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范军、段文娥：华中师范大学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出版经验，包括：高度重视党的出版工作，切实加强党的集中领导;战略化部署出版发行机构，开拓全国性出版发行网络;广泛吸纳先进知识分子，重视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出版物少而精，重视跨界联动;精准锁定核心读者，积极争取其他读者等。这些宝贵的出版经验对新时代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下出版事业发展应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此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出版平台;最大限度吸纳海内外优势出版资源，出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精品，不断创新出版跨界营销;重视读者需求与反馈，与读者建立并维系良好关系。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红色出版；出版经验；党史学习教育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征程中，延安时期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仅在党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在红色出版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这一时期的延安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出版文化中心。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延安成立了中央出版局等管理机构；创办了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的超级联盟——新华书店；建立了极具影响力的综合出版社——解放社；设置了极富专业性的垂直出版机构，如边区音协编译出版部；重建了中央印刷厂；建成了以《解放日报》为中心的党报系统；系统出版了多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开拓了以延安为中心、向全国辐射的发行网络。延安时期党的出版工作与国家、民族呼吸相连、命运与共。延安出版有效促进了党的自身建设，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汪伪政府及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貌，最大限度争取了中间派及国际友人的支持，增强了全党全军乃至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在瓦解敌人斗志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总结延安时期党的独创性出版经验，思考其对新时代进一步发展党的出版事业的启示，有利于更好地继承和弘扬延安优良出版传统，促进和繁荣新时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
一、高度重视党的出版工作，切实加强党的集中领导
（一）将出版作为党最锐利的宣传武器
延安时期，党一直高度重视出版工作，始终将出版作为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宣传工具，有时甚至将出版放到与武装斗争相提并论的战略地位。1940年9月，《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提出，“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1］。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明确提出，“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充分地善于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2］。同年夏，刘少奇在中共华中局宣传部会议上高度肯定了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共产党搞革命，一靠武装斗争，二靠宣传；就是毛主席说的有文武两个战线，而要搞宣传，首先要做好印刷出版工作。”［3］
（二）最高领导人身体力行为出版赋权
延安时期，党的最高领导人加入编辑出版一线，进一步凸显党对出版工作的重视。1936年，为了在国际国内广泛宣传红军长征故事，毛泽东向所有长征参加者发起集体创作《红军长征记》的征稿活动。1938年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游击战争》全部经过毛泽东校阅，其中第二章《论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由毛泽东撰写。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出版的《六大以来》由毛泽东主持编纂工作。毛泽东还直接参与《解放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工作，“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对拟发表的文章进行增添、删改，使其中的思想得以升华”“加一字、删一字、改一字均用心斟酌”“连发表的时机与具体的字号都一一说明”［4］。党的最高领导人躬亲示范为出版赋权，将党对出版的重视提到新的高度。
（三）设立中央级出版发行管理机构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对出版认识的不断加深，党愈来愈重视对出版工作的统一领导。193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管理新华社、《新中华报》；负责马列著作和革命理论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5］。此外，随着晋察冀、晋绥、山东等大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越来越需要一个统一的出版发行管理机构。1939年6月，为统一领导各种发行机关，以党报委员会发行科为基础，建立了中共中央发行部。同年9月，组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集中领导书籍、报纸、杂志的编辑、印刷、发行。
皖南事变后，为了应对当时极端险恶的政治斗争形势和各种纷繁复杂的尖锐矛盾，党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出版工作的集中领导。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提出，“凡关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文化工作、群众鼓动、对敌伪宣传、出版发行、通讯广播等工作均应受宣传部的直接领导”［6］。1941年12月，为进一步加强集中领导出版发行事宜，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改制为中央出版局，统一管理印刷出版发行工作，指导各地有关出版事宜。1942年4月，因缺少一个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的机关，在工作中发生许多不合中央宣传政策及偏废、重复、无系统、无效能的现象，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统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决定中央出版局统一指导、计划、组织全延安各系统一般编辑出版发行工作［7］。1943年3月，为契合当时复杂多变的时局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出版发行事业的集中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中央党报委员会，设立宣传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处理宣传、文化、教育的办事机关，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党校、文委和中央出版局，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任书记［8］。
二、战略化部署出版发行机构，开拓全国性出版发行网络
（一）科学预测发展趋势，纵深防御战术部署
