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摘 要】人民的概念是从实践中发展而来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中人民性原则实践路径，展示其生动丰富的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群众所包含的群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嬗变过程。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群众所包括的群体不断扩大，最终群众和人民所包括的群体高度重合，人民群众成为一个联合词语。实践中，群众性的线性轨迹可概括为教育鼓动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和心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人民性概念由群众性概念生发而来，并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中与党性联系在一起。群众性和人民性原则的提出，是党报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群众性和人民性原则的丰富，表明党报理论的成熟;群众性和人民性原则更具实践价值，成为提升党报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正是由于群众性原则的实践，党性原则才有了更立体丰满的效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民性；新闻事业；实践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理论新维度，具有重要的中国特色。理论界一般将人民性和党性作为一对概念进行分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提到党性和人民性的次数并不多。列宁时期，党性原则理论被大力发展和论证，人民性提及不多。相较而言，中国共产党全面创新人民性的概念理论，并通过实践构建出生动具体的人民性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至少6次提及党性和人民性，提法不多、内涵单薄。陈力丹指出，虽然文本中的相关词语被翻译成党性和人民性，但通过比较德文、英文等日耳曼文字构词法，马恩在其著作中所使用的概念，仅仅是表达党的精神和报刊的人民性这样简单的意思，与后来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在文本中所使用的党性和人民性概念并不一样。列宁大力发展了马恩关于党性的论述，表现为《列宁全集》中至少262次提及党性，但人民性仅有9次。列宁在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了党的出版物党性原则问题，但没有使用过党报的人民性这一概念。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作为两个“互不搭界、各有使用范围的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那里，“党性、人民性是作为政治话语而不是政治概念来使用的”。[1]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不仅提出了群众性、人民性概念，并经过长期实践和理论讨论，将人民性和党性相统一，强调二者的一致性，这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属性原则，是建党伊始从马列原典中继承的根本性原则。人民性原则在建党百年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并结合本土经验，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则。虽然在理论上群众性和人民性有些微不同，但从实践的时间线性上看，人民性从群众性而来，群众性是群众路线实践中不断被提炼的理论表达，群众路线则是党在自身成长和革命实践中，以群众工作为基础总结出来的组织原则和工作程序。党在实践中不断明晰并扩充群众的内涵，不断协调和定位党与群众的关系，将群众从教育、反映的对象，提升到学习、服务的对象，将党早期的群众工作上升到群众路线，最终提出群众性、人民性概念，确定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一、群众与人民：概念嬗变与实践主体的丰富
1.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方法和路径
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了合乎实践本质与规律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最主要的区别，是马克思最伟大的贡献之一。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改变世界成为认识世界的前提与目的，改变世界的方式即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实践处于其哲学实践观的核心地位，不仅具有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的意义，也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哲学思维方式。实践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最直接和最高本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自觉活动。实践中实践主体和对象相互作用，客观对象的自发运动在主体改造中不断磨合转变，从而向着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方向前进。此外，在主体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往往会以批判性思维审视自我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批判中不断调整自我，参与对客体的适应与改造，从而能动地创造出主体的认知和实践，创造出主体自己的历史轨迹，最终在实践中寻求一条追求理想世界的最适合路径，反过来更加具体地指导实践、实现理想。因此，实践的内在品质就在革命的、批判的、开放的、创造的活动中真实显现。[3]
中国共产党正是抓住实践这一武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取得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阶段的成功，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位为党的事业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中朴素地讲出实践和理论间的联系，“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方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4]
2.人民与群众的学术界定
在中国革命语境下，人民的概念就是从实践中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人民群众突破宗教、贵族和资本的压迫，走向历史前台，其地位和作用彰显出来。但马克思并没有给出人民的确切内涵，反倒认为人民的概念“过于一般的含混”。[5]在马恩原典中，人民群众概念没有被清晰地界定。在不同的语境中人民概念的具体内涵会有一定变化，在多数语境下可以与群众互换。人民概念的阶级性强，区别于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且在马克思的语境下人民与这两者是对立的（除非在反抗封建贵族时，人民才会与资产阶级短暂联手），但人民又区别于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无产阶级构成了人民的一部分，群众的阶级性不是很强，更多是用以描述具体的某一数量众多的群体。劳动是人民和群众出现频率最高的描述性特征，此外还有受压迫、创造性强、英雄气概等。小资产者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否要划入人民概念范畴，在马克思的行文中未能达成完全的统一，不过马恩都认为小资产者是群众的一部分。
