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文科建设为出版学科观的破旧立新提供了启示和机遇，启示我们从出版革命、丛书出版的三次浪潮、出版科研机构的蓬勃兴起以及出版对于知识生产的价值意义四个方面，审视中国出版百年来的贡献，出版学潜在的研究空间，以及建立学术研究新范式的可能。要从历史社会的整体视角判断出版学科建设的价值与方向，而不能只从该学科的发展现状或与其他成熟学科比较来看是不是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否则就很容易将出版学科建设追求卓越性的诉求，简单地判断为所谓“缺乏合理性”的“典型的‘学科化冲动’”。
【关键词】新文科；出版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生产；学科建设
作为我国教育的重大部署，新文科建设带有“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特征，代表着一种为了更好地解决生活世界中的复杂问题，打破学科与学科、学科与非学科界限的新型研究和教育。[1]出版学自诞生以来，就带有需要理论与实践、学界与业界、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相融合、协作的超越学科边界的特征，这种“超越”色彩是否契合新文科建设的特征，进而能否迎来发展的新机遇？若能迎机遇而前，又需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这需要厘清学科建构的动力与逻辑，分析保持学科稳定连贯的核心要素和需要积极敞开的边界，才能在社会发展坐标轴上预测其新的定位。
一、出版革命：为出版学科提供研究新范式
新文科建设之新，需要观念重构、结构改造和模式再造，[2]但必须围绕学科的元问题，也就是一个学科之所以形成学科的价值和使命来开展，否则，缺少根系的求新求变，反而会带来学科离散和内在动力的削减。对于尚未成为一级学科的出版学而言，回溯促使学科生发的端点，探讨学科发展史中精神内核的形成，是探讨元问题何在的重要任务。我国出版学相关专业创立于改革开放之后，但学科的立足之本却生于现代出版的建立，也就是说，这个端点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是起于清末民初的出版革命，为中国出版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联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种巨变是塑造学科深层结构的力量。从这个端点开始，中国出版成长途中不断滋生出来的新问题、新经验、新思考，经从业者、政策制定者、学术研究者们的不断思考，铺展为出版得以成为一个学科的研究领域。
中国有着书籍研究的悠久历史，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考据学等蔚为大观，但出版学并非是从这些学科中脱胎而出，而是“出版革命”引发研究范式转换后的结果。技术革命在一定条件下会触发出版领域的全面革命，比如造纸术、雕版印刷技术、活字印刷技术、数字化出版技术的更迭。但如果技术之外的条件不充分、不成熟，技术革命无法扩张普及，就仍然无法引发组织结构、观念思想等多维层面的社会革命。雕版印刷取代手抄书，金属活字印刷取代雕版印刷，数据流取代符号传播，都是出版革命上的质变。但毕昇活字印刷术未能如谷腾堡金属活字印刷术那样广泛应用，即未能实现量变，进而缺少重构出版全部要素的能量，只能称为出版技术革命，而不能称为出版革命。《闺塾师》中将晚明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变化称为“出版革命”，邹振环则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批评了这种说法，认为这些发展变化并非“翻天覆地”式的。[3]也就是说，以儒家经典为轴心的出版秩序以及因此形成的创作模式、出版业态和发行网络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而只是出版资本、技术、读者力量的繁衍扩张。出版的结构和秩序不变，决定了校雠学、版本学等构筑的传统书籍研究范式的绵延。革命意味着“断裂”，并不能以简单的“升级”界定出版革命，只有从结构性的断裂处着眼，才能使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成为可能。
对革命发生在哪个层次的理解，是关系到如何理解出版学科内部构造、外部边界以及学科层次的重要问题。笔者赞同邹振环先生的观点，即中国出版根本性的“革命”开端在晚清，以1897年商务印书馆建立为标志，开启了从旧书业到新书业的历史质变，这种质变是包含新技术、新内容、新形态及新管理四个层面的全面变革，[4]为中国出版事业打开了一个宏大的新格局。
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中，出版业在历经战火延绵、经济困顿、政治动荡、技术更迭等所带来的危机之中，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这是促使中国出版在屡次困顿后能屡放光彩的内在力量，也是促使中国出版学诞生的本原动力。那这种价值为何？出版革命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奋力自救自强所冲出的大道之一，出版人与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军事等其他领域的先驱怀抱着同样的深沉理想和人文关怀，以出版的专业分工参与到中华民族崛起的任务中来，这种民族自强自新的价值使命，一直燃烧至今，推动着出版业积极参与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实现更为高远的目标任务之中。这种核心价值贯穿着百年来出版发展的动态过程，所引发的各种现象，形成的各种规律，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着足够广度和深度的学术探讨空间，为出版学研究创造新范式积累了充足的条件。
