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甄云霞、王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摘 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稳步推进，我国出版业在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交流合作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本文归纳了相关国家出版业在行业管理、阅读、教育与少儿出版、网络销售等四方面的现状，分析了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版业合作的特点，指出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需顺应大势，苦练内功，从“写意”到“工笔”，充分认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原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走出去
近几年，受到经济、政治环境以及政策的影响，“一带一路”各个国家的出版业呈现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和趋势，有的持续平稳发展，有的在经历衰退之后逐步复苏，有的进入迅速上升期。2020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出版业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部分出版业基础薄弱的国家雪上加霜，甚至遭受重大打击，全球出版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更加错综复杂、捉摸不定。
反观国内，我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直在持续稳步推进，截至2021年1月30日，中国已同140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的步伐日益坚实。步入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各方克服重重阻碍，保持互联互通，稳步推进相关项目建设，同时聚焦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分享抗疫信息和技术创新成果，携手打造“健康丝绸之路”。
我国出版业在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交流合作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在版权贸易的数量、分支机构搭建、合作深度与广度方面均呈快速增长，取得了不俗成绩，前进步伐日益坚实。在应对新形势方面，我国出版业积极主动调整合作选题和海外营销策略，通过线上书展、直播营销、云互动等方式积极推动抗疫出版合作，与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寻找新的发展契机。共同战“疫”中，丝路精神更显光辉，“一带一路”朋友圈团结益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深入人心。
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版业发展现状
对比近些年“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版业数据，发现各国出版业规模大小不一、发展特点不尽相同、发展趋势各有特点，在管理模式、阅读习惯、细分市场、数字出版等方面各有千秋。总体来说，各国出版业发展现状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管理机构相对健全，行业政策比较明晰
就现有数据来看，各国出版业规模基本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成正比，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相当的国家，其出版规模也比较接近。
1.多数国家设有相关管理机构
各国出版业管理机构基本都经历了整合、撤换、更替等变迁，之后逐步形成较为清晰的管理模式。第一种，主管部门调整后，职能集中稳定，主体责任明确，主副有序。1974年意大利大部分出版业管理职能由总理府转移到文化部，2020年又增设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中心，强化对图书馆数字化的管理职能；保加利亚出版业主管部门经历数度调整后集中在文化部，出版业与大传媒、大文化各行业间的管理通道更加顺畅。其他国家包括葡萄牙、印度、孟加拉国、智利、尼日利亚等也是将新闻出版管理职能主要集中在文化部。在柬埔寨、缅甸、阿尔及利亚等国，新闻出版的管理职能主要由文化部与新闻部，或由宣传部等部门分别承担。第二种，多个机构平行交叉，相互制约。阿联酋在联邦层面由国家媒体委员会、文化与知识发展部、伊斯兰事务部等对图书出版工作交叉管理，在酋长国层面也由不同的机构来负责，其中最为活跃和突出的是沙迦图书管理局和阿布扎比旅游文化局；埃及除国家最高媒体管理委员会作为管理和组织全国各类新闻出版事业的最高政府机构外，埃及文化部下属的埃及图书总局、国有媒体管理局以及最高文化委员会也各司其职发挥管理作用。
2.出台行业扶持政策
意大利、葡萄牙、保加利亚等国出版主管部门的预算近几年稳定增长，与出版直接相关的预算金额也略有增加，主要用于支持出版业发展、图书馆补贴、文献遗产保护、阅读推广、海外推广扶持等。在国内企业政策方面，意大利不仅实施税率优惠，还通过设立多项基金为出版公司的经济活动提供低息贷款、拨款补贴等财政上的支持，并通过发放优惠券等形式推广阅读；葡萄牙10多年里持续为出版企业提供一定的经营补贴。得益于政府的扶持政策、相关行业的发展、对外合作的日益扩大等因素，阿联酋、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出版市场蓬勃兴起，潜力巨大。近年来，阿联酋实施多项行业支持措施，出版业实现长足发展，其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在阿联酋王室和政府的推动下，阿联酋着力打造地区和国际出版中心，并通过举办国际书展、设置重大奖项、组织相关赛事、创设出版城、建设图书馆网络等多种方式持续提升阿联酋出版业地位，营造良好阅读氛围，服务于知识型社会的构建。印度庞大的人口数量和持续增长的经济总量使印度教育领域的发展也走上快车道，为图书供应链中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和相关辅助机构提供了机会。
