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大可、李本乾：上海交通大学
【摘 要】近年来，“逆全球化”风潮不仅给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秩序带来风险和危机，还引发国际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冲击了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理论根基。中国出版界需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实践以及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重新思考出版“走出去”的“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充分把握“逆全球化”下国际传播格局演变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中国出版界应坚定文化自信，注重用中国声音讲好世界故事;拓宽世界眼光，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图书市场开拓;加快技术创新，实现出版"走出去"平台化运作，为推进国际传播创新、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作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逆全球化；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中国出版；走出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未能找到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痼疾的有效路径，西方主要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全球化运动。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国内矛盾日益加剧、民粹主义抬头，西方国家对内对外政策上的保守、排外倾向日趋明显，早先零星的反全球化运动演变为建制性的“逆全球化”风潮，不仅带来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和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还引发国际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出版“走出去”的理论根基。在世界秩序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亟待再次体认出版业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的价值与功能，重新思考出版“走出去”的“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
一、“逆全球化”下的国际传播变局
（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严重影响各国文化消费需求
21世纪初，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步入快车道，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逐步削减，各类生产要素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世界经济长期保持旺盛增长势头。在经济增长的刺激下，出版产品的国际流动显著增强。随着“逆全球化”风潮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互影响，形成负面循环。受此影响，中国出版产品年度实际出口规模明显缩小。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严冬，也严重扰乱了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常规模式。2020年上半年，国内外物流、印刷行业等长期停工，图书印刷和运输成本激增，面向欧洲疫情严重国家的图书出口贸易长达数月处于零订单、零询价的状态。此外，大多数境外国际书展被迫取消或延期举办，中外图书版权洽谈受到极大影响。虽然2020年第三季度我国对外出版贸易热度有所回升，但随着欧美国家入冬以来再次进入疫情高峰期，中国出版“走出去”短期内的前景仍然很不明朗。
（二）全球治理困境重重，侵蚀国际传播制度合作根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沟通和碰撞愈加频繁。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类世界性问题时，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意识到加强国家间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然而，无论是西方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还是其倡导的全球治理模式，本质上都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表现形态，既无意也无力解决内嵌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等、不平衡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个体、国家、区域间的发展鸿沟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本国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中下阶层的就业难度增大，从而形成了将经济全球化视为罪魁祸首的广泛民意。对此，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非但不正面思考如何弥补过往全球化政策的不足，反而利用这个话题对内操弄人心、汲取权力，对外按照自身利益重新“定义”全球化［1］，大行保护主义经贸政策，不断加剧国际社会的分化，全球治理面临严重问题。
全球治理的困境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也明显体现在文化与传播领域。2016年底，欧盟、美国等陆续出台《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反宣传法案》等具有鲜明针对性的对外宣传法案。这些限制性、歧视性政策导致“不同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的移动与变迁受到阻碍”，也使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面临“信息共享、对外交流与制度合作性危机”和全球层面的严峻挑战［2］。
（三）各国文化排外现象严重，跨文化传播不确定性增强
21世纪以来，虽然始终面临各类“距离效应”的困扰，但基于良性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辩证关系之上的“全球场”思想始终是支撑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思想底色。正如“全球场”思想既强调对全球人类状况或文化普遍性的关注，也在思想内部给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主张留下了思想空间。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基本动机既包含“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文化普遍主义的诉求愿望”，也包括“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文化的特殊使命”［3］。然而，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民粹主义盛行，文化排外乃至文化霸权现象日趋严重，支持中国出版全球传播的思想前提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
设立专门的机构推广本国的语言和文化，乃至进行一些国际文化交流与公共外交活动，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也是后发国家提升本国文化影响力的应有权利。但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鼓吹所谓“言论自由”，加大全球意识形态输出力度，另一方面又以国家文化安全为名，对中国等国家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施加各种不必要的限制。2017年以来，欧美不少国家的媒体和智库大肆炒作“锐实力”概念，指责中国通过建立孔子学院、实施各类传媒出版国际化项目，对其他国家的政界、媒体和学术界进行渗透和分化，影响了所谓西方价值观的独立性，呼吁西方国家尽快采取行动，加大对具有中国背景的国际传媒文化合作项目的审查，“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发起攻势”［4］。在此背景下，出版“走出去”作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面临更加严峻的传播环境。