如果缺少从出版革命的纵深历史和宏大视野去整体审视出版学科的价值，而只从该学科的发展现状或与其他成熟学科的比较来看其是不是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就很容易简单地将出版学建设一级学科的诉求判断为所谓“缺乏合理性”的“典型的‘学科化冲动’”。[5]
二、三次出版浪潮：出版家的学科贡献
出版学科研究的范畴和价值，是由出版人创造传承，由研究者的提炼结晶而不断层累呈现。我们尤其要去追溯理解“开辟草莱者”与各时期代表出版人物的理想和行动，才能理解中国现代出版的格局是如何被塑造和继承的。
张元济先生有一首著名的七绝：“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种，有秋收获仗群才。”“书林”二字，在明清时期往往指代建阳、江南的民间书坊，因追求利润盛产通俗读物，被贴上“稗贩”之学的标签。出版革命催生了新的“书林”——内部分工日趋复杂、外在网络日益发达、专业程度日渐提高的以上海为中心覆盖全国的现代化知识生产组织。戊戌变法失败、取消科举考试等时代巨变，为出版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遇——众多第一流的人才被纳入“书林”彀中，他们一方面“标领乃至规划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另一方面“显示出面向社会的公共性关怀与‘立命’的超越性关怀”，“服务于民族解放、思想启蒙与文化进步的社会学经营”，[6]为现代出版奠定了最初的宏大格局。他们既为后来者凝练了“编著书籍当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也”“竭诚为读者服务”等出版精神，也为后来者塑造了译丛、古籍整理、新教科书、平民读本、辞典等现代出版物的重要物质形态，成为今天许多以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推进的出版工作根系。比如，张元济之“编教科书—编工具书—整理古籍—介绍西学”四位一体的出版行为，[7]成为一代代出版人接力为之的典范，逐渐建构着哺育国人精神、支撑文化创新的社会公共知识库（stock of knowledge）。
百年来，出版人如工蜂般在知识库脚手架上的营造，绵密地滋养着社会发展；但由于编辑出版的独特属性，出版人曾长久地隐形于同时代作者、学者的光环之后。如果我们深入地去追踪这些出版人“隐秘而伟大”的行动，就会看到知识生产场域中出版人所扮演的关键枢纽作用，集结各种各样的行动者。丛书这种出版物因规模大、周期长、投入多、需要撬动的社会力量多元，特别能彰显出版人的枢纽作用以及预测、组织、经营、传播等专业行动能力。
出版革命以来，我国至少掀起了三次丛书出版的巨浪，杰出的出版人以远见、视野和魄力，担当着“激动潮流”的舵手作用。第一次始于20世纪初叶，30年代达到顶峰，以《万有文库》为瞩目标志，出版人汇聚学者、翻译家、教育家等之力，策划引介了各种门类、代表各种思潮的西方古典和现代作品，亦推动了如“四库备要”等大型古籍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等本土丛书的问世。遗憾的是，这次出版浪潮被日军侵华战争打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才得以接续。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在宣传、文化、教育、统战等部门身兼要职的领导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前曾专职或深度介入过出版工作，如张致祥、金灿然、钱俊瑞、胡乔木、姜君辰、胡愈之等人。20世纪50年代，他们与陈原、陈翰伯、史枚等出版工作者一起，经过筹划与对全国学术界的摸底，开启了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选题规划。[8] 20世纪56年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等9家出版社联合编制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选译目录（1956—1967）》可谓是第二次丛书出版浪潮的序曲，虽然因国内形势和政治原因未能如期开展，但为改革开放后的“丛书热”埋下了伏笔。20世纪80年代，在新老出版人的交接中，《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国文化书院文库》等重要丛书大放异彩，推动中国的思想与学术重归正轨，为此后40年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第三次浪潮是21世纪以来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出版业高速发展的必然趋势，党和政府以国家出版基金、主题出版等多种形式对社会效益显著的丛书予以支持，大型丛书以更加多元的形式和内容，成为出版社实力、文化品格的担当，展示着出版人在知识生产和全民阅读的大时代不可替代的专业竞争力。