3.重视文化对外推广与交流
保护并对外宣传本国家、本民族优秀文化与内容产品已成为众多国家的共识，国家层面的支持措施层出不穷，意大利、葡萄牙、保加利亚、印度等国政府普遍设立文化对外推广合作资助项目。从2001年起，意大利外交部每年举办“意大利语言周”，通过国内外研讨会、讲座等活动为意大利作家和全球出版商创造交流的机会；意大利文化部设国家翻译奖，外交部每年也进行翻译经费资助和奖励。为促进葡萄牙文学在世界各地的推广，葡萄牙图书、档案和图书馆总局设立了各类海外推广项目，惠及所有葡语国家作者，并为巴西出版商设立专项资助。随着印地语“国语化”运动的开展，印度国内外经典作品的英语—印地语互译成为印度图书出版业的一项首要任务，印度文化部为此设立翻译项目，帮助印地语作品及其他印度民族语言作品进行海外推广，印度出版业因此受益。因为经济水平、历史情况、区域性合作等多方面的共同影响，多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非常重视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出版贸易合作。印度、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出版业与英国、法国等国保持着密切往来，不仅从这些出版强国引进版权、进口图书，本国市场也有众多外国出版社在经营，其学者、作者也以在西方国家出版作品、获得他国业界认可为荣。阿联酋进口图书在其国内出版市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图书进口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觉醒，这些国家也越来越注重本土文化的传承，采取各项措施，鼓励本国图书的对外翻译出版。
（二）阅读受到普遍重视，数字阅读更为普及
根据各国阅读情况调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阅读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公共图书馆作为阅读基础设施建设和阅读推广的重要渠道，受到普遍重视，数字阅读发展较快。
1.将培养国民阅读习惯上升到法律和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开展形式各样的阅读推广活动
一方面，国家相关部门将阅读立法融入已有法律的修订过程中，制定并实施一系列阅读推广政策，推行国家阅读计划；另一方面，开展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建立图书馆、行业机构、行业企业之间的联系。保加利亚2006年制定“阅读中的保加利亚”国家阅读计划，联合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共同制定关于发展图书出版和图书馆工作的国家政策；制定和通过保加利亚《图书出版和发行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发展图书馆战略》；发起激发少年儿童阅读兴趣的倡议，并组织相关活动。葡萄牙政府于2006年发起了国家阅读十年计划，于2017年开始实施新的十年计划（2017—2027），其内容包括：满足儿童、青年和成人，尤其是社会特殊人群的阅读需求；通过多种媒介的阅读促进社会融合；通过支持信息、通信技术为手段的知识和文化获取的各类项目确保科学、文学和艺术文化持续发展。阿联酋2016年启动国民阅读立法，推出国家阅读战略，修订阿联酋出版政策和教育机构评价标准，为国民阅读推广提供政策与行业保障；确定政府机构在其中的相关职责，通过内阁阅读月活动、为新生儿发放“知识口袋”活动、支持本土出版商、支持设立课外阅读选修课、成立阅读基金等积极举措提高阿联酋各年龄段人群的阅读能力。
2.加强阅读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建设图书馆
为更好满足公民的阅读需求，葡萄牙政府积极推动公共图书馆建设，于1987年设立国家公共图书馆网络计划，为所有葡萄牙城市提供公共图书馆。意大利最古老的图书馆诞生于6世纪之前。截至2018年，意大利共有13959家图书馆，其中公共图书馆6104家，即意大利平均每万人拥有1家公共图书馆，并同时享有专门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或中小学图书馆的使用权利。埃及历史上就重视图书馆建设，图书馆总量在中东国家中处于前列，1952年埃及就宣布在每个城市和村庄建立至少一个图书馆的计划。与发达国家相比，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或低收入国家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倾向于先支持公共服务性质的阅读机构，对于书店等个人消费型企业的资助相对较少，像埃及“街头书店”计划和保加利亚书店扶持计划这样的政策在实际落地过程中也遇到许多困难。
3.数字阅读整体上升，纸质阅读普遍低迷
无论是阅读传统良好的欧洲国家还是民族众多、文化十分丰富的亚洲、非洲国家，普通民众的触网率增长幅度远高于阅读率的增长。2018年意大利15—75岁人口的阅读率从60%增长到了84%，但其中仅有10%的人只阅读纸质图书，同时进行数字阅读和纸质阅读的读者比例达到74%，每天至少读书1小时的读者仅有9%；保加利亚有每天读书习惯的读者仅有17%，另有26%的人一年中从不阅读。阿联酋、印度等亚洲国家，埃及、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随着移动互联网络覆盖率、智能手机持有率的提高，民众接触社交媒体的机会迅速增加，对传统阅读习惯冲击很大。
（三）教育与少儿出版发展向好，占有重要市场地位
尽管各国出版业特点和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距，但基于出版业的普遍发展规律以及世界各国日益频繁的合作交流，“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之间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即教育出版、少儿出版在这些国家出版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1.教育出版长盛不衰，积极寻求数字化转型
