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小燕、李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摘 要】文章分别从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复兴时期四个阶段，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的承继、拓新、变迁主线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传播思想的考察，文章认为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呈现出统一战线—“把地球管起来”—“内外有别”—“外外有别”—“融通中外”的演进路径，演进过程遵循相互渗透、补充完善而非前后替代的逻辑，体现出党的对外传播从思想的武器向文化自觉、自信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的形成及演进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应国内国际局势变化，适时革新对外传播实践是对外传播思想演进的根本动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源流；传播实践；“融通中外”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至今已走过百年岁月，从几十个党员的初生党到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引领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政党，始终保持其先进性，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不隐瞒自己的主张，而是主动、大方、开放地解释说明自己的核心政治理念，借助不同渠道让世界了解自己。
对外传播是中国共产党整体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自诞生之初即具有政治属性和宣传动力。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议程（或公共政策）、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等内政外交之信息和价值观，面向境外公众的扩散、接收、交互、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作过程”。[1]过往研究中，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这一概念常与国家对外传播、政府对外传播相混淆。事实上，三个概念有着明确区分。从传播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主体为党的领导人、普通党员、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国家对外传播主体包括政党、政府、军队、企事业单位、智库、其他民间团体及公民个体，政府对外传播主体包括政府机构、各级政府领导人、政府公务员等。可见，国家对外传播主体包括政府对外传播主体和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主体，政府对外传播主体和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主体分别为国家行政系统和执政系统。从传播内容上看，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主要包括政党执政理念、党建党史、思想理论、执政政策与成就、党的领导人与党员形象等，国家对外传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方面，政府对外传播主要传递政府议程、政府施政行为等内政外交之信息和价值观。国家对外传播内容范围更为广泛，政府对外传播内容和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内容分别侧重行政信息和执政信息。
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内外联动工作，其本质是对外宣传和对外事务的统合，或者说是外宣与外交的交汇点，攸关党的国际形象和党的内部建设，事关国际（舆论）格局变化和国家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既是其对外工作的重要理念和理论基础，更是党对外宣传工作的指导方针。对外传播思想的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孜孜以求的产物，为党的对外传播实践提供了价值指引和方向遵循。在长期的传播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对外传播的经验和教训，持续发挥创造力，逐渐构建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思想理论体系。回溯党的百年对外传播史，不难发现其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范围、传播效果等，皆有着清晰可考的脉络和扎实有力的证据。但在“道”（决定行为的根本思想或理念）的层面，用以指导实践的对外传播思想如何诞生或生发，如何承继、拓新、发展和变迁，何以如此拓新、发展和变迁，尚待进一步考察与阐释。
对外传播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易察觉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缘、国家战略冲突和利益纠葛。只有将其置于历史长河与国家战略、利益逻辑中，才能透过抽象的词汇符号表征，透视或明晰其本质和缘由。从历史视角看，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不仅承载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时势变迁，其发展逻辑还深植于百年甚至更久远的中国对外关系中，更承载着党带领国家和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艰难历程。因此，解读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勾勒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演变轨迹，需将其置于中国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以及所处的千变万化、甚至是险象环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同时也需将其置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及所处的时代环境中。一言以蔽之，考察党的对外传播思想，需将多种复杂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审视，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进而揭示思想与实践二者间的复杂关联。
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对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事业历史沿革的考察、对外传播实践脉络的梳理，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外传播的思想源流进行考察，着重探讨党对外传播思想的纵向演变主线，进而对思想演变的动因进行横向分析。从宏观叙事视角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历史分为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时期，这在21世纪以来已逐渐成为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史学界的基本共识。[2]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在长期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风浪中逐渐形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艰苦奋斗中曲折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升华的三个阶段，[3]加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新征程。因此本文将分别从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复兴时期四个阶段，阐述党的对外传播思想的承继、拓新和变迁主线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兼对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制度、目标、策略等变化进行观照，旨在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思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一定参考。
