认的做法，但我国第三方专业学术评价组织、机制尚极不健全。严格地说，前面所述的专业评价研究机构还算不上真正的“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还不具有“法律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但从我国实际出发，这些专业评价研究机构以及社团组织、学术共同体等依然将会是学术期刊评价的主要力量，因此政府要从规范化、专业化、本土化等方面大力培育第三方评价组织，鼓励其根据期刊发展的现实需求、专业资源和技术优势，积极研发合乎需要的各具特色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逐步成熟为独立、客观、公正的第三方学术期刊专业评价组织。
（四）制衡现有学术期刊评价机构的行为规范
没有哪一种合法合规出版的学术期刊是没有存在意义的。通过科学的期刊评价营造各具特色、质量上乘、丰富多彩的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生态，促进国家文化科技事业发展，是期刊评价的初心。有关部门要在学术期刊评价导向、评价信用、评价法定程序、信息开放、评价成果应用效果等方面，督促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客观公正、公开透明，避免功利化、失范行为，及时披露学术期刊评价结果的应用边界和注意事项，鼓励各种评价主体在评价目标、标准、方法、应用等方面提供更加多元的服务产品。
总之，学术期刊评价内涵丰富，既包括政治导向、学术规范、学术创新、出版规范等等的评价，也包括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公信力、引导力、传播力等等的评估，任何试图建立单一的评价标准体系都是徒劳的。在我国学术期刊评价理论与实践已经取得较大成绩并基本形成开放多元格局的基础上，着手改革、健全学术期刊评价体制机制，建立“政府主导规则”和坚持“市场自主制定”的体制机制改革路径，发挥多主体专业评价的积极性，多方相互印证和监督评价行为，一定会促进我国学术期刊评价更加开放多元和科学有序，共建中国特色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