延安出版产生于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战争时期，时常面临日本侵略者的枪林弹雨，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封锁。党的科学预测及战略化部署为出版业克服血雨腥风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极端困难指明了道路，推动了出版事业的茁壮成长。1938年11月，日寇第一次疯狂轰炸延安后，毛泽东对出版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预测：“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分为华北、华中与华南三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军队取得联络，与自己在后方的书店取得经常联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交通太困难。所以各战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自印自卖。印出的书本，应该也只能是薄薄的了。”［9］
1940年前后，周恩来贯彻执行毛泽东对出版机构的战略化部署，他到重庆直接找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负责人谈话，鼓励他们以民营企业的形式到延安和华北等地去搞出版发行业务，从而推动民族资产阶级到解放区去办出版社、办印刷厂、开书店。自营、民营或合营的出版发行机构，“均按一、二、三线的纵深防御战术部署。第一线的出版机构，是在政治上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的；第二线的出版机构，偏重于出版理论性和与现实政治接触较少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读物；第三线的出版机构，则以出版中外文艺读物、知识性读物和工具书为主”［10］。在经营方面，无论自营、民营或合营的出版发行机构均采用分散隐蔽、化名经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实力，长期斗争。1940年7月，为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封锁，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11］。党的科学预测和战略部署，让诸多出版发行机构幸免于难，保全了党的出版发行事业，推动了党的出版发行事业深入发展。
（二）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健全出版发行网络
延安时期，党灵活采用自营、民营、合营以及业务合作等多种形式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向全国辐射的出版发行网络。其一，边区主要以自营为主。1939年9月，党自营的延安新华书店在延安北门新址开业，书店成立后立即派人赴各根据地检查和组织发行网，在晋西北、太行、晋察冀、山东先后建立受延安总店业务指导的新华书店［12］。据延安《解放日报》报道，1941年8月，新华书店已在全边区建立分支点，每县均有一分店［13］。延安还创办了华北书店、大众书店等民营出版发行机构以及光华书店等合资出版发行机构，促进边区出版发行网络的纵深化布局。其二，在全国其他区域主要以自营、争取先进民营出版机构支持或业务合作的方式建立出版发行点，建立健全全国出版发行网络。党先后在武汉、重庆等地建立了自营出版发行机构，还通过积极争取国统区的进步出版发行机构支持或与之开展业务合作等方式，拓展出版发行网络。全国出版发行网络的建立为延安出版物走向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发挥党的出版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方面的作用。
三、广泛吸纳知识分子，重视出版人才队伍建设
（一）道路吸引与政策吸纳相结合，会聚大批知识分子
延安广泛吸纳海内外各行各业的优秀知识分子，为出版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这一时期，日寇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一致、共御外辱的立场，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至暗时期的民族之光，吸引众多向往光明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明确提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4］。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提出，“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15］。通过道路吸引和政策吸纳，“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走向延安的潮流”，“至40年代初期，延安形成了约4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16］。大批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如王学文、何思敬、吕振羽、王思华等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奔赴延安，他们成为优质内容的供应者、马列著作的翻译人、报刊书籍的编辑者、关键技术的发明家、出版发展的智囊团，为延安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二）精神支持与物质保障并举，鼓励知识分子开展出版活动
广大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后，党在精神上鼓励知识分子办报办刊出版书籍，在物质上为其提供实际帮助。1939年5月，《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推动社会上有声望地位的人出版刊物，党从旁给予人力和材料的帮助。1941年7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坚持抗日民主的原则下允许其他党派或非党人士出版报纸杂志［17］。经周恩来动员，艾青与萧三、柯仲平等发起筹划出版《诗刊》杂志，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当即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帮助解决经费、纸张和印刷问题［18］。
此外，党还通过鼓励知识分子为党报撰写文章、通讯，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参加编辑委员会，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施展才华的场所。1942年3月，毛泽东在《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中提出，《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19］。
（三）挖掘、培养和管理三管齐下，打造出版人才队伍
人才作为知识创新与传播的主体，是推动出版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出版人才队伍建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挖掘人才、培养人才及管理人才的过程。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是延安出版业快速发展的关键。1941年7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提出，在编辑、通讯、出版、发行方面，都须有足够的有专门修养的干部，党的组织必须努力搜集这类干部，并有计划地培养这类干部，在高级党校中可设立新闻班来训练这类干部［20］。在延安出版的发展历程中，党不看出身、不计受教育程度，不拘一格地发掘了诸多优秀出版人才。
这一时期，党非常重视出版人才培养，创造性使用学徒工人制、订单式培养等方法培育了大批出版后备军。学徒工人制即以用促学、学以致用，在实践中培养党的出版事业接班人的模式。例如，中央印刷厂1937年6月就开始招收16至20岁的学徒工人，对其开展为期两年的学徒培训，在学习期间保障其作为工人的基本权益。很多优秀出版人就是从学徒起步，逐渐成长为出版界翘楚。延安大学俄文系为翻译出版《俄华字典》，按需招生、按用培养、需用结合，很好地解决了《俄华字典》翻译出版人才紧缺的问题。这种订单式培养模式为衔接特殊出版人才的社会需求和高校培养提供了有益参考。延安时期还非常重视出版人才的继续教育。凡是参加过延安出版工作的人，政治思想、文化水平、专业技能方面无不受到很好的教育和训练。例如，中央印刷厂自成立以来就建立了日常学习制度，并不定期开设专项培训班，以提升出版人的思想觉悟、文化水平和专项技能。