在大部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教育出版作为传统出版的支柱，始终占据市场半壁江山，经济、文化越不发达的国家，教育类图书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越高。2016—2018年意大利教育图书市场逐年增长，2018年收入超过10亿欧元，约占整个出版市场收入的30%。保加利亚2018年出版教材与教辅类图书2187种，总体占比22%，发行量688.8万册，总体占比超60%。印度教育图书在图书市场占比约70%。尼日利亚、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国或因人口低龄化程度高，或因脱离贫困国家后希望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在教材、教辅等方面的需求远大于一般图书。教育出版最先面对数字出版发展趋势，出版商意识到这一趋势的必然性，正在积极拥抱市场变化，在数字出版的转型方面加大投入。意大利教育部从2015年开始推行“数字学校”国家计划，鼓励学校自己制作、编辑、发布和采用数字教材；印度政府越来越重视学校的数字化学习和扫盲，开始寻求私营机构的帮助，尽快补充学校的电子课本等相关数字内容，提高本国中小学教育的水平与普及程度。当然，相当一部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数字出版领域还处于起步或者初步发展阶段，教育出版的数字转型还在探索过程中。
2.少儿出版蓬勃发展，当仁不让引领风向
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和儿童阅读的特殊性赋予少儿出版独特的优势。尤其是传统纸质童书的不可替代性，使得童书出版在以传统出版为主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尤为重要。少儿类图书是意大利图书行业的优势领域，一年一度的博洛尼亚书展是国际童书出版的风向标，2018年少儿类图书出版7407种，比2010年增加39.8%，销售量与销售额分别占图书市场总量的19.1%与24.5%；同时，少儿图书市场的出版也呈现集中化特点，13家出版社出版了超过50%的童书，优势资源持续整合，体现了其产业的成熟度。就人口比例而言，阿联酋、尼日利亚是较为典型的“少龄化”社会。近年来，阿联酋大力鼓励和支持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注重向儿童、青少年灌输文化意识，专注于儿童作品的本土出版商数量也越来越多，构成了阿联酋出版业的一大特色。
（四）疫情重创纸质书销售，网络销售增长明显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给各国出版业带来深远影响。
1.传统出版困难重重，遭遇发展瓶颈
作为服务型行业，出版业遵从各国相关疫情防控要求，居家办公、延迟复工，出版生产与销售全面下滑；国际沟通不畅，图书展会、交流互访计划取消，项目延缓停滞；人员、资金、渠道都面临一系列困难，许多国家在疫情期间对企业的支持政策杯水车薪。根据意大利出版商协会发布的数据，2020年，意大利纸质图书销售额为14.3亿欧元，比2019年仅增长0.3%，新书发行一度陷入停滞。众多书展取消或缩减规模，切断了阿拉伯世界重要的图书销售渠道，原定出版计划难以实现，阿拉伯国家出版社的经济损失显而易见。随着疫情的发展，“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宗教问题更加复杂化，尤其是对于一些出版业不太发达的国家，行业生存发展愈加艰难。
2.线下图书零售渠道遭受重创，网络销售渠道迎来难得的发展机会
2020年，意大利线下图书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从2019年的73%下降到57%，而线上销售比例从27%增长到43%；有声读物和电子书销售增长迅速，使得出版商重估数字出版的价值，许多出版商要求获得旧图书和新协议的电子书和音频权利。同时，疫情带动了相关医学科普内容的出版和阅读，拓展图书内容范围。印度国家图书信托基金表示，为认识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特殊心理、社会、经济和文化意义，国家图书信托“媒体信息阅读计划”启动名为“冠状病毒研究”的出版系列，以记录和提供相关阅读材料，满足后疫情时代不同年龄层的相关阅读需求。
二、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版业合作的特点
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我国出版业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出版合作在总体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大幅提升，国内出版机构“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的目标更明确，举措更有力，将“一国一策”方案进一步落到实处，影响力持续扩大。
（一）合作范围深度增加，区域进一步拓展
2019年，我国有273家机构与79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版机构在少儿、文学、医药卫生、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经济、历史地理、工业技术、农林等图书出版方面建立了联系，“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普及程度之广可见一斑。在这些机构中，版权输出超过100项的有27家，版权引进超过20项的有24家，输出量大的机构大多也是引进较为活跃的机构。
1.版权贸易数据攀升新台阶
从签订的“一带一路”图书版权贸易协议的数量来看，“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出版业开拓“一带一路”出版市场的重要阶段。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版权贸易总量为3808项，其中输出3222项，引进586项；2019年这三个数据分别为11282项、9429项和1853项，“十三五”后期版权贸易总数是前期的近3倍，与2018年相比增长58.9%。2016—2019年的4年间，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版权贸易整体上十分活跃，版权贸易尤其是版权输出数据的迅猛增长，反映出国内出版业相关机构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加大开拓“一带一路”出版市场的力度；版权引进数据的同步增长，表明我国以出版业交流实现民心相通，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愿望与现实努力。
