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黄先蓉、陈馨怡：武汉大学
【摘 要】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强大思想武器。百年来，出版业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过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光辉历程，并在出版管理、出版资源、出版领域以及出版“走出去”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实现了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的繁荣与发展。展望未来，出版业必须从体制机制、人才培养、内容品质、版权保护、技术融合等方面着手，持之以恒地推动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文化支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业；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党史学习教育
百年风雨，百年积淀，出版业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国家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回顾党发展出版业的历程、总结成就并展望未来，有助于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谱写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使出版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改革与发展的伟大进程。
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出版业的百年历程回顾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各个阶段都高度重视出版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关键，只有更深入地了解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出版业的历史，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出版业的现在和未来。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红色出版事业为革命作出突出贡献，奠定了新中国出版业的基础（1921—1949年）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出版工作，中共一大明确规定出版工作“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此后，中国共产党陆续创办《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和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出版机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有效宣传。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十分危急，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通过《布尔塞维克》《红旗》等机关刊物和无产阶级书店、华兴书局等地下出版机构继续开展宣传斗争，另一方面在苏区建立了中央出版局等出版机构，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出版事业，积极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巩固、发展了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通过新华书店和解放社等出版机构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出版活动，党的革命出版物成为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的重要思想武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全国各地的陆续解放，党的出版事业进一步发展。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出版物积极引导正确舆论，为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出版管理体制确立，出版工作原则、行业标准等事项明确，出版业在探索中前进（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出版业开始了新的布局。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政务院下设出版总署管理出版工作，出版工作的一些重要原则、标准、制度也随之确立。1950年9月，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提出，出版要“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2］。同年10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强调出版工作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工作。与此同时，出版总署发布《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开始将分散的新华书店统一为国营单位，并在全国范围内对民营出版、印刷、发行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一系列新体制、新措施的有力推动下，新中国出版业很快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一大批马列著作、学术著作、文艺著作得以出版，极大地丰富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出版工作遭到重大破坏，出版事业停滞、混乱，但在此期间，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中国古籍整理著作等图书大量出版。
（三）改革开放后，出版业法治建设进程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出版业迎来大繁荣大发展（1978—2012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亦由此起步。198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这一时期乃至今后的出版工作都起到了明确的指导作用。1992年，随着邓小平视察南方以及党的十四大召开，出版业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征程。这一阶段，出版管理部门采取了“扫黄打非”、加强书号总量的控制、加强图书选题的审批等举措规范出版市场［3］。《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及相关规章条例相继出台，出版法制建设步伐加快。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出版发行领域开始向外资开放。为应对国际化竞争，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先后对文化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出版业市场化进程加快。
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出版业的活力，出版市场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出版企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图书、期刊品种与印数出现井喷式增长。我国出版业进入市场化、集团化、产业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时期。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出版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出版工作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将出版业的管理和发展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2018年，出版工作划归中宣部管理，加强了党在新闻舆论方面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新时代出版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切媒体融合发展趋势，深刻指出媒体融合应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4］，为新时代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党的新闻出版阵地提供了根本遵循。《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为新时代出版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5］。
新时代，出版业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开拓出版业发展新篇章。未来一段时间，出版业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不断深化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出版业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
百年奋斗使我国的出版业呈现繁荣态势，在出版管理、出版资源、出版领域以及出版“走出去”等方面均成就斐然，出版整体面貌和发展格局焕然一新，出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出版管理成熟完善
