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伯根：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摘 要】创建世界一流的出版企业是文化强国的使命任务，走出去也是世界一流出版企业的必由之路。本文从产品贸易、版权贸易、国际出版交流、国际合作出版、跨国经营、国际出版物网上平台六个维度，分析了我国出版走出去创“世界一流”的可能性，前景可期。
【关键词】走出去；世界一流企业；文化强国
一、出版企业为什么要创“世界一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发展有两条重要的路径，一条是体制改革，另一条是走出去。这两条路径的汇合之处，是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中国已有一大批实业类、金融类企业跻身“世界一流”（指世界一流企业，下同）。《财富》杂志2020年8月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上榜企业达到124家，加上中国台湾地区达到133家，位列第一；而美国则以121家位居第二。世界500强企业的年总收入为33万亿美元，约与中、美两国的GDP总和相当。可见，世界500强这样的世界一流企业是强国的标配。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事关国家的强大，事关中国能不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全面小康→中等发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强国的标志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中国正走在强国之路上。
世界强国意味着经济发达、社会富足、科技领先、军事强大、制度优势、文化优势。而文化优势意味着文化企业、产品、服务的竞争力、辐射力、影响力、主导力强。文化优势，要靠世界一流的文化企业来表征和支撑。出版在文化产业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文化产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出版企业，是建设文化强国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标配工程。
二、出版企业如何创“世界一流”
中国出版业整体性的改革开放相对较晚。21世纪头10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走出去的政策、法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四个自信”，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作为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把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把“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作为文化界的使命任务，要用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走出去迎来了更加有作为的新时代。
（一）世界一流出版企业的标准
目前对世界一流企业的要素与特征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外早期学者较多使用“卓越企业”“世界级企业”来研究极具国际竞争力、综合实力强大的企业。有学者认为面向“世界一流”方向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具备7个特征：社会价值驱动、资源能力突出、产品服务一流、透明开放运营、管理机制有效、综合绩效卓越和社会声誉良好。2019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了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三大标准：在创新驱动方面进入前列、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进入前列、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方面进入前列。[1]我们认为世界一流文化企业有以下四个特征：主业突出，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公司治理良好，拥有国际知名的产品和企业品牌；跨国经营能力强，规模在国际同行业领先；有全球影响力，综合指标世界领先。依照以上特征，出版企业具备跨国经营能力、拥有国际知名产品和企业品牌，就是走出去的能力，涉及产品贸易、版权贸易、国际出版交流、国际合作出版、跨国经营和国际出版物网上平台六个维度。
（二）跨国经营是世界一流文化企业的前提
从产品和服务的辐射范围看，现代企业的演进发展规律是：区域性企业→全国性企业→国际化企业→跨国企业→世界一流企业。能够做到跨国经营、在国内产业链领先、在世界产业链举足轻重的跨国企业，才是世界一流企业。
中国现在的出版企业中，有国际化程度高的企业，也有规模上媲美世界出版50强的企业，但是还没有成熟的跨国企业。
（三）走出去是世界一流文化企业的必备条件
中国出版企业创“世界一流”的两条路径已经“柳暗花明”：一是出版体制改革方面，出版单位企业化，出版企业集团化、专业化、公司化、资本化，出现了一批企业集团、一批上市公司；出版产品和服务市场化、数字化、网络化、国际化，出现了一批民营出版文化机构、网络发行机构、专业版权代理机构、海外出版机构；出版人员相对社会化，人才流动、自主创业比较普遍，职业经理人制度、股票期权制度有所推行。二是出版走出去方面，产品贸易、版权贸易、国际书展与交流、国际合作出版、跨国经营、网上交易与翻译平台等取得较大进展，支持走出去、国际化的产业政策基本到位。中国出版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从走出去来看，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三、出版走出去与创“世界一流”的维度
（一）产品贸易（出版物进出口贸易）为创“世界一流”打下了根基
