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李彪、高琳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摘 要】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舆论表达主体的演进历程，其主要受社会元场域、领导人舆论观及传播技术等综合因素变化的影响。在坚持党对舆论工作领导、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人民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现了自我更新与发展。这一演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以实践为重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大舆论观为指引，突出舆论引导与舆论治理的能动性。回望历史，面对未来日益复杂的舆论形势，要在保持政治定力的同时，适应当前传播形势，充分发挥不同舆论表达主体的作用，建构舆论引导新格局。
【关键词】建党百年；舆论表达主体；群众路线；舆论引导
舆论表达主体作为特定社会语境下舆论的表达者，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政党都具有重要意义。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舆论工作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其舆论表达主体受社会情境、价值诉求、技术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经历了曲折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本文将从宏观层面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间舆论表达主体的演进过程进行回溯和探讨，回望历史，砥砺向前。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动员群众，形成革命舆论
受早期知识分子们以报刊为喉舌、关心国家政事的社会背景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及早期的舆论表达主体仍带有一定的精英传统，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和舆论宣传实践经验的积累，动员群众参与舆论表达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舆论战线上的政策方针。
1.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舆论环境准备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的舆论表达多借助当时已有的进步报刊，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发表与马克思主义相关文章，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这一时期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关的舆论表达虽然多为个人分散的、自发的传播，缺乏组织性，但这些舆论宣传初步推动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一方面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思想和环境的准备；另一方面，吸引了一批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对这一理论的关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人才储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随着北京、上海、长沙、广州等地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党有组织创办的报刊成为这一时期舆论表达的主体。这一时期的报刊分为两类：一类为公开出版和发行的书籍刊物，如《劳动界》等杂志及《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书籍。[1]这类书籍刊物作为主要的对外宣传和舆论表达载体，一方面通过正面宣传相关理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进行社会动员；另一方面公开驳斥和回击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非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类为半公开性刊物，受众群体多为共产主义革命者和党早期组织的内部成员，如《共产党》月刊，其在理论上帮助各地共产主义者了解了共产党的性质、纲领、特点、组织原则、机构等重要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提供了理论准备，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的作用。[2]
2.党成立之初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动群众参与舆论表达政策初具雏形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陆续创办了三类报刊：一类为中央发行的机关刊物，如《向导》周报、《前锋》月刊等，主要受众为有一定经济能力的知识分子，所以这类刊物的传播内容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具有一定的思想前瞻性。第二类为面向青年和学生受众的报刊，如《先驱》《中国青年》等，这类刊物致力于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动员青年学生力量、推动马克思主义深入青年学生群体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第三类为面向工农群体的报刊，如《劳动周刊》？《工人周刊》？《中国农民》等，为了适应受众知识水平较低、对时事了解不足等特点，这些报刊往往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及党的主张传播到基层群众中，成为这一时期领导工人及农民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思想和舆论武器。同时，发动群众参与舆论表达的政策方针已随着舆论宣传工作实践初具雏形。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开展工农通讯，组织工农通讯员的四种方法，[3]工农通讯员的舆论表达作用开始得到重视。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党内的舆论表达主体仍以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为主，深入工农群众的程度相对较浅，报刊的舆论宣传存在一定的单面向局限性。[4]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动员工农群众参与舆论表达的舆论工作政策逐渐发展。1930年5月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颁布《中共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规定了通讯员的设置，[5]并明确了通讯员的工作职责。此后工农通讯员队伍不断壮大，逐渐建立起群众性的通讯网络，成为联结党的领导机关与基层群众之间的重要桥梁，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形成革命舆论、进行社会动员等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
3.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成熟确立
随着抗日和解放战争相继爆发，党报刊物作为党的重要喉舌，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舆论表达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如抗战时期的《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均在揭露侵略者、反动派的罪行，分析我军有利的战争形势，宣传我党政治主张等对敌舆论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合力，帮助我党在舆论战场上获得了巨大优势。
另一方面，随着舆论宣传中对群众路线的不断实践，动员群众参与舆论表达的政策方针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完善，并走向成熟，“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逐渐成型确立。毛泽东于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座谈会上正式提出“全党办报”，即党所领导的各个机关，由首长出面领导办报，[6]这一思想在加强党对报纸领导工作的同时，充分调动了全党上下的舆论表达积极性，既在最大限度上利用人力进行宣传，又增强了党员们的心理认同。?而“群众办报”思想为“全党办报”的延伸，既体现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给予一切进步力量可以进行舆论表达的空间，又体现了党内报刊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的要求。1948年，毛泽东在接见《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时阐明了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的关系，他认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7]这一方针的提出密切了报纸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为这一时期动员人民进行斗争、粉碎敌方舆论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媒倾听人民意见，曲折中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舆论形势极其复杂，国内舆论场上既留存旧中国的陈旧观念，又面对着敌对势力的舆论战和舆论渗透；国际舆论场上冷战中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采取舆论封锁措施，我国的正当利益和诉求较难在国际舆论中进行突破表达。在这种艰难情况下，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舆论表达主体的党媒，成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总体上较好地坚持了尊重人民意见、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的群众路线。
