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者通过调研发现，在中央大力推动和出版部门的共同努力下，2020年出版融合开始向深度扩展；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线上阅读、线上培训等成为常态，又加速了出版融合的步伐。2020年出版融合在理论、政策和实践3个方面都有新的进展。理论研究层面，中国出版融合研究成果数量再创新高，研究热点比较集中；宏观政策层面，聚焦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著作权法修订、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纲要等5个重点；产业实践层面，集中在出版融合产品体系革新、全产业解构与升级、商业模式升级、作业模式变革、出版共享平台初步建成、出版“走出去”加快6个方面。此外，作者针对“出版融合”在理论研究、宏观政策和产业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出版融合；出版产业；新冠疫情防控；“十四五”规划
2020年，是全球各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十四五”规划谋篇布局的一年，同样也是“传统出版单位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的成效验收之年[1]。这一年，在宏观政策的指引下，“出版融合”在理论研究和产业实践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整体向纵深前进。同时，暴露的诸多问题也阻碍了“出版融合”进一步发展。本文旨在梳理2020年度“出版融合”相关理论研究、宏观政策与产业实践的重要进展，并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应对思路。
1 理论研究
在“出版融合”转向“深度”发展的重要节点，对2020年中文核心期刊中“出版融合”主题论文进行大数据梳理与计量可视化分析，有助于剖析该年度学术演进脉络，探究出版产业融合规律，为业界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次研究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数据来源，通过高级检索筛选了2020年发表在两大中文核心期刊遴选体系—北大核心和CSSCI来源期刊中均收录的“出版融合”主题论文，严格遵守数据分析流程，以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为基础，借助Excel、CiteSpace等软件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与可视化分析。本次研究着重开展了“出版融合”理论研究的宏观发展热度与趋势探究、中观关键词聚类分析、微观关键词共现解读3个维度的可视化分析，尝试从量化指标角度探讨相关理论研究进展，以期为“出版融合”理论构建与实践发展提供一定参考与借鉴。
1.1 宏观版图：理论研究成果数量创近十年新高
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2020年以“出版融合”为主题的“北大核心”和CSSCI来源期刊均收录的论文，经过去重、筛选等数据清洗环节后，共获得有效论文113篇，该值为2011—2020年相关论文发表数量最大值，如图1所示。由此可见，学界对于“出版融合”的关注度总体呈现递增趋势，并于2020年达到顶峰。该数据直接体现了“出版融合”理论研究的持续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了2020年出版融合产业实践的丰富性。
图1 2011—2020年两大核心来源期刊“出版融合”主题论文发表数量
1.2 中观格局：关键词聚类分析呈现九类研究核心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指将某一领域复杂网络中具有显著特征的词语作为聚类对象进行聚合与分类。[2]划定2020年为研究对象时间范围，对论文数据进行初步清洗后，导入CiteSpace开展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2020年“出版融合”理论研究的阶段核心。
如图2所示，#0、#1、#2等序号按照由小到大顺序，依次代表关键词算法结果数量由高到低、研究热度由强至弱。9类研究核心依次为：融合出版、出版融合、新目标大学英语系列教材、数字出版、融合发展、新形态教材、媒体融合、科技期刊、知识服务。归纳总结可知，2020年，融合出版、数字出版、媒体融合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占比较高，教育出版领域的新目标大学英语系列教材、新形态教材同样受到学界关注，科技期刊与知识服务相关研究成果频出。
图2 2020年两大核心来源期刊“出版融合”主题论文关键词聚类
1.3 微观样态：关键词共现分析聚焦四项研究热点
关键词可以简明扼要地标引论文核心内容，借助CiteSpace开展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从频次和中介中心性2个维度梳理研究热点。其中，频次代表了论文数据中某一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中介中心性则为该关键词在网络中的权重指标。中介中心性数值越大，则表明此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共现概率越高，超过0.1的节点被视为关键节点。一般而言，频次与中介中心性数值均较高的关键词为该领域研究前沿热点。[3] 2020年两大核心来源期刊“出版融合”主题论文关键词共现频次TOP20如表1所示。
表1 2020年两大核心来源期刊“出版融合”主题论文关键词共现频次TOP20
| 序号 | 关键词 | 频次 | 中介中心性 |
| 1 | 融合出版 | 30 | 0.72 |
| 2 | 出版融合 | 20 | 0.31 |
| 3 | 融合发展 | 18 | 0.55 |
| 4 | 数字出版 | 11 | 0.21 |
| 5 | 知识服务 | 8 | 0.26 |
| 6 | 媒体融合 | 7 | 0.09 |
| 7 | 出版业 | 6 | 0.06 |
| 8 | 媒介融合 | 6 | 0.09 |
| 9 | 融合 | 6 | 0.02 |
| 10 | 教育出版 | 5 | 0.05 |
| 11 | 传统出版 | 5 | 0.15 |
| 12 | 5G | 5 | 0.05 |
| 13 | 科技期刊 | 4 | 0.01 |
| 14 | 主题出版 | 4 | 0.10 |
| 15 | 高质量发展 | 4 | 0.02 |
| 16 | 学术期刊 | 4 | 0.03 |
| 17 | 短视频 | 3 | 0.06 |
| 18 | 人工智能 | 3 | 0.02 |
| 19 | 数字化 | 2 | 0.05 |