这三次浪潮能够跨越战争、经济和政治所带来的阻断，打通古今中西的知识仓库，得益于出版人策划丛书时共同秉承的崇高理想——“通过这些著作，处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国人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最高精神世界”，[9]以及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所创新、积累的业务经验。出版业虽历经数次低潮，出版物的功能、形制、载体和出版业务也早已突破旧有边界，但出版人的职业理念薪火相传，他们彼此交织的思想长空共同建构着现代出版的精神穹顶。
然而，正如上文所说，在出版未成为一个学科之前，学界对出版人的研究无法体系化，他们的各种文集、回忆录、书信等精神遗产以散落的方式存在，隐藏于出版事业之中的经验和贡献更是少被发掘，这也是出版专业创立时知识、理论先天不足的重要原因。出版专业建立以后，对出版家的成就、观念、思想的发现、提炼和传播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自觉，比如人民出版社正在陆续付梓的“中国出版家丛书”、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中国出版人口述史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等，但这些开拓是远远不够的，出版学科理论建构、学科自信及社会影响力的培育，必然需要对百年来各类出版人物、出版案例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
三、研究机构：出版能量溢出学科现有格局的结晶
如上所述，出版学是中国现代出版实践的产物，经历了近百年的孕育，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对出版生产的巨大需要中脱胎而出，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加速建设北京印刷学院”，[10]1984年胡乔木批复教育部开办编辑学本科专业，新华书店总店和武汉大学联合创办图书发行专业，从出版革命的视角思考，这些都不是机缘巧合的偶然性事件，而是社会发展、出版发展内在动力积聚的结果。
然而，从1984年到今天，学科建设在量上有了大的发展，但质上却未达到应有的飞跃——出版学科尚未成为一级学科，专业大多呈碎片和随机状态分布于各个高校多类学院。其中的问题与原因已广为学界探讨，特别见于2020年以来张志强、方卿、李频、万安伦等多位学者的专题论述。本文将以出版研究机构为问题入口，探讨其与出版学科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现有学科层级和规模的有限性，无法充分吸收和转化现代出版革命所带来的巨大能量，由此造成了学科发展与业界需求之间的断裂。在这个断裂带上成长起众多出版研究机构，它们是产业和学科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求，而自发对接、互动的产物，也是学科层级和规模无法容纳不断增长的出版能量而溢出的结晶。
出版专业的建立“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1984年出版学开始建立时，作为理论形态的专业基础堪称一穷二白，[11]加快建构理论体系必然是学科发展的第一要旨，但专业长期散居于传播学、图书馆学、文学等诸多门类之下，师生力量难以集结相继，只能更多地依靠个人的研究兴趣和资源。作为一门新学科，没有深厚的积淀，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批量译介汲取西方相关理论知识，长此以往，出版专业逐渐沦为所在学科和高校的“飞地”——既无法跻身所在一级学科的主流，又无法达到与业界对接所应有的强度与广度。改革开放之后，出版业高速发展，迫切需要科研指导与服务，各类建制更为灵活的出版科研机构应运而生。
1985年，我国首个专业出版研究机构——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成立，此后，该所不仅从史、论、行业调查、政策研究等多方面铺开出版科研工作，还以旗下的中国书籍出版社和《出版发行研究》等4份学术期刊，建设出版科研成果发表的平台。25年来，该机构由所升级为院，研究规模扩张显著，研究方向日益多元，与地方政府、多种产业、海外行业的联系频繁密切，大量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成果展示了出版科研发展的潜力和空间。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政府、高校或企业主办的出版类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表1—4收录了笔者所知或查阅而来的各类研究机构，按创办主体分类如下。
表1 高校主办的出版科研机构（21家）
| 创办时间 | 创办主体 | 机构名称 |
| 1997 | 陕西师范大学 |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出版科学研究所 |
| 1997 | 河南大学 | 河南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 |
| 1998 | 华中师范大学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 |
| 1998 |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 武汉大学出版发行研究所 |
| 2001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 |
| 2002 | 北京印刷学院 | 跨媒体出版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