2.合作国家和地区范围进一步拓展
2019年我国版权输出数量前十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为越南、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泰国、黎巴嫩、哈萨克斯坦、埃及。具体来说，对俄罗斯、波兰、意大利、罗马尼亚等欧洲出版业较为发达的国家，版权输出实现稳定增长；对阿联酋、黎巴嫩、埃及等国家，版权输出数量呈快速增长，反映了近几年我国与以上几个国家之间开展了密切的版权合作，成为正在拓展的新兴市场，有较大的发掘潜力；孟加拉国、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版权合作从无到有，是潜在值得关注的市场；对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只有版权输出这一单向贸易行为，未来随着这些国家原创内容生产能力的发展或有变化。
（二）以周边国家为重点，做好主题出版合作
亚洲及周边国家与我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具备较好的合作基础，是我国开展“一带一路”主题出版合作的切入点和关键处。
1.年度重点主题出版实现同步对外推广
相关部门从国家、行业、全局的高度出发，近年对适合对外推广的选题类型、合作地域等强化引导、平衡；做好重大时间节点、重大事件、重点选题的出版引导，鼓励各类优秀图书的出版合作。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重大时间节点，我国出版机构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策划、合作出版宣传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成就的主题图书在全球掀起中国主题国际出版合作热潮。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我国出版机构积极推出一大批优秀抗疫图书，通过分享我国抗疫经验，讲述我国抗疫故事，助力“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疫情防控，体现了大国担当和国际责任，强化“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夯实出版合作的基础。
2.走出去重点机构的主题出版责任更加明确
各单位依据自身优势，自觉形成主题图书多单位、多选题、多类型、全年龄段选题开发，并着重保持对外交流过程中特色优势内容设计与多角度深度合作并举的出版合作良好态势。中国国际出版集团配合重要外交活动，在7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举办7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摆脱贫困》《之江新语》等总书记著作首发式活动；在“一带一路”分支机构设立、合作平台搭建方面稳扎稳打，逐步在俄罗斯、保加利亚、埃及、罗马尼亚、马来西亚等多国设立中国主题图书编辑部，密切主题出版合作，进一步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辐射效应。国内出版集团、出版社、获对外专项出版权的出版机构均发挥自身优势，在社科、少儿、文化、科技等多个传播领域同时发力，凭借近几年国内积累的优秀主题出版内容，在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传声立言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聚焦优势出版领域，打造新丝路新格局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初期盲目扎堆的状况日渐改观，各出版机构结合“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出版业特点和读者特点，立足自身，发挥优势，开辟符合各自特色的对外出版合作领域并逐步站稳脚跟。
1.开发重点地域
各出版机构纷纷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布局东南亚、阿拉伯国家、周边国家等“一带一路”重点国家和地区。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为我国主要走出去出版机构一直以来的重点合作对象，中国出版集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与阿拉伯多国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实现内容输出、实物出口、人员交流、团队本土化等较为多样的合作模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建设的“北京扎耶德中心文库”陆续落地，“中阿友好文库”“‘一带一路’友好合作文库”均取得较大进展，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科威特等多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出版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与国内外语类高校联动，强化了高校智库对外学术交往的能力。内蒙古出版集团利用地域优势，着手实施“‘书香之路’中国精品图书基里尔文翻译出版工程”，向蒙古国翻译输出包括儒学经典系列、当代文学系列、青少年儿童读物等三大类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精品图书，并以此切实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蒙古国“发展之路”倡议对接，为共同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奠定了扎实基础。接力出版社2019年举办“中国—东盟少儿出版阅读论坛”，邀请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共12家出版机构围绕“当下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和童书出版现状”主题进行深度探讨，成为我国与东盟之间深化少儿图书出版合作的新起点、新动力。
