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考察毛泽东著作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的翻译、出版与传播，本土化语言的翻译与出版是毛泽东著作在南亚传播取得巨大效果的关键。在建党百年之际重温这一历史及其经验，对于21世纪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著作；乌尔都文；孟加拉文；尼泊尔文；翻译出版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翻译出版、传播的历史上有许多十分成功的探索，给21世纪的中国出版界留下了珍贵启示。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著作乌尔都文、孟加拉文、尼泊尔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活动。这是在冷战国际格局下，由国家政治外交需要而推动的一个对外翻译出版事件，依靠国家财力物力投入，以中方为主进行组织实施，出版了毛泽东著作乌尔都文版91种（中方88种，外方3种）、孟加拉文版34（中方31种，外方3种）、尼泊尔文版10种，并在域外进行一系列的发行推广活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开创了中国数千年与南亚大陆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
学界对于这一段翻译出版的历史研究很少，近些年仅有赵常谦的文章[1]，对于毛泽东著作非通用语的翻译出版做了概括性介绍，还有当时参与毛泽东著作乌尔都文翻译的安启光的回忆录有所涉及[2]，限于史料的局限，其他专业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在建党百年之际，本文总结这一段本土化翻译出版与传播的成功经验，以供当今中国出版界参考借鉴。
一、时代背景与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概况
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的国语，但由于巴基斯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长达数百年，因此巴基斯坦社会上层通行英语，特别是政府文件、新闻媒体以及学校教育中，英语一直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独立之初的巴基斯坦曾经大力推广乌尔都语，将乌尔都语作为凝聚民族感情、增强国家向心力的工具。例如巴基斯坦国父穆罕穆德•阿里•真纳早在1948年的一篇著名的演讲里支持乌尔都语用作唯一的国语。此外，还成立了巴基斯坦语言委员会，在两所大学中设乌尔都语教授职位，资助乌尔都语的研究，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书籍，出版乌尔都语词汇手册，等等。1959年，巴基斯坦教委宣布乌尔都语为普通学校6年级以上的教学语言，1973年贝布托政府时期进一步用宪法强调，乌尔都语为巴基斯坦国语。[3]
孟加拉语也是如此。除了孟加拉国，孟加拉语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阿萨姆邦部分地区也广泛使用，使用总人口数量超过2.7亿。孟加拉语作为一个民族语言，1948—1956年，在隶属于巴基斯坦的时候进行了多年的孟加拉语国语化运动。1972年孟加拉国独立后，孟加拉语成为孟加拉国统一的象征。但是孟加拉国社会的精英群体依然流行英语，英语成为社会地位、财富收入的社会分层标志。
尼泊尔语作为尼泊尔国家的官方语言，在尼泊尔、不丹和印度的一些地区使用，与北印度语很近似，来自波斯语和英语的借词少于北印度语，较多的词源自梵语，使用人口数量为1600万人。
毛泽东著作乌尔都文、孟加拉文、尼泊尔文等南亚语种的翻译出版，最初主要是在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下，即尊重刚刚获得独立的亚、非、拉国家民族感情，方便让南亚大陆普通民众了解新中国的发展变化而开展的。在1960年之后中苏关于国际共运论争公开化，中国脱离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逐步成为美苏两个大国之外的另一个国际政治力量。这种外交重心的转变进一步加快了毛泽东著作南亚语种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力度。但是外文出版事业发行局（1963年成立，以下简称外文局）1966年制定毛泽东著作的语种规划时，仅仅组建了印地文、乌尔都文两个语文组[4]，而孟加拉文、泰米尔文、僧伽罗文、尼泊尔文等南亚语种均没有规划，目前没有相关文件说明原因，但是笔者根据1950年创刊的大型综合性刊物《中国画报》对外出版发行的语种（从1951开始，截至1967年累计18个语种，其中印地文版1957年创刊，乌尔都文版1967年创刊，两个南亚语种相隔了10年）推测，主要是当时翻译人才的短缺。中方集中力量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印地文、乌尔都文等使用人数较多的语种，外方则遴选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本土相关文化机构，在中方统一提供英文底本基础上，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孟加拉文、尼泊尔文版以及其他中文书刊。这些语种的翻译出版与传播，除了面向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本地读者，还主要面向印度相关语言地区进行发行传播。这种源于人才短缺问题所进行的翻译出版活动，却无意中进行了中国翻译出版事业的第一次本土化、国际化成功实践。
1.中方翻译人员