一、革命时期：作为外宣指南的统一战线
“目前全球有两类政党，一类是使命型政党，另一类则是选举型政党。”[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领导党，更是使命型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党标识。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致力于建构一种使命——责任体制的新型政治形态，[5]追求“为人民创造幸福，为国家和全球创造善治”的最终使命。[4]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肩负起反抗外来侵略，反抗本国封建反动势力，实现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历史重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肩负的初心使命，党的对外传播（宣传）便是围绕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展开的。统一战线理念，旨在吸引、动员、团结国内外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助力中国共产党开创大业，完成使命。可以说，统一战线既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指导思想，又是党的宣传指导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宣传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一战线宣传思想的提出，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特殊法宝，更成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之明确有效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国际正义力量和民主人士的同情、理解、支持与帮助，同时削弱了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力，打退和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因抗日态度日趋消极、反共倾向明显增长而制造的摩擦，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影响力。统一战线传播思想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动因，一是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主动的创造性运用，二是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内外革命战争环境下的自然选择。
1.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主动的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将人从各种关系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党的建设学说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积极探索下，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化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可以说，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意识到无产阶级需要联合起来对抗反对势力，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理论进一步发展，推动“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号召。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在二战时期，同英美等国建立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扩展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范围。概括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统一战线，指的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获得自身彻底解放而同一切可能联合的阶级和政党结成的联盟。[7]
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想信念之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理论便是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中继承并加以改进的思想武器之一。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思想。
在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引下，1939年4月，为取得国际上正义和进步力量的支持，在重庆从事国际国内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内成立对外宣传小组（后改称外事组），[8]开启了当时别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外宣实践工作。尽管这一时期党的对外宣传（对外交往）范围较为有限，但争取国际进步力量对中国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2.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内外革命战争环境下的自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外传播有了统一的领导，主要任务是服务武装斗争，宣传革命主张，维护党的生存。革命战争年代，统一战线传播思想的确立是取得民族独立、获得革命胜利的唯一选择。正如《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发刊词中所言，为实现抗战目标，除“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别无方法与途径”。[9]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由酝酿到逐渐成形。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统一战线正式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三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10]强调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把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同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力量站在一起，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战争。1938年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提出：“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758）决议还提出了全中华民族当前的紧急具体任务，其中便包括“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建立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11]（759）将加紧建立统一战线、对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视为克敌制胜的重要任务。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2]