| 20 | 大数据 | 2 | 0.01 |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中介中心性高于0.1的关键词分别为融合出版、出版融合、融合发展、数字出版、知识服务、传统出版、主题出版。考虑到研究问题的聚焦性，应重点分析“出版融合”同义或近义关键词以外的词条，即数字出版、知识服务、传统出版、主题出版，它们可被视为2020年“出版融合”相关理论研究的4类前沿热点。与4类前沿热点相关的学术论文中，《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推进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2019年度数字出版盘点》[4]《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研究新进展：现状、模式、技术与路径》[5]《教育出版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思考》[6]分列被引率前三名，体现了学界对于数字出版、知识服务与教育出版融合发展的共同关注。
2 宏观政策
2020年，我国进一步推动“出版融合”向“深度”发展，完善了常态与非常态时期的相关顶层设计，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著作权法修订、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方面出台了宏观政策，“出版融合”政策基础日趋完善。与此同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纲要多次提到“出版融合”相关内容，为“出版融合”未来发展提供了路径与方向指引。
2.1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加快融合步伐，以先进技术驱动纵深发展
在传统出版由初始阶段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逐步走向较高阶段的“出版融合发展”过程中，融合程度较浅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202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7]（以下简称“新《意见》”），新《意见》对推动“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相较于2014年出台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8]和2015年发布的《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9] （以下合并简称“旧《意见》”），新《意见》在宏观导向、中观思维和微观实践层面延续已有核心内容，同时对政策进行了深化与细化。宏观导向层面，新《意见》在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基础上，明确提出“深度融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指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和工作原则3个方面的总体要求，并把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作为各级党委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加以评估考核。中观思维层面，新《意见》将“互联网思维”具体化。旧《意见》提出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动媒体融合，但并未阐释“互联网思维”的具体实践方向。基于此，新《意见》提出加快融合步伐，借助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将更多优质内容、专业人才、先进技术等汇集至互联网主阵地、倾斜向移动端、占领主阵地。微观实践层面，新《意见》将旧《意见》中的“技术应用”升级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强调要“加强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自主创新短板受到高度重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不受制于人。此外，旧《意见》中的“创新内容生产和服务”被调整为“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质量、产能与表现形式成为改革重点，出版内容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关注点之一。
新《意见》还进一步充实和增加了技术门类、群众路线与四级融合政策等要素，突出了新型主流媒体的作用。第一，新《意见》在旧《意见》“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5G、区块链、人工智能3项新兴技术，吸纳了最新的传播技术运用。第二，新《意见》指出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强化媒体与受众的连接，同时以开放平台吸引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此项增补在旧《意见》中并未提及。由此可见，“群众”“受众”“用户”逐步转型为“出版融合”中的“产消者”，“连接”对产业链的影响日益增强。第三，相较于旧《意见》中零散提出的“农家书屋”等区域性差异策略，新《意见》明确指出要按照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原则，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此举有利于各级出版机构实现差异分工且协同合作的深度融合发展。第四，新《意见》突出了新型主流媒体的作用，要求主流媒体的“主力军”作用，强调主力军要挺进主战场，占领主阵地，构建主流舆论格局，深化主流媒体改革，增强主流媒体的实力和竞争力，提高主流媒体人才吸引力和竞争力。
2.2 著作权法修订：增加著作权人产品数字化权利，增强数字版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自1990年颁布实施以来，对于我国著作权行使与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著作权的保护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在著作权法修订中得到体现。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进行第3次修正（以下简称“新《著作权法》”），本次修正分结合当下互联网发展趋势，对“出版融合”起到了促进作用。
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10]新《著作权法》在著作人及其权利、著作权归属、权利的保护期、权利的限制、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及其保护等多个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为“出版融合”发展进程中的著作权人权利、数字版权保护等提供了法律保障。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次修正（以下简称“旧《著作权法》”）同时废止。
