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20年代被西方世界称为“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这是一个经济、文化持续繁荣的时期，它所涵盖的激动人心的事件数不胜数，因此，也被称为“历史上最为多彩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运而生的。文章通过回溯100年前，即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图书出版，主要是音乐图书出版的状况，希望为音乐图书出版的未来提供借鉴。
【关键词】20世纪20年代；音乐图书；出版研究
一、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与中国
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美国凭借工业的批量生产化和消费主义文化，开始了爆发性的经济增长，逐渐凌驾于欧洲之上，并引领了战后世界经济、科技乃至文化的复兴与繁荣。欧洲自1919年一战结束以后，虽饱受战争摧残和经济衰退的困扰，但从1924年起又走出了低谷，逐渐恢复元气并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国际经济联系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国际贸易趋于增长，参加的主体増多。
这一时期，被称为“晦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这是一个经济、文化持续繁荣的时期：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青霉素、电视机、信用卡等无数具有深远影响的创造发明，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旺盛的消费需求和欲望，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亨利·福特等企业家的引领下，汽车实现了流水线批量生产，并在民间得到了推广；无线电收音机得到了普及，并成为有史以来第一种广播式的大众传媒手段。在文化领域，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广受“迷惘一代”的欢迎，《太阳照常升起》《了不起的盖茨比》《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畅销至今的文学作品便诞生在这个年代；电影彻底告别了无声时代；以爵士乐为代表的新音乐艺术应运而生，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爵士时代”。
纵观同时期的中国——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民心，但之后又出现了专制的复辟，并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状态。在经济方面，由于辛亥革命提高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加上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短暂的春天”，众多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包括各类图书出版机构和印刷机构。在思想文化方面，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全面展开，《新青年》等报刊杂志应运而生。新旧思想碰撞，东西文化交流，社会急剧变革，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因而，这个时代是中国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1921年7月，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图书出版状况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处于急速变革之中，整个图书出版行业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出版企业迅速发展，打破了官办书局和外国传教士书局对我国出版行业的垄断，并逐渐形成了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为三引擎的良好发展局面。其中，商务印书馆进入鼎盛时期，拥有员工5000余人，海内外开设分馆30余家，办事机构1000余个，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则凭借《中华教科书》等教材以及《辞海》等工具书，抢占了教科书和辞书市场的半壁江山，成为全国第二大出版机构。世界书局以出版通俗小说起家，凭借武侠、侦探小说等图书出版，位列探花。
除此三家，各类中小型民营出版机构也层出不穷。具体有多少家至今还没有准确的统计，这与当时出版行业准入门槛低和高风险下的存活率低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据不完全统计，于1920—1929年这10年间成立的民营图书出版机构便有200多家。其中，书局65家、书社24家、图书公司3家、书店60家、出版社6家、印刷公司44家，足见当时图书出版行业发展之蓬勃。
当时出版的图书数量现己不可考，据《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的不完全统计：1920年开始出版的大型丛书有7类（286种）、工具书有9种；1921年开始出版的大型丛书有6类（190种）、工具书有19种；1922年开始出版的大型丛书有4类（164种）、工具书有18种；1923年开始出版的大型丛书有18类（1085种）、工具书有21种；1924年开始出版的大型丛书有14类（40种）、工具书有21种；1925年开始出版的大型丛书有15类（366种）、工具书有11种；1926年开始出版的大型丛书有17类（434种）、工具书有16种；1927年开始出版的大型丛书有18类（357种）、工具书有16种；1928年开始出版的大型丛书有29类（922种）、工具书有23种；1929年开始出版的大型丛书有39类（597种）、工具书有27种。仅从大型丛书和工具书这两类出版物的数据统计，便可推测当时的图书出版己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成熟度。