产品贸易仅限于国内市场，难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世界一流企业往往规模较大，且生产过程分割并分布在不同国家。中国出版企业产品海外市场的拓展，是出版走出去的基本动作，为创“世界一流”打下基础。中国政府鼓励出版物出口和创办出口企业，而进口则因为承担着内容把关的任务需要进行资质审核。2004年，中国各类出版物出口/进口比例，数量比是1∶2.3，金额比是1∶6.6。2018年，各类出版物出口/进口比例，数量比是1∶2.4，金额比是1∶7.3。经过15年的发展，进出口规模有了很大提高，达到了80万个品种、6000万册（份/盒/张）、8亿美元，充分显示出中国企业可发展的空间巨大。2019年，中国通过年检批复的有进口资质的出版物进出口企业39家，其中，比较大的有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图公司”）、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国图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教图公司”）、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和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科”）等5家进出口公司。中图公司是最大的出版物进出口企业，综合实力最强。每年进出口各类出版物70多万种，进口和出口分别占全国的62%和30%。国图公司是最大的出版物出口企业，出口出版物占全国的58%左右。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市场占据如此大份额的公司，具备“世界一流”的能力。
（二）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输出数量提高为创“世界一流”拓宽了路径
版权贸易带来的收益和影响力，使中国出版企业的国际影响力提高了。
美国是全球出版业最发达的国家，拥有的世界一流出版企业数量较多。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美国一直居于世界版权贸易的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发展，美国出版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至2019年出版公司数量已达8万余家，无论是国内销售额还是出口贸易均居世界前列。中国在加入国际版权公约、适应国际版权保护规则后，才逐步开展版权贸易。转型的标志之一是1986年7月成立的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以下简称“世图公司”）。世图公司成立后，逐步替代原来光华出版社的影印出版业务，转而从事购权出版。1995年，国家版权局开始正式统计图书版权贸易。2002年我国引进版权11532项，首次破万种。2004年，中国版权贸易13108项，输出/引进比例是1∶8.6。2018年，中国版权贸易29607项，输出/引进比例是1∶1.3。15年间，输出版权增加到原来的9.38倍，版权贸易总量增加到原来的2.26倍，规模增加很大；逆差减少很多，几乎拉平。
近年来中国输出的代表性图书有：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著作，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翻译出版33个语种、38个版本，第二卷12个语种、15个版本，全球发行量突破2500万册。文艺类图书（虚构类），如美籍华人女作家艾米的《山楂树之恋》累计输出33个语种、海外出版40个版本、海外销量36万册左右；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三体》三部曲在全球出版19种语言版本，海外销量超过150万册，其中英文版超过100万册。社科人文图书（学术类），如《于丹〈论语〉心得》，到2009年输出30个语种、36个版本的国际版权，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销售38万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2015—2019年版权输出语种20个，已出版14个版本。非虚构类，现实题材的如湖北科技出版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英文版由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出版，目前有17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2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协议。贸易中多语种版权、高额版税的图书版权输出，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中国版权贸易逆差的缩小，特别是版权输出的迅速增加，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强力推动分不开，也与出版企业的国际化意识与经营能力的提高分不开。中国出版企业版权输出数量增加，拓宽了它们的发展路径，使世界更加了解了中国出版企业。
（三）国际书展、论坛等国际出版交流为创“世界一流”提供了平台
世界一流企业必然加大国际交流的频次和力度，国际交流平台为中国出版企业创建“世界一流”提供了机会。在中国，成规模的国际出版交流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事情，中国大陆同台湾地区（以下简称“陆—台”）出版交流是国际出版交流的先声，从国内的陆—台交流破冰，逐步深入开展出版交流。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广泛参与国际书展、论坛等国际出版交流。
笔者曾在13年间3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亲眼见证了中国出版界的巨大变化：1996年9—10月，徐惟诚、何卓新、阎晓宏、林国夫等同志及笔者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当时中国出版界在书展上只设一个50平方米左右的国家展台，没有专门的出版商展台。代表团住在中图公司德国代表处，成员多数不是版权专业人员。2006年10月，笔者作为代表团团长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代表团由80多人组成，规模很大，参展人员许多是版权经理，相对专业化，达成版权贸易数量可观。还设有几个专业小团，有张小影、郭义强、聂震宁等许多领导同志参加国际出版交流。2009年，中国以主宾国身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272家中国出版机构参展。其中，由内地196家出版单位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就超过1000人，展品总计上万种，规模空前；中国展台面积1200多平方米，输出中国图书版权2417项，创历史新高。