新《著作权法》在旧《著作权法》的内容基础上进行了修改、扩充及删减。其中，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中著作权的“复制权”在原有条款中的“翻拍”后增加了“数字化”，改为“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上述修改表明，著作权人享有的著作权得到扩充，修改后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更加符合“出版融合”发展的“数字化”趋势。此外，强化数字版权保护是新《著作权法》的另一修正要点。新《著作权法》增加了“为保护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作为第四十九条，细化了对于侵权行为的范围规定。新《著作权法》所称的“技术措施”，是指用于防止、限制未经权利人许可浏览、欣赏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有效技术、装置或者部件，该条款进一步限制了基于信息网络进行的侵权行为，对“出版融合”进程中出版方的数字版权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2.3 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落实文化科技融合，数字化成果加速转向智能化
在加速推进新基建的“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文化数据、文化算法与文化体系建设发展成为激发文化生产活力的关键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算法被视为衡量文化企业升级的核心标尺，体系化趋势在文化生产过程中日益显著。出版作为文化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借助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加速融合发展。
2020年5月，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文化大数据《通知》”）。该文件是继2019年8月科技部、中宣部等六部委在《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强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后，首次系统全局地部署该项工作，标志着数字时代文化发展迈入新阶段。[11]
文化大数据《通知》对“三库两场景一网站一平台一生产线”八个方面作出了明确安排，提出建设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文化体验园、文化体验馆、国家文化专网、国家文化大数据云平台和数字文化生产线。其中，涉及“出版融合”的内容主要包括：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一期）建设中，以中宣部公布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为目标对象，分批次将各示范基地的陈列品、纪念碑（塔）、出版物、音视频等进行高精度数据采集，实现结构化存储；解构、标签化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为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素材；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搭建数据中枢系统与分平台；鼓励文化生产机构创作生产具有视觉冲击力与听觉亲和力的现代化网络传播文化产品。
上述举措有利于出版融合发展，丰富出版产品形态，推进新兴出版技术应用，实现数字经济时代出版物的现代化网络传播。
2.4 新冠疫情防控：加大数字出版物供给，强化网络出版传播
2020年2月，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通知《加强出版服务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以下简称“疫情防控《通知》”），从指导原则、选题策划、传播渠道、印刷发行等多个方面着手，要求出版单位配合疫情防控工作。[12]在疫情防控《通知》中，“加强网上出版传播”实际上就是对“出版融合”的要求，具体包含“加大供给”和“增强传播”两方面：一是相关出版主体应提供更多优质出版物，如数字教材、在线课程、文学作品、科普读物等方面的数字内容；二是为了增强传播力度，出版物产品形态应以电子版、有声版和视频版为主，网络出版平台可以设立疫情防控出版物专栏，加大推送力度。
疫情防控《通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一非常态背景下国家对出版界提出的宏观要求，鼓励出版界加强出版服务，提出紧急出版疫情防控出版物、扩大网上优质出版内容等具体应对措施。
2.5 “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持续建设数字中国，实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
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出版融合”取得突破性发展，基本实现由“数字化转型”向“融合发展”的迭代升级。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国家相关管理部门以“十三五”规划期间“出版融合”发展成效为基础，分别于2020年底与次年初提出并深化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与纲要，对“出版融合”未来五年至十五年内的发展路径与目标做出了宏观指示。
2020年10月29日，中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3]，指出要在未来坚定不移地建设质量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落实媒体深度融合并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意味着数字中国建设将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持续推进、深度发展。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14]，明确指出要壮大数字出版、网络视听等产业，同时推进全媒体传播和数字文化发展，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实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这表明“出版融合”由分散化发展走向一体化工程构建。
3 产业实践
