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优秀的主题图书，不仅能表达人民的心愿和心声，更承载着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在2020年度“中国好书”的主题类图书中，《革命者》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历史，塑造了英勇伟大的革命者群像，该书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一直以来，他创作的多部报告文学作品映照社会现实，不仅屡获奖项，更有十几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深受大众喜爱。
何建明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产”作家，几乎每年都有2~3部重要作品问世。今年，他创作出版了聚焦于脱贫攻坚成就的作品《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其中的部分故事被改编成热播电视剧《山海情》。另一部塑造雨花英烈群像的纪实文学《雨花台》也于4月问世。新时期的主题出版创作，如何实现叫好又叫座？为读者喜闻乐见？何建明有自己的思考。
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出版商务周报》：您的新作《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聚焦闽宁镇的脱贫经验，创作过程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何建明：《诗在远方》一书部分内容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其中的精彩故事被改编为电视剧《山海情》。这部作品被诸多影视、媒体广泛“搬”过去的主要原因在于，故事来源自第一手的采访、调查和观察资料。苦难时的西海固，搬迁时的贫困百姓，沙滩上刨地种树的老汉，第一次到海边的宁夏少女们，一家人几天几夜睡在沙漠里度过新家园的最初日子，一支支援建队伍，奋斗中的红寺堡人，一片片红顶移民的房子，贺兰山畔百万亩葡萄园……正是被这些难忘的故事素材和人物深深感动后，我才创作出了这部艺术作品。
《出版商务周报》：您的多部主旋律作品都被翻拍成影视剧，您认为，图书与影视剧的互动会对主题出版有何影响？作家在创作时是否要考虑影视化改编问题？
何建明：通常情况下，受真人真事的影响，报告文学很难改编成影视作品。我之所以有十几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把能否改编成影视作品当做优秀报告文学的三个标准之一，在创作中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即叙事和故事的完整性。要想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需要在选题、选材和表现形式等多方面下功夫，把真人真事叙述得更加精彩。
让重大现实题材作品“好看”
《出版商务周报》：40多年来，您创作出版了60多部文学作品，且以报告文学为主，屡获奖项的同时也为读者所喜爱，请您结合作品谈一谈如何选择创作题材？创作过程中有哪些难点？
何建明：每一部重大题材作品，从选材到完成创作，再到收获读者和社会的反馈，至少要经历三个阶级。在我看来，一个成熟的作家首先要具备题材判断能力，判断题材能否成为一部优秀的、重大的、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主题图书，这涉及到作家的个人政治素质、时代意识、民族情感和对大众阅读喜好的认知。
其次是创作过程。文学创作不同于其他政治著作，尤其是现实主义题材报告文学作品，必须来自于现实的客观存在，且是值得作为重大现实题材去书写的。书写时遇到的难题，主要来自于客观存在与文学艺术的极大差异性，如何将并不精彩和具有艺术性的客观存在，挖掘、提炼、总结、判断后形成文艺作品，作家必须用心、用情、用劲、用力。创作现实主义题材文学作品，是不可能回避这种艰苦和风险的。而我也已经习惯，几乎每部作品都是一次汗水淋漓、惊心动魄的经历，这些经历可以称得上是另一部“作品”，甚至比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还要复杂、曲折、精彩得多。
从这个意义而言，主题出版或主旋律创作，其实是对作者综合素质的考验。既要体现作者的创作规划和意识高度，也在艰辛的创作过程中将艺术才华发挥到极致，还要考验市场判断能力。只有做好每一个环节，才可能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主题读物。
《出版商务周报》：您认为，您的作品广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可以从题材和创作等角度谈谈。
何建明：文学叙事是一件复杂的、具有创造性的事情。和造房子类似，泥瓦匠、木匠造的是最简单的普通房子，而摩天大厦的设计者和建造者则完全不同，一部优秀的主题出版物就是一座“文学大厦”。当下多数写作者还基本处于建民房阶段，真正设计和建造摩天大厦的人并不多。
我已有几十年的创作经历，也经历了无数题材的考验与实践，作品出版后读者的认知与认同特别重要。在当下的知识性社会，一个普通读者的信息量、阅读范围已经非常广，鉴赏能力也比较高。如果不能在题材选择、思想高度、艺术精致、内容新颖等方面征服读者，作品怎么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良好反响呢？在创作《诗在远方》一书时，我尽可能地深入挖掘第一手故事，包括对西海固的新认识、对宁夏“红房子”和“葡萄地”的叙述，都穷尽一切去了解和观察。
只写与众不同的作品
《出版商务周报》：您创作的许多主题图书都已在国外出版发行，您认为，什么样的作品具备“走出去”的潜质？
何建明：我认为必须是优秀作品，即国内读者公认的，同时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品。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中国时，特别需要好的“中国故事”，这就要求作者必须具备 “世界读者”的阅读概念。在面对海外各种不同文化和不同文化心理的读者，以及不同国家对中国有不同认识的背景下，文学作品只有具备了“世界眼光”，才有可能在输出版权后受欢迎，而不是只埋头写“自己的东西”。在题材方面，是全世界关注的事件、关注的人物；有中国特色的，具备民族性、时代性、未来性的作品；同时，还要具备较高的叙事水平……这些都是文学作品“走出去”需要的潜质。
《出版商务周报》：您认为，新时期的主旋律叙事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原因是什么？当下的主题出版工作还有哪些可优化的空间？
何建明：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读者，都对叙事的优美、精彩的书写特别看重，叙事性和艺术感染力不好的作品，不会只因“题材重大”而被推上好作品的“神坛”。原因是大家喜欢看真正的好作品。国民素质在提高，读者的品味与品质也在提高，老套的书写不会有太多人欣赏。
一方面，现在大家不乏对打造主题出版精品力作的共识，但所有人“一拥而上”做主题图书可能导致“好的”不再好，多数作品沦为平庸之作；另一方面，一些水平高的“非主题”作品也可能成为“重大”题材。我的创作永远遵循一条规律：把写与众不同的东西，当做自己的创作方向和目标。即使是同样的题材，我也不会在乎别人是否已经写过了，而是一定要写出“与众不同”之处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