目前，中国常年参加全球30多个重要的国际书展，分别由环球公司和中图公司、国图公司、中科公司、厦门外图公司等专业机构组团承办。每年的版权贸易多数是在这些国际书展上达成的，国际出版交流已经常态化、规模化。国际书展中由中外领导人出席的中国主宾国活动，凸显了中国在国际出版交流中的主动作为。如1994年5月，第８届日内瓦国际图书沙龙，中国被邀请为主宾国，活动由中图公司承办。2004年，中国在法国巴黎图书沙龙担任主宾国。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首次设立主宾国，法国成为BIBF首个主宾国。2009年，中国首次在有着“书业奥林匹克”之称的法兰克福书展（FBF）担任主宾国，举办了612场文化活动、达成了2417项版贸协议。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截至2019年底，中国在22个国家举办过主宾国活动，其中21次由中图公司承办，1次由国图承办（委内瑞拉书展）。由中国自己于1986年9月开始举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已经逐步看齐法兰克福书展，成为第二大国际书展。
国际书展是国际文化交流舞台和版权交易平台。大的国际性书展，如FBF、伦敦书展，版权贸易为主要功能；BIBF，版权贸易、专业交流、图书采购与现场销售、观众参与功能兼而有之。国际书展是国际出版市场的风向标和文化波动的晴雨表，尤其是FBF，其次是BIBF。顶级国际书展能同时展现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各国出版发展的不平衡性。发展BIBF这样的国际书展，能有效扩大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是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国际化的重要舞台，是创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平台。
（四）国际合作出版是创“世界一流”的良好方式
中国出版企业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增加了合作项目，提高了效益。
产品贸易、版权贸易一般是对已成形出版物而言的，交易各方中包括出版社、供货商、进出口销售商、作者、版权代理人等；国际合作出版是国际出版交流的产物，主角是出版社和作者，是出版社推动走出去和国际化的主动作为，有国际组稿、国际合编、国际互译、委托编写、国际编辑部等方式。通过这几种方式，开发和利用世界出版资源，助推中国出版企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从中国国际合作出版的发展经验来看，这些的确是有效的方式。
1.国际组稿
国际组稿源自20世纪80年代，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内对于科技、教育、经济管理类图书需求大而原创不足的问题，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曾聘请莫宗坚等著名海外华人数学家编写《数学丛书》，以满足国内数学教育需要。后来发展到通过国际组稿形成国内、国际同期出版，宣传中国文化，比如1989年，解放军画报社社长杨绍明推动与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合作，通过国际组稿共同开发出版了《中国一日》大型画册。再后来，主动面向国际作者组稿，为的是开发具有较高版权价值的国际产品。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请澳大利亚学者共同策划编辑，推出的《国际管理学——全球化时代的管理》。国际组稿在高质量引进来的同时，也在推动中国内容走出去。比如201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国际组稿，全球发行”出版计划中的第一种图书《中华复兴管窥》首发，该书凝聚了西方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高大伟多年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心得。
2.国际合编
中外编辑团队合作编写书稿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原国家出版局领导王子野推动云南人民出版社与日本NHK电视台出版社合编《云南山茶》《云南杜鹃》《云南植物》中日文版画册。近期中外合编的典型案例有《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2010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总理辛格确定共同编纂出版《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中文版、英文版。2014年6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版发布会。国际合编中，需要就编辑内容取得共识，这种国际共识促进了中国主张的传播和国际知识体系的构建。最典型的案例是中美合作编译出版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1986年，出版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0卷；1999年，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20卷；2011年，出版《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修订版）》4卷。