三、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音乐图书出版状况
当时的音乐图书也在这样的出版浪潮中薪露头角。因年代久远，近百年前的许多音乐图书均已散逸，而今我们己很难还原其完整的样貌。我们根据收录于由上海音乐学院钱仁平教授主编的《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汇编》20世纪20年代的音乐图书，可以管窥当时中国音乐图书出版的状况（见表1）。
表1 部分20世纪20年代出版音乐图书书目
（据《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汇编》）
| 序号 | 出版时间 | 书名 | 作(编)者 | 出版社 |
| 1 | 1920年 | 音乐操演（民国小学校一二三四级) | 豫章大学预科师范部 | 广学书局 |
| 2 | 1921年 | 弦取必读 | 丘鹤俦 | |
| 3 | 1922年 | 中国音乐史(上卷) | 叶伯和 | |
| 4 | 今乐初集 | 易书斋作词,萧友梅作曲 | 商务印书馆 | |
| 5 | 中学学校唱歌集(第一编) | 周玲荪 | 商务印书馆 | |
| 6 | 国乐集 | 江苏省立第第三中学国乐科 | 中华图书馆 | |
| 7 | 1923年 | 中外学校唱歌集(美) | 安德孙 | 商务印书馆 |
| 8 | 1924年 | 欧洲音乐迸化论 | 王光祈 | 中华书局 |
| 9 | 平民唱歌集 | 北京师大平民学校 | 求知学社 | |
| 10 | 1925年 | 美术及音乐教学法 | 教育杂志社 | 商务印书馆 |
| 11 | 新制制风琴教科书(初级中学用) | 萧友梅 | 商务印书馆 | |
| 12 | 德国国民学校与歌唱 | 王光祈 | 中华书局 | |
| 13 | 1926年 | 各国国歌评述 | 王光祈 | 中华书局 |
| 14 | 东西乐制之研究 | 王光祈 | 中华书局 | |
| 15 | 中华寻源 | 童斐 | 商务印书馆 | |
| 16 | 新制钢琴教科书(初级中学用) | 萧友梅 | 商务印书馆 | |
| 17 | 1927年 | 和声学 | 萧友梅 | |
| 18 | 人正风琴萧谱戏曲合刊大全 | 大兴居士 | 瑞文书局 | |
| 19 | 新乐潮 | 北平爱美乐社 | 北平爱美乐社 | |
| 20 | 1929年 | 西洋制谱学提要 | 王光祈 | 中华书局 |
| 21 | 东方民族之音乐 | 王光祈 | 中华书局 |
《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汇编》中收录的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音乐图书共有21种。其中，出版时间最早的是1920年由豫章大学预科师范部编、上海广学书局出版的《音乐操演（国民小学校一二三四级）》。最晚的是1929年由王光祈编、中华书局出版的《西洋制谱学提要》和《东方民族之音乐》。总体而言，这些音乐图书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内容兼容并蓄。
图书的种类涵盖歌集、东西方音乐史、音乐理论、教学法等。其中，歌集有9种，涵盖了国乐（如《国乐集》）、中外学校歌曲（如《中外学校唱歌集（美）》《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曲谱有3种，涵盖了风琴（《新学制风琴教科书（初级中学用》）、钢琴（《新学制钢琴教科书（初级中学用）》、大正琴（是日本发明的一种乐器，又称“凤凰琴”）、箫（《大正琴风琴箫谱戏曲合刊大全》）等乐器；音乐史有3种，涵盖了东方（《如中国音乐史（上卷）》《中乐寻源》）和西方音乐史（如《欧洲音乐进化论》）；音乐理论评论有3种，包括《和声学》《东西乐制之研究》《各国国歌评述》等涵盖东西方音乐的理论与评论；教学法有2种。此外，还有较为专业的制谱学图书《西洋制谱学提要》。可谓分门别类、无所不包。
2.受众较为广泛。
虽然图书的题材多为歌集、东西方音乐史、教学法等教材，但其受众从小学生（如《音乐操演（国民小学校一二三四级）》）、中学生（如《中学学校唱歌集（第一编）：普通唱歌法》）到教员（如《美术及音乐教学法》）及一般读者（如《平民唱歌集》），涵盖面极广。
3.作者多为名家。
这些图书的作者大多是学贯古今东西的音乐教育家。其中，萧友梅和王光祈所编著的图书有10种之多，占到半壁江山。萧友梅（1884—1940）是中国首位音乐博士，上海音乐学院创始人之一，作曲家、教育家、音乐理论家，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基创业的一代宗师，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者，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他致力于音乐教育事业，为创立和发展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他也是我国较早掌握西洋近代作曲理论，进行专业音乐创作的作曲家。王光祈（1892—1936）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曾赴德国研习政治经济学，后转学音乐，并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其研宄开东方民族音乐之先河。另外，如《弦歌必读》的作者丘鹤俦、《中学学校唱歌集》的作者周玲荪等也是颇有名气的音乐教育家。
4.多由综合出版机构出版。
21种图书中，有7种为商务印书馆出版，6种为中华书局出版，两者合计13种，占据三分之二强。另外，当时是否有专业类音乐出版机构，因资料阙如，目前尚无定论。