| 2003 | 中山大学 | 中山大学编辑学与出版研究中心 |
| 2004 | 中国传媒大学 |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统编辑出版研究中心 |
| 2006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 复旦大学国际出版研究中心 |
| 2006 | 湖南师范大学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 |
| 2008 | 苏州大学 | 苏州大学出版研究所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苏州研究基地) |
| 2010 | 武仅大学 | 武汉大学数字出版研究所 |
| 2010 | 新教百研究院 | 新阅读研究所 |
| 2011 | 北京印刷学院 | 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与传媒研究院 |
| 2012 | 南京大学 |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 |
| 2016 | 浙江大学出版社､人文学院､计算机学院 | 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 |
| 2016 | 华南师范大学 | 华南师范大学编辑与出版研究中心 |
| 2018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出版传媒研究中心 |
| 2018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数字媒体学院 |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 |
| 不详 | 北京城市学院 | 北京城市学院学科阅读研究所 |
| 不详 | 北京师范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媒体融合与数字出版研究中心 |
表2 政府主办的出版科研机构（2家）
| 创办时间 | 创办主体 | 机构名称 |
| 1985 | 中共中央宣传部 |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
| 2010 | 北京市委宣传部 | 北京市新闻出版研究中心 |
表3 出版及其它企业主办的出版科研机构（13家）
| 创办时间 | 创办主体 | 机构名称 |
| 1999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书文化研究中心 |
| 2003 | 江苏亲近母语文化教育有限公司 | 亲近母语研究院 |
| 2007 | 长安大学杂志社 | 长安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 |
| 2008 |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 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 |
| 2008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产业研究院 |
| 2009 | 北大方正集团 | 方正技术研究院数字出版分院 |
| 2009 | 重庆社会科学院《改革》杂志社 | 重庆社会科学院新闻出版研究中心 |
| 2009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研究院 |
| 2016 | 中文集团北京时代百文书局有限公司，中文集团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 北京新兴传媒出版融合创新发展研究院 |
| 2017 | 深圳出版集团 | 深圳市全民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 |
| 2018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传媒研究院 |
| 2019 |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 全民阅读与融媒体智库 |
| 不详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西南大学出版与传播科学研究中心 |
表4 多方合作主办的出版科研机构（11家）
| 创办时间 | 创办主体 | 机构名称 |
| 1993 | 北京师范大学、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 |
| 2000 |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师范大学报业集团、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 山西师范大学编辑出版学研究所 |
| 2007 |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武汉大学 | 新闻出版总署武汉大学高级出版人才培养基地 |
| 2008 | 苏州大学、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 苏州大学出版研究所(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苏州研究基地) |