《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本的翻译出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出版、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1979年1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一行，在谈到关于出版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时，邓小平说：“这是个好事情……当然办这件事也不容易，特别是中国自己的部分，外国的部分照搬你们自己的就是了，中国部分可能还有许多议论、争论和一些不同的看法，将来中国部分自己来写。”如此一锤定音，确定了翻译出版的基本方针。双方随即成立“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主持翻译和中国内容条目的编写。[2]1986年出版的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0卷本中，中国内容条目比英文原版增加了10%，共达到2000多个条目；更重要的是，这些条目后来被修订的英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照搬照用，借助《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在全球宣传、维护了中国的观点和主张。
国际汉语教材也是国际合编的主要领域，国外使用较为广泛的一些汉语教材，很多都是中外合作编写的，如何碧玉、吴勇毅联合编写的《汉语入门》，白乐桑、张朋朋合著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马西尼、梁冬梅合作编写的《意大利人学汉语》等教材，在当地都有较大影响。
3.国际互译
国际间互译经典著作是新时代合作出版的一道新风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国际互译发展很快。目前，中国已与阿联酋、阿曼、印度、伊朗等18个亚洲国家签订图书互译出版协议，互译出版了70多种精品图书。2013年5月启动的“中俄经典与现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总计100种图书，中俄各自翻译出版50部，目前已翻译出版92部，其中俄方翻译出版的42部中国作品既包括古典文学作品，也包括现代作品，还有当代名家名作。
4.委托编写——“外国人写作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是最早的外国人写作中国的成功案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成功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故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至今影响犹存。组织当代的外国人写作中国，旨在重现《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辉煌。有关出版社实施了成规模、成系列的“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这也是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框架下的重点项目。2016年10月，由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倡导，中译出版社与印度、土耳其、格鲁吉亚、波兰、埃及、越南、罗马尼亚、捷克、法国、拉脱维亚等国的10位汉学家签约，启动写作计划。
5.国际编辑部
国际编辑部是国际合作出版的充分发展，能够综合全部合作出版的实践。从2016年开始，中外合作的国际编辑部大量出现，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先后成立了十几个，中国出版集团先后成立了24个国际编辑部，外研社等也有所涉及。国际编辑部侧重业务环节上的多国合作，混编编辑团队，共同策划选题、组织翻译和出版，有利于提升选题的针对性和产品的国际化水平。
（五）跨国经营——海外出版机构的设立与并购是创“世界一流”的自然阶段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被纳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角，世界企业早已跨出国界，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从现有的企业发展状况来看，世界一流企业必然是国际化的企业，例如美国苹果公司、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等。中国企业创世界一流自然要经过跨国经营这个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到2018年底，中国出版企业海外分支机构达到400多家，其中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图公司29家，中国外文局及国图公司25家。这些海外出版分支机构，构成了跨国经营的基础，大致分为以下4类。
1.海外代表处、办事处、分公司
主要服务于母公司的进口、出口业务，或者中国图书和期刊的海外出版发行。通常不是独立经营实体，也有的是全资子公司。
2.海外书店、网店
这些海外的书店及相应的网上书店，一般由母公司统一管理，在境外实行跨国连锁经营。
3.海外出版社
海外出版社的设立是为了在海外从事本土化出版。改革开放后最早在海外设立分社的中国出版企业是1990年科学出版社在美国纽约设立的分公司（Science Press New York，Ltd.）。此后，一批海外出版社相继设立。比如，2002年，中国外文局收购美国的中国书刊社，成立长河出版社（Long River Press）。2007年4月18日，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伦敦分社。2007年9月20日和10月3日，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中国出版巴黎、悉尼等公司。先后有8家国内出版机构，在海外设立了几十家海外分社。在国有出版社向海外扩张的同时，也有个人在海外创建出版社的。比如，浙江民营书商黄永军的新经典出版社（New Class Press），2008年11月在伦敦注册成功。
4.并购的海外出版机构
