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李芳馨、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在阐明微观史学、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基本特征及范畴的背景下，进一步探寻微观史学可供红色出版领域借鉴探索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实践性。从红色出版研究的既有范式出发，探索微观史学范式下的生活书写给红色出版带来新的启发。红色出版作为革命史与生活史的转喻途径，使思想得以“生活化”，思想与生活“升降”和“协同”互动。微观史学提供的“侧写”角度和“合奏”形式旨在激发红色出版研究的张力与活力，同时呼吁关注传统革命史学范式下的生活性文本和红色出版的生活史研究。
【关键词】红色出版；微观史学；出版生活史；出版文化
在建党百年来的红色出版研究中，微观史学的探索尚在探明前路的过程之中，对于讲好中国红色出版故事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有中共党史研究方面专家，试图跳出“宏大叙事”的窠臼，让党史变得生动、鲜活、立体和丰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如李颖撰写的《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就是一个成功案例。[1]从微观史学的角度去借鉴学习，力求为中国红色出版提供新的研究思路、角度、方法。同时在范式书写的可能性上重视生活史研究，发展一条极具历史和社会互动价值、以“人”为本的研究道路。在微观史的“微”角度去透视以“著述”为主的红色出版，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地探索红色出版研究的新道路。
近年来，微观史学研究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微观史学是西方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崛起的一股新史学潮流，在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引起众多的启发与思考。国内学界通常认为微观史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达到鼎盛期。[2]一般认为，微观史学起源于意大利，1976年卡洛·金兹伯克著作《奶酪与蠕虫》的出版被视作微观史学的开端。自此之后，各国纷纷给出了有关微观史学的不同呼应。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开始从宏观计量的社会史模式批判地转向心态史、微观史。在德国则转向了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范式，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在美国，以达恩顿为代表的学者们更加关注文化史、出版史、书籍史的范畴。微观史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但微观史学研究具有某些共同的性质，无论微观史在以何种形态发展，其特有的聚焦视角都在深入挖掘史料，力求从历史细节中寻找重大问题的答案。
在出版学科中，微观史学的运用并不鲜见，罗伯特·达恩顿通过对地下书籍的出版流通研究，提出了书籍循环交流模型，继而自下而上勾勒出法国大革命背景下的思想与革命意识启蒙的图景。[3]可以说，出版史与微观史学的关系具有文化上天然的亲近性，这才使得它们的融合运用自然妥帖，因而可以具体聚焦到红色出版研究中。将微观史学和日常生活史引入出版领域的研究者提出“出版生活史”范式，在研究视角和细节探索上提供了新的思路，强调主体性、现代性的意识来探索“关乎时代问题的重大答案”。[4]而红色出版作为一种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出版，对出版生活史范式和微观史学探索提出了更多元而极具向心力的要求和启发。
一、红色出版研究的路径
红色出版在学界并无明确定义，但“红色”一词所指代的范围则限定了红色出版的基本特征，即围绕中国共产党政权下的一系列出版活动。红色出版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息息相关，因而过去的红色出版研究往往与党史、革命史研究密不可分。与此同时，红色出版史的书写范式往往与革命历程紧密相连，因此革命史范式常常被用作研究红色出版最常用的研究路径，随着研究的深入，由“革命史范式”发展为“现代化范式”，继而开始面向生活史的书写。
1.“革命史范式”：作为革命工具的红色出版
