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马春霞：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芦会影：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六百字编通俗教育教材系列是民国时期第一套面向失学民众的社会教育教材。为实现广泛教化民众的目的，课本从编辑到发行均秉持大众视角。教材内容字少句浅，贴近民众认知，便于普及常识;发行过程中侧重低价销售、卖赠结合，充分利用通俗夜校与报刊宣传使之风行全国。这套教材无论对于今天推广社会教育，还是对于课本编撰、出版发行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启示价值。
【关键词】通俗课本；社会教育；编辑理念；传播策略
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课本是民国时期第一套社会教育教材，1912年由上海浸会大学国文教习董景安编订、出版。教材有《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识字课本》（以下简称《识字课本》）1册，《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以下简称《读本》）3册。《读本》每册探讨不同的主题，以进一步拓展知识，提升阅读能力。不同于学校教材，这套课本从引导年长失学之人识字入手，进而借专题学习巩固生字、普及常识。课本内容涵盖天文地理、修身爱国、风俗卫生、日常交往等诸多方面，出版后颇受欢迎，甚至风行菲律宾等地，成为社会教育教材的范本，多次再版，影响甚广。本文从编辑出版学的视角出发，分析这套课本的编写缘起、编辑理念及传播策略，以揭示其如何有效契合当时的大众需求。
一、六百字编教材的作者与编纂缘起
董景安1875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乃中国近代扫盲教育界的先驱人物。他中学毕业后先后担任当地小学校长、中学副校长、中学校长等职务。在此期间，曾对当地的历史、经济状况作过深入调查，深切了解中下层社会的状况。1906年赴上海，同美国人魏馥兰等创办上海浸会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1915年任沪江大学副校长，其间先后到欧美诸国考察教育情况。1919年，他从沪江大学离职，创办大同编译社。他编撰与出版六百字编通俗教育教材的活动主要集中在1912—1919年这段时间。
董景安“身任教育二十余年，深知社会教育之要”［1］。他认为，“教育是国之基础”，面对大量目不识丁的社会民众，识字教育尤为迫切和紧要。多年的教育实践使其意识到，中国的“乡邨僻壤，不过千人中有一二读书识字而已，坐是国不能兴旺，虽有少数人作美文，写佳字，实属无用”［2］。就是说，要实现国家富强，仅依赖千分之一二的读书人是不可能的，惟有使文盲识字，提高下层民众的智识，才有助于巩固国基。因此，董景安大力主张开展以识字为基础的社会教育。1912年，当时的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从官方层面大力提倡社会教育。在此背景下，民间人士举办的社会教育活动逐渐蓬勃开展起来。
当时最为棘手的问题在于缺乏符合失学大众认知水平的识字教材。有些针对失学民众开办的学校用小学的教材开展扫盲教育，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因小学教材专门为适龄儿童常规课堂所用，适合长期系统的学习。而普通平民多为生计奔波，无暇读书，他们更看重识字的功利性——所学即所用，所用即所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董景安意识到，编纂合适的扫盲教材，既是推广社会教育的需求，也是启蒙大众的重要利器，最终可使“中下社会之人略具普通之智识、寻常之道德”［3］。
在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课本之前，针对年长失学者和家境贫寒子弟的教育问题，清末学部编纂了《简易识字课本》三种：第一种择取3200字，3年学完；第二种减为2400字，2年学完；第三种为1600字，1年学完。这套课本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主要为识字学堂或扫盲私塾所使用，入学的多为儿童而非失学成人。尽管文字上不断简约、学时上不断缩短，《简易识字课本》依然令大多终日操劳的普通劳工望而生畏。鉴于此，董景安认识到，通俗教育课本的编纂必须充分考虑大众的日常作休，充分凸显速成性和实用性。课本要价格低廉，学习要耗时短，才能符合劳动工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节奏。基于这种认识，董景安“用省字法选最浅要六百字，编成通俗教育教科书”［4］，包括《识字课本》1册和拓展知识的《读本》3册，民众仅需半年便可完成整套教材的学习。