2.深挖优势内容
国内文学、少儿出版机构纷纷发力，通过开展一系列项目和活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打造文学、少儿版权合作新格局。我国网络文学更受东南亚、非洲等国家读者欢迎，网络文学版权贸易的种类和数量均迅速增长。阅文等网络文学公司及其他文化公司抓住这一契机，把我国的优秀内容输出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作方数量与授权作品数量不断攀升，相关作品也持续掀起一股中国网络小说的热潮。在积极参加国际书展的基础上，少儿出版与国际互动活跃，由我国出版企业举办、承办多场国际性论坛、展览、奖项等活动，不断加强我国与国际少儿出版沟通交流。2019年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成功举办第四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亚洲大洋洲地区会议，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少儿出版界专业人士以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执委会委员等近200人参加，不仅围绕服务外宣和外交大局、讲好中国故事的主旨展示我国70年来少儿出版走出去成就，而且推动我国与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少儿阅读推广和出版合作。
（四）扎根中东欧地区，出版合作厚积薄发
对于文化产业相对发达的中东欧地区，我国出版机构致力于提高“一带一路”出版合作质量，在尝试本土化、打造特色项目、建设出版品牌等方面立足当下，着眼长远，以较为灵活的合作模式拓展合作边界，不断提高社会效益，提高影响力。
1.打造重点出版品牌，形成领域优势
一些出版机构深耕优势出版领域，扩大品牌影响力。经过10年发展，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已由最初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出版机构成长为跨6国的集团公司，业务范围覆盖出版领域上下游各环节。通过助力国内出版机构与当地的推广合作，使相关中国主题出版品牌日益深入人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的《富强》《民主》在2019年2月登上俄罗斯最大网络书店迷宫销售排行第二位，《为马克思辩护》位列同期销售排行第三十位；《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文化复兴：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柬埔寨文版被当地23个科研机构和高校图书馆馆藏。
2.打造名家名作，提高本土影响力
一批优秀作家作品经过多语种翻译出版和推广，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获得广泛认可，成为国际市场畅销书，获得各类奖项。一方面，作家获奖会带动我国文学作品的海外推广。刘慈欣《三体》三部曲目前输出的25个国家之中，大多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仅中东欧就有波兰、捷克、匈牙利、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8个版本，各外文版全球销量超200万册。同时，借助《三体》的成功经验，我国出版机构、版权代理机构又积极努力将悬疑文学推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通过提高《暗黑者》《大宋提刑官》等作品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使悬疑文学成为继科幻文学之后通俗文学的新名片。另一方面，优秀作品的海外落地也为中国作家赢得海外声誉。2019年，马俊杰（笔名劳马）先后荣获新德里世界书展“优秀作家奖”和泰国泰中文化经济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作家奖”。
3.创新特色平台和渠道，实现双向交流合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通过推动完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工程，与波兰、亚美尼亚等多个中东欧国家开展相关系列图书及衍生作品的出版合作，致力于多语种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构建我国对外话语体系；与国内兄弟企业联合走出去，将对方优质内容资源与外研社丰富的国际合作渠道和多语种翻译能力有效结合，将余华、刘震云、苏童、莫言等作家作品输出至阿尔巴尼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家。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创新开发“十月作家居住地”，建立在海内外拓展创作项目与出版合作的重要平台，吸引作家创作、推动跨国度跨地域的文学交流合作。截至目前，十月文学院已在海内外设立12处各具特色的“十月作家居住地”，入住作家多部作品在北京出版集团首发，叶广芩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耗子大爷起晚了》就是在布拉格居住地获得的灵感，除在国内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入选“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程”外，还输出了英语、马来西亚语、哈萨克斯坦语等语种。
（五）规避地域风险，审慎开发新市场