20世纪40年代，国内外革命战争局势危殆。国民党的虚假宣传和恐怖宣传，使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西方社会对党存在偏见和误解，如毛泽东所说，“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13]面对日军、国民党顽固派等多重敌对势力的包围，在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下，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宣传）面临两大艰巨的任务：一是阐释抗日救亡政治主张，团结反法西斯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打破新闻封锁，向世界介绍、阐释党的政治主张及其领导和治理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理解与支持。
统一战线传播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政治高度提出的。在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一切支持革命的力量。《新华日报》《中国通讯》等一大批对外宣传刊物和红色中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积极开展对外宣传，一些受邀来华的国际人士客观上也充当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义务宣传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邀请二十余批次、近百名外国军人、记者、专家、传教士访问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他们介绍党的组织与发展、抗战路线、外交方针和取得的成绩，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边区的土地政策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建设时期：“把地球管起来”和“内外有别”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屈辱史，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成为影响这一时期对外传播思想变迁的主要因素。成立初期的新中国被孤立于西方社会之外，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存在较多偏见。党对外传播的要务为向世界解释中国共产党，“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历史和国情的逻辑中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传播中的身份认同问题”，[14]希望争取其他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认识、理解、认同和支持。同时，尽管受党政一体宣传体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实践在内容、渠道等方面具备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但党已开始有意识地与政府对外传播进行区隔，形成独立的对外传播体系与传播思想。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深对对外传播工作的认识，对外传播思想渐趋理论化。统一战线的传播思想继续得以贯彻，面对美国实施的封锁政策，中国共产党呼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15]进一步提出了“把地球管起来”“内外有别”的传播思想。“把地球管起来”体现出党的对外传播是一种面向国外受众的单向传播，“内外有别”尽管尚未跳出线性传播的逻辑，但已有意识地区分内外传播。这两种传播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
1.“把地球管起来”传播思想的提出
“把地球管起来”是毛泽东对于新华社的要求，也是其对外传播的重要观点。1955年，针对当时新华社在国外业务发展上思想保守、行动迟缓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16]要求新华社做好对外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及时把中国的情况传播出去，做好党的耳目喉舌。在此思想指导下，党的对外传播形态以宣传为核心，这意味着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界限分明的主客二分的思维，信息主要是从内向外的单向流动，是传播主体向传播客体的意志推展和观念灌输。“把地球管起来”由当时最高领导人明确提出，并被确立为重要的传播思想原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配合中国日益扩大的对外交往需求。苏联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参考，其关于政党建设和宣传的观点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经验。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是在苏联共产党党报思想的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7]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学习、吸收苏联的宣传经验。在理论上，认真研究学习苏联的党报思想。在实践中，把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塔斯社视为学习的样板。苏联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但学习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如盲从依赖、机械照搬、忽视稿件质量等偏差。1955年4月亚非会议召开后，中国的对外交往迅速扩大，但新华社的业务活动发展迟缓，未能适应形势需要。[18]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已在伦敦和布拉格等地建立分社。新中国成立后，分社首先建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一些国家，难以与中国日益扩大的外交范围相匹配。这是“把地球管起来”思想得以提出的最直观因素。
另一方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严峻国际舆论斗争形势使然。国际上美苏冷战格局基本形成，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主导全球国际关系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生的中国政权采取不承认和敌视的态度，大肆进行反新中国、反中国共产党宣传，中国共产党话语权受到西方强势话语霸权的挤压。此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与敌对势力展开激烈的舆论交锋，提高传播能力，这也是“把地球管起来”提出的动因之一。
此后，作为新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局势依然不容乐观。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局势动荡。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威胁和压力。在一些国际政治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系列公开信进行回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并践行“把地球管起来”的对外传播思想，旨在迅速、充分地把世界各国的情况收集回来，把中国的情况传播出去。对外传播力量得以强化，至1965年年底，新华社驻外分社的总数达51个，并在18个国家聘请了外籍报道员。
2.“内外有别”传播思想的提出及曲折发展