从功能性看，红色出版的发展与革命史的书写具有同构性，其“工具理性”的特色十分明显。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出版作为一种革命工具来传播革命思想。杨闯认为“在全国解放以前，它更多地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出版事业，也包括一些进步的左翼团体从事的出版活动。而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它可以大致理解为适应当时国内外环境而出版的带有明显‘政治话语’色彩的出版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则大致等同于‘主旋律出版’”。[5]而马志春在对“红色报刊”的分类中，也提出了可借鉴的四个标准“以史为鉴、以人为鉴、以文为鉴、以名为鉴”。[6]马志春虽讲的是“红色报刊”，但移用到红色出版领域，同样也能说明红色出版在意识形态下作为革命工具的功能。红色出版作为一种承载红色记忆的出版符号，在革命发展历程中占据关键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革命工具的红色出版，承载的是历时性的红色革命记忆。对于中共党史而言，红色出版是最为直接的革命语言符号，它留下的也是重要史料。红色出版与革命史范式关系紧密，影响深远。同时，在红色出版有关的研究中，革命史范式的历史书写也常常运用于近现代新闻史、报刊史中。红色出版活动与近现代革命史的关系正是现有研究惯用革命史范式的深层原因。可以说，红色出版既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佐证史料而受到重视，同时又作为革命参与、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因此与党史革命史研究存在同构性，革命事业对红色出版具有“赋权”与“赋能”之功，红色出版的“合法性”也在服务革命事业中得到强化。红色出版的场所和技术都受到革命战争的影响。中共早期的油印出版物的盛行，正是得益于油印制版简便、成本低廉。由此一来，油印技术得到了空前发展。油印出版物不仅是我党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我国油印出版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7]红色出版承载的革命存史价值使得革命史范式在红色出版领域的运用顺理成章。“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不仅提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或学科），也提出并奠定了这一史学研究学理发展的基石和方向；甚至，它开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新趋向。”[8]在红色出版研究领域采取革命史范式的研究路径自有可取之处，但同时这种范式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传统革命史范式受到目标性的、线性的进化史观的影响，无论是近代新闻史还是近代出版史领域，都已有研究者意识到传统革命史范式的局限性，继而呼吁“新革命史”和“现代化范式”的探索。[9]于此，传统革命史范式已无法满足红色出版日益深刻而全面的探索研究了，研究的范式也开始向多维度探索。
2.“现代化范式”：作为主题类型的红色出版
从出版类型来看，红色出版是一种起源于历史特殊时期的主题出版。红色革命思想和红色文化是红色出版物的重要组成元素，因而红色思想和红色文化的传播也正是红色出版的重要命题。红色出版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受众不尽相同，因而红色出版的时代性也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取向。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是时代特征究竟是作为背景亦或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而存在。因此将红色出版作为出版的主题类型的划分，则重在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层面来看待红色出版，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作为“现代化范式”下的红色出版，即红色出版作为一种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主题出版。主题出版的概念是当下新的时代背景发展下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主题出版没有其历史根源。主题出版依然有其普遍性，贯穿于过去与现在各个时段之中。同样，将红色出版作为一种主题出版看待，有其历史性因素，也有现实性的因素。其中历史性因素即主题出版的内在约束性条件，“即它始终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大局来进行选题策划，来选择作者，并付诸出版，从而推动、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健康运行和有序推进”。[10]主题出版的历史性因素与过去红色出版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不谋而合，而现代性的因素却对红色出版研究范式提出了更多维度的思想要求。相比较而言，主题出版可视作是“现代化范式”提供给红色出版研究的一个改进和完善的路径，从“现代化范式”出发的研究基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采用社会史的视角作为辅助，探究红色出版在后革命时代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展望，在去革命化的形态下，走向红色出版的现代化。正如李建红所言“主题出版是经济基础在出版领域的反映和体现，是以经济基础发展和变动作为发生条件的形式，同时在本质上又反作用于其他社会领域”。[11]在主题出版的发展下，红色出版有了更多维度的意义，但同时，红色出版也同主题出版一样，在传播的背景下也需要有“意思”。这么一来，要想红色出版既有意义又有“意思”，势必要贴近日常生活。