由于政治宗教状况复杂、文化差异等原因，与非洲、拉美地区开展出版交流合作存在较大困难。阿尔及利亚对外国投资限制条件较多，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税收政策复杂且税赋较高，新闻出版有较为严格的审查制度；尼日利亚民族数量多、宗教问题复杂，贸易过程中出现政治风险、治安风险、行政管理、司法风险的可能性较大；智利与我国的文化差异较大且地域文化认同感较强。尽管困难重重，我国出版机构仍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建立了智利分社；人民天舟在摩洛哥建设灯塔出版社、星光书店；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持续推进对非走出去，合作领域不断扩大，“非洲农业与医疗实用技术书系”已合作出版14种图书，其中农业技术书系由种植业向畜牧业、渔业等领域拓展，医疗技术书系与不同的非洲国家合作，相继出版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斯瓦希里语版等多个语言版本。我国出版业相关机构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合作多采取较为积极谨慎的态度，做好充分本土调研，熟悉当地的政治宗教状况、文化市场规则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探索合作的可能。
三、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展望
2019年，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发出倡议，愿与各方一道，“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形势，指出“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关键时期，“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需顺应大势，苦练内功，从“写意”到“工笔”，充分认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原理，把握机遇，克服挑战，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
（一）顺应大势，服务大局，开展双向合作
当前各国形势瞬息万变。经历了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式全球化、二战后美式全球化等不同阶段，以对抗、征服、垄断为主要特征的“单向度全球化”发展模式正在经受越来越严肃的审视与反思，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整体全球化”发展愿景正在被密切关注和热烈讨论。人类发展阶段的跨越会一直与全球经济关系、文化交往、外交策略的变化相伴随，国际出版合作在此大背景下的首要作用就是顺应变化，服务大局，开展双向的交流与合作。
我国出版业的对外交流合作有着比发展出版业自身更高的诉求，怀抱更高的使命感，最终服务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在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中应时刻谨记这一使命，要切实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交融共存，为彼此文明复兴、文化进步、文艺繁荣提供持久助力，为合作提供更深厚的精神滋养；要扩大文化界人员交往，拉紧人民的情感纽带，携手打造文化共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致力于“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
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需在步调和行动上提高与国家总体目标、总体政策、总体布局的一致性，增强跨行业、跨领域的沟通合作。出版业的对外交流合作是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经贸合作、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了解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经贸、文化、外交等领域的合作方式、发展阶段、潜在风险，并将本行业对外交流合作的切身感受、切实问题及时反馈交流。出版业不仅是沿着经济文化交流的足迹前进，还要走在前面，发挥在塑造信仰、价值认同、文化认同方面的功能和优势，为全面对外交流奠定民心基础、文化基础。出版业与各对外交流合作领域协调行动，既不能也不可单兵作战，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和各级出版机构之间要进一步充分做到及时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总结汇报，畅通沟通机制。主管部门要将政策精神充分传达，帮助出版机构的对外合作规划上升到国家层面和高度，规避误区盲点；全面及时掌握行业与机构的对外合作情况，引导国内出版机构之间加强合作，发挥行业联动的合力。出版业应树立主动意识和责任担当意识，不仅跟着政策走，还要走在政策的前面，为其贯彻落实铺路搭桥。出版机构也应进一步提升大局意识，紧跟国家步伐，服从统一部署，才能把“一带一路”出版合作推向纵深。
（二）苦练内功，立足国内，开创发展新格局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逆全球化势力乘机再起，现有国际秩序面临考验；电子商务与移动金融加速普及，多数国家的经贸生态和社会生活正在改变。在此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会承受更大困难和持续考验，国际出版合作只有借机苦练内功，才能在对外交流合作中逐步发挥自身优势，开创新的发展格局。
以积累“一带一路”学术成果为核心要务。经过多年的倡导和实施，共建“一带一路”的规划、路径、方案、项目已经不断深入，各行业、机构间的协同努力也初现成效，但对承担构建“一带一路”的全球话语体系，精准传播“一带一路”核心要义，促成全球认同与共识这一重大责任的出版业而言，“一带一路”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还处于建构过程中，“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体系、核心思想、关键词汇都在不断调整和完善，出版业对外交流合作过程中可以完全信赖和持续传播的核心概念、准则等还在丰富。唯有在出版业的深入参与和积极推动下，我国“一带一路”相关的研究成果才可不断丰富、持续创新，最终为对外宣传推介“一带一路”核心要义、完整体系及与各文明间相互关系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内容资源。