中国最早开设乌尔都语专业教育的学校是北京大学东语系，1954年就开始招生，此后才有北京广播学院（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培养乌尔都语专业学生。因此参与毛泽东著作乌尔都语的翻译人才，差不多都是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笔者根据已有的文献、档案搜集到参与毛泽东著作乌尔都文翻译的专家，分别有山蕴[5]、汪绍基[6]、李宗华[7]、刘士崇[8]、安启光[9]、张世选[10]、赵常谦[11]、周启登[12]等乌尔都语专家，外籍专家有扎希德•乔德里[13]、拉希德•巴特[14]、阿法兹•拉曼[15]等。
中国最早开设孟加拉语专业教学的机构是北京广播学院，最早招生是在1963年，主要是为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培养播音人才，也是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1967年外文局主持毛泽东著作非通用语种翻译组的时候，并没有将孟加拉语单列为一个语文组，而是将之放在了乌尔都文组里。据笔者推测，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孟加拉国仍然属于巴基斯坦的一个部分，而乌尔都文又是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因此才没有单列一个语文组。笔者根据公开出版的文献、档案搜集到参与毛泽东著作孟加拉文翻译的专家，分别有董友忱[16]、李缘山[17]等。根据笔者对于当年全程参加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翻译组的原中央文献编译局尹承东副局长的采访得知，当时所有毛泽东著作的相关翻译组人员均在10人以上，有的至少在20人左右。显然上述乌尔都文、孟加拉文的名单是不完整的。
2.中方翻译出版品种
外文出版社自1958年开始翻译出版了乌尔都文图书，截至1979年，累计品种有200多种，其中毛泽东著作有88种。乌尔都文版的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重点是《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军事专题文集等，字数、印刷数量均很大。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印发了2.3万多册、第二卷印发了3.8万多册，第三卷、第四卷均为3万多册，分别有32开和64开，平装、精装4种版本； 《毛主席语录》 64开，印发6万多册；《毛主席论人民战争》（精装），印发超过5万多册，《毛主席的六篇军事著作》（精装），印发3万多册。其余均是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单行本的出版发行，均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需要而对外发行的。
除了毛泽东著作等政治理论图书，还有乌尔都文版的中国连环画、中国文学图书等。如1958年根据国际形势，外文出版社首次翻译出版了乌尔都文版的《毛泽东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扩大版），定价为0.5元人民币/本，印发5000册；1959年就迅速增加到了12种乌尔都文版连环画，均为当时最为著名的文学家、画家创作的作品，如《一支受了伤的小鸟》（学前教育儿童文艺丛书编委会，严个凡绘），《鸡和耳朵》（沈百英、高铁群文，高步青绘），《猴子捞月亮》（夏霞编写，万籁鸣绘），《骄傲的将军》（华君武著，特伟绘），《姑娘和八哥鸟》（根据刘兆霖诗歌改编，程十发绘）等 ，此后一直保持年度出版种数两位数的出版规模，1958—1979年，累计出版200多种。
笔者根据外文局的档案统计，1959—1979年，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孟加拉文版31种，孟加拉文版的出版时间要比乌尔都文的出版晚了10年。这个现象表明，当时中国还不能培养孟加拉语翻译人才，1967年外文局主持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时，参与孟加拉语翻译的均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语系培养的中国留学生。1967年毛泽东著作非通用语种的出版，依靠国家行政力量的组织与推动，1968年出版了11种，此后一直陆续出版到1979年，累计有31种，并且在短短的时间里奠定了中国孟加拉文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
二、毛泽东著作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翻译出版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翻译出版活动，既有当地的共产党、左派机构主办的出版社，也有一些中小书店和个人，主要是销售与翻译出版活动集中在一起。笔者根据中方档案记载，整理出外方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乌尔都文书目如表1所示。
表1 巴基斯坦翻译出版的乌尔都文版毛泽东著作书目
| 序号 | 书名 | 分类 | 字数 (千) | 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 1 | 毛主席语录 | 政治理论 | 88 | 巴基斯坦:我的图书馆出版社 | 1967年 |
| 2 | 新民主主义论 | 政治理论 | 35 | 斯里兰卡:普拉加出版社 | 1967年 |
| 3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政治理论 | 22 | 巴基斯坦:卡拉旺出版社 | 1967年 |
表1中3种巴基斯坦出版的乌尔都文书目，均为中方出资支持，以回购成品图书方式支持其翻译费、纸张费，鼓励巴基斯坦本地的出版机构发行推广包含毛泽东著作在内的中国书刊。有些则是鼓励其依照外文出版社的版本在当地进行翻印发行。如1967年我的图书馆出版社的乌尔都文版《毛主席语录》就是如此。
笔者根据中方档案整理了孟加拉文图书目录，具体如表2所示。
图2 印度、孟加拉翻译出版的孟加拉文毛泽东著作书目（1978-1979年）
| 序号 | 书名 | 作者 | 分类 | 字数(干) | 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印发册数 |