| 2013 |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上海出版印刑高等专科学校、上海理工大学以及相关行业协会等共建 | 上海出版传媒研究院 |
| 2013 |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武仅大学 | 武汉大学长江传媒出版研究中心 |
| 2014 |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 中国教育出版研究中心 |
| 2015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传媒研究院 |
| 2016 | 湖南大学、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 | 湖南大学中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 |
| 2017 | 青岛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青岛山版集团、青岛文旅局 | 青岛全民阅读研究院 |
| 2020 |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韬奋纪念馆 | 韬奋研究院 |
这些出版科研机构呈现出以下突出特征：①从最初研究图书编辑出版，到现在研究数字出版、阅读推广、版权、有声书等，科研机构与行业发展趋势紧密相连，研究更偏重于应用，有些科研亦具有理念的超前性和引领性，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国民阅读调查研究，对20年来全民阅读理念和实践的繁荣有直接促进作用。②高校类科研机构创建和管理相对灵活，出版专业教师能够根据自身研究兴趣和业界资源搭建研学平台，开展多方合作，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教学科研条件的不足，如肖东发教授所开创的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曾创办中英出版论坛、海峡两岸华文出版论坛、中韩日雕版印刷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出版界盛会，并与海内外多类型出版企业进行项目、人才培养合作。③近年来，政、产、学、研多方合作的研究机构数量增多，有些原有研究机构也开始与企业或政府共建，独立的社会研究机构也在成长之中，这都反映了社会对出版研究的需求在增长和多元化。
这些研究机构存在的问题也同样明显：①缺乏机制保障，机构生存发展往往依赖学术带头人之力，学术带头人一旦发生变故，机构就随之停滞或消散。如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自肖东发教授2016年逝世之后，该所网站关闭，也查阅不到新的科研活动。②研究机构不具备独立招生、培养人才的资质，最多只能通过合作的方式培养研究生、博士后，规模和影响力都有限。③这些出版研究机构大多长于解决应用问题，而短于出版理论的建构发展。
2008年以后，我国有14家出版企业陆续获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别为：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方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出版社、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出版社、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这些企业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所设的博士后流动站合作招收出版方向博士后，培养的人才类型和研究成果值得进一步挖掘。
此外，2016年年底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从200多家申报单位中遴选出20个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对其授牌并给予政策支持，这些实验室的依托单位大部分是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等出版企业，也有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共建单位主要由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公司三种类型构成。[12]这些实验室已经开展了一些具有创新研究意义的活动，例如，北师大出版社重点实验室和四川新华重点实验室都开展了面向全国的开放课题征集公告，遴选项目立项并给予支持。[13][14]这些国家级实验室的建立，可以视为是对前文所述合作类出版科研机构的升级，各级政府所给予的支持更加明确和稳定。
原本是在学科和行业断裂地带所成长起来的机构，面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传统出版链条正在被各种媒介的竞争、融合所重构的发展趋势，能够较为敏捷地自我调适，体现着出版研究的强应用性色彩。这些趋势特征与新文科建设所强调的应具备人文情怀和共情能力，实现学科与学科、学科与技术手段间破壁的要求具有明显的一致性，[15]有助于带动高校研究者共同突破出版学旧有的学科思维定势。
对于这些机构与高校出版专业的关系，笔者认为，前者的经验和资源，有助于帮助后者从政策与经济发展趋势来理解和认识学科内涵和范畴，具备跨越现有学科和产业边界、打破区隔的潜能；[16]后者的师生专业才能，有助于帮助前者从实践历程提炼理论，加速建构专业知识体系。二者在各类融合平台、项目中的深度合作，将超越传统的专业设置推向可能。总体而言，研究这些机构，有助于我们从整体视角下把握推动出版学科发展的内在力量。