直至当代，才在学术意义上对群众和人民概念进行了清晰界定和解释。《马克思主义辞典》将群众定义为“包括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劳动群众。它通常与‘人民’一词并用称人民群众……主要指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不管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人民与群众又有不同，“人民是指在历史上一定时期内起进步作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总和，其中包括正在进行革命和革新的剥削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6]从概念表述中可以看出，群众强调体力劳动的草根性，而人民则暗示进步的意义，人民包含的群体更多，包括了“正在进行革命和革新的剥削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即包括争取进步的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夺取政权时代，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群众相比“正在进行革命和革新的剥削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的人民，更具革命的纯粹性。在1949年之前党的主要工作文件中，一般多以群众表达相关意义，如群众路线、群众工作等。而在国统区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提法更多出现在正式文件中。这一语境的变化暗示中国共产党作为当时语境下、当下和未来的执政党争取执政基础的意识。
3.实践中群众与人民的主体涵盖
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群众所包含的群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嬗变过程。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群众所包括的群体不断扩大，最终群众和人民所包括的群体高度重合，人民群众成为一个联合词语。
1921年7月至8月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群众所包括的基本群体，即“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他结合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视角，从中国社会实践出发观察本土受压迫群体，他们是中国群众最基本的构成。1925年，毛泽东经过调查，认为左翼小资产阶级也是群众的一部分，“这种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7]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群体，即知识分子。“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对于一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则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8]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这样界定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关系，“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伟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与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1949年之前，群众和人民概念还存在政治地域使用习惯上的差异，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通常用“群众”，同时期国统区党的文件、文章与演讲中，用“人民”比较多。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上，也通常用“读者”“人民”来代替“群众”，虽然其表达意义很接近。
1949年之后，人民概念的界定一度与劳动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看作对阶级分类的另一种表述。可以说，劳动的就是人民，不劳动的（大资本家）就不是，但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属于人民，“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9]
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得以认可和重申，民族资产阶级仍是人民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实践上早已这样做了，只是第一次进行理论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普遍原则。毛主席和我们党没有教条式地理解这个原则，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对于官僚资产阶级，作为三大敌人之一，采取推翻和没收的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独特的处理，始终把工人阶级跟它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0]
群众和人民概念所包括具体人群的演变，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彰显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实践精神。
二、群众：实践中从教育、反映到学习、服务的对象[11]
鉴于群众和人民概念的内涵演变，本文会在相应的语境中分别使用这两个概念。党报群众性原则一般指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反映群众的属性。虽然党的早期文件对群众性内涵均有提及与阐释，但在实践中，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重点，有个基本的线性轨迹，即教育、鼓动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和心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的过程。建党初期的实践中，党的工作重心基本放在教育、动员和组织群众方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反映群众的生活、工作和革命状态成为常态；延安整风运动中，向群众学习得到落实，最终成为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为人民服务开始出现在党的文件、演讲中，最终成为党的工作重心。
群众路线、群众性原则比群众工作要复杂很多，群众路线侧重工作程序和流程，以具体工作为出发点和思考点，涉及一系列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12]而群众性原则是更高层次的原则观念和指导思想。