2020年，在“全球抗疫”和“出版融合”双重语境下，出版行业积极应对外在环境变化、承担非常态时期的社会责任，“出版融合”典型案例层出不穷。其中，具有阶段创新性和领域代表性的实践集中于产品体系革新、全产业解构与升级、商业模式升级、作业模式变革、出版共享平台初步建成和出版“走出去”加快6个方面。
3.1 产品体系革新：五大出版领域内容与服务模式多元化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居家办公和教学的封闭环境使得用户对于出版产品的内容与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出版融合”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教育出版、大众出版、专业出版、主题出版与大型出版工程五大出版领域涌现出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案例。
教育出版领域。线上教育成为师生落实“停课不停学”要求的刚需，出版数字教材和在线课程成为出版行业增强社会价值、实现商业价值转换的切入点之一。在数字教材方面，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点读”[1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大芸窗数字教材平台”部分教学资源向社会免费开放[16]。此外，以各大科研院所、高校所属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单位在2020年加强了自有教育平台和课程的公益化使用。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慕知悦读”等产品的部分课程资源及重要功能面向公众免费开放。[17]
专业出版领域。数据库服务产品加速发展，细分数据库类型不断丰富，服务模式不断升级，进一步发挥了专业资源与学术资源的价值。例如，202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先后启动建设中国医学教育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method）案例库、人卫社中医题库。[1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审判案例数据库开展迭代升级工作，对内容、功能和页面进行了全面改造与优化。[19]
大众出版领域。知识课程、有声书、电子书持续增速发展。2020年，全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351.6亿元，增长率为21.8%，用户规模达4.94亿，相较于2019年增长5.56%。电子书与有声书人均阅读量上升5.5%，用户对于高质量产品的付费意愿达86.3%。[20]
主题出版与大型出版工程领域。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相关主题出版物数字化发展进程加快，《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有声书）》《星火燎原•精选本（融媒书）》等主题出版物入选“2020年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21]大型出版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首批21万条目进入编撰收尾阶段。[22]
3.2 全产业解构与升级：技术赋能高质量出版
技术进步是社会变革的驱动力，技术体系融合是“出版融合”的有力支撑。2020年，“出版融合”相关技术研发加速，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赋能出版产业链上中下游，助力数字版权保护工作，推动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出版融合外部网络环境随着5G商用程度的增强得到了改善。截至2020年6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已开通5G基站超40万个，5G终端连接数量达6600万个，超出预期建设规模和速度[23]，5G成为“新基建”重点之一。[24] 5G具有的高速率、低延时、大容量等特点可以有效减少带宽、硬件、软件等因素的限制，提升数字出版物的传播效率与速度，有利于出版内容的视觉化动态传播与听觉化场景传播。
第二，嵌入出版全流程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进一步推动了应急出版工作的开展。以2020年初的出版界“广州速度”为例，广东科技出版社仅用48小时就完成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一书的出版工作。[25]高工作效率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在策划、编辑、排版、校对、印刷、发行等多个环节的有效运用，出版流程简化使得从业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完成不可替代性较强的任务。
第三，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领域尤其是在数字版权保护工作中的作用凸显。随着出版融合深度发展，数字版权纠纷形势日益复杂、案件数量逐步增多。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广州互联网法庭新收网络著作权、邻接权纠纷27789件。[26]与此同时，区块链技术正逐步成为保护数字版权的利器之一，能够有效应对数字内容的确权、用权、维权等问题，助力落实版权登记、交易与检测等功能。2020年4月，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管委会签署《数字文创产业知识产权保护长沙宣言》，致力于建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版权生态交易平台。[27]此外，阿里巴巴、百度等企业分别推出了“蚂蚁链”[28]“百度超级链”[29]等版权保护解决方案。将区块链技术用于数字版权保护，有利于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激发其创作动力，进而保障出版内容的原创性与高质量。
3.3 商业模式升级：直播电商、短视频推动营销渠道立体化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直播电商与短视频加快重塑信息传播和产品消费格局，成为提振经济的新支点。许多出版单位充分利用直播电商、短视频，通过跨界营销实现了商业模式转型升级。书萌发起人孙谦将2020年称为“线上书店元年”，她认为疫情加快了“出版线上化”进程。[30]虽然这种说法有待商榷，但的确反映了出版加速向“线上”转变的态势。具体来看，直播电商与短视频从以下3个方向推进了“出版线上化”的发展进程。
一是由出版社内部编辑和发行人员发起的“带货”直播。[31] 2020年4月，人民日报新媒体、抖音、今日头条等文化机构联合发起“都来读书”活动[32]，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果麦文化等23家出版机构连续三天在抖音上开展售书活动。此举增强了消费者的出版物购买意愿，盘活了出版资源。
