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生前曾主持一个关于序言问题的研讨会，他在会上畅言学术著作的序言不是销售广告，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八股文，提倡兼容并收的学术境界，有真知，有灼见，不溺于所闻，不以“旧见相绳”。
展读《陈原序跋文录》，揣摩其一生为自己和他人所撰的序（前言）、跋（后记），穿越诸多图书的开头和结尾，不见空洞说教的戴帽穿靴，自然真切的点睛之笔让我们得以蠡测出版前辈言行背后的教益，悠远博厚，精深高妙。
静修己身 赤诚爱国
陈原曾列举近现代出版史上十几位人物，发现伟大出版家的灵魂在于：爱书胜过一切，为书而生，为书而受难，甚至为书而死。位居首位的当属张元济先生。陈原曾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别为其年谱和《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撰写序和跋。读完年谱，“我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力量”。“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形象。”之前一向倾倒于传主“学贯中西的渊博和治学方法的严谨”，如今则被爱国志士为救国救民而从事的传播工作吸引。“编教科书—编工具书—整理古籍—介绍西学：通过这样的四位一体出版媒介以振兴中华。”一万多字的“代序”，围绕“爱国之情”铺陈开来。
抗战期间，陈原写了6本地理书，之后又创作、翻译了许多地理著作，并致力于地理学通俗化工作。最艰苦的1944年，他在《中国地理讲话》序言中直抒胸臆，“我为你写的不是一本枯燥的地理书，我呈现给你一幅图画——在那上面，绘上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同时代人所受的苦难，也留下了奋斗的痕迹，并且发放着我们熟悉的泥土的芬芳。”新中国成立那一年，他在《苏联新地理》译者后记中介绍原作者的两本书，阐明目的，“更主要地让读者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人们如何变革了自然环境，使大自然为人类社会服务，使人类得到更舒服而美好的生活。”“随便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地理的描述是交织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气息的。”
沈昌文通览陈原50多年间写就的135篇序跋，得出切中肯綮的结论，“服从救亡与启蒙两个基本要求。”“时代有什么需要，他就写什么。”“而且写得不干巴，让人喜闻乐见。”“对我这样的门徒来说，每次读他的文字，都为之叹服。”
满贮哲思 蕴含丰饶
着眼基础建设，由细微入手，瞩目长远，积跬步成千里。他为《咬文嚼字》合订本撰序，关注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面对不规范现象，要使用劝告、规劝、示范诸如此类的方法。如果是科学技术术语，必须讲究绝对、强制性的标准化。规范化不等于僵化。规范不是千篇一律的八股，规范和创新辩证统一，有生命力的语言文字都不僵化，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发展就必须创新。”这篇短序，满贮哲思，蕴含丰饶。
1942年在《青铜的骑士》后记中，陈原勾勒该套“世界文艺丛书”的蓝图：“原著不论古典现代，译者也无分老将新人。每本或为一个作家的专集，或为几篇作品的合集。总之是，不讲形式，不求多产，要结实，要有分量。”预言只要不赔本、不饿死，便一直出下去，一边出一边改进自己。50多年后，陈原编选自己三卷本的语言学论著，在后记中梳理出个人文集编辑中的问题与原则。重新评价、取舍、补充订正和保持原样、前后照应等等，面对上述问题，展示学术思想脉络的原则在哪里？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经过慎重的思考，他认为体例等形式应服从内容需要，不能一刀切。
理想辞书的检索功能如何传达？陈原在《世界名言大辞典》序言中论及几个要素，“编选精确，推敲审慎，在需要说明的地方加以必要的注释，如此做来，词典供人‘翻、检、查、阅’才能得心应手。”他尤为推重张元济先生83岁高龄时完成的《节本康熙字典》，“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重新审视50多年前的词典，其研究和实用价值光彩耀目。”张元济将收字四万六七千的字典“汰去其奇诡生僻、无裨实用者”，删了3.8万字，只留7600字。凭借深厚的国学根底、整理古籍和翻检查阅辞书的经验，张元济披沙拣金，昭告世人：只要掌握这些基本单字，即可得心应手阅读与应用。1985年文改会（即后来国家语委）公布现代汉语字频调查数据，利用计算机检索语料库，认定许多文本使用的汉字不过7745个。张元济的合理预判、大胆探索，30多年后竟被现代科学的定量测定所验证。回望图书史，睿智判断、科学预见，造就了编辑大家的出版传奇。思慕、感奋之余，催促后来者砥砺前行。
以书为伴 为之痴狂
陈原为《巴金与世界语》一书撰文以代序，追忆胡愈之作为巴金“最初责任编辑之一”的往事，评点两位哲人“远超过作者与责任编辑的工作关系。”巴金将年长自己8岁的胡愈之视作老师和诤友，铭记其形象、声音与提示，“出书，我需要责任编辑；生活，我同样需要责任编辑”。这样的出版家为陈原所推重，因为他们堪称十足的书痴、书迷，将灵魂或“嫁”或“娶”书这事业，“为书奋斗终生”！
1997年为《出版纵横》作序，陈原赞许宋原放不只是书迷，而是实实在在的“出版迷”。韬奋先生以“迷”字来贯通义理，“一个人能寻着自己所爱的事业，做到迷的程度不但‘为之’，而且‘乐之’，这是何等愉快的事情！”“能视事业如生命，事业未有不兴的。”做好这一行工作，首先得变成“书迷”。正如陈原把bookman译成书人一样，书界人士本身就得是一部书。即使做出版行政工作，管“关系”之先，首要的是管书，管人，管出书出人。
陈原为姜德明编选的《陈原书话》写下后记，留存了他欣欣然乐得其中的晚年景象。书海夜航，老人与海，不断地沉思，不断地反思，不断地冥思，克服了无知浅学，抛弃了膜拜盲从，“我找回了思想。我找回了我自己”。我思故我在，不思则无存，明心见性，夫子自道，思想正是出版的永恒驱动力。
深谙研究创作甘苦，品评图书个中三昧，陈原的序跋之作，是当下出版界参考与借鉴的宝库，更是出版人学习和反思的门径。正如陈原先生对前贤的心慕手追：“‘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他们是这样做的。他们一生都遵循着这箴言……我爱他们。我景仰他们。我愿意守着这箴言走上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