出版人才的优化配置是出版人才管理的核心，也是推动整个出版业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延安出版业的发展直接得益于有效合理的人才配置，许多出版人因此才得以在各自岗位上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创造性解决困难，不断提高出版印刷产能。例如，华寿俊改良马兰草造纸工艺，蔡善卿等成功自制油墨，在边区受到严密封锁、纸张奇缺、油墨匮乏之时，解决了出版急需，保障了出版印刷的正常进行。有效合理的人才管理为个人才智发挥、实现个人价值创造了条件，也促进了生产急需的解决及生产技术的创新。
延安建设了一支人数众多、理论扎实、经验丰富的出版人才队伍，不仅为党在延安的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还储备了大批人才，驰援各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1月到1941年4月，中央印刷厂调往晋东南、华中、晋绥、绥德警备区、冀察热、大青山、山东、晋察冀，以及八路军印刷厂等革命根据地和边区内印刷厂的人员共9批31人［21］。这些人成为各地独当一面的领导干部或业务骨干，极大地促进了党的出版印刷事业在各地的发展。经过延安出版淬炼的这支人才队伍，其中许多优秀分子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领军人物或业界精英，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四、出版物少而精，重视跨界联动
（一）出版物数量不多，质量颇为精良
初入延安时，在面临日寇的野蛮侵略及疯狂轰炸、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扫荡与经济封锁，以及出版物资极为紧缺的背景下，党的出版数量和规模都不大。随着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开展，马兰草造纸工艺不断改进并广泛使用，自制油墨获得成功后，出版物仍旧少而精，更多的是党的一种主动选择，是党的出版智慧的体现。1942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延安出版缺乏高质量的书稿时提出：“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22］
“少而精”集中体现在延安时期党的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上。从数量上看，延安时期的出版物品种并不算多，先后出版了20多种报刊和400多种书籍［23］。从质量上看，延安时期党的大多数出版物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堪称精品。从内容上看，很多出版物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英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抗战中的中国教育与文化》《六大以来》等，不仅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党史的重要材料。从形式上看，大多排版精美，印刷精良，很多采用竖排形式，颇具艺术气息，且字体较大，方便阅读。
（二）积极实践跨界联动，大幅提升出版影响
跨界联动即跨地区、跨媒介、跨领域的联动，以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实现出版影响的指数级增长。延安时期出版的跨界联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延安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联动，二是报纸、期刊和书籍等不同出版媒介之间的联动，三是出版与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不同领域之间的联动。
延安出版的很多著作都会在其他地区翻印出版。如《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在华北、华东、华中、华西的出版发行机构翻印。中央印刷厂印的书不仅供应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而且在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出版局的领导组织下以纸型、清样或样书供各根据地和国统区、沦陷区等地党的出版印刷机构大量翻印［24］。通过跨区域之间的联动，延安影响着全中国，有效促进了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各地的传播，巩固并扩大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延安时期党非常重视不同出版媒介之间的跨界联动。1941年5月，《中央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25］。广播、报刊可以扩大出版内容的影响范围，提升出版内容的传播时效，书籍形式出版则可以提升出版内容的系统性，拓展出版内容的影响时长。不同出版媒介互为补充，有效集成各自的传播优势。
延安时期党非常重视出版与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不同领域之间的跨界联动。作为舆论宣传阵地，延安出版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指导并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出版物提高了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水平，在动员并组织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也为延安出版的发展打开了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延安文艺创作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也繁荣了延安的出版事业。出版本质上是一项文化事业，是文学艺术的有效载体，延安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又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五、精准锁定核心读者，积极争取其他读者
（一）从内容定制化到服务优质化，精准锁定核心读者
延安时期党的各类出版物的核心读者主要是党员干部和工农兵。1938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说，宣传部的工作第一步是编印士兵教科书和干部读本［26］。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27］。
从内容方面看，延安大多数出版物都是为其核心读者量身定制的。据统计，延安出版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图书册数占比为32.63%，社会科学、政治方面的图书册数占比为12.98%，军事方面的图书册数占比为9.83%［28］。从文风来看，出版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专门针对党员干部的，如《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读物；还有很多是针对普通工农兵读者的，如《大众哲学》《抗日歌集》《白毛女》《列宁的故事》等通俗读物。
从服务方面看，党领导下的出版发行事业致力于为核心读者提供优质服务，建立并维系与核心读者之间的良好关系，从而在心理和情感上进一步精准锁定核心读者。早在1939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新华书店就专门设立邮购科，为距离市区较远的读者购买门店同款出版物提供方便。1943年3月，边区新华书店首先提出“文化下乡”必须有“书报下乡”来配合，书报深入乡村，使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都有机会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精神食粮。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新华书店延安总店就开始以“基本邮购读者”之名探索会员制，基本邮购读者享有书报购买优惠、新书通知、购买优先权、限额透支、免包扎费等服务。1944年11月，新华书店延安总店创设读者阅览室，为核心读者提供舒适的阅读空间。此外，新华书店还创办读书会，组织知识分子协助读者写稿，不断拓展核心读者服务的内涵和外延。
（二）从群体细分化到内容差异化，全面争取其他读者