二是以当红主播、出版物作者为主的宣传活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这就是物理》通过薇娅直播间销售，10秒销量达5万套。由此可见，借助当红主播的明星效应，直播电商为出版单位带来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三是通过“云逛书店”“云游出版社”等方式塑造品牌形象。2020年3月4日，由上海悦悦图书有限公司与旗下志达书店共同发起的“云游出版社”项目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展了第一场，该场活动共获得超7万点赞数量，总观看人数近2400人，上架图书之一《鼠疫》卖断了货。[33]
总体而言，对于出版产业来说，直播电商、短视频的营销新模式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部分传统出版单位尚未摆脱传统路径依赖，营销模式相对单一，传播渠道呈现扁平化、线性化特征，难以应对新型商业模式冲击。另一方面，新形态对应的“触达-行动”模式有助于重构用户触达方式，简化变现步骤，集聚垂类流量，并加速实现用户商业价值。
3.4 作业模式变革：减少成本，提高效率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出版单位利用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办公，把工作场所从现实的工作场景转向虚拟的“网上出版社”，从选题策划、审稿、编辑加工、排版、校对、美工设计到出版物样品制作，全部在网络上完成，只有到了印刷环节才从虚拟场所转向现实场所。
基于此背景，部分出版机构重塑出版生态链，实现了作业模式变革。例如，2020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上线ERP系统生产链平台，该平台打通了社内出版部、储运中心、市场部和社外印装厂的信息沟通环节。在此次变革中，印装厂首次纳入该社出版系统，录入系统的印装环节生产信息支持实时进度查询，提高了出版社内部与外部的沟通效率。系统上线后五天，已有46家印刷装订厂安装并使用了该生产链平台。[34]
新型工作方式极有可能彻底改变传统的出版作业模式，实现出版业作业模式的变革：第一，它可以极大地节省办公场所，减少了办公成本；第二，它节省了员工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减少了时间成本；第三，它可突破过去由于物理空间分割造成的交流障碍，将各个环节集中于虚拟空间，听到不同部门、不同环节的意见和要求，减少了交易成本；第四，由于网上数据传输速度的加快、网上编校系统的成熟以及由于信息透明带来的沟通顺畅，极大地提高了出版各环节的工作效率。通过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作业，极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出版业的一种理想作业模式。
3.5 共享出版平台初步建成：整合资源，重塑生态产业链体系
“平台融合”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方向之一，建设共享出版平台有利于实现媒体融合进程中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共享出版平台能够打通出版单位、作者、读者等主体之间的壁垒，缩小信息差，助力出版战略一体化布局与资源系统化整合。
中信出版社在共享出版平台建设方面较具知名度与代表性。2020年1月7日，中信出版社与《出版人》杂志社联合发布“共享出版平台计划”，尝试以“品牌+资金+平台”模式，推动多方在品牌赋能、出版资源、渠道服务、资金支持等方面开展合作。具体来看，“共享出版平台计划”提供上市募集资金、品牌运营系统、版权资源库、全渠道营销体系、自营渠道、内容延伸矩阵与产业资金七个方面的支持，从选题、图书项目、战略资本三个维度分设三级梯度合伙制，为各出版主体实现“开放”“合作”提供平台基础。[35]《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统计数据显示，已有11家机构与策划人签订了“共享出版平台计划”合作协议，签约选题32个，出版新书15种。[36]
3.6 出版“走出去”加快：云书展、多语种数字出版服务全球抗疫大局
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多个国际书展纷纷取消，中国出版单位海外分支机构发展遇阻。为了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出版“走出去”的新挑战、顺应国际出版业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出版产业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发展策略，通过云书展、多语种数字出版等形式服务全球抗疫大局，体现了中国出版在国际视野下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
2020年9月26日，第27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于线上开启。这是创办34年以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开展“云书展”。本届图书博览会为相关主体提供了版权贸易、出版展示和专业研讨等多类功能，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展商以线上方式完成注册、上传版权图书。本届图书博览会借助“互联网+云平台”提供网上推介和在线洽谈等服务，并通过3D、VR、全景等数字展陈形式呈现全球最新出版成果。另外，参展方可使用虚拟会议室和即时交流等在线服务，完成“屏对屏”无障碍沟通。[37]
与此同时，通过总结中国在疫情防护指导、心理健康疏导和抗疫医学技术等方面的经验与知识，中国出版机构加大了抗疫主题数字产品输出比例，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出版多语种图书并向海外输出版权。[38]例如，截至2020年3月19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面向17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包含英文版、德文版、泰文版、波兰文版、希腊文版等12个语种的版权输出工作[39]，有效宣传了中国预防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方法，为全球疫情防控贡献了中国力量。
4 问题与建议
尽管中国出版业在“出版融合”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出版融合”基础理论研究欠缺，学理支撑不足；侵权盗版严重、执法力度不够；一些出版单位（即微观运营主体）的出版融合盈利模式比较模糊，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适应“出版融合”的新型人才严重短缺，人员结构不合理；等等。因此，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要保持出版融合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