| 1 | 沦十大关系 | 毛泽东 | 政治理论 | 15 | 印度:新书中心 | 1978年 | 无记录 |
| 2 |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 人民日报 | 政治理论 | 39 | 孟加拉国:恰兰迪卡书店 | 1978年 | 无记录 |
| 3 |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 无记录 | 政治理论 | 67 | 孟加拉国:恰兰迪卡书店 | 1978年 | 无记录 |
| 4 | 鸦片战争 | 无记录 | 政治理论 | 56 | 印度:新书中心 | 1978年 | 无记录 |
| 5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毛泽东 | 政治理论 | 17 | 印度:新书中心 | 1979年 | 2000 |
| 6 | 周恩来论文艺 | 周恩来 | 政治理论 | 无数字 | 印度:新书中心 | 1979年 | 2000 |
|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无记录 | 政治理论 | 无数字 | 印度:新书中心 | 1979年 | 3000 |
| 8 | 跟随周副主席长征 | 魏国禄 | 文学艺术 | 54 | 印度:新书中心 | 1979年 | 无记录 |
| 9 | 大庆印象记 | 无记录 | 文学艺术 | 无数字 | 印度:新书中心 | 1979年 | 无记录 |
| 10 | 大寨红旗 | 无记录 | 文学艺术 | 无数字 | 印度:新书中心 | 1979年 | 无记录 |
通过表2可知，10种孟加拉文版，有2种为孟加拉国恰兰迪卡翻译出版，其余8种均为印度新书中心翻译出版的。印度新书中心与孟加拉国的恰兰迪卡一样，也是从50年代就与中方建立翻译出版合作关系的一个印度文化机构，主要面向印度的孟加拉语读者群发行相关书刊。中方重点支持印度新书中心将中国书刊翻译成为孟加拉文版，其目标是希望新书中心在孟加拉语读者群中广泛传播，因此印度新书中心翻译出版的的品种要比孟加拉国多。
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进行毛泽东著作翻译的机构，最早的有孟加拉国的旗帜出版公司（Standard publisher Led）。该出版社成立于1960年，总部设在达卡，在孟加拉国有17个分销店，年度出书250多种，主要用英文、孟加拉文、旁遮普文出版文学艺术图书。由于该出版社位于印巴边境，因此大部分图书均可以发行覆盖到印度的广大地区。该出版社在60年代与中方建立关系后，在孟加拉国的中国书刊订单数量很大。1965年当年就5次向中方订购英文、乌尔都文书刊，价值5000卢比，1966年又将《中国画报》等英文版、乌尔都文版等杂志订数从2000册（份）增加到6900册（份），毛泽东著作等英文版、乌尔都文版订数提高到16000册。曾多次提出要在孟加拉国独家经销中国的英文版《北京周报》，并且对于中国特色鲜明的儿童连环画十分感兴趣，1965年3月11日函告我使馆，希望翻译出版孟加拉文版的中国连环画。旗帜出版社负责翻译，中方提供绘画插图，出版后按照当地售价发行后，利润共同分成。预估印数可达到30万—50万册。由于中方在当时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发行重点不是连环画，因此该项目没有合作，而是支持其以《毛泽东论文学艺术》《毛泽东选集》（1—4卷，外文社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跟随毛主席长征》（陈昌奉著）、《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爱泼斯坦著）、《成长中的人民公社》《中国地理概述》《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著）、《建设新中国的人们》等英文图书为底本翻译出版孟加拉文版。如1966年恰兰迪卡就出版了孟加拉文的《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成长中的人民公社》两种，中方支持了翻译费（分别是1500卢比）和纸张费（分别是2500卢比），每种图书印发2000册，中方回购了1330册（每本定价为3卢比）的图书，以支持其发行推广中国书刊的传播活动。[18]
巴基斯坦共产党主办的卡拉奇人民出版社（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f Karachi），在卡拉奇设有印刷厂，图书销售渠道覆盖拉哈尔、巴沙瓦、达卡、吉大港等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的主要城市。负责人为努丁•汗（zain ud din khan），是巴共产党员，人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67年9月20函告中方，以毛泽东著作的英文为底本，自费翻译出版了乌尔都文版单行本19种，分别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自由主义》《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实践论》等。此后寄给中方30种乌尔都文版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样书。
巴基斯坦的费尔兹公司（Ferozsons ltd），是巴基斯坦影响较大的一家出版社，创办于1894年。在巴基斯坦有5家分支机构、3个印刷厂，专门出版乌尔都文书刊，编辑职工1000多人，每年能够出版图书品种为400—500种。总部地址设在拉哈尔（Lahore）。费尔兹公司创办的印刷厂为印度大陆的第一家印刷厂，1931年还创办了《东方日报》。以印刷和出版英文、乌尔都文的学校教科书、词典、杂志、参考书等闻名巴基斯坦。[19]与中方建立合作关系的时间为1965年，用乌尔都文翻译出版《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爱泼斯坦著）、《中国地理概述》等两种图书，中方负责纸张费，每种定价分别为2.31卢比、2.57卢比，回购一定数量支持其发行传播中国书刊的活动。