1.群众：教育、鼓动与组织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明确指出党的工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早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3]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扩大执委会决议案中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也作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论断。
红军时期，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开始出现。群众路线的提出，使党和群众的关系上升到新的高度。1928年11月，党的领导人首次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当时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同浙江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处提及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没收地主豪绅财产、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要经过或渐次通过群众路线。[14]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15]这时的群众路线指向工作流程和行动规范。
几乎同期，在宣传工作方面，党的文件也提到了群众工作，1928年发表的《中央党报的作用及同志对党报的义务》提出，党员要“帮助他的发行，使我们的影响达到群众中去”。[16]1927年经过“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十年内战开始，党的群众基础遭受重大摧残，需要重新恢复。这种情境下，党将党报作为革命低潮时的重要补充力量，通过党报宣传教育群众，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以达到鼓动和组织群众的作用。1929年党的宣传工作决议中明确提出：“要注意对于群众直接要求的鼓动，并且要使鼓动与宣传联系起来……党必须特别注意随时抓住每个实际问题鼓动群众，将这种鼓动口号联系到宣传口号上来，这样，群众才会有兴趣接受并拥护我们的政治口号。”该决议案还特别倡导尽可能地公开发行日报及其他地方性党报来加强对一般群众的宣传工作，指出“目前群众政治情绪渐高，日报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党必须尽可能地公开推行这种工作”。[17]这是党在特殊环境下较早认识到党报对教育、鼓动群众的重要作用的表现。[11]1930年3月26日发表的《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提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是非常伟大的……共产党必须有全国范围内的经常定期的政治机关报，有系统地对全国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劳苦群众做广大的政治教育……”[18]（34）
这些文件显示，当时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涉及群众工作的部分，主要是教育、组织与动员群众。由于根据地群众识字率低，教育、鼓动与组织群众成为宣传工作的重心。“不但要使群众了解斗争的必要，并且要发动群众有斗争的决心。不但要使群众认识正确的策略方向，并且要使群众在斗争中，依照正确的策略方向而前进。为完成这一种任务又必须有全国的机关报，因为只有它才能根据每日的事变，说出群众所要说、所应该说的话，只有它才能根据每一个斗争，鼓动群众扩大斗争的决心，并鼓动群众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前进。”[18]（35）
从一些党报党刊创办的发刊词中，也可获知早期党报强调群众工作的思路和重点为指导、教育群众。如《红旗》提出“党报不仅要传播各地斗争的消息，并且要具体地指导各地的斗争”；[18]（38）1930年《红旗日报》提出“本报不仅是广大劳苦群众的喉舌，而且是广大劳苦群众争取解放与自由的武器”，[19]强调报纸作为武器的作用。1930年3月，左翼文化运动在国统区兴起，同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左”倾冒险主义形成。在此背景下，党的群众路线整体缺乏实践条件，对群众消息的报道依然是用群众的事例来教育群众。
除以上党的新闻工作文件和相关文章，在党报报道实践中，也可看到群众是教育、鼓动的对象等指导原则。笔者抽取1934年1月至9月的《红色中华》为样本，研究发现其涉及群众的报道标题一般都是祈使句、命令鼓动式的语句，甚至为增强动员效果，直接将标语、口号、通电或决议刊登在报纸上，如《为迅速开展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而斗争》《又是一个模范的归队运动——肖区归队运动的经验与教训》《猛烈开展突击争取收集运动的全部胜利！》《动员全苏区的工农群众到春耕战线上来》《为争取二月底全部完成突击计划而奋斗！》《在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严厉镇压敌人破坏阴谋》《一切节省给予战争！》《发扬扩红动员中革命竞赛的热情！》等。
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宣言《致读者》中，提到党报工作的四项原则问题，第二项提到群众工作，表述为“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20]在改版社论的表述中，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原则比党报的群众性提法稍弱，党报的群众工作和党报的群众性还不是一个高度。可以说，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标志着党的新闻工作已经成熟，党报的党性原则已经确立，但群众性还在确立过程中。党报作为一般劳苦群众的政治领导，依然认为群众是需要帮助、教育和提高觉悟的，社论中强调的“教导他们，组织他们”也证明了《解放日报》依旧延续早期党报视群众为教育对象的定位。不过，社论中透露出党报要成为群众的反映者、喉舌的信息，预示了《解放日报》在下一阶段将会对群众有新的定位。
实际上，教育群众是群众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群众性内涵不断扩大，包括反映群众、向群众学习、服务群众等，但教育群众一直是群众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1948年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明确了报刊向群众学习，最终还是服务于教育群众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此处的“向群众学习”指要放下知识分子身段，从群众实践经历中学习，从群众角度理解中央决策。
2.群众：反映、报道的对象
当群众从教育的对象变成反映的对象时，群众地位上升，党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成熟。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批评《解放日报》是一份不完全的党报。陆定一后来也回忆，“改版以前，报纸同地方党和群众是没有什么组织关系”，“地方党当前的中心工作是什么，人民生活怎么样，很难知道”。[21]