以实现融合发展与传播为主要方向。一方面，疫情深刻影响大众的生活方式和阅读习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国民阅读基础薄弱且已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国家将更容易适应融媒体的传播方式。另一方面，我国出版业针对疫情导致的传统渠道和合作模式受限正在积极转变思路，创新交流合作方式和渠道，寻求更多合作的可能。在“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尝试融合发展中，首先要保持以图书为核心，将其作为价值的承载，其次才是丰富素材的展现形式，拓展视野和思路，创新、优化合作出版的内容和模式，实现与对象国文化领域的全面融合，走出自己的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的特色化之路。
（三）规避风险，一国一策，实现差异化交往
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已经达到140个，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这些国家出版业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保险箱。“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发展不平衡，国家经济实力、融资能力差别巨大，宗教、文化、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开放程度和出版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我国出版机构与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展合作的经验还不丰富，成本高、风险大是全行业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无论行业层面还是机构个体，都需认真研究、时刻关注，不断积累交往经验，提高规避风险的能力。
整体提高行业规避风险的能力。“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的开展具有较为鲜明的“政府推动、企业主体”运作特点，政府的引导作用较为突出。经过6年的支持，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的出版机构数量、实现合作的相关国家数量、正在运行的翻译出版项目及其他项目数量都有了明显增长，相应的风险也在累积。行业主管部门需未雨绸缪，根据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与实际需求对支持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对已支持但确实不能执行的项目设立退出机制，维护我方落地项目的国际形象和积极影响；需积极为中外机构合作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沟通磋商机会，推动签署出版合作备忘录，完善出版合作规划，建立双边联合工作机制。
注重发挥重点国家、重点市场、重点企业的带动引领作用。“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不应是面向全部“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国的出版交流合作，不应是由我国出版业全部机构参与的对外出版交流合作，更不应是与众多区域影响力不够、出版领域不对口、经营管理经验不丰富的国外出版机构的合作。立足国内，行业主管部门需以多种方式掌握对外出版交流合作的重点单位，给予重点支持，达到重点开拓的目标；面向国外，主管部门需借助众多落地项目产生的实际效果，客观评估、遴选本阶段要重点合作的国家和机构，以及重点开发的市场和领域，提升国际出版合作整体效果。
积极探讨实施一国一策，实现差异化交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数量众多，差异明显，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出版交流合作是必然选择。国家层面需积极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东盟、非盟、中东欧十六国、南南合作等国际合作机制相结合，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愿景相结合，找到适合双边或多边出版业交流的方式、领域，提供顶层设计方面的支撑。行业层面需在相关国家出版业发展情况研究方面持续投入，对其行业发展、市场环境、企业信用进行动态了解和评估，为实现持久、深入、有效的“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提供智力支持。企业层面需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针对各国和各合作机构的特点，及时调整与其合作的模式，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对外交往能力和国际化运作水平。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版业发展阶段不同、市场情况各异、文化特色鲜明，与我国出版业的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差别较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化影响，“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版业间应以寻求共同利益，实现共同诉求为契机，共抗疫情，破解困境，守望相助，共度时艰，攻坚克难，化危为机，开创“一带一路”出版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