巴基斯坦民族出版社（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在1972年与中方建立业务关系，在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设有办公室和图书陈列室。负责人为阿拉希姆（A.Rahim），曾经3次访华，对中国热情友好。曾在巴基斯坦用乌尔都文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在当地出版发行。此外，还经常从英文版《北京周报》《中国建设》上选择一些文章翻译成为乌尔都文版，在巴基斯坦当地出版、发行。在毛主席、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亲自到使馆吊唁，唐山发生地震时也来函慰问，并向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拟捐赠1万卢比救灾，我使馆婉拒。该社还曾经多次自动举办中国书展，并邀请我驻巴基斯坦和其他友好国家使馆的官员及当地知名人士参加，扩大中国书刊的影响。1982年拉希姆访华时曾经提出，希望中方免费供应波斯文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论游击战等著作。限于发行政策限制，中方婉拒了民族出版社的要求。1984年、1985年、1986年他曾经连续3年在伊斯兰堡举办中国图书展览会，巴基斯坦总理齐亚•哈克亲自到书展参观，并对书展加以赞扬。
除了上述书店、出版社，还有一些熟悉中国文化的巴基斯坦个人也参与到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与传播活动之中。其中有一位名为赛义德的巴基斯坦土医，祖籍为新疆喀什，后移民至巴基斯坦卡拉奇，主要从事中医药的生意，在巴基斯坦推广中医药文化，并担任巴基斯坦东方医学会秘书长。1963年访华，翻译出版了乌尔都文版的《中国的医学》一书，在巴基斯坦普及中医药知识。1966年函告中方，准备自己拿出6万卢比，将《毛泽东选集》 （1—4卷）翻译成为乌尔都文版。
三、毛泽东著作在尼泊尔的翻译出版
与乌尔都文、孟加拉文不同的是，毛泽东著作尼泊尔文版的翻译、出版，几乎完全是由中方组织，委托尼泊尔等的左派机构进行实施的。笔者根据外文局档案整理了尼泊尔的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尼泊尔翻译出版的尼泊尔文毛泽东著作书目（1963-1978年）
| 序号 | 书名 | 作者 | 分类 | 字数(干) | 出版社 | 出版时间 | 印发册数 |
| 1 | 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 毛泽东 | 政治理论 | 1 | 尼泊尔:费迪亚书店 | 1963年 | 1000 |
| 2 | 全世界无产者联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 人民日报 | 政治理论 | 43 | 尼泊尔:费迪亚书店 | 1963年 | 没有查到记录 |
| 3 |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 《红旗》杂志 | 政治理论 | 8 | 尼泊尔:费迪亚书店 | 1963年 | 4000 |
| 4 | 分歧由何而来?一一答多列士同志 | 人民日报 | 政治理论 | 17 | 尼泊尔:费迪亚书店 | 1963年 | 500 |
| 5 | 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 | 人民日报 | 政治理论 | 23 | 尼泊尔:费迪亚书店 | 1963年 | 没有查到记录 |
| 6 |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 人民日报 | 政治理论 | 31 | 尼泊尔:费迪亚书店 | 1963年 | 1000 |
| 7 | 阿Q正传 | 鲁迅 | 文学艺木 | 45 | 尼泊尔:费迪亚书店 | 1963年 | 1000 |
| 8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 毛泽东 | 政治理论 | 无字数 | 外文出版社(费迪亚书店翻译) | 1964年 | 2000 |
| 9 |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 毛泽东 | 政治理论 | 无字数 | 外文出版社(费迪亚书店翻译) | 1964年 | 未刊 |
| 10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 毛泽东 | 政治理论 | 无字数 | 外文出版社(费迪亚书店翻译) | 1964年 | 未刊 |
| 11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 毛泽东 | 政治理论 | 无字数 | 外文出版社(费迪亚书店翻译) | 1964年 | 未刊 |
| 12 | 毛主席语录 | 毛泽东 | 政治理论 | 88 | 外文出版社(费迪亚书店翻译) | 1967年 | 40515 |
| 13 | 论致策、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 毛泽东 | 政治理论 | 9 | 尼泊尔:尼中友协 | 1968年 | 没有查到记录 |
| 14 | 反对本本主义 | 毛泽东 | 政治理论 | 7 | 尼泊尔:尼中友协 | 1968年 | 没有查到记录 |
| 15 |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毛泽东 | 政治理论 | 11 | 尼泊尔:尼中友协 | 1968年 | 没有查到记录 |
| 16 | 论十大关系 | 毛泽东 | 政治理论 | 15 | 尼泊尔:费迪亚书店 | 1978年 | 没有查到记录 |
| 17 | 怀念敬爱爱的周恩来总理 | 没有查到记录 | 政治理论 | 127 | 尼泊尔:费迪亚书店 | 1978年 | 没有查到记录 |
通过表3中的17种尼泊尔文版的中国书目来看，毛泽东著作有10种，其中重点是《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尼泊尔文版署名均为外文出版社，实际组织翻译、出版的是尼泊尔的费迪亚书店。只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外，其余3卷均没有出版发行，《毛主席语录》在1967年由中方翻译出版，定价为0.77元人民币，印发40515册。[20]