这套教材最早由上海美华书馆于1912年6月出版，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颇受社会各界好评。六百字编通俗教育教材之所以广受欢迎，与编者对大众生活和社会教育的深刻体认不无关系。在出版识字教材的同时，董景安还计划选用700个汉字发行一份通俗报纸，以提升民众的阅报能力。可见，他力图充分利用出版与传播途径来促进社会教育的发展，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实现大众启蒙。
二、基于大众认知的编辑理念
针对当时民众智识水平较低的状况，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课本的编辑凸显两大特色：其一，追求字少句浅，通俗易懂；其二，着力普及常识，文以载道。董景安认为，“为共和之国民，不可无普通之智识”［5］，文字是重要的传播工具，它传递的信息与价值具有不可忽视的教化功能。因此，这套通俗教育课本的编辑宗旨在于将认识文字、传播知识和启蒙道德融为一体。
（一）追求字少句浅，通俗易懂
这套教材由识字入手，先学习《识字课本》，在浅显趣味的识字、组词及造句过程中将字的学与用融为一体。《识字课本》共计60课，每课1页，编排10个字，上下两部分各5个字，每字下组词或造句示范用法。整本书对于汉字的择取颇为用心，选用浅近的常用字，按由浅入深的顺序编排。具体来说，笔画上由简入繁，前五课每字笔画不超过六笔，五至十课每字笔画不超过八笔，十至二十课每字笔画不超过十笔，二十课之后字的选择不限笔画。字义上按照词性来编排，前五课以内只教授名词、动词、形容词，六至十课加入代词、状词，从第十一课起加入介词、连词，到第五十课后加入助词。此外，该识字课本不仅引导读者识字，还展示组词造句之法，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词句的编排依据先短后长的原则，前五课每句不超过5个字，五至十课每句不超过7个字，十至二十课每句不超过9个字，此后展现复句，由一句渐进至二句、三句以至更长［6］。如第一课的“天”字组词为“天上”“天下”；后面几课的生字渐渐组句，如第十课将“足”组句为“兵力不可不足”；再后来组复句，如第二十六课用“使”造句为“人人有爱国心则能使其国存而不亡”，引导民众在情境中识字。该书词句通俗，便于诵读，易于识记，且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方便读者理解。
《读本》主要用于识字之后的巩固提升，其内容编排亦凸显简明实用的特征。三册《读本》共包括7个主题，仍用原来的六百字编辑，每个主题约20课，每课只编排一段，便于民众理解学习。《读本》第一册包括卫生、伦理、修身三个主题，内容“诵读颇便，且用字虽少而于卫生伦理修身各紧要法理均已阐发无遗，言简意赅，易于领悟，欲为完全国民者不可不读此书”［7］。第二册包括正俗、爱国、地文三个方面，“于正俗、爱国、地文诸要义莫不言之綦详，学者既读上册必继诵是书，则普通知识庶几能完备矣”［8］。鉴于民众因识字不多而不会写信的问题，董景安编了《读本》第三册，专讲有关信函的写法，包括父子、兄弟、夫妻、师生、亲友等日常书信往来的范例，引导民众学为所用。第三册《读本》“虽课数不多而于普通格式已备，读者果能隅反，不独已诵六百字书者便能写信，即略识字意者亦可从事矣”［9］。总体来说，三册《读本》语意浅显，句式简单，篇幅短小，易于掌握，契合普通大众的认知水平。
（二）着力普及常识，文以载道
《识字课本》不仅通俗易读，朗朗上口，而且文以载道，统摄各类基本常识。课本内容的遣词造句强调呈现传统文化的要素，如“天不言而四时成”“能成大事之人必有才知”“正人先正己”“君子爱人以德”等。如此，习字的过程亦是接受文化熏陶的过程。同时，课本中也不乏西方科技卫生常识，特别是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如“动物赖空气以生活”“万物待日光以生活”“月见日之光为光”“水气热则成云，遇冷则复成雨，故雨非龙化也”等。简单的语句传递出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此外，课本中的词句还有现代国民意识的表达，如“仆人亦是国民”“官兵人民皆当有爱国之心”“我国民如喜用土货则金钱不至流出国外”“法律之中有自由，法律之外无自由”等，借此灌输国家观念、法律意识、自由平等理念等。《识字课本》的编辑结合民众生活，将常识的传播寓于组词造句中。可以说，“国民应需之浅近常识，已大概备具”［10］，充分体现了教材的涵化功能，使习字者在诵读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教化。