“内外有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实践中长期坚持的思想原则，主要是基于中外政治的不通融性及差异性带来的传播差异而提出的。“内外有别”强调要从传播实际出发，依据传播对象的特殊性，运用适宜的策略和方法，有差别地开展对外传播实践活动，即要求传播内容有针对性，讲求实效。对外传播的受众源自外国，外国公众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与国内有较大差异性。对内传播的目的是教育、引导、组织、动员群众，对外传播的目的是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治国方针、政策。“内外有别”正是对这些差异性的回应。
“内外有别”思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并逐渐完善。1952年，中央批准的中新社《华侨广播工作草案》中提出：“国内报道与国外报道的目的和作用不同，选择主题的角度和方法应有区别。”[19]20世纪50年代初，对外外文刊物《中国建设》《人民中国》创办，致力于向国际社会展示新中国的崭新面貌。周恩来多次强调对外刊物要各有分工。总的方针是共同的，即争取外国受众对新中国及其各项政策的理解和可能的支持，但每种刊物要针对各自的主要受众或目标受众，如有些刊物是为政治上的同情者或研究新中国的专家而办，另外一些刊物的受众则是更一般性的公众。[20]各有分工、目标受众等蕴含着对外传播要讲求针对性。
“内外有别”的思想在对外传播的具体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1961年至1962年，外文出版社在业务思想方面开展了长达一年的学习讨论，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内外有别”。最后得出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不同的五个主要方面：读者对象、宣传目的、宣传内容、宣传方法、语言文字。[21]“内外有别”从根本上界定了对外传播的特点和工作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重要思想原则。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对外传播事业步入艰辛探索期，党的对外传播工作一度曲折发展。
三、改革开放时期：“内外有别”重新确立与“外外有别”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外传播工作领域积极反思“左”倾错误思想，反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体系。加之20世纪80年代西方传播学引入中国，客观、平衡报道等传播观念对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产生了影响，阶级斗争工具属性的传播思想得到一定纠正。党的对外传播思想发生巨大变化，革命时期提出的统一战线思想得以继承与发展。邓小平指出，“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22]建设时期提出的“内外有别”思想原则重新得到确立。
对外传播形态从宣传转为说明、传播，是在“内外有别”传播思想指导下做出的传播实践调整。中国对外传播以对外说明、对外传播取代对外宣传，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行为，形塑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国际形象。1997年年底，中央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在执笔行文中不再将宣传译为propaganda，宣传部改译为Publicity Department，对外宣传办公室则译为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fice。[23]对外说明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过去的被动展示转为在国际舞台上的主动呈现，是党的对外传播思想的重大跨越。在“内外有别”的基础上，对外传播思想进一步细分、深化，不仅认识“内”与“外”的差异，还注重“外”与“外”的不同，进而提出“外外有别”的思想原则。“外外有别”要求开展对外传播时要微观、具体，加强对各个国家的具体研究，不能以一种宣传策略走遍世界。“外国人和海外同胞，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中，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和语言习惯都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很不相同。”[24]对外传播不仅要和对内传播区分开来，还要区别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以及同一国家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特殊性，依据符合特定传播对象的特殊规律开展传播。
“内外有别”思想的重新确立和“外外有别”思想的形成，以及其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持续发挥对党对外传播实践的引导作用，主要是为了服务国内经济建设和国际舆论斗争。
1.服务于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联系，发展与各国间的友好往来和合作互利，成为国家第一要务。对外传播作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肩负着促进与各国间的经济交往及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使命。配合国家经济建设战略的调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方针政策也适时进行了调整。对外传播目标从推动世界革命，转为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经济外宣成为改革开放后对外传播的重要使命。
除对外传播目标的调整、对外传播机构的改革完善、对外传播业务的革新外，最为关键的是对外传播思想的拓新和对外传播政策的革新。1979年3月，时任中宣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胡耀邦针对对外宣传工作指出，工作中存在“不看对象”的“主观主义”，“对外国人讲话，不能不看对象”，“我们的对外宣传就是要面向外国人，力争向尽可能多的外国人作宣传。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具体进行宣传时，可以不顾及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不同职业以至不同年龄（老、中、青）的人们的不同兴趣和要求”。[25]这实际上阐明了党的对外传播工作要坚持“内外有别”与“外外有别”的思想原则。
1980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其首要任务是根据国内外形势，提出外宣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总体要求，组织、推动、协调、检查各方面的外宣工作。[26]1980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对外宣传小组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根本任务：“对外宣传的根本任务是为党的总路线服务，为党的对外路线服务”，并要求“对外宣传必须十分注意针对性，从内容到形式、风格都要适合宣传对象的特点。照搬国内一套，不能解答外国人的问题。”[27]（265-266）1983年5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指出，“对外宣传是一项在国际上争取人心，为实现四化争取时间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工作”，[27]（293）明确对外传播对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