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在《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中提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22]同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23]在《解放日报》改版前夕，这些论述就已提出把群众作为反映的对象，随后《解放日报》在改版宣言中郑重强调报纸要成为群众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反复强调反映群众工作的实质，即“反映群众的生活与情绪，传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同时要帮助他们充实知识，扩大眼界，提高觉悟，和他们结成患难的朋友”。[24]
此外，《解放日报》在改版前版面共四版，一版是国际新闻，二版是远东新闻，三版是国内新闻，四版是边区新闻和副刊。显然，当时国际新闻在党报中地位显赫，群众作为主体对新闻信息的需求被忽视，这被视为党报脱离群众的表现，是“不完全党报”的表现。
《解放日报》改版成为“完全的党报”，在业务领域一方面增强党性，突出报道党的重要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大大加强群众方面的报道，其中记者莫艾创新报道内容和方向，将普通劳动者的生产生活、思想动态等作为报道主体。自报道打粮能手吴满有之后，陆续报道了农业劳模杨朝臣、工业劳模赵占魁、边区合作社的带头人刘建章、种棉能手刘秉仁、运输模范刘永祥、妇女劳模郭凤英、机关学校劳模黄立德、佟玉新等。仅1943年上半年，报道600多名普通劳动者，还有关于先进集体南泥湾、金盆湾和南区合作社等的新闻报道40余条。报道主体的群众化，成为党报群众性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党报党性的标志。报道数量上，群众主体的新闻从改版前的每天5条左右增加到10条左右；报道类型上，既有劳动模范，又有普通群众，既有农业报道，又有教育报道，既有正面报道，又有负面报道；报道体裁上，不仅有消息，还有新闻速写、通讯等，比改版前更为全面、立体地反映基层群众的生活。改版前每天发表一篇社论的做法在改版后也有所改变，意味着报纸说教意味在减弱，表明群众此时从党报教育的对象过渡到反映的对象。这不仅是党报党性原则加强的体现，更是群众性原则的体现，也在实践中初步显示了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
反映群众还在党报的组织架构上得到夯实。遍布普通百姓中的通讯员制度被大大发扬并落实。1944年11月，边区通讯员已扩展到2000人左右。其中，工农兵通讯员1100多人，他们为报纸提供的地方消息占比超过一半。[25]来自基层的通讯员一方面带来群众生活生产和思想动态，另一方面也用群众的语言风格对党报进行改造，党报语言风格向群众靠拢是提升报纸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3.群众：学习的对象
1943年6月，中央层面曾较早地提出向群众学习的问题。党成立22年之际，任弼时撰写的《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提道：“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呢？因为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并能够动员群众积极起来去奋斗、去实行，只有做到这样，才是正确的……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26]
从目前文献看，群众作为党报学习的对象是从学习群众的语言和表达风格等具体业务开始的。谢觉哉曾鼓励《解放日报》及党的宣传工作者在向百姓解释抽象概念时，将其转换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并从身边可见可感的事例入手，从信息接收者的切身体会入手来诠释主义、解释精神。另外，学习群众的语言风格实际上也是将群众定位为学习对象的先声。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文章指出：“你（记者）的任务是要一方面向他（群众）学习，尊重他所写的事实，一方面要做他的先生或者‘理发员’，帮助整理修饰。”[27]此时向群众学习已初现端倪。1945年7月，《晋察冀日报》提出如何写好群众：“写群众要写得好，还要老老实实地学群众。不但要学群众的创造经验，学群众的英勇诚实，而且要学群众的习惯语言，使我们的报道能够真正体现广大群众自己的生活与斗争，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28]这就把党报学习群众的要求具体化了，为党报工作者指明了方向。这是视群众为党报学习对象的较早表述，这一理解和表述成为党报群众路线的创新内容。
在此基础上，群众成为学习对象主要得益于解放战争过程中土地改革的宣传，毛泽东、刘少奇、彭真、胡乔木等人的一系列谈话和论述，特别是彭真的《改造我们的党报》、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等，都郑重强调党报应向群众学习，“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1933年制定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29]“我们要直接向群众学习，也要经过你们向群众学习。你们要和群众生活在一起，慢慢扯，总要扯出点名堂来，了解他们真正的情绪与要求，看他们反对什么，拥护什么，要什么，如果你嫌一个礼拜的时间太少，可以住两个月”，“要了解群众的情绪、痛苦、要求，晓得他要什么，不经过许多桥梁，不经过和群众有联系的干部、人代会，同时不经过你们向群众学习，就没有办法，那就危险得很”。[30]这些谈话使群众是党报学习的对象的定位深深扎根于党报的群众路线中，之后也一直存在于群众路线的表述之中，并逐渐系统化、理论化。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系统提出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2]其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原则。
4.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群众服务几乎出现在向群众学习的同时，但向群众学习的定位很快就被为人民服务的提法所代替，成为党的群众路线中最重要的实践内容和落脚点。1942年9月20日，曾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社长的博古告诫即将赴绥德、关中、陇西分社记者“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我们不是无冕之王，要做一个新闻战士，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31]这是新闻工作较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记载。虽然有研究称为人民服务这一提法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但作为党的重要原则，比较公认的是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演讲。同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工作者时说：“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2]之后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又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3]也是在党的七大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被写入党章。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执政地位的确立，在党的文件和报刊文章中，人民的提法更加普遍。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大公报》题字“为人民服务”。1946年创刊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直接将人民作为报名。同年，党的两份重要报刊《新华日报》《人民日报》都重申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宗旨。“《新华日报》的立场，就是全民族、全人民的立场。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任务，也就是我们的立场。”[34]“《人民日报》只有一个任务：反映现实，服务人民。”[35]自此，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重要原则深入党员与群众的意识之中。