相较《识字课本》侧重分散知识的呈现，《读本》的编辑则按主题分门别类，构建了比较系统的国民常识体系。正如董景安指出，尽管《读本》内容浅近，然而其“命意尤与共和国民之程度相合”［11］。《读本》每课设一个主题，编排一段话对其进行阐释。二十课的内容集中系统地传递了生活常识与行为准则。如第五个主题“爱国”分别编排了国字之义、民国成立、民国之政治、民国之法律、人人有爱国之责、兴商业以谋国富、用土货以保利权、兴教育以开民智、改风俗以新民德、守法律、地方自治、存公德心作公益事、出税、当兵、国耻、不作卖国贼、与外国人交易当重诚信、道德为国之本及总论等课，系统地对爱国的内容加以剖析，进而引导民众以之为准则实现自我规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册《读本》本为教导民众写信，然而信的内容编排亦贯穿了现代国民常识。如第五六课为夫妻通信，商谈为子谋亲事，丈夫回信中建议要先征得双方子女同意，不赞同以父母之命结婚的旧习。三册《读本》编选的内容基本涵盖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传达了国民应知的道理，反映出通俗教育教材编纂中所学即所用的归旨。
由上可见，这套通俗教育教材充分考虑大众的认知水平，对常用字精心选择、编排，起始于浅显的识字造句，终结于系统的知识普及，适合短期速成学习。课本运用六百字编织出国民知识的“意义之网”，在识字扫盲的基础上，致力于塑造具备常识的现代国民，这也是以一册《识字课本》配套三册《读本》的用意所在。
三、契合大众需求的出版策略
众所周知，学校教材有着固定的受众，即学生群体，而通俗教育教材的受众为普通劳动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分布广泛而分散，作休规律亦不尽相同，这在客观上需要创造性地“挖掘”受众。当时民众多疲于生计或困于智识，识字求知的意向并非如社会教育倡导者所预想的那般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立足大众的现实需求，方能调动其识字热情，进而促进教材的发行传播。据董景安回忆，“我编六百字书为民众课本”，“不数月，廿余万本的六百字书销售一空了”［12］。这样的销售业绩与出版者采取的有效发行策略密不可分。
（一）低价出售，卖赠结合
为了让更多社会大众获得和有效利用识字教材，董景安采取了低价售卖策略。此外，董景安等亦根据各地情况采取有卖有赠的营销方式。低价销售和赠书活动将受众最大限度地吸纳进来，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二）依托夜校，拓展发行
鉴于通俗教育教材受众的分散性，董景安认为建立通俗夜校可以将个人的业余读书识字转变为公共活动，通俗课本的推广也由针对零散的个体变为面向组织化的学校，拓展了发行渠道，可更广泛地影响民众。1912年6月，董景安在上海浸会大学校内附设通俗教育学校总部。总部并不开展具体教学工作，而是负责发售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课本，与各地通俗夜校及有志于创办夜校的人士进行联络。此后，董景安订立通俗学校简章，呼吁各地社会人士借助这套通俗教材开办通俗夜校。简章规定，学生在通俗夜校读完这套教材并能够理解者由通俗学校总部发给毕业证书。通俗夜校凭借短期速成培训与毕业证书吸引民众前来学习，可谓切中肯綮。毕竟对于多数民众来说，培训毕业不仅意味着能够读书识字，更意味着借助知识提升谋生能力。通俗夜校的开办吸引了许多有志改善个人处境的民众，同时也使通俗教育教材的发行量大大增加。
借助于通俗夜校，六百字编通俗教育教材以上海为起点逐渐传播至各地。通俗夜校因其花费低廉以及与求职谋生的密切关联性，颇能吸引普通民众。这些通俗夜校成为普及知识、形塑国民的重要载体，它们的开办也为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课本开辟了重要的发行渠道。
（三）借助报刊，宣传促销
董景安还利用报刊无远弗届的强大传播功能，积极向民众宣传六百字编通俗教育教材。1912年，董景安在《申报》发表《劝开通俗教育学校意见书》，文中对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课本的浅显易学特征进行了重点介绍，呼吁农工商界大力宣传推介，以促进民众识字，普及知识［13］。1913年，董景安在《通俗教育报》上刊登广告，称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课本“字少句浅，意新文顺，最合年长失学者之用，是以出版时未至二年，业已风行海内”，并称拟将这套课本编成官话，以便官话通行之地的民众及想要学习官话的人士习读［14］。1914年，董景安在《大同报》上刊文，对这套教材极力推销［15］。1919年，董景安在《民国日报》发表《普及教育之捷径》，将六百字通俗教育课本称为“最速成普及教育奇书”［16］。借助报刊，这套被冠以“普及教育”“浅显易学”“广受欢迎”的教材逐渐引起社会教育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对六百字通俗教育教材的报刊宣传并非限于出版者的“自卖自夸”，社会人士还以第三方的角色作出积极评价。1919年，《申报》曾报道，董景安所编教材可以使民众在夜校学习半年左右即可毕业并获得证书，“于普通文字能读能写，其办法之佳，成功之速，教育界中无不交口称许”［17］。《昆明教育月刊》甚至将这套课本称赞为“普及教育奇书”［18］。这套课本自编辑发行后，因贴近时代和社会需求，在媒体的大力宣传下被各地广为采用，口碑甚佳，对社会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六百字编教材的示范意义