费迪亚书店（Niranjan Govind Vaidya，Progressive Book Stockist Publisher）系尼泊尔共产党创办的一家出版社，1959年与中方建立书刊业务关系。费迪亚当时担任尼泊尔全国工会主席、尼泊尔共产党办公室主任、尼泊尔全国农民协会副主席等职。1960年以尼泊尔全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身份访华，受到毛泽东和当时中国工会领导人刘宁一的接见。1960年中苏关于国际共运论战公开化之后，费迪亚赞同中国的观点，1963年5月受邀随尼泊尔共产党代表团访华，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十分欣赏。中方用产品回购方式支持其依据英文底本将包含《毛泽东选集》在内的毛泽东著作翻译成为尼泊尔文，其中包含纸张、排版、印刷等费用。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则主要有尼泊尔共产党的领导人桑布承担，其他图书翻译由费迪亚书店在当地选择合适的译者担任。双方最初执行的翻译计划中，主要是“九评”等关于国际共运的理论文件，由费迪亚翻译出版的“九评”文件，翻译很快，质量也较好。1963年尼泊尔共产党发生分化，一部分追随苏联方面，依附当时的尼泊尔国王势力，对于尼泊尔左派进行打压和迫害，原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人桑布拉姆（Sambram）被捕入狱。但桑布在狱中坚持翻译完 《毛泽东选集》一卷，1964年12月费迪亚本人也被尼泊尔当局抓捕入狱，书店交由其妻子坚持经营。中方在关键时刻予以援助，费迪亚书店交回中方的尼泊尔译稿还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战斗任务》（周扬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著）。但是受到当时尼泊尔印刷水平较低的影响，尼泊尔当时的印刷厂只有铅字排版，而且铅字很少，需要排一版才能印刷一版，加上校对的时间，一本50—60页的图书，需要至少2个月时间。因此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单行本等均没有如期对外出版发行。再加上1968年后尼泊尔的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年12月费迪亚书店被人纵火全部烧毁，中方仍旧以支持其广告费名义帮助其1万卢比，扶持费迪亚书店坚持进行翻译出版活动。
四、毛泽东著作在上述地区出版传播活动的特点
1951年5月21日中巴建立外交关系后，巴基斯坦成立巴中友好协会，总部设在卡拉奇，此后分别在拉合尔、卡拉奇、白沙瓦以及奎塔等地设有分会。当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是中国书刊发行的重点地区，中方确立的发行方针是以贸易发行为主，积极开展发行工作，大力增加书刊发行量，在重点城市建立可靠的同业关系，[21]逐步形成发行网。
根据中方档案显示，1951—1984年间，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有中方书刊的同业机构有20家左右，巴基斯坦有旗帜出版公司（Standard publisher Led）、古典书店（Classic）、费尔兹公司（Ferozsons ltd）等，孟加拉国有恰兰迪卡（Chalantika Boighar）公司；尼泊尔有费迪亚书店等。中国书刊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地的发行数量，也包含了英文、印地文、乌尔都文、孟加拉文书刊通过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转运到印度各地的发行册数，因此数量都很大。如巴基斯坦，在1966年超过20万份，1977—1989年的14年间，年均接近37万份；尼泊尔在1967年超过20万份，1977年至1989年的14年间，年平均数量超过了27万份。这些书刊在巴基斯坦、尼泊尔两地发行数量大的主要原因是包含了依靠两地的机构转运到印度各地。毛泽东著作等中国书刊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的翻译出版与传播，仅从数量上看，1953—1989年在巴基斯坦（包含孟加拉国）发行了561万册；1952—1989年在尼泊尔发行了423万册，[22]这些数字是中国与南亚国家数千年文化交流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记录。今天重新回顾这一成功的探索，有以下两点值得总结。
1.书刊内容上的组合、搭配
毛泽东著作等政治理论图书与文学艺术、儿童读物的组合搭配，不仅丰富了图书内容，也充分照顾读者的多样化选择。即中方在支持毛泽东著作等政治理论图书翻译成为印地文、乌尔都文、孟加拉文等本土民族语言的时候，也在并不充裕的有限资金中抽出一部分支持当时中国影响较大的文学作品和儿童连环画的本土化语言的翻译出版。
如根据中方档案记载，1960年10月12日，一名印度乌尔都语诗人马哈莫尔（Makhmur. Add. Rotri）主动提出，愿意为中方翻译乌尔都文版的《暴风骤雨》，并联系在印度德里的沙希恩出版社（Shahien Press）出版，3—4个月就可以出版，销售收入归出版社，中方需支付翻译费和纸张费。该书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的市场售价为5卢比，乌尔都文版的印刷装帧均与英文版的《暴风骤雨》相同。乌尔都文版的《暴风骤雨》在1960年12月中旬开始启动，1961年5月沙希恩出版社出版了该书。该书出版后，受到印度、巴基斯坦等乌尔都语读者的欢迎，印数2000册很快销售一空。1961年12月，印度的《书评月刊》刊发了对于乌尔都文版《暴风骤雨》的书评，认为“从写作的角度看，这本中国语言的思想性小说是一个成功的努力……小说对于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与封建地主之间的冲突，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极有教育意义的非常详尽的描写。由此我们认识到，像暴风骤雨一样起来的千百万农民正在形成一股这样的力量，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23]