1.出版宏观管理体系日趋完善，法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出版工作高度重视，先后通过出版总署、文化部、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对出版工作进行管理。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将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宣部，由此，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的顶层机构设计进一步完善。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出版管理机构的职能配置也不断优化。出版管理部门通过权力的取消、下放与转移，理顺了与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出版管理手段由过去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方式间接管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强。
出版法治建设与时俱进，始终坚持作为出版宏观管理体系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宪法》为统领，以三部行政法规为核心，以各种行政规章为配套的出版法律体系［6］。著作权的保护也在持续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于1990年正式颁布，2020年完成最新修订。
2.出版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
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别开来。2003年开始，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陆续推行。目前，除公益出版单位外，各部门、地方、高校出版社以及国有印刷、复制、发行单位均已完成转企改制［7］。在此基础上，出版单位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多种形式的双效考核制度。出版管理更加规范，决策更加科学，极大地激发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一时期，出版企业集团化及出版集团上市融资的工作也在进行之中。截至2019年，我国经批准的出版传媒集团达124家，其中21家集团资产总额超一百亿元，43家集团已成功在内地和香港上市，集团旗舰作用进一步凸显［8］。出版企业集团化和上市融资打造了一批导向正确、实力强劲的出版传媒集团，使我国出版企业更加适应国际化竞争的需要。
（二）出版资源优化升级
1.出版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培养机制逐步健全
经过多年的发展，出版业已形成一支数量充足、层次较高、结构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截至2019年，我国新闻出版业就业人数达362.4万人。这些出版人在促进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出版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以业界实习实践与学界高等教育两条路径为主的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出版业界以出版考试制度和职工培训制度为基础，围绕其建立了包括职称制度、荣誉奖项和人才工程等在内的激励机制，持续提升出版工作者的政治素养和专业素质［9］。另一方面，高等院校不断完善出版学科建设，保障了编辑出版人才的可持续发展。1983年，武汉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出版类专业［10］，随后复旦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高校相继开设了编辑出版学专业。出版学科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培养层次不断拓宽，为出版业输送了一大批经过系统化学习的专业人才。
2.出版内容资源极大丰富，内容开发模式更加多元化
出版是内容行业，内容资源是出版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出版内容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政治经济的新变化、科学研究的新发现、文学创作的新成就都为出版提供了新的素材。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为内容制造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和全民表达的可能性，用户不再仅仅是内容的接收者，而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其参与出版物生产与传播的意愿显著提升。出版机构纷纷意识到外部资源的重要性，积极探索“草根开发模式”，充分调动读者的创作积极性，为读者带来更具参与感的体验。出版内容开发模式也更加多元化，出版机构通过将现有图书数字化，由此衍生出电子书、视频、音频等一系列网络资源，打造全媒体出版模式，从而实现出版资源的价值最大化。
3.版权市场规模不断扩张，全IP开发产业链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版权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据统计，2019年我国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为7.3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7.39%［11］。版权市场规模扩张的同时，版权运营也走向成熟。如今，IP运营不再只是简单的纵向发展，而是以主要IP为中心，通过不同平台进行深入挖掘和多角度的纵横开发，形成完整的IP产业链，并通过全版权、多维度的联动营销，不断提升IP情感的附加值，最终创造惊人的价值。
出版业由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集聚了大量优质的资源，在IP产业中具有天然的优势。近年来，许多出版机构都在全版权运营模式的探索中取得突破进展，凭借其内容资源和强大资本向影视剧、广播剧、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领域拓展，有效延伸了出版产业链条。
4.科技赋能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型业态
古往今来，科学技术上的每一次变革都对出版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从“铅与火”到“光与电”再到如今的数字时代，出版业始终积极拥抱新兴科技，作出与时俱进的科学选择。21世纪以来，数字出版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出版业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板块，2019年，我国数字出版收入总额达9881.43亿元，同比增长11.16%［12］。以网络出版、云出版等为代表的出版新型业态应运而生。政法、地质等出版领域已经构建出较为成熟的大数据平台。数字出版产业化应用服务示范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全面推进。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同时，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出版策划、出版产品、版权保护等方面的应用又为出版业的未来发展带来无限的可能性［13］。
（三）出版领域百花齐放
1.主题出版彰显使命
2003年主题出版工程正式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统一规划下，主题出版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等一批重点项目极大激发了出版社参与主题出版物选题策划的积极性，出版行业在不同时期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主题持续不断地推出了一批批反映传统文化、中央精神、时代主题的优质主题出版物［14］。主题图书市场的繁荣不仅使出版社收获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进一步提升了社会主流舆论的传播力，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2.大众出版引领思潮
大众出版是指与公众的日常生活、休闲阅读和文化体验有关的出版［15］。在现代出版业中，大众出版与公众的联系最为密切，是市场占比最高、增长速度最快的出版品类。2006年起我国开始大力倡导全民阅读，在政府的引导下全民阅读活动规模不断扩大，为大众出版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6］。经过多年的发展，大众出版细分市场各有侧重、共同发展，出版了一批优秀文学类图书、少儿类图书和人文社科类图书，对于引领社会文化走向，引导群众树立正确价值观，提升国民文化素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3.专业出版开拓创新
专业出版满足各专业读者对系统化知识的需求，是最专、最深、最细的出版。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专业出版在科技创新、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出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拨出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具有学术价值的专业出版物，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在基金的资助下得以出版。
作为人类社会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专业出版积极适应技术创新带来的新变化和新要求。不同领域的专业出版机构纷纷根据自身特点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立起专业特色数据库，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并从中找到了新的盈利点［17］。
4.教育出版传道育人
教育出版在传承人类文明、培养时代人才、塑造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教材市场的巨大需求。随着教育出版市场的繁荣与新技术的出现，为了带给广大师生更优质的学习体验，教育出版机构也积极推动新技术在本领域的应用。电子课本、网络课程等新形态产品层出不穷，各种在线服务平台蓬勃发展，教育资源共享成为趋势。
（四）出版“走出去”成果丰硕
随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出版“走出去”工作，陆续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项目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出版“走出去”开启了新的征程。2015年“丝路书香工程”全面实施，相关财政、金融、税收等配套政策不断完善。