作为民国时期首套社会教育教材，六百字编通俗教育教材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开创与示范意义。在社会启蒙的时代背景下，该教材呈现的大众视角对于社会教育教材的编撰与传播颇具启示价值。
尽管在此之前社会上也有类似的识字教材和启蒙读物，但是这些书籍多因文言雅语难以引发民众的阅读兴致，或传播范围有限，大众难以获取。如清末新政时期，学部组织编辑的《简易识字课本》讲求“质而不俚”，识字时间至少一年，与民众的认知与生活相去甚远。虽然这套图书有官方大力推行，终因不够“接地气”而未能够真正流向社会大众。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课本则是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在深入的社会考察基础上编就的应时之作。编者自身具有生活阅历，熟知普通大众的生存境遇、心理状态、认知水平、文化需求等方方面面的情况。编者将其对民情的深刻体认融入教材的编纂、发行过程中，使教材真正能够贴合民众的现实需求。正因如此，才有这套教材的“声名远播”，大众视角的取向为其接近民众、启迪民众铺垫了一条重要捷径。
这一视角也为民国时期后续社会教育教材的出版所承袭。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傅葆琛、陶行知等社会教育家针对民众智识低下的状况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编订平民识字课本，以期对民众在经济、道德、知识、社交等方面有所助益。这些平民识字课本借鉴了六百字编通俗教育教材的出版理念，针对民众认知选定生字，并在各地先行实验试用后再推广。此后，众多教育人士走近下层民众，借助识字课本实施社会教育，掀起了一股编辑社会教育教材的热潮，出版相关课本近80种。社会教育教材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出现了专门针对士兵、农民、市民等不同群体的教材。此后，社会教育图书的大众定位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社会教育人士深入基层民众，在了解民众需求的基础上编订教材，充分发挥图书的“社会教育”功能。社会教育教材运用民众的语言编定，面向最广大的民众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六百字编通俗教育教材出版的示范意义值得肯定。这套教材的出版实践对今天的图书如何有效贴近人民大众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1]董景安.普及教育之捷径.民国日报,1919-06-16.
[2]杨贤江.董景安先生讲演通俗教育记录.临时刊布,1916(11).
[3]行健.对于通俗教育之研究.紫阳,1912(2).[4]董景安.奉劝学界诸公开办通俗学校书.大同报,1914(13).
[5]董景安.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编辑大意//董景安.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第四种正俗第五种爱国第六种地文.上海:美华书馆,1915:扉页.
[6]董景安.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识字课本编辑大意//董景安.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识字课本.上海:美华书馆,出版年不详:扉页.
[7]六百字编卫生伦理修身读本.昆明教育月刊,1919(7).
[8]六百字编正俗爱国地文读本.昆明教育月刊,1919(7).
[9]六百字编信函读本.昆明教育月刊,1919(7).
[10]通俗教育成绩报告(续).通俗教育报,1913(8).
[11]董景安.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编辑大意//董景安.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第四种正俗第五种爱国第六种地文.上海:美华书馆,1915:扉页.
[12]董景安牧师证道//明灯报社.证道录(第3集).上海:广学会,1929:49.
[13]劝开通俗教育学校意见书.申报,1912-07-16.
[14]六百字编通俗教科书译成官话预告.通俗教育报,1913(8).
[15]董景安.奉劝学界诸公开办通俗学校书.大同报,1914(13).
[16]董景安.普及教育之捷径.民国日报,1919-06-16.
[17]通俗学校业已备案.申报,1919-09-04.
[18]普及教育奇书内容(即六百字编通俗教科书).昆明教育月刊,19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