2.语言上的组合、搭配
毛泽东著作等中国书刊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发行传播，基本做到了以英语为主，乌尔都文、孟加拉文、尼泊尔文等民族语言为辅的语言搭配，既照顾到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家主流社会精英读者习惯，也满足了普通民众了解新中国发展理念、社会变化的阅读需求。
如根据中方发行档案记载，1962年我驻巴基斯坦使馆发回国内的书刊需求信息中，就明确提出要有毛泽东著作英文版5种、乌尔都文版3种，时事政治小册子英文版10种、乌尔都文版3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基本情况介绍英文版10种，儿童学习的读物英文版5种、乌尔都文版5种。期刊的目录中有《北京周报》《中国建设》《中国画报》英文版各50份，《中国文学》《中国妇女》 《中国医学》英文版5份，《中国儿童》《中国体育》《万年青》2份。无论是图书还是杂志，都是英文与乌尔都文搭配。1966年10月27日我驻巴基斯坦使馆发回国内的函件中也提到，1965年，巴基斯坦各界向驻巴使馆提出馈赠的《毛泽东选集》有350套，各种毛泽东著作的英文、乌尔都文的单行本3000册；1966年1—10月，迅速增加到 《毛泽东选集》 1350套，各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3000册。由于使馆的赠送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因此在巴基斯坦市场上，则主要以销售为主。巴基斯坦人民出版社在1966年销售的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就达到了800套。可见以英文为主，同时辅以乌尔都文、孟加拉文的书刊的翻译出版策略是正确的，达到了预期的传播目标。
这个理念也贯彻在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多家中国书刊经销机构的发行目录中。在孟加拉国，与中方建立经销关系较早的是恰兰迪卡书店。该公司在1962年与中方建立业务关系后，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书店主要经销毛泽东著作等英文、乌尔都文、孟加拉文书刊，也包含一些英文、乌尔都文的《中国画报》和英文版《北京周报》《中国建设》等。书店负责人姆•布依亚（M.U.Bhuiya）赞同和接受中国取得民族独立的经验，该书店在1978年用孟加拉文翻译出版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一书，不仅在巴基斯坦的孟加拉文读者中间发行，也发行到印度等地区，影响较大。孟加拉国独立初期曾经对于中国书刊采取禁止进口的政策，布依亚多次通过孟加拉国的各种关系进行沟通疏解，为中国书刊在孟加拉国的发行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79年6月受邀来华访问3周。1980年之后，多次在孟加拉国举办中国书展，扩大中国图书的影响。如1986年在达卡中央公园图书馆礼堂举办“中国图书展销会”，事前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孟加拉国的各大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报道了书展。6位孟加拉国的部长接见了中国图书代表团。1989年再次增开一家书店，时任孟加拉国的国家出版发行委员会主席主持开幕仪式，孟文化部部长、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均出席了书店的剪彩仪式。根据记载，孟加拉国文化部部长在致辞时谈到，60年代他本人还是达卡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时就经常到恰兰迪卡购买中国书刊，当时购买这些图书是有“危险”的。但是恰兰迪卡勇敢地向读者提供进步书刊，是值得赞扬的。1989年，姆•布依亚（M.U.Bhuiya）在写给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纪念的文章中写到：
“古老文明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是东方具有极大潜力的一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正在兴起的一个强国，它支持国际和平与进步……要想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昨天，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阅读有关中国的出版物，读得越多，就了解得越多……在祝贺国图公司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说服有关部门至少出版一种孟加拉文刊物，最好是《人民画报》，这无疑将得到孟加拉所有读者的热烈欢迎。”
通过姆•布依亚在1989年的来信中所提出的建议，可以验证了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包含毛泽东著作在内的中国书刊在60年代所以能够获得广泛的影响，其乌尔都文、孟加拉文等接近本土民族语言的组合策略是成功的。但是80年代之后，在中国全社会走向改革开放道路的同时，在对外传播领域本土化语言策略并没有坚持下来，孟加拉文《人民画报》不仅没有出版，反而大大缩减了此前的非通用语种出版，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巴基斯坦销售中国书刊时间长、数量多的一家公司还有古典书店。该书店位于拉合尔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上，设有一个30平方米的门市部，主要经销中国、日本以及印度等东亚、南亚国家的书刊，同时代销苏联的一些书刊，还兼营一些文具、日历录音磁带等文化商品。古典书店的经销能力很强，在巴基斯坦全境的各个城市均有代销人，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是乌尔都文的图书和杂志。1979年3月来函要求增加乌尔都文版《中国画报》的批发数量为1万册。1981年曾一次性当面向中方支付书刊款10000卢比。此后由于中方改变了发行政策，侧重回款以及收款，1981年后与中方联系较少。1984年恢复联系后，1987年曾经受邀访华。根据1989年的数据，古典书店的长期订单中就有乌尔都文版《中国画报》1000份，而英文版《中国画报》仅购100份。