4.1 学界要加强“出版融合”基础理论研究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学界应在原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首先厘清“出版融合”的概念，为学术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研究人员应注重判辨已有文献中的概念使用情况以及产业界的发展趋势，加强对“出版融合”的学理性研究和分析，充分发挥理论的前沿性、预见性、前瞻性，并用来指导产业实践。
此外，应加快“出版融合”相关学科学理的建设步伐，争取获得实质性进展。“出版融合”在理论本源上与“出版学”紧密相关，将“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国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40]是出版学界和业界长期以来的夙愿。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出版学已有的学科学理建设尝试仍停留在建言献策[4]与构想研讨阶段[41]，尚未实现“出版学”列入一级学科的目标。未来，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可与出版单位联合开展出版学的学科学理建设工作。一方面，学界可以加强“出版融合”相关学科、实验室的建设力度，借助各类科研基金全力推进相应学术科研项目及课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业界需要丰富产业实践，为学界开展“出版融合”理论研究提供更多案例素材。总体而言，要避免双方自说自话、理论与实践脱节，这样业界和学界才能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出版融合”理论的发展。
4.2 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出台保障“出版融合”发展的公共服务政策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出版产业的线上与线下发展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一方面，封城、限制出入境等疫情防控举措使得与线上出版联系紧密的物流产业发展受限；另一方面，疫情防控期间的用户居家抗疫情景导致线下实体书店发展遭受重创。
针对上述现象，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管理部门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出台与出版业相关的公共服务政策，帮助出版业尽快恢复生机与活力。例如，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开展“云出版”“云阅读”等活动，将原本依赖线下物流体系的出版环节转至线上。同时，“减免房租”“减免税收”“提供财政补贴”等政策可以有效减少疫情对于线下实体书店的负面影响。
此外，管理部门应在新《著作权法》出台后及时跟踪评估，检验实施效果，并根据新的发展形势继续完善数字版权保护法律体系，加大侵权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为“出版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4.3 产业界要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出版融合”商业模式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入稳定期，如何重构常态化发展模式是出版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抗疫期间的出版物免费使用模式在非常态时期能够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但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出版单位要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找到适合自身情况的融合发展之路。把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AR/VR、虚拟仿真等新技术与出版有机结合，能够进一步推进出版机构的产品体系革新、商业模式升级、作业模式改革，实现从传统出版向“融合出版”的跨越。
4.4 教育界要加强“出版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在“出版融合”发展进程中，传统出版人的知识结构陈旧，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出版融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对于融合感到无所适从，知识储备不足。因此，复合型出版人才培养是推进理论构建、完善宏观政策与进行产业升级的支撑环节，起到贯穿各类主体、勾连不同要素的作用，是“出版融合”未来发展不可忽视的改革方向。
长期以来，出版教育界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内容和知识结构老化，满足不了业界对复合型出版人才的需要。因此，出版教育界应借助国家建设“新文科”的契机，加强对新知识生产范式下的学科体系研究，从传统的以内容编辑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向数字内容策划与编辑、新传播技术研发与运用、新型出版的经营与管理三者有机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尽快适应行业发展需要。
5 结语
出版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文化活动，自诞生至今一直承担着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弘扬真理、确立信仰、促进社会进步等功能。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出版逐步走向融合发展。“出版融合”并没有改变这些功能，而是强化了这些功能。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出版融合”步伐在加快，但它仍要遵循信息传播的一般规律，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原则，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42]
参考文献
[1]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2021-01-28]..