四、知识生产整体视角下出版学科建设的意义及方向
学科间的关系，大多是呈平行发展或有限交织的态势，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与现代学科建设始终处于紧密复杂的共生状态的出版业，前文所述的三次浪潮即可视为在国家需要和出版自身发展规律的推动下，出版业对包括各学科在内的我国知识生产体系的再造与修复。在出版革命的百年历程中，出版与各学科的关系可总结为如下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对民族自强自立的共同诉求赋予了出版与学科建设价值使命方面的通约性。中国现代出版业自萌生开始，到今天对出版社会效益的强调、发起全国性全民阅读活动、主题出版概念的出现与实践等，都贯穿着这种价值使命。因为这种通约性，出版人、出版机构、出版物才得以担当起现代社会知识构建、文化活动展开和公共文化建设中的枢纽角色，与各学科专家学者密切合作，使推动信息、思想、情感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化合成为可能。
第二，出版是学科建设必备之工具与手段。中国现代学科制度起于晚清，各学科的奠基、发展乃至转向，离不开出版所搭建的知识繁衍传播的载体和通道。出版者为各学科的行动者们将掌握的素材组合填充到逻辑认知层面提供了现代技术，[17]加速了学科知识的物化进程，也因此影响着学科发展的思潮、秩序、方向。
第三，出版为学科不断建设扩展着交流聚集、论辩合作的有形空间和无形场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八十年代”和数字化传播技术普及的今天，出版通过书店、展会、读书会等建构了一个个学科展示的物理空间，并通过出版物的分类与呈现参与塑造了学术秩序；通过策划选题、阅读推广，让研究者们得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形成跨越学科、单位与时空的各类学术共同体。
第四，出版对学科发展方向和面貌，产生着结构性的持续影响。出版不仅提供学科建设必备之物资，更是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和服务精神，深度参与到学科生产链的塑造衍生进程中，如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张元济与蔡元培、王云五与胡适、20世纪80年代来自于多所高校的丛书编委会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出版机构的紧密合作互动，直到今天，许多学者的学术成长履历中，不仅有教师、研究者的身份，也兼有作者、译者、编者、策划者等出版业所赋予的角色。
讨论出版与诸学科的关系，是为了以整体性视角来审视出版之“学”的所在——可以看到，出版之“学”的目的是为了给各学科的发展、知识体系的发展提供更为卓越的服务。近年来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艺术学、传播学及政治学等诸多学科以出版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与日俱增，这并非只是学科扩张衍生的结果，而是出版革命百年能量逐渐彰显的结果，以及数字出版技术所引发的各学科对出版、阅读前所未有的兴趣和注意的结果。“出版无学”之“无”，只是“有”在过去被遮蔽住了。今天，我们需要改变旧有的学科观，对出版学的价值给予重新理解，不仅是为了更好地消化和继承出版革命的能量，也是为了探问知识生产的创新和优化发展方向，推动学科建设的整体发展。鉴于此，对于出版学如何能破旧立新，笔者陋见如下。
以出版革命为基础重塑出版的学科观。从出版革命百年实践延绵至今的动态发展中重估出版的价值，推演出版的历史传统逻辑、学术逻辑和社会逻辑。[18]历史传统逻辑要重点评估出版革命所孕育的中国出版精神和学科传统，探讨这种传统和精神在新技术环境下面临哪些机遇和危机。学术逻辑要把握出版革命对中国出版研究范式“转辙器”般推动作用，比较这种新范式下的出版与古代、国外出版的关联与断裂，进而厘清我国出版学的关键概念，形塑其核心理论。社会逻辑要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出版学科知识创新与增长的整体范畴出发，探讨出版与当代社会关系的本质，并以此照见未来，研究新技术背景下学科发展与国家需求、行业需要之间的关系。
从新文科建设角度思考出版学科建设方向，设立阅读推广方向。这就要求超越传统的单维视角，从学科融合、跨界的整体视野审视出版学的专业构成，尤其要将阅读推广作为新的专业方向与已有的编辑专业学、数字出版并立，这样才能建构出更为完整的出版学研究范畴，阅读不仅是出版物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也作为一种必不可缺的行为渗透到出版物从策划、编辑到发行的各个环节之中，二十余年来全民阅读的浪潮让阅读推广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阅读推广专业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19]产业特征日趋鲜明，[20]理论研究逐步取得进展，[21]这些都足以支撑阅读推广作为出版学的分支出现，其所具有的典型跨学科特征，也恰恰是在新文科建设思路指导下对出版学内涵的必要延伸。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服务行业人才需要。出版不仅要适应人类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也要做这种变革的主导者