综上，当时中国的音乐图书出版己初具维形，虽出版规模远不及通俗小说、辞书等类别的图书，但基本可以满足各年龄段及各层次音乐学习者或研宄者的需求。虽非由专业音乐出版机构出版，但己初具体系，且由于作者多为专家，故书的选题、内容和质量不失专业水平。这些音乐图书的出版，为近现代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音乐人才的培养，以及西方音乐的推广、传统音乐的传承等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可谓功不可没。
四、思考与展望
20世纪20年代即将落幕的一天——1929年10月2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突然宣告崩盘，美国经济遭受致命一击，从而拉开了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帷幕，世界又重返了混乱、纷争的状态。在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版业也受到严重冲击。至此，我们对20年代的研究也暂告段落。鉴往知来，通过对100年前中国音乐图书出版状况的研宄，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些启示：
首先，要珍惜当下，只争朝夕，推动我国出版事业长足发展。回顾100年前中国图书出版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近代中国图书出版之所以步入了一个“小黄金期”，与当时相对稳定、繁荣的国际国内环境是分不开的。但之后，却被“大萧条”引发的“大变局”打破了。而今，我们正在经历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100年前不同的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而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因而，作为出版人，我们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努力推动出版事业的长足发展，树牢责任意识、质量意识、精品意识，在图书选题、内容和质量上久久为功，推出更多能够体现文化自信、彰显中国文化、富有创意个性、具有永恒价值的传世精品。
其次，要放眼未来，在发展出版事业的过程中，牢牢把握两个原则：
要不忘初心，坚持出版为人民群众服务。100年前的中国音乐人、出版人如萧友梅、王光祈虽为音乐领域的大家，仍倾其心力，致力于中小学生及普通群众的音乐教材和普及读物的编写，全然不以大家自居而囿于高高树立的象牙塔。他们编写的音乐图书内容博采众长、兼顾中西，语言简洁明快、通俗易懂，如今看来亦不失为优秀的音乐教材和读物，和如今部分内容深奥幽玄、语言晦涩难懂的音乐图书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照。作为音乐图书出版机构和音乐图书编辑要始终不忘出版事业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出版图书是为人民群众普及知识、提升文化自信的初衷和使命。要在严把质量关、确保图书出版专业性的同时，兼顾为人民服务、为读者服务的普及性，不断推出真正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喜爱的优质图书。只有本着对历史和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守正确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追求，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出版更多精品图书，方能担负起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使命。
要牢记使命，坚持出版为民族复兴服务。100年前的中国音乐人、出版人便以复兴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为使命。比如，王光祈先生便怀有借助音乐之力唤醒民族，推动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理想，主张一面先行整理古代音乐，一面辛勤采集民间流行的谣曲，然后再利用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创造出“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为此，他对西洋音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宄，并分门别类地写成专著和论文，向国人介绍。萧友梅先生也曾在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创办的《音乐月刊》发刊词中写道：“在此非常时期，必须注意利用音乐唤起民众意识与加强民众爱国心。”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等明确要求。出版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承担着传播真理、传承文明、教育人民、服务社会的重要责任。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髙校出版机构，要肩负起繁荣发展国家音乐事业和音乐出版产业的重任，推出更多高质量的音乐图书，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②吴永贵.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③钱仁平.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汇编[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