从60年代开始就进行中国书刊发行业务的尼泊尔费迪亚书店，除了将包括毛泽东著作在内的中国书刊翻译成为尼泊尔文版，其主要业务是不顾各种困难坚持将中国书刊转运到印度等多地的发行工作。费迪亚书店设在加德满都，店面虽然不大，但主要是以面向印度读者进行中国、苏联等出版的印地文书刊销售为主。根据中方1964年3月7日的报告记载，苏联出版的印地文图书《苏联土地问题》一年就有800多个读者订购，中国的印地文作品《刘胡兰》也卖得很好。而英文版《北京周报》等中国期刊订户在600户。费迪亚书店的长期订单是印地文版《人民画报》为5000份，英文版《人民画报》则为3000份，但是，其他英文版如《北京周报》则仅为250份，英文版《中国建设》为600份，英文版《中国文学》100份。印地文版的订阅量要远远超过英文版。1981年、1983年及此后，书店派人多次来华，是中国书刊在尼泊尔20多年的经销机构。特别是在1988年之后，各种书刊发行量超过13万册，与中方的贸易总额超过1万美元以上，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
毛泽东著作等中国书刊，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的发行以及通过这些机构覆盖到印度的发行、传播十分成功。以英文为主，印地文、乌尔都文、孟加拉文等民族语言为辅，既方便了南亚大陆社会精英阶层的阅读习惯，还满足了普通民众了解新中国发展道路、政治主张等需求。特别是一些非通用语的出版物的发行传播效果，正如安启光先生在用乌尔都文与巴基斯坦各界人士沟通时的亲身感受到的一样：
“乌尔都语是巴的国语或普通话，能激发巴民族的情感，凝聚巴国家的团结。每逢我国代表团访问，只要我方讲话，乌尔都翻译一开口，全场马上群情沸腾，好像他们已经懂得了要翻译的讲话内容。每逢这个场合是我们当翻译的最幸福的时刻。”[24]
五、结语
以毛泽东著作为核心的中国书刊南亚大陆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出版活动，是在冷战国际格局下，由国际政治推动的一个成功的跨文化传播事件。毛泽东著作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家进行的翻译出版活动，是由中方进行组织推动的，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在内容方面，以毛泽东著作为主，同时也有其他一些政治理论图书，还有一些儿童文学图书；在机构遴选方面，既有共产党、左派机构主办的出版社、中小书店，也有纯粹是为了商业利益而与中方进行合作的一些历史悠久、具有相当影响的私营文化机构；在合作方式上，均以中方提供的英文为底本翻印、翻译出版当地语言的图书、小册子，并主要侧重发行与传播。受到社会环境、印刷设备、纸张缺乏等多种条件的限制，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域外进行的翻译出版，一些品种印数少，发行量不大，但是获得的社会影响却不小。不仅在南亚大陆各个民族面前展示了新中国的国家形象，还成功塑造了中国不同于美苏两个东西方阵营的一个独立国际力量的文化舆论。以英文为主，与印地文、乌尔都文、孟加拉文、尼泊尔文等民族语言书刊共同构成了新中国书刊在南亚大陆的传播方阵，为这种文化舆论的塑造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 赵常谦,那是个值得非通用语种译者夸耀的年代——忆《毛泽东选集》非通用语种的翻译出版工作[J]，中国翻译，2020(1)
[2]安启光， 我的巴基斯坦情结”[EB/OL] http://news.cri.cn/gb/27824/2011/07/22/147s3314678.htm
[3]官忠明，王锐俊，巴基斯坦独立后的语言规划及纷争[J].东南亚纵横，2004(07)
[4]中国外文局50年大事记[M].北京：新星出版社，1999:222-223
[5]山蕴，1935年生，北京大学东语系乌尔都语教授，曾经编译《乌尔都语文学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1967年参加毛泽东著作乌尔都语翻译组工作。
[6]汪绍基，1937年生，浙江杭州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乌尔都语专业，曾任外文出版社乌尔都语翻译组组长，期间主持审定乌文书稿有《毛泽东选集》(1—4卷)、《毛泽东诗词》等工作。译有(汉译乌)《阿凡提的故事》《水牛斗老虎》《中国便览》《人到中年》《茶馆》等作品。参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河北省新闻出版局.中国出版人名词典[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9:559
[7]李宗华，1933年生，北京大学东语系乌尔都语教授，精通乌尔都语、英语、波斯语，曾在印度长期攻读乌尔都语与波斯语，从事乌尔都语文学方面研究。1967年参加毛泽东著作乌尔都语翻译组工作。有《印度古代诗选《印度古代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参与编写）等著作出版。
[8]刘士崇，女，汉族，1935年生，北京大学东语系乌尔都语毕业，后分配至中国外文局工作，1966年开始，自始至终参加《毛泽东选集》1—4卷的全部翻译组工作。人民画报社副译审。