（四）中美竞争向网络空间延伸，互联网“出海”路径遭受冲击
得益于庞大的互联网人口、丰富的应用场景需求和富于弹性的监管政策，中国互联网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譬如，在网络动漫、网络文学等领域，我国已涌现出一批具有区域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出海平台”。不少研究者认为，互联网行业文化“出海”是提升出版“走出去”能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创新路径。
然而，2019—2020年美国先后启动针对抖音国际版、微信等中国互联网应用企业的调查，并最终决定通过立法禁用抖音、微信等应用程序。如果说互联网是美国推行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维系其全球文化霸权的重要工具，那么美国将中美两国在互联网领域的竞争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对抗，其动因就不仅仅停留在贸易和科技层面，更多是对中国参与互联网国际话语权竞争的强势阻截。而从美国相关行为在印度、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引发的连锁反应来看，中国出版和中国文化的互联网“出海”之路也不会一帆风顺。
二、“逆全球化”下中国出版“走出去”何以可能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传播秩序变革
当前，在“逆全球化”风潮下，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有所下降、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也不断弱化，美国等国家更以所谓本国利益至上为名，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合作和全球秩序。面对日趋突出的世界性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领导人多次倡言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赋予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建立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参与更为多元的全球文化版图绘制提供了新的思想支撑。
（二）“新十亿”阶层崛起改变国际传播传统生态
当前，虽然国际传播整体格局仍“遵循以美国为中心的操控结构，映射美国国家—资本联盟的意识形态偏好和政治诉求”［5］，但随着包括传播格局在内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向有利于东方国家的方向转移，以及全球范围内更为广泛的“他者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传播生态的能力也在不断下降。
2015年以来，全球传播的语种结构和人群分布发生了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就前者而言，阿拉伯语和汉语使用频率大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长期以来由英语主导的全球传播秩序；就后者而言，2012—2016年，全球有25亿人接入互联网，这些主要来自亚非发展中国家的新网民形成了正在崛起的“新十亿”阶层，这批“新十亿”阶层的崛起改变了这个群体及其背后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失语的局面，增强了国际传播生态的多元性，使得国际传播场，特别是全球互联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公共领域”［6］。
“新十亿”阶层的崛起也在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新的可能。譬如，近年来李子柒在YouTube上传的以中国美食和乡村生活为主题的系列短视频，就受到世界各国网民的追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少外国网友利用短视频等新兴媒介形式，或面向中国网民直播外国疫情动态及防控举措，或通过记录在中国的亲身生活体验，向世界传达关于中国抗疫的真实声音，有效促进了疫情防控期间各国民众的交流与沟通［7］。未来，随着全球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更多的“小人物”将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自来水”，通过构建人人皆可创造和传播的新形态，激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共鸣［8］。
（三）“一带一路”布局拓宽出版“走出去”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极大拓宽了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想象空间。长期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认为只有成功打入欧美市场，中国出版才算得上走向世界。但实际上，无论是在人口、地域面积，还是在文化、价值观上，欧美国家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如果只注意到欧美“小世界”，而忽略了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大世界”，中国出版就失去了与更广泛的民众、更多元的文明样态互学互鉴、交流互动的机会。
近年来中国出版界已显著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版界的交流与合作。2014年以来，以“丝路书香”工程获准立项并入选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重大项目为标志，国家和地方新闻出版管理部门都加大了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扶持力度，出版企业也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一带一路”版权贸易形式。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截至2018年底，我国出版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输出总量在整体版权输出总量中的占比已超过了55%［9］，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视界转换和视域拓展已初见成效。
（四）疫情有效防控提升中国出版“走出去”感召力
发展道路的感召力构成一个国家对外传播能力的基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具有非比寻常的全球传播能力，除了在资金、技术、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成功激起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众对西方发展道路和价值观的认同。不过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对内不断凝聚为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自觉探索，对外不断强化全球后发国家探索本国发展模式的信心。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不仅迅速控制住了本国疫情的蔓延，基本实现生产、生活秩序的正常化，还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抗疫活动，中国道路的全球感召力得到显著增强。21世纪以来，不少出版界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相比，海外读者对当代中国的兴趣正与日俱增，国际社会将更加渴求了解中国发展现状、认识中国制度特色和发展理念，这将为中国图书的海外传播注入强劲的动力。
三、“逆全球化”下中国出版“走出去”实践空间
（一）坚定文化自信，注重用中国声音讲好世界故事