出版机构得益于政策的助推，也从最初的产品输出、版权输出扩大到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开展资本输出，出版“走出去”工作不断深化、步伐不断加快。
三、新时代出版业保持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展望
当前，我国出版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口，我们既要总结中国共产党发展出版业的历史成就，更要着眼于出版业的未来发展。出版业应从体制机制、人才培养、内容品质、版权保护、技术融合等五个方面着手，持续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一）深化出版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出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体制机制持续优化，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现行出版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地方，传统出版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也整体落后于新兴企业，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出版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出版业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要求，坚定不移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一方面，加快推进出版行政管理数字化转型，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开展电子化招投标、网络书号申领等项目的建设，实现出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8］。另一方面，出版企业应将创新驱动战略作为企业的战略之首，着力完善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发挥出版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积极性、主动性。
（二）高度重视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构建复合型人才体系
5G时代到来，传播内容、形态、渠道日益多元，媒体融合发展迈向纵深。出版融合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专注于编校工作的出版人才已经不再适应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挑战，出版业急需既掌握编辑出版知识又具备新媒体运营、数字化产品研发等技能的复合型人才［19］。
为此，出版界必须不断提升人才队伍建设在行业中的战略意义，加快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步伐，从高校课程更新、企业实习实践、行业专业培训等多方面探索出版学知识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路径，培养兼具政治素质、创新思维、专业知识、数字技能的高水平人才，为出版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同时，出版机构还必须完善人才评价制度，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为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三）持续推进出版内容品质升级，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出版兼具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出版物的质量问题不容忽视［20］。对出版机构而言，首要的便是严格落实“三审三校”制度，明确内容、编校等各环节人员的职责，建立全面的图书质量管理体系。在内容质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出版机构应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以往依靠品种数量的发展方式，进入以质量取胜的新阶段。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追求出版的高度，打造兼具思想性、创新性的出版精品，奉献出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作品。
（四）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推动版权运营向精细化发展
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传输的快速、便捷、不受时空限制的性质，网络盗版屡禁不止，作者和出版商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威胁。习近平强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21］。2020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顺时应势，回应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还应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工作，树立鼓励原创、尊重版权的社会道德风尚；司法和行政机关需加大执法力度，严格维护版权市场秩序；出版机构要学法遵法用法，打通版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全链条。
版权运营方面，在经过了“唯IP论”“IP热”之后，版权市场渐趋理性，版权精细化运营成为共识。出版机构一方面必须重视版权管理，组建专门的管理部门对自有版权进行集中运营，另一方面有必要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版权开发，通过充分调研市场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发出不同形态的版权产品，围绕用户需求形成完整的产业链［22］。
（五）大力推动出版与技术深度融合，不断拓展出版边界
近年来，出版行业也在探讨融合发展的各种路径，但总体而言，出版行业与新兴技术的融合水平还不够高，科技对出版建设的支撑作用还未充分发挥。许多出版机构在引入新技术、打造新业态的过程中并没有找到合适的盈利方式，主动融合的积极性遭到削弱。
出版和技术的融合，不应该仅仅是内容知识或产品层面的融合，还应包括服务的融合、渠道的融合、资本的融合以及产业层面的融合。这需要党和国家提供相关扶持政策，建立出版创新支撑体系，完善出版创新激励机制，激发出版行业深度融合的积极性，更需要出版机构充分认识出版融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大在技术研发、平台运营等方面的投入，探索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应用于出版业的最优路径。
注释：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7-8.
[2]袁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250.
[3]周蔚华.中国出版体制改革40年:历程､主要任务和启示.出版发行研究,2018(8).
[4]人民日报评论员: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做大做强主流舆论.(2019-01-26).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9/0126/c1003-30591064.html.
[5]王炎龙,李长鸿.新中国70年出版业发展态势与运行逻辑.中国编辑,2019(9).
[6]黄先蓉,程梦瑶.改革开放40年的出版法制建设.科技与出版,2018(12).
[7]柳建尧.从国企改革历程看出版企业深化改革的走向.中国编辑,2011(2).
[8]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2020-11-03).http://www.nppa.gov.cn/nppa/upload/files/2020/11/c46bb2bcafec205c.pdf.
[9]万安伦,刘浩冰,庞明慧.编辑出版人才培养40年:阶段历程､培养机制及问题挑战.中国编辑,2019(1).
[10]黄先蓉,刘玲武.我国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的回眸与思考.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3).
[11]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9年中国版权产业经济贡献.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0.
[12]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9—2020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0.
[13]蒋伟宁,张新新.新闻出版转型升级历程与特征.中国出版,2018(22).
[14]辛原.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图书出版综述.出版发行研究,2014(11).
[15]程三国.理解现代出版业.中国图书商报,2002-10-11.
[16]梁菁.全民阅读背景下大众出版面临的机遇及应对策略.新闻研究导刊,2016(9).
[17]刘坚.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知识服务转型研究.科技与出版,2020(5).
[18]柳斌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推进新闻出版强国建设.中国出版,2013(3).
[19]闫翔.融合出版时代编辑应该具备的素养分析.中国编辑,2018(7).
[20]方卿,张新新.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几个面向.科技与出版,2020(5).
[21]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0-12-02.
[22]刘峰.出版机构IP化经营: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创新策略探析.出版发行研究,20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