并购海外出版发行机构，就是以资本运作方式开展跨国经营。2010年以来，并购案例迭出，反映出中国出版业的走出去步伐和跨国经营能力进入新的阶段，成功的案例已经有十几例。比如，2010年7月，人民卫生出版社投资500万美元成立人民卫生出版社美国有限责任公司，并收购加拿大BC戴克出版公司全部医学图书资产。2014年7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以200万美元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拥有1000种建筑师作品、建筑图书版权资源。2016年5月，凤凰传媒以8000万美元现金收购美国童书生产商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Ltd.（以下简称“PIL”）拥有的全部童书业务资产。[3]
海外代表处、办事处的发展，侧重满足进出口这样的国际业务的需要；海外书店的发展，更多体现了出版产品走出去的意志；海外出版社的发展，反映立足海外，培育、开拓当地市场的国际化经营信念；而海外并购，则是跨国经营的直接体现。
（六）国际出版物网上交易平台、翻译平台成为创“世界一流”的新形式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出版商业服务形态的变化，网络交易为中国出版企业创“世界一流”踏出了新路。
前面提到的五个维度，主要基于传统的出版产品和出版机构。在出版数字化时代，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国际出版物的网上交易、翻译、服务渐成气候，成为出版国际化的重要形式，甚至有可能成为主要形式。例如西班牙文化和体育部图书与阅读促进总局、西文化行动委员会和西出版商协会联盟携手组建联合出版社推介网上平台Books from Spain（意为来自西班牙的图书），以推动西班牙语出版物的版权输出和向其他语言的翻译，扩大全球影响力。目前，该平台囊括97家图书出版社及图书出版商，每家平台成员精选5部可进行其他语种翻译的图书，并附上机构和图书简介，方便国外出版公司通过主题和关键词进行检索。买家在该平台注册成功后，便可与平台成员机构直接进行线上沟通和翻译版权交易。[4]在全球出版业界不断摸索新型业态和经营方式的过程中，中国出版企业逐步显露出自己的创新发展方式，为使它们创建“世界一流”提供了新机遇。例如中图公司和中国对外翻译有限公司进行了很好的探索，它们分别建设了“易阅通”（CNPeReading）和“中译语通”服务平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最近10多年来，从欧美发达国家进口的电子报纸和期刊数据库等数字产品越来越多；电子书、在线阅读的发展趋势也很明显。中外数字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易阅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易阅通”平台由中图公司自主研发，2013年正式上线，7年来已迭代升级至五期。“易阅通”定位于“一个平台、海量资源、全球服务”，为机构客户和个人用户提供阅读、荐购、管理、整合一站式服务解决方案。资源聚合方面，已聚合海内外全文正版电子书、刊200余万册，有声书13.4万集，大型数据库12个，涉及100个语种，来自国内550余家出版社以及海外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个出版品牌，实现了全学科覆盖。至2019年12月，“易阅通”已覆盖海外85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海内外900余家图书馆用户。
“中译语通”图书出版领域机器翻译服务平台，将多语种翻译业务与互联网及大数据产业深度融合，形成机器翻译服务平台，整体架构包括图书出版领域多语言平行语料库、机器翻译训练平台、机器翻译引擎平台、机器翻译API接口平台和辅助翻译平台，涉及中英、中俄、中法、中西、中阿多个语言方向。用户可通过“中译语通”平台，实现在线自动翻译、人工在线编辑、语料入库管理等功能，极大地改变出版流程、出版效能和出版国际化进程。“中译语通”平台的翻译速度是1.68万字/秒。一本几十万字的英文原版图书，例如约翰·博尔顿的《事发之室：白宫回忆录》，可以在3分钟内完成纯机器翻译，加上人工快速排版校对、按需印刷成书的时间，总共不超过3个小时——其中大数据语料起到了很大作用。
“易阅通”“中译语通”等服务平台的运用及创新发展，将对全球出版产业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四、结语
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路虽然还很长，但已经走得很远；出版企业距离世界一流企业虽然还有差距，但差距正在缩小；国际化经营已经成为共识，跨国经营已经在少数企业有所实践和收获。从局部而言，“易阅通”“中译语通”这些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新平台已经是世界一流水准。总体而言，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现实基础正在逐步形成，世界一流出版企业前景可期。
然而，要在短期内走完西方国家用250年才走过的国际化进程，我们还任重道远，华为、字节跳动公司目前经历的困难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坚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创新发展，坚决战胜封锁和困难，是成就世界一流企业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饶恒.世界一流:新时代央企发展路线图[J].国资报告,2019(1):49.
[2]邓小平三次接见出版方代表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终出版[N]. 光明日报,2009-02-11.
[3]中国凤凰传媒以8000万美元收购美国童书出版龙头[N].人民日报,2014-07-18.
[4]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文化处.西班牙政府建立网上平台,推动图书翻译版权输出[EB/OL].(2020-07-28).http://cn.cccweb.org/pubinfo/
2020/07/28/200001003005/e25b8a6b45dd4cd88bb35fef337128b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