1949年之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全党工作的宗旨。实践维度的群众性和人民性的内涵完全确立起来，即从教育、组织、动员和反映群众到向群众学习和为人民群众服务。这四个方面不是简单地按照时间线性发展，而是时有交叉和重叠，互为目的和手段，但最终体现的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从群众性到人民性的嬗变
在政治学概念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创造性地将西方主流理论中的群众概念由贬义词转为褒义词，将群众作为积极的、可利用的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将被压迫的、消极沉默的群众动员起来，纳入先锋队引领的方向中。正因如此，原先在理论上抽象化的人民概念变得实体化，具有可操作性。[36]具体到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亦如此。
1.从群众性到人民性
《解放日报》改版宣言《致读者》中明确指出“党报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解放日报》不仅要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要“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共同的喉舌”。[20]当然，天下人的报是一种比较文学性的提法，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更经常使用人民大众一词，[37]正是从这时起，群众性开始和人民性协调统一。此后，《新华日报》提出“团结抗战的号角，人民大众的喉舌”，《解放日报》也于1944年提出“我们的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纸”，群众性正是在天下人的报、人民喉舌等独到论述中开始逐渐等同于人民性，并成为可相互转换的用语。
2.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
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论断，早期主要通过国统区《新华日报》论述，最早提出党报就是人民的报纸的是胡乔木。1946年1月11日，他在《新华日报》社论《人民的报纸》中首次明确提出：“《新华日报》既是共产党的机关报，怎么能够成为人民的报纸呢？本报是共产党的报纸，但谁都知道，共产党目前的主张是和平、民主、团结，在这基础上建立独立自由幸福富强的新中国。这主张难道不就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希望么？”[38]其实这也指出党报的人民性问题，是最早出现的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表述。
在具体表现上，党报改造报纸的语言形式以便人民接受，同时更多反映人民的需要，为人民服务。“第一，还应做到能为多数人民所爱读，能读……报纸本身也必须进一步改造。本报已尝试新闻改用白话，并采用综合报道方式，以利读者……今后我们愿意试用更多的方式来帮助一切读者更容易读懂一张报纸上的一切，辨明是非，了解真相……其次，还应更广泛地为人民服务……本报的信箱、医药和法律顾问以至广告都是为人民服务而设，但这也还不够。人民生活中任何方面需要报纸服务的，我们都将尽力效劳，无论是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学习、娱乐、婚姻、社交、居住、旅行等等。‘青年生活’‘妇女之路’专页将为更多的青年、妇女服务，尤其是‘新华副刊’，为了服务多数的人民大众，从今天起更将多做努力。”[38]
1945年12月，胡乔木在对《新华日报》编辑部的谈话中提出：“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这点不能怀疑。虽然人民并不都是党员，而且人民中还有其他的党，但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宣传的也正是人民所需要讲的。因此，这样的党报就是人民大众的报。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报上反映出来，这样来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38]
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在《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中，明确提出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问题，“《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至此，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作为一对党建理论的概念得以成形，并影响后来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理论层面“首次公开申明党性就是人民性”。[1]
新中国成立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一直出现在各种重要文献中，如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党的各级领导人谈话中也多有涉及，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2013和2016年有过重要论述，“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39]“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40]
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论述，在某些时候还是有争议的。上文提到马恩早期认为人民是一个“过于一般含混”的概念，而国内也曾有一段时间认为人民性是含混不清的概念，并提出不要使用人民性。1983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新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正式禁止在新闻宣传领域使用人民性概念。陈力丹指出，虽然1989年11月李瑞环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中提到“新闻的党性同新闻的人民性，两者是一致的”，2002年胡锦涛关于新闻工作的第一次讲话提到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并展开论述，但这个讲话仅在内部有限传达。直至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论证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他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概念，强调二者的统一，并对各自的内涵做了定义，意义重大。