3.“微观史学探索”：作为生活书写的红色出版
作为生活书写的红色出版，实际上是在微观史学的方法论影响下的红色出版研究的一种学术探索。之所以有意将微观史学的方法引入红色出版研究，正在于两者关系的亲近性和可能性。国外已有不少学者通过微观史学和日常生活史的视角研究出版史，在出版生活史的视阈下能够扩充过去出版史“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局限之处。国外出版史研究的微观化、生活化趋势也给红色出版研究新的思路启发。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作为一种批判性视角，呼吁的正是回归本体论的历史研究。传统“革命史范式”从某种程度上挟持着红色出版的叙述角度，限制着红色出版研究的学术张力，而“现代化范式”则又在社会史的视角下探究出版活动的社会性与人际性。真正落实到个体的，则是“后现代化范式”——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的“问题书写”。
二、红色出版中的思想与生活：微观史学探索
之所以提出红色出版研究的微观史视角的探索，原因有二。其一是微观史学在史学界提供了与过去宏观史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在研究对象和选取的史料上摆脱了过去的“叙述史学”而转向了“问题史学”，成了史学整体转向的一种趋势，如文学史、文化史也有学者在呼吁生活史的转向探索。[12]其二是红色出版研究的革命史范式沿袭已久，在反思的同时亟须新的范式来丰富其内涵，更加全面立体地呈现红色出版的发展图景。因而从本体论的视角来看红色出版与他者的互动，既有革命史与生活史的互动层面，也有思想与生活的互动层面。
1.革命史与生活史的转喻
在方法论视角上，无论是过去常用的“革命史范式”，还是如今探索中的微观史学的生活史范式，两者之间都是一种相互补充的互动关系。革命史在传播思想理论的范围内有其特殊的指导性，而生活史则在落实生活的实践性上有着丰富内涵。红色出版的意义也在这两个层次中呈现出来，即在革命史范式下的政治书写和微观史探索下的生活书写。而这两个层次也正与红色出版物文本的不同性质一一对应。从内容上看，红色出版作为一种记录型文本，是具备思想性的。在革命时期，出版物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而红色出版则是将意识形态和主旋律思想深化结晶的产物。红色出版作为一种传播型文本，也是具备生活性的，其传播的手段和内容越贴近生活，就越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可与认同。
革命史与生活史也存在一种转喻关系，即同王汎森所言的“意识到什么是什么”。转喻关系来源于王汎森在探讨思想史与生活史的关联时，提出了“思想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是一种思想方式”，意在呼吁大家关注形而上的政治思想层面与日常生活是如何进行互动的，并认为思想由于其可行化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继而产生巨大影响。[13]王汎森是站在思想史的层面论述政治运动所带来的阅读和出版潮流。反向推演过去，从出版阅读的潮流来观照革命运动的生成发展也具有其可行性和合理性，达恩顿的有关研究便是如此。达恩顿在新文化史的转向下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前夕书籍流通的各个环节来探究18世纪地下文化与思想的传播动线。在探讨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研究中从独树一帜的角度描绘的生动图景，在阅读性和学术性上有口皆碑。
由革命史转向生活史的探索的逻辑基础正是在于红色出版不仅仅只是意识形态下的被动产物，同时也具备其自身发展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在微观史学的理论视角下，红色出版活动是一种有自主性的互动过程。“红色出版”这样一个语义概念，其偏正结构的中心词落点的转向正是研究视角的多重转向。过去的研究落点于“红色”，即将出版作为一种革命手段；之后的研究探索亦可落点至“出版”，将红色作为出版生活中的重要思想元素。如此一来，并不存在两者互斥的历史书写，而是将更多维度和层次的红色出版研究铺展开来。从生活史的角度，能够进一步梳理红色出版的研究理路。同时，将日常生活引入红色出版研究，不仅能够挖掘过去革命史范式所忽略的文本材料，同时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潜在资源来看待，有助于去发现摇旗呐喊的背后真正复杂深远的文化动因，更全面阐释红色出版究竟对不同层面的群体发挥着怎样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2.思想的“生活化”