2.国际舆论斗争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受限于新的国际秩序，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刻板成见或敌视，党的对外传播实效与其综合实力并不匹配。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面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浪潮和国际上不绝于耳的唱衰中国论调，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通过强化政治信仰、强力发展经济、有意识地构建和传播国家形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重建国际秩序等举措，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化，中西合作愈发密切，中西竞争也愈加彰显，甚至拉高了对抗。中国坚持走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不依附于任何大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在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两大主题的指导下开展全方位外交。但独立自主不等于沉默无语、任人宰割，提高对外传播工作质量，加强同国际上不同观点的交流与交锋，成为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现实问题。为在外交和舆论领域提高斗争能力，向国际上传递真实的、准确的、正能量的信息，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认同和历史认同，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强对外宣传机构的建立，提高对外传播能力。1991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在国务院系统挂名，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内称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对外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党和政府的双重领导下，形成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宣部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政策的决策者，把握对外传播总体方向，制定舆论斗争方针。党的其他机构也承担着对外传播工作，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主要以党际交往的形式开展人际传播。与此同时，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机构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声增添了力量。
四、复兴时期：作为对外传播基轴的“融通中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取得突破性成就。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对外传播思想得以延续并拓新，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体系。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阐述了其对外传播思想，他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8]在对外传播中融会贯通，“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29]体现出对外传播扎根本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用“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概括了对外传播工作的职责与使命。
从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的演变来看，“融通中外”这一思想的生发绝非偶然，而是在党的对外传播历史基础之上的集大成。“融通中外”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的不断拓新和日臻完善。
1.“融通中外”是对过往对外传播经验的理论化、抽象化
“融通中外”思想的提出首先是对过往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理论化、抽象化。在“融通中外”作为一个对外传播思想被明确提出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传播经验中即蕴含了其思想萌芽。
2008年1月22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在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发展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条件下，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30]“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即隐约地包含了“融通中外”的含义，而“请进来”与“走出去”相融合的双向传播方式，正是“融通中外”的具体实践形式。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及壮大时期，“请进来”作为重要的传播形式得以开展。从俄共（布）代表来华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到共产国际派人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宣传体系的建立，再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邀请外国人士访问边区。新时期延续“请进来”的方式，除邀请常规性的驻华记者外，举办系列宣介会、召开国际政党会议、接待外国政党干部、大力开展红色旅游及邀请国外智库、政务官员等到中国参访，也成为重要的对外传播方式。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不久便允许外国媒体记者采访灾区现场；拉萨“3·14事件”后，多次邀请境外记者走访西藏当地；北京奥运会期间，政府先后发布《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增加了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自由度和灵活度，使彼时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传遍世界。
“请进来”的同时，“走出去”成为对外传播的有益补充和另一传输带。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目标。200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印发〈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总体规划〉的通知》，明确提出将中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这是党对外传播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此后，党的对外传播事业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第一，部门外宣概念日渐淡化，国家外宣观念开始强化；第二，外宣媒体概念开始淡化，国家队观念开始强化，对外传播由长期以来外宣媒体孤军作战，转变为集优势兵力于一身的协同作战。[31]
2.“内外有别”思想受到冲击，“融通中外”思想恰逢其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32]这清楚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全球化发展趋向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各民族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的日益拓展的社会。互联网让这种往来和依赖成为现实。20世纪90年代起，互联网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在传播领域引起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21世纪以来，互联网、社交媒体等的迅猛发展推动着信息全球化的真正到来，全球面对面对话沟通互动格局日趋形成，国际传播生态发生大变局。传播技术的更新及新媒体的发展，给国际交往带来重大影响，冲击着“内外有别”和“对外不对内、对内不对外”的传统理念。[33]