列宁发展了马恩关于无产阶级报刊的认知，完善了党报的党性原则，是党报理论成熟的显性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群众性和人民性原则，从另一角度丰富完善党报理论。人民性与党性共同成为党报的政治属性。从历史发展看，群众性和人民性原则更具实践价值，成为党报提升影响的重要路径，也使党性原则有了更立体丰满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齐爱军,齐琳珲.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基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视角[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126-134.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3]赵跃先.实践性､人民性､时代性: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三维向度[J].政治学研究,2011(3):18.
[4]毛泽东.实践论[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2-298.
[5]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EB/OL].[2013-11-24].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ex.cssn.cn/sjxz/xsjdk/mkszyjd/mkszy_14215/840000/84000003/201311/t20131124_872915.shtml.
[6]刘文英.哲学百科小辞典[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179.
[7]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1.
[8]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18-620.
[9]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63-402.
[10]薄一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J].求是,1993(12):2-17.
[11]王润泽,余玉.群众:从“教育”,“反映”到“学习”的对象——党报群众性原则嬗变轨迹解读[J].国际新闻界,2014(12):68-83.
[1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9-07-01].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2019-07/01/c_1124694807.htm.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25-26.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六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91-397.
[15]韩振峰,纪淑云.党的群众路线的由来与发展[N].光明日报,2013-07-03(011).
[16]中央党报的作用及同志对党报的义务[G]//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21年—1949年(下).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33.
[17]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G]//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21年—1949年(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48-54.
[18]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G]//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21年—1949年(下).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19]拥护工人阶级自己的报纸[N].红旗日报,1938-08-18(001).
[20]致读者[N].解放日报,1942-04-01(001).
[21]陆定一同志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在解放日报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J].新闻研究资料,1981(3):7.
[22]毛泽东.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93.
[23]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58-359.
[24]王敬.延安《解放日报》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35.
[25]陶喜红.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中群众路线思想的历史考察[EB/OL].[2011-06-09].http://news.scuec.edu.cn/xww/?view-3223.htm.
[26]任弼时.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02.
[27]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N].解放日报,1943-09-01(001).
[28]邓拓.三论如何提高一步[M]//邓拓.邓拓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276-279.
[29]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8.
[30]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M]//刘少奇.刘少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96-407.
[31]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249.
[32]毛泽东.为人民服务[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4-1006.
[3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29-1100.
[34]熊复.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N].新华日报,1947-01-11(006).
[35]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纪念人民日报一周年[N].人民日报,1947-05-15(001).
[36]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J].政法论坛,2005(2):16-24.
[37]龙伟,董佳琦.“人民报纸”的理论起点､话语衍变与历史实践(1942—1953)[J].国际新闻界,2019(8):93-107.
[38]陈力丹.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71-88.
[39]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001).
[40]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02-2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