在传统革命史视角下，往往较少探讨思想与生活的互动关系。思想与生活的关系不只是思想史和生活史所关注的命题，在红色出版研究中仍然值得重视。从传播角度来看，思想的“生活化”旨在传播思想的终极目的达成，因而思想的“生活化”可看作是传播的一种手段。在红色出版研究中，“生活化”则是将思想作为一种传播母题，与出版有关的各种活动视作生活方式的一种具体表现，其中包括如何传播革命思想，如何在出版的过程中将其生活化，以及思想在出版符号中如何被“转喻”为生活文本。百年以来，红色文化和革命思想的传播不仅是革命斗争、文化传播的主题，同时也成为民众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话题。从接收端来看，受众与出版相关的生活状态往往容易被忽视。一来，涉及思想传播的效果研究本身难度较大；二来，出版研究中往往重视出版自上而下的传达方式，从而忽略受众也会对出版过程产生影响。对于受众而言，红色出版是意识形态的、也是文化的、更是知识的。红色出版也承载着相应的社会功能，即革命、启蒙、教育。从红色出版的功能性出发，实际上扩大了红色出版研究的外延。从受众的角度去评估红色出版的功能和作用，也为红色出版的时代性提供了落点。
美国汉学家史华慈曾谈到，“思想史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的‘意识反应’”，“思想史的重点并不仅仅限于一般所谓的‘自主过程’的思想领域内，它主要着重人类对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的意识反应”。[14]在史华慈看来，思想史的重心除却自主能动性的选择过程，同样也在于思想和日常环境的互动性。对红色出版研究而言，特定思想和日常生活的互动性的研究是相对稀缺的。思想与日常生活的互动性也正是体现出版价值的重要依据。从出版传播的角度看，这种互动行为反应是具备多重层次的，不可一概而论。存在多重性的主要原因是传播者与受众的差异性，同时也是受众存在不同阶级的层次区分。因而，微观史能够给予这种多重层次以相对清晰的区分与深入。如此一来，思想的“生活化”正是红色出版与日常生活的互动重心，在思想的“生活化”的互动过程中，互动也是具有层次性的。可以说，微观史学因此扩充了日常生活与出版关系的内涵与外延。
三、历史细节中的百年红色出版
微观史学对于红色出版的具体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阈和新的方法论，对于爬梳历史细节的把控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历史细节中的百年红色出版既有微观“侧写”的样态，也有不同范式的“复调合奏”形式。细节中所呈现的是思想与生活的互动既有“升格”与“降格”的升降层次，亦有主旋律下的协同关系。在思想与生活的互动视角下爬梳考辨百年红色出版的历史细节，是微观史学在红色出版研究的可行路径。
1.红色出版的微观侧写
在微观史学的史学启发下对历史细节中的红色出版细节进行爬梳，由于生活与思想的细节环绕相连，因此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对立。红色出版活动所营造的是一种在红色文化革命思想指导下的红色出版生活。而之所以将其称之为“微观侧写”，是来源于日本文化史家石田一良在《文化史学》中对文化史学的客观性所作的比喻，认为文化史学的研究过程就如同照相机拍摄同一座雕像，每一次拍摄都是侧面，而不是局部，那么这些“侧写”提供的是充盈整体的可能性。[15]微观史学的侧写也绝不是只紧盯局部微小的碎片写照，而是用问题意识将细微的侧面深入到本体的核心。作为出版活动的发起者有其目的性，但宏观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对其生活和出版活动也有一定的制约和改造。红色出版既可作为思想的“降格”的一般性文本，又能作为日常生活的“升格”文本将思想与生活不断转喻。红色出版研究的张力正是来自于思想与生活的不断转喻，两者交叉萦绕。
作为思想语义阐述的“降格”。红色出版作为思想语义阐述的降格即指红色出版本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由于其政治性要求，使得思想在传播过程中还要考虑本土化和现实因素的制约。红色出版作为“笔杆子”的阶段成果，始终是要保持同受众的亲近性，因而出版物的范围、出版方式、流传渠道都要因其受众群体而受到影响。虽然在语义上进行“降格”，其实质是出版内容和形式的通俗化、大众化，但政治动员和启蒙教育功能却屹立不变。1948年根据边区儿童需要，辛安亭（1904-1988）借鉴传统《三字经》的编写形式，编了一本《新三字经》，内容包括儿童必要的思想品德呼吁生活知识。此外，辛安亭还亲自编写过一本《抗日三字经》，其中用通俗手法讲解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基本观点。结合当时的边区农村老百姓的特点，联系实际又深入生活，将政治运动的精神置于浅近易懂的文本中。