[2]许哲,余人.学术演进与产业发展:近十年出版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基于CSSCI数据的学术图谱研究[J].科技与出版,2021(2):119-124.
[3]CHEN C.CitespaceII: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2006(3):359-377.
[4]张新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推进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2019年度数字出版盘点[J].科技与出版,2020(3):13-27.
[5]黄先蓉,常嘉玲.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研究新进展:现状､模式､技术与路径[J].出版科学,2020(1):11-21.
[6]陈晓光.教育出版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编辑,2020(1):4-9.
[7]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EB/OL].(2020-09-26)[2021-03-17]..
[8]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EB/OL].[2021-01-16]..
[9]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2015-04-10)[2021-04-19]..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年国家主席令第62号)[EB/OL].(2020-11-12)[2021-03-16]..
[11]东方资讯.中央最新政策: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文化产业新基建[EB/OL].(2020-05-26)[2021-04-19]..
[12]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出版服务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EB/OL].(2020-02-06)[2021-02-01]..
[1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2020-11-03)[2021-04-19]..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1-03-13)[2021-04-19]..
[15]梁振东,贾洪彬.战“疫”当前出版融合发展成果经受检验[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2-21(001).
[16]周蔚华,程丽.2019—2020年中国图书出版业报告[J].出版发行研究,2020(4):24-31.
[17]刘敏,黄婧.上海交大出版传媒研究院发布报告:新冠疫情对数字出版行业影响几何?[EB/OL].(2020-02-17)[2021-02-05]..
[18]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官网[EB/OL].[2021-04-19]..
[1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权威案例,深度解读:中国审判案例数据库重磅升级[EB/OL].(2020-12-07)[2021-03-06]..
[20]黄琳.我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351.6亿元[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4-19(003).
[21]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关于2020年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入选名单的公示[EB/OL].(2020-10-31)[2021-03-01]..
[22]崔华静.《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影视学科工作会议召开[EB/OL].[2021-04-19]..
[2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1-30]..
[24]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EB/OL].[2021-01-24]..
[25]蔡晨露,吴杨,姜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融合出版发展之思[J].出版广角,2021(1):38-41.
[26]广州互联网法院.2020年1—12月各类型案件收结统计表[EB/OL].[2021-04-28]..
[27]伍玲,向丽雅.短视频时代,知识产权如何保护?马栏山数字文创产业知识产权保护长沙宣言今日发布[EB/OL].(2020-04-25)[2021-05-17]..
[28]蚂蚁链.区块链版权[EB/OL].[2021-05-17]..
[29]百度超级链.版权保护解决方案[EB/OL].[2021-05-17]..
[30]王坤宁,李婧璇.线上书店“元年”社群微信成为抗疫利器[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3-18(001).
[31]张琦,谢思慧.融合发展背景下直播､短视频在传统出版行业中的应用研究[J].出版科学,2020(6):72-78.
[32]人民日报新媒体联合今日头条､抖音等启动“都来读书”计划[EB/OL].(2020-04-14)[2021-03-15]..
[33]视频带货时代来临,出版社怎样搭上这趟“顺风车”?[N].出版商务周报,2020-04-05(006).
[34]清华大学出版社.ERP系统生产链平台正式上线[EB/OL].(2020-10-27)[2021-04-19]..
[35]黄璜.中信出版携手《出版人》杂志打造“共享出版平台”[EB/OL].(2020-02-01)[2021-04-19]..
[36]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EB/OL].[2021-04-19]..
[37]史竞男.第27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举办“云书展”[EB/OL].(2020-08-27)[2021-03-15]..
[38]周国清,张如意.抗疫大考下的出版2020论略[J].出版广角,2020(24):6-9.
[39]赵强.让更多的抗疫出版物走出国门[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3-19(003).
[40]吴尚之.加强出版学科建设[N].光明日报,2020-05-28(006).
[41]左志红.学界业界共同推动出版学增列一级学科[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11-23(002).
[4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23-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