1.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挂帅，辩证看待表达主体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敌对势力鼓动舆论战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所以这一时期党的舆论工作为实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赢得舆论主动权等目的，仍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战争时期的宣传政策。[8]新闻舆论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在将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普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作为重要舆论传播任务的同时，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大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阵地。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强化群众的监督作用。1950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做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提出“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9]这一决定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新闻舆论监督重要的纲领性文件。1955年，毛泽东在《驳“舆论一律”》将舆论置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语境中，提出“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10]这一说法较早阐述了毛泽东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采取不同处理方法的思想，体现了毛泽东深刻的辩证法观点。但处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社会的舆论表达受到一定的禁锢。[11]?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双百方针”，社会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复。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深入贴近群众，尊重群众表达意愿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大明确国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明确党媒在作为党的喉舌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人民的意见。在此背景下，《人民日报》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改版。改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扩大报道范围，增加经济新闻和贴近群众生活的报道；第二，践行“双百方针”，开展自由讨论，阐明社会言论，[12]理性、充分地表达各种意见；第三，加强与读者互动，同时刊登内容多为读者针对报纸和社会陋习、成见的批评意见，尊重一般群众的表达权。[13]此次改版虽然因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政策“左”倾日益严重中途夭折，但其为办好中国新闻事业，在新闻实践中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积累了经验。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网民群体崛起，互联网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变量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民众利益和价值观念也在这种变化中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经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反思，中国共产党对于舆论工作系统性的论述开始形成，舆论导向把握和舆论引导成为工作的重点。江泽民认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4]，明确了舆论导向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对舆论导向的把握要“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15]。各地机关报开始采取改革报道方式，创办周末版，扩版改版等措施。除了报纸，随着收音机、电视等大众媒介逐渐成为民众的日常媒介，广播与电视节目的改版也不断进行，一批深入群众、反映社会现实的节目，如《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为广大民众所喜爱。这一时期的主流媒体仍然在把握核心议题、生成主流舆论、引领社会导向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社会舆论环境的活跃带来了舆论场上不同主体的差异表达。20世纪90年代末，时任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提出“两个舆论场”概念，认为当下中国，客观存在着两个并不完全重叠的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的“口头舆论场”，[16]这一概念清晰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官方主流媒体舆论与草根民意之间博弈加剧的状况。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影响下，网民作为重要的舆论表达主体迅速崛起，网民舆论逐渐成为影响社会舆论发展走向的重要变量。网络舆论表达空间的存在，一方面为民众提供了宣泄情绪的渠道，成为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另一方面其作为官方与民间的重要沟通渠道，成为民众寻求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但由于网络舆论的表达往往是自发、分散、数量巨大的，所以极易导致信息失真、意见失当和群体极化等非理性问题。另外，信息传播变得鱼龙混杂，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正常的舆论表达。[17]为降低不当网络舆论产生的社会危害，2013年9月，“两高”颁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网络舆论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同年，国家相关部门开展网络谣言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网络造谣者，国家对网络舆论管理和规范逐步走向正轨。
“两个舆论场”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特定的社会舆论背景，却忽略了官方主流媒体舆论与公众舆论虽然在表达形式、自身特性有所不同，但在共同目标达成上是始终保持一致的。因此，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有人说，当下中国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舆论场……这些看法是错误的”，[18]并由此提出了“同心圆”这一理论思想。
四、新时代：网上网下“同心圆”，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圆心”达成共识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国内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形势、世界舆论与国内舆论密切联系以及互联网、新媒体等技术的快速发展等因素使得国内社会舆论场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一复杂的舆论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将群众路线与新现实、新技术相结合，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19]，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创新性。
1.大舆论场概念提出，奠定新时代舆论政策基础
在复杂的舆论态势之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舆论场”这一新概念，并指出其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20]。相较于互联网兴起时的舆论表达，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新媒体技术本身的特性加快了公众表达观点的速度，理性思考的时间被进一步压缩，网上舆论更易出现从众现象；依附于突发事件的舆论对官方权威信息产生了较大冲击，一旦权威信息未及时发布，官方及主流媒体就面临着失去对舆论控制权的被动局面[21]；同时，随着不同空间界限的模糊及网络本身的匿名特性，舆论观点的传播能力增加，不同舆论观点的冲突和混杂更进一步增加了舆论引导和控制的难度。而“大舆论场”对客观事实的清晰呈现，为进一步提出针对性政策，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积极调动各方积极性