作为生活文本政治性的“升格”。红色出版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如何最大程度用出版影响生活也成了当时红色出版人的重要命题。红色出版的文本内容也不仅限于思想性文本，经典文本的出版发行，而是深入到了普通民众更为日常的部分。在抗战时期，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中共开始大规模编印具有革命色彩的新历书，将各种革命意识渗入新历书中，如相关运动的纪念日的政治意涵的重新阐释。学者朱文哲站在党史的角度上，在对历书这一极具生活性的文本进行梳理发现：“20世纪40年代，中共将历书视为革命动员的工具，并赋予其启蒙民众、构建新时间秩序的重要功能，使之成为联动政治变革与乡村社会改造的重要途径。”[16]新历书将政治和日常生活紧密融合，在重塑乡间时间秩序的同时，成为一种基于日常生活又具备政治动员的生活性文本。诸如此类的包括歌曲、俗语等生活文本加以改造，都成为革命文化领导权下的重要武器。
2.红色出版的“复调合奏”
红色出版的微观史学探索并非旨在寻找红色出版研究新的正统范式或取代性范式。事实上，新生代的范式亦是从已经取得重要地位的传统范式的谱系中扩散而来。之所以强调微观史学的方法和角度，在于微观史学提供了新的“侧写”模式。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微观史学的“侧写”显然不是唯一模式，也非“最佳”模式。红色出版研究的微观史学在强调深刻的“侧写”下，也不忘强调其多重性。
合法性基调。“革命史范式”的局限性在于“革命史范式”下的一切活动都站在“后见之明”上，即站在当代的角度去探索过往历史。它存在其固有逻辑，譬如革命运动中思想合法性的建构。而红色出版研究在合法性建构上提供了重要支持。出版作为一种为政治形态服务的手段，为政治宣传提供了载体和场所。微观史学的探索并非试图摒弃这种合法性建构的叙事方法，而是在坚持革命性的基调下扩散过去的合法性书写，强调此间过程是转折蜿蜒而非一蹴而就的，是丰富多样而非刻板单一的。出版作为文化领导权的典型象征，在革命抗战时期取得重要作用，在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同时，探寻出版作为一个重要节点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可以说，占有出版的文化领导权，也就是在革命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上再添一利器，正所谓“笔杆子”下的政权。出版既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也成为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作为“笔杆子”结晶的红色著述与出版成果，不仅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党史研究者了解和认识党史的文献基础。因而出版的合法性基调一直是不可解构的重要主题，在有关主旋律的研究中，主旋律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多范式变奏。主旋律基调牢不可破，这对于红色出版研究的方向就提出了重大疑问，是否意味着只能沿着革命史方法继续探索而无商量余地呢？实际上，无论是微观史学，抑或是同微观史联系深远的新文化史，都在寻求一种同声部下的变奏方法。红色出版常常被混同于主旋律出版，但百年来的红色出版的研究范围显然是大于主旋律出版的。红色出版除去主旋律部分，还有主旋律未生成前和发展到新时期的变奏部分，即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国家政权前的准备阶段和继续发展阶段。这些阶段的变奏部分都需要细致而深入的多角度研究来突出主旋律，有的作为衬音，有的作为修饰，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来完善和演绎作为红色历史的曲目。学者陈卫星、段磊磊在研究《黄河大合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传播提出了文本扩散和文化领导权问题。[17]其他要素的变奏旨在烘托，主旋律依托其他旋律变奏才能更清晰建构其合法性和发展理路，也就是聚焦扩散后的再聚焦。
这些研究的手段并不拘泥于历时性，从而在传统历史分期上作太多文章，而是合奏、变奏的关系，从整体上来看这些研究手段实际上关注的是共时性。巴赫金借用音乐术语“复调”来说明文学创作中的“多声部”现象。而红色出版研究所包含的共时性是需要在微观史学的聚焦、透视之下得以舒展实现的。在同一阶段，多重力量注入出版活动之中，厘清每个构成影响的复杂诱因，才能更好地呈现围绕出版而产生的革命图景，这正是红色出版研究的终极目标。
四、红色出版研究的后续展望
在微观史学的视角下探索红色出版，有其自身领域的亲近性，同时也有方法论上的可借鉴性。其一是微观史学书写在书写方法上的意趣性。其二是微观史学提出的“去熟悉化”和“问题化”的重要性，在过去传统革命史范式的浸润下，一些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都存在着逻辑理路上的前置，因而微观史学正是呼吁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就要谨慎对待这些习以为常的研究取向。
1.“人的复归”：红色出版人（家）的生活史