延安时期，党根据政治立场的不同将其他读者群体划分为敌军士兵、伪军伪政府、沦陷区人民、友军、国际友人等读者群体，并充分考虑不同政治立场读者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出版不同内容，有的放矢，最大限度争取各类读者。1941年3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提出，针对敌军士兵，充分考虑其觉悟程度，出版一些能够激起日本士兵思念家乡、厌战、不满长官打骂情绪的宣传品，文字必须是真正的日本文，形式要短小精致，印刷精美，以适合其脾胃。针对伪军伪政府的出版方针是努力争取他们，使之直接或间接帮助抗日事业，孤立日寇。针对沦陷区同胞，多出版报纸、刊物、小册子等，揭破敌伪所加与他们的欺骗与麻醉，揭破敌寇所用的屠杀与怀柔的两面政策，以提高其觉悟程度与民族自尊心，使伪军、伪政权在群众中陷于孤立［29］。针对友军，在我军驻地周围及友军驻扎境内，到处书写和张贴诸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一切中国的同胞、中国友军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反对中国人自相残杀”等口号，缓解摩擦，一致对外。针对英、美、法、苏等反法西斯国家，加强国际宣传，通过电影、画册、报章、共同宣言、代表团等取得各国的同情援助，加强抗战的力量。
六、结语
延安时期党的出版经验是党在出版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破敌制胜的法宝，对新时代进一步发展党的出版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是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延安时期党的出版事业是伴随着党的不断发展而壮大起来的。新时代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纷繁复杂且变化多端，国内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出版竞争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时代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首先要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代表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增强文化自信，带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二是做好顶层设计，建立优势平台。延安出版的发展和繁荣得益于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战略化部署。新时代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和重视。在此前提下，紧密围绕“互联网+”时代背景、平台化发展趋势与读者切身所需，做好顶层设计，打造优势出版平台，聚合出版资源，响应读者学习、社交、生活需求。同时高度重视新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推动融合出版，繁荣出版市场。
三是广泛吸纳优秀出版人才，重视读者需求及反馈。出版系统既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也是一个循环的系统。当前国内很多优秀出版人才、优质稿源单方面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而海外优秀出版人才及优质稿源的流入则完全不成比例。新时代进一步发展出版事业应灵活采用优惠政策，多措并举，广泛吸纳全球优秀出版人才、优质稿源。目前，出版界还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完全满足，另一方面出版库存连年积压。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加强作者、出版人、出版机构、读者之间的互动，尤其要重视读者的需求与反馈，做好读者服务，不断拉近与读者之间的物理及心理距离，兼顾出版系统的开放性和循环性，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出版循环系统。
四是打造精品出版物，不断创新跨界营销。当前出版数量不少，但很多出版物内容不够精良且低水平重复，形式上较为粗糙。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应考虑集中优势力量打造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精品出版物，做好做精主题出版，内容方面要精中选精，形式方面应富有新意和吸引力。不断创新出版跨界营销，既要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跨界营销，也要促进不同出版媒介之间的跨界营销，打通出版内部之间的跨界营销渠道，架起国有出版与民营出版之间跨界营销的桥梁，更要重视出版事业与政治宣传、经济建设、文化艺术、休闲娱乐等不同领域之间的跨界营销，形成叠加效应和整合效应，提升传播效果。
注释：
[1]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162.
[2]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57.
[3]吴永贵.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126.
[4]郑保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1-72.
[5]吴永贵.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927.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39.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70.
[8]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780.
[9]赵生明.新中国出版发行事业的摇篮:延安时期新华书店史略.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113.
[10]赵晓恩.延安出版的光辉.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61.
[11]吴永贵.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100-1101.
[12]吴永贵.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055.
[13]吴永贵.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132.
[14]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91.
[15]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01.
[16]张远新,吴素霞,张正光.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8.
[17]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65.
[18]刘苏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03.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12.
[2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51.
[21]张彦平.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112.
[22]吴永贵.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179.
[23]赵晓恩.延安出版的光辉.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23.
[24]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306-307.
[2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0.
[26]吴永贵.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971.
[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5.
[28]刘苏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9.
[2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