在对待网络上价值诉求多样的舆论表达主体时，坚持与人民利益一致，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舆论工作的重要原则和导向。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在理念上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共同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22]，“形成最大公约数，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23]，努力提高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凝聚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在面对网络民意的工作态度和方法上，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保持包容和耐心，善于运用互联网与新媒体平台这一民众抒发情绪、表达观点的主要渠道了解民意、联系群众，“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24]积极建设政务微博、微信等网络问政新媒体平台，畅通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两个渠道，搭建与民沟通和反馈的最快途径，做到“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25]。
官方主流媒体作为引导主流思想舆论、抢占话语权制高点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首先要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和新闻发展规律，强化网络主旋律传播，“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26]，守住思想舆论领域的“红色地带”；同时也要顺应新兴媒体发展规律，“把握好时、度、效”[27]，提高自我议题议程设置和引导核心关键议题舆论的能力，同时“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28]，在充分了解受众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让正面舆论引导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潜移默化且深刻的影响，“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29]。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舆论工作发展思路既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舆论工作中坚持的群众路线，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更加强调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和主要力量，是党对为人民服务认识的新的飞跃[30]。
3.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强化公众舆论引导
由于不同舆论表达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面对社会议题时舆论表达主体展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官方主流媒体传播的内容更多以维护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主义正能量为主；网络自媒体在进行内容传播时则更倾向于追逐流量和经济利益；网民则在大量观点的裹挟下，容易出现以情感为主导的舆论表达，消解了政府机构的权威性，不利于社会的公共治理。
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公众的日常媒介生活宣扬正面价值导向，成为舆论引导工作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导向全面覆盖的舆论思想，“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31]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传播社会主义正能量，将正确的舆论导向贯穿到媒体从生产到传播的各方面和各环节，引导社会热点，推动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舆论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舆论表达主体演进特征
综合中国共产党百年舆论表达主体的演进历程和实践活动，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演进特征。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引导，立足中国国情
中国共产党百年始终将舆论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对舆论工作的绝对领导。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舆论表达主体的演进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导下进行的：一方面百年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官方舆论表达主体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在演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学习并继承了世界无产阶级舆论工作的原则和经验，如苏联的办报经验、工农通讯员制度等，并与中国不同阶段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党报刊物作为重要的对敌斗争和社会动员武器，形成革命有利的舆论环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通过党报刊物支持和帮助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建设，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时期，官方主流媒体在把握核心议题、引导社会舆论导向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互联网则为民众提供与官方沟通的重要渠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充分发挥各舆论表达主体的积极性。因此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舆论表达主体的演进过程尽管存在曲折，但是整体上是与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方向相适应的。
2.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的同时，坚持走群众路线，与人民利益相一致
群众路线作为我党的优良传统、政治优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党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32]首先在宏观政策和理论层面，党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确立了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到“舆论不一律”到“坚持以人为本”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发展。但无论政策如何演变，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要求，尊重人民意见，主张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在实践和方法层面，中国共产党重视在舆论宣传中群众的力量，并在实践中不断形成规范、系统的动员群众力量的方法体系。同时，无论是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改版，改革开放后大规模报纸和广播电视节目的改版，还是如今各大主流媒体新媒体矩阵的建设，人民总是被放置在核心位置，贴近群众生活、满足群众信息需求始终是作为党的喉舌的官方媒体传播的重要原则。
3.舆论表达主体呈现多元统一的发展趋势
经济发展、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舆论表达主体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一方面体现在舆论表达主体类型的增多，除传统的官方主流媒体及公众外，商业自媒体、互联网信息聚合平台等也开始影响社会舆论的走向；另一方面体现在不同舆论表达主体内部的复杂程度的提高，舆论表达主体内部群落化倾向明显，不同个体逐渐以社会属性、兴趣、价值取向、利益等因素为标准集结划分出不同圈层，圈层间的区隔扩大，群落内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进一步强化，社会舆论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但在宏观层面，这些多元舆论表达主体拥有统一的思想、认识、精神的凝聚中心，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要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将多元舆论表达主体的力量转化为合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百年舆论表达主体的演变虽然经历曲折，但总体来说是建立在尊重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是中国实际国情和历史及舆论发展规律相结合的演变结果。而未来面对日益复杂的舆论形势，回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要继续强化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为主导的优良传统，坚持党性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保持政治定力。二要强化舆论表达主体的自组织性。一方面加强舆论工作者的队伍建设，不断吸纳专业人才，在提倡尊重舆论传播规律的同时，顺应时代和技术发展，积极运用新兴媒介技术；另一方面努力提高民众的媒介素养，增强民众对媒介信息的认知、判断和分析能力，培养民众的媒介道德水平。三要重视舆论意见表达的环境建设，既要虚心接纳广大人民监督和合理观点、利益诉求的表达，又要加强对舆论意见表达空间，特别是互联网空间的舆论规范和管理，对敌对势力保持警惕，防止“黑色地带”对正常舆论意见表达空间的侵蚀。四要以合作治理理论为研究视角，强化舆论的多元化和社会化治理理念，建立多元主体联动协调机制，充分发挥不同舆论表达主体的作用，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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