“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一直都是史学争论的焦点。红色出版人（家）研究所呈现的主体性和社会互动性最为直观，通过红色出版人（家）的出版生活史能够串联起时代背景下的生活、思想和交往行动网络。杨卫民在研究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就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为例，研究以1920—1937年间中共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的发展来剖析社会实践的特质。同时运用社会生活史和传播学的视角进行探索，认为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实质上是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革命传播者在此过程中践行“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18]通过红色出版人（家）的革命传播和出版生活间的联系与交往，能够梳理出以人为本的红色出版网络。这一群体正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中坚分子，正如葛兰西曾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是指与阶级一同创造出来，与一定的社会体制或利益集团存在着某种有机的思想联系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自觉地代表着某个阶级，并作为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出现。[19]有机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保证其掌握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主动权。只有在这样的群体互动中，一些不甚为人所知晓的红色出版人的历史踪迹得以被看见，才不会被淹没在碎片化的无人历史中。作为红色出版重要的行动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有机性”既保证了红色出版人（家）不屈的生命力，同时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革命史中提及的红色出版家大多是以革命贡献及价值作为判断依据的，对于红色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却鲜少付诸笔墨。在这样的革命历史价值判断下，往往忽略了一些地方上的“链接性角色”。[20]正如王汎森所言，“在充分采用近代新史学的长处之后，重新寻找‘人’在这些结构性历史因素中的角色与地位，是有机地嵌入，而不是强制地焊接。这样历史会变得更有机，也更有挑战性。最重要的是，读者也可以重新在这种历史著作中找到‘人’的角色与地位，即使这个‘人’已经变成一个极度复杂的主词”。[21]
生活史探索可立足于红色出版人（家）、红色出版组织（机构）、红色出版的城乡空间等具体的微观视角来进行深入。通过具体的红色出版人（家）落实到其所依靠的红色出版组织（机构），以及汇集红色出版的城乡空间的种种特征。其中呈现的正是出版本体论的自主过程，以及自主发展与革命促进的双重性。出版不只是革命政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被动产物，而是具备发展规律，顺着“革命的势头”来占据文化地位的主动作为。通过生活史的探索，能够更清楚看到，知识、文化和政权如何相互作用渗透，最终合三为一。学者范雪研究延安与生活书店的战时交往史，厘清当时作为左翼的文化资本和革命政权的重合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延安作为一个地理文化空间，如何在“政治”意涵和“知识”层面并存的状况下，与党外出版文化机构如生活书店等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关系。[22]这样的交往史揭露了延安知识生产的复杂性以及延安知识格局的多重性。在这样的复杂性研究中，知识生产与交往传播网络显然不仅仅依靠政权的强制性，而是有着更加多元的传播互动方式，依靠延安当时的“高级知识共同体”，也就是当时的文化知识分子和出版人（家）们的运作，从而建立起延安与国统区书店的联系。在传统革命史范式下，这种政治与知识的分离状况是容易被一概而论视作同步而论。
2.“生活性文本”重述
在过去的传统革命史范式下，不少生活性文本都隐藏在故纸堆中，尤其与微观史视角极其贴合的“生活性文本”，这些文本常常因其琐碎而不被知晓。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提出过“执拗低音”理论，认为日本文化的主旋律是外来文化，而日本本土文化则是修正主旋律的“执拗低音”，这个“执拗低音”却常常被忽略。重在呼吁人们注意主旋律之外的历史“低音”的发展。[23]对于红色出版而言，“执拗低音”显然不应指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而是指先进文化和本土文化交融过程中先进思想文本生产的隐蔽性。由于这些低音具有隐蔽性，因而增加了其被发现的难度。这个隐蔽性则来自两个方向。第一个是来自于革命工作中的有意隐藏。