如前文所述，“内外有别”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后，曾在一段时间归于沉寂，但自改革开放后，便一直作为基本的对外传播思想原则指导对外传播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进入互联网及社交媒体时代，宏观上看，国际传播环境呈现信息化、去中心化的网状传播以及跨越国家的多元化、多维度的平等传播特征；微观上看，单方面的线性传播关系演变为扁平化的关系，对外传播形态也从改革时期的对外说明、对外传播演变为公共外交，以往的“小外宣”传播被“大外宣”传播所取代，对内对外传播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2005年，中央外宣办提出“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外宣格局”的工作规划，强调组织、统筹、协调，发挥合力，拓展渠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提到，“继承与发展对外宣传事业，向世界持之以恒地说明中国……需要更多普通公众的支持和参与，共同探索一个全新的‘大外宣’的战略格局”，[34]即倡导建立覆盖中央、地方，官方、民间的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对外传播体系。
2009年7月，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开展公共外交对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2010年，时任外交部部长的杨洁篪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公共外交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我们认为公共外交现在是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35]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民众施加影响的外交形式，即通过情报、国际信息、文化交流项目、媒体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民众并制造舆论，为一国在海外创设良好的形象，进而增进国家利益的活动，是信息时代各国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工具”，[36]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高外国公众对本国形象的认知度，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涉及“一国政府—他国公众”“一国公众—他国政府”“一国公众—他国公众”三个交往维度，[37]其中“政府更多的是发挥组织、推进作用，以媒体、民间组织、智库、学术机构、知名人士及普通民众活动为主”。[38]公共外交可看作是对外传播的委婉表达，是对外传播策略从高层政治转为基层政治的调整结果。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公共外交的概念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党的十九大报告虽然没有公共外交概念本身，但提到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仍然体现着公共外交的精神内涵。
“大外宣”理念导引下，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形态也开始以公共外交（公众外交）呈现。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主体从党的传播机构扩大到党员个体和民众个人，对外传播的时间和空间更为灵活，传播行为随时随地发生，国内受众凭借互联网可轻松获得对外传播的信息，国外受众也可获得党向国内人民群众展开的对内传播的内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传统媒体传播环境中界限分明的对外传播环境的边界趋于模糊，对外传播场和对内传播场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融合，使得中国对外传播空间由单一外向型开始转向外向型和内向型融合并存的发展阶段”。[39]正是在这种语境下，“融通中外”的对外传播思想应运而生。
3.“融通中外”是对外传播走向文化自觉、自信的结果
（1）文化自信促使对外传播的自信、开放。“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们对自身文化能够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信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自主性和自豪感的体现。”[40]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源于一国综合实力的提升。
历史长河中，中国曾地大物博，文明远播。但自鸦片战争始，中国遭遇了近百年的屈辱，侵略者不仅从物质上掠夺，也在精神上消磨着国人的自信。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带领人民群众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仅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自身发展，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具有全球关怀的理念和倡议，“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41]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曾经失去的文化自信被重新找回。文化自信的回归促使对外传播更加自信、开放，追求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共享，寻求与其他国家共同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
（2）21世纪的文化自觉，要求不同文化间进行理性对话与文明沟通互鉴。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提出的观点，他曾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概括文化自觉历程。他认为，20世纪“文化边界的划分对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设置了严重阻碍”，21世纪“只有通过文化间的对话，在了解自己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才能获得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消除文化之间的误解和偏见，达到‘美美与共’的文化宽容境界”。[42]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实践经验的积累、传播能力的提升，大部分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解读已不像过去那样片面化，而是整体趋于客观全面。近年来，随着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权力格局正在重新分配。中国道路何以成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为何，这些问题使世界各国及政党产生浓厚兴趣，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前所未有，希望更透彻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融通中外”的交流与传播，消除误解，回答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执政理念的疑惑，这也关系未来国际话语新秩序的建立。
五、结语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43]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外传播思想史的考察，认为党的对外传播形态整体由“小外宣”到“大外宣”，历经对外宣传—对外说明—对外传播—公共外交的演变，体现出从宣传本位到传播本位的变化。实践的积淀推动了党的对外传播思想的演进，扎根于实践的现实土壤，对外传播思想呈现出比较清晰的演变逻辑：统一战线—“把地球管起来”—“内外有别”—“外外有别”—“融通中外”，体现出对外传播从思想的武器向文化自觉、自信的演变。对外传播思想的传承、拓展和创新，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理论自觉，丰富了党的对外传播理论成果，反映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舆论影响力逐渐扩大，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之互动关系的动态及微妙转变，更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应国际局势演变和国际舆论格局变化，灵活调整对外传播思想和传播形态的过程。