[9]安启光，辽宁沈阳人，1959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语，后转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攻读乌尔都语，1964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多次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会见巴基斯坦总统、总理的翻译。1966年开始，自始至终参加《毛泽东选集》1—4卷的全部翻译组工作。1972年派驻中国巴基斯坦大使馆工作，1978年再次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乌尔都文翻译工作。后再次派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工作，曾任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总领事，2000年荣休。
[10]张世选，男，汉族，1940年出生，山西人。1960年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今天中国传媒大学），1966年获得中央广播学院新闻系和乌尔都语专业的双学士学位，1967年起在《人民画报》社工作，主要从事乌尔都语翻译，期间参加毛泽东著作乌尔都文翻译组工作，担任《毛泽东诗词》乌尔都文版的审校、定稿 。张世选:用乌尔都语吟诵中巴友谊诗篇[N].北京日报，2017-07-11。
[11]赵常谦，男，汉族，1941年出生，河南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专业、乌尔都语专业毕业生，后到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工作，期间参加和主持《毛泽东选集》（1—5卷）、《毛泽东军事文选》《毛主席语录》等毛泽东著作的全部乌尔都语翻译组工作。历任翻译、副译审、副社长，后任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
[12]周启登，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乌尔都语专家。1963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攻读乌尔都语；1967年1月至1968年12月借调至外文局《毛泽东选集》翻译室工作；1987年3月调至外文出版社乌尔都文部工作；1980年3月至1982年1月，被派往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留学，1985年授予翻译职称。
[13]扎希德•乔德里，来华前是巴基斯坦主要英文报纸“黎明报”驻伦敦特派记者，受邀参加毛泽东著作乌尔都文的翻译、审稿工作。
[14]拉希德•巴特，巴基斯坦乌尔都文报纸《战斗报》的记者，受邀参加毛泽东著作乌尔都文的翻译、审稿工作。改革开放后与中国女人结婚，定居中国，主要开展在巴基斯坦翻译出版中国图书业务。
[15]阿法兹•拉曼，巴基斯坦乌尔都文报纸《战斗报》的记者，1967年受邀参加毛泽东著作乌尔都文的翻译、审稿工作。
[16]董友忱，1937年生，辽宁人。195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1960年赴苏联留学，1965年12月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今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回国后在总参谋部从事科研、翻译工作。1967年参加外文局的毛泽东著作翻译组工作，主持《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论人民战争》《毛主席语录》等孟加拉文的翻译、定稿等工作。1986年入中央党校，先后任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主任、教研部副主任（副厅级）等职。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津贴。
[17]李缘山，1942年生，浙江人。1962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孟加拉语专业，1963—1976年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孟加拉语组担任教员、工作组组长，是中国孟加拉语教育的开创者。1967年被借调到外文局参加毛泽东著作孟加拉语翻译组工作，参加了《毛主席语录》以及相关专题选集、单行本的翻译、定稿工作。1976年调入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工作，历任孟加拉语组组长、第三亚洲部副主任、国际台驻巴基斯坦记者站长等职务。
[18]根据中方档案记载，1965年一个卢比折合人民币为0.5元人民币，两本书中方的支持金额分别为2076元合计为4152元人民币，扶持比例为56%。笔者注。
[19]费尔兹公司网站[EB/OL].https://ferozsons.com.pk/about/
[20]何明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1949—1979）（下）[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450
[21]“同业”一词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词汇，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冷战期间使用。指的是在传播对象国从事图书、杂志、报纸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业务的新闻出版机构，在思想理念上倾向社会主义、赞同中国发展道路、对华友好的出版社、杂志社、报社以及从事零售业务的书店等文化经营机构——笔者注。
[22]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同业概况：亚洲分册[M].（内部资料），1989
[23]中央档案馆（1962年1月使馆函件）
[24]安启光.我的巴基斯坦情结 [EB/OL].http://news.cri.cn/gb/27824/2011/07/22/147s331467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