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在上海秘密创办党刊《布尔塞维克》。从创刊起在刊期、开本、字数、出版者、编者署名等前后变化较大，通过各种伪装艰难求生。作为一种斗争策略，隐蔽行为使其得以保全，但作为史料资源，就需要极为严谨的史实考辨。这也给红色出版的具体史实运用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亟须红色出版重新对其书目进行爬梳整理。学者吴永贵就在对此类红色出版的书目信息进行整理，正在有序推进中国红色出版红色文献专题书目丛刊编纂。第二个则是来自过去“革命史范式”局限性所造成的无意疏漏或有意遗忘，如在讨论《新青年》创刊及发展时总是会浓墨重彩书写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而背后的出版人汪孟邹、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几乎被遗忘。随着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史料的范围越随之而更加广阔。在这个角度上，着重挖掘过去碎片化的史料，使之系统化，既是难点也将是亮点。
微观史学的问题意识也使得微观史学的方法论与视角深入到传统史学的方方面面。同时微观史、日常生活史带来的理论探索给红色出版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想法。对于红色出版而言，研究范式的丰富给研究的深入带来了更多的角度和研究材料。红色出版研究的微观史学探索并不旨在取代过去的研究路径，而是聚焦深入红色出版的目的、意义、功能等种种角度来观察百年来红色出版的发展趋势和动因。在思想和生活的互动过程中，呼唤寻找主旋律下被忽略和疏漏的“低音”文本，从而讲好红色出版研究的“中国故事”。
注释：
[1]李颖.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
[2]邓京力.微观史学的理论视野[J].天津社会科学,2016(1)
[3]DarntonR.WhatIstheHistoryofBooks?[J].Daedalus,1982(3)
[4]范军,欧阳敏.论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的双重特质[J].编辑之友,2020(7)
[5]杨闯.执政文化资源视角下的“红色出版”[J].出版科学,2014,22(5)
[6]马志春.浅谈红色报刊的界定与分类[N].中国文物报,2010-03-17
[7]王婵.中国共产党早期油印红色出版物考述[J].图书馆杂志,2020,39(7)
[8]王先明.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J].近代史研究,2019(6)
[9]董丽敏.“新革命史”:重构革命史叙述如何可能[J].中共党史研究,2019(11):19-25;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0(1)
[10]郝振省,韩建民.主题出版的历史与内涵[J].出版与印刷,2021(1)
[11]李建红.主题出版的作用､功能和使命[J].出版发行研究,2019(12)
[12]丛新强.论“文学生活史”的范式转换[J].山东社会科学,2017(10);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J].学术月刊,2010,42(4)
[13][20][21]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292,346
[14]本杰明•史华慈.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C]//载许纪霖,宋宏.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4,11
[15]石田一良.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M].王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50
[16]朱文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历书的编印发行[J].中共党史研究,2020(4)
[17]陈卫星,段磊磊.《黄河大合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传播考释——文本扩散的出版节点与文化领导权[J].现代出版,2021(2)
[18]杨卫民.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D].上海:上海大学,2013
[19]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4
[22]范雪.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延安与生活书店的战时交往史[J].文学评论,2016(5)
[23]丸山真男.原型•古层•执拗的低音[C]//载加藤周一等,著.日本文化特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