对外传播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党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使命、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以及国内外局势环境、国家战略布局、媒介技术的更新、传播环境的变迁等方面的变化，是党的对外传播思想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鲜活的对外传播实践经验则是党的对外传播思想一以贯之、不断拓新的主导因素。具体来说，党的传播思想的发展演变呈现出以下特征。
其一，对外传播逐渐从思想的武器向文化自觉、自信转变。对外传播首先是作为思想武器存在的。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的对外传播思想，如统一战线、“把地球管起来”等，都具有较强的工具性，对外传播的重要目标即维护党的生存和不断发展壮大，并实现党的伟业。彼时初生的中国共产党还十分弱小，面临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夹攻，在夹缝中求生存，处境艰难。统一战线对外传播思想的确立，正是为了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有生力量，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同样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不少国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存在偏见和误解，甚至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新生政权。“把地球管起来”，把党的声音传递出去，正是服务于党生存与发展的目标。
随着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党的对外传播作为思想武器的属性有所淡化，对业务层面的传播效果更为关注，提出了“内外有别”“外外有别”传播思想，这也反映出党的对外传播思想不断锤炼并日渐成熟，表明党进一步认识到“对外传播所面对的不是一个满眼皆为客体的世界，不是单向、单声道、单主体的对传播对象硬性的输出和灌输，而是一个主体与另外一个主体或多个主体碰撞、交往、交流后的调适与共享”。[44]
“融通中外”思想的提出，表明党从将自身视为主体、将外国受众视为被动客体的认知中走出来，更愿意以一种沟通的态度进行传播，且使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进行传播。以往中国共产党被诟病缺少富有生命力、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45]外部的话语体系不能真正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外部世界也无法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而现在，可以用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开放的、包容的态度进行对外交流与共享，正是文化自觉、自信的表现。
其二，对外传播思想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传播工作是中国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关注的还是国家利益、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执政业绩、对中国政治和中国制度的尊重认可，赢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认同，为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信心发挥重要的舆论作用。从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出，党的对外传播思想具有主导性和前瞻性，对外传播思想指导下的具体传播工作和国家外交战略相配合，共同作为国内政治和政策的延伸，服务于国家政治大局。每一阶段对外传播思想的形成，以及在传播思想指导下具体传播策略的制定、内容及对象的选择，都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尤其是外交战略密切相关，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不断丰富及演进，直接目的是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传播能力，最终目的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削弱西方反华势力。为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传统的意识形态竞争逐渐走向隐性，传播形态不断调整，采用更灵活的手段说明立场和观点、进行政治说服，提出“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等传播思想，要求根据国外受众的“口味”调整传播方式，优化传播策略，但党从未放弃过对自己意识形态的坚持。
其三，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传播思想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完善。首先，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传播思想理念之间并非相互取代、替换的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完善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事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对外传播思想的演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观念和战略上的承继和创新。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导性传播思想，但这些思想理念间并非有着明确的分割界线，主导前一阶段的传播思想是新阶段传播思想形成的基础，新阶段传播思想的内涵中又蕴含前一阶段传播思想的基因，新的思想理念的形成并非对原有思想观念的舍弃或抛离。其次，思想演变过程中，保留着一定的长期稳定的思想内容。尽管每一阶段主导的对外传播思想有所不同，但中国共产党在特定时期提出的某些具有强生命力的传播思想，长期指导着对外传播实际工作。如革命时期提出的统一战线一直被视为对外传播的重要思想，被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积极推动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传播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声音和主张的力量，向世界传播自己的主张，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还有一些思想则由于具体传播实践的环境，渐渐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把地球管起来”对于新华社走向国际通讯社起着鞭策和指引作用。2017年，“新华社海外分社已达170多个，驻外机构数量居世界首位”，[31]对外传播能力大大提升。而“内外有别”在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环境下，虽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但也不可能被完全摒弃。一言以蔽之，对外传播思想的演变是时代使然、实践使然，“融通中外”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思想不断成熟的产物，是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思想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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