根据笔者对“丝路书香”工程等国家级外译项目的前期研究，当前我国对外输出的图书总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相较于政治、经济、科技主题图书，文学和文化类图书占比明显较高；第二，相较于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著作，“概论式”图书占比明显较高；第三，对外输出的图书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主题图书，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的图书极为有限［10］。虽然上述情况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譬如由于大部分外国读者对中国了解得不多，“概论式”图书可以在相对简短的篇幅内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在某一方面的整体情况，但也在不经意间造成中国出版“走出去”选题空间的自我限制。
事实上，正如国内图书市场上充斥的西方理论类图书和汉学图书所显示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出版市场上的权威地位并不仅仅体现在成功输出了多少关于“自我”的图书，更体现在不断创造理解世界的“理论”和“概念”，生产并传播关于“他者”的知识，并以此影响乃至规制了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自我认知。就此而言，如果中国图书对外输出的重点仅仅停留在文化、中国等议题上，就在无形中放弃了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重大议题解释权的争夺。
“逆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旧不断转化、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对致力于出版“走出去”的工作人员来说尤其重要。我们应该始终意识到，作为一项当代重要工程，出版“走出去”首先应该是当代中国“走出去”，出版“走出去”能取得多大的成功，与当代中国实践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多少认同息息相关。因此，出版界应避免将中国出版“走出去”窄化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或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而应加大政治经济主题图书、理论书籍和国际问题研究书籍的策划和推广力度，既注重“讲好中国故事”，也注重从中国视角“讲好世界故事”，让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与中国主体性世界观的生发过程同频共振。
（二）拓宽世界眼光，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图书市场开拓
作为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代表了一种“不同于海洋中心论的全球律则的弹性世界观和秩序观”［11］。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欧美发达国家是全球的中心，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指的是走向欧美、与西方接轨。因此，不少出版人也不自觉地将打入欧美图书市场视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首要目标。
近年来，虽然上述情况已经在转变，但无论是清除旧的世界观的影响，还是推动新的世界图景的形成，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图书出版市场开拓力度方面，中国出版界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譬如，虽然目前国家和地方各级新闻出版发展规划都列入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内容，但相关规划十分零散、缺少统一体系，彼此间的协同也不够密切。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充分发挥规划体制这一制度优势，牵头制定“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专项规划，以国家力量助力“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的集约化发展。
此外，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形态也极为多样，单纯依靠出版机构的力量难以全面获取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所需的专业信息。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有关部门可以协调驻外使领馆、文化机构、教育机构、相关科研院所和智库、出版机构等多方力量，开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图书市场的深度调研，并通过特定渠道与涉外出版机构共享，为出版机构输出更适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所需要的图书提供可靠支撑。
（三）加快技术创新，实现出版“走出去”平台化运作
虽然近年来在“逆全球化”风潮和中美战略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出版和文化的互联网“出海”之路并不一帆风顺。由于欧美国家多年积累的技术、渠道和市场基础很难撼动，能否充分借助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等特征，发挥我国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优势，推动实现出版“走出去”的“互联网+”转型，仍然是中国故事全球传播能否“弯道超车”的关键。因此，针对国际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对多样化数字阅读产品的需求逐年提升，中国出版界应加大电子书、有声书、可视化图书以及数据库等数字出版产品的研发力度。国家新闻出版有关部门也应加大对数字出版“走出去”的支持力度，为出版机构积极打造高质量数字化产品线、加大数字版权输出、推进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提供方向指引。此外，除了产品的数字化，国家新闻出版有关部门和有条件的出版机构还可以牵头搭建数字化“出海”平台，利用互联网平台连接多方的技术、商业优势，汇聚更加多元的内容资源，提供更加丰富的消费场景，培育图书出版产品跨国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出版“走出去”供需有效对接的高地。
四、小结
“逆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也是一个新旧不断转化，充满了多种可能性的时代。中国出版界应充分把握“逆全球化”风潮下国际传播格局演变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坚定文化自信，拓宽世界眼光，发挥中国制度优势，积极应用新技术，开创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局面，为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1]冯维江.“逆全球化”将去向何方.人民论坛,2019(17).
[2]于运全.逆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新动向.新闻与写作,2020(3).
[3]张丽燕,韩素梅.“全球场”:出版走出去的逻辑起点与路径层次.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
[4]刘国柱.“锐实力”论与美国对华战略环境的转变.美国研究,2019(2).
[5]洪宇.全球互联网变局:危机､转机与未来趋势.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5).
[6]史安斌,王沛楠.“新十亿”阶层的崛起与全球新闻传播的新趋势.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7]鲍雨.疫情时期外国“网红”对中国社交媒体的参与利用分析:以新浪微博为例.对外传播,2020(5).
[8]闫昆仑,袁静,张婧,等.2018年中国互联网行业文化出海分析.国外社会科学,2019(2).
[9]樊文.柳斌杰:共建“一带一路”出版合作机制让出版走出去“走深走实”.国际出版周报,2019-08-12.
[10]王大可,李本乾.“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的思考.国际传播,2020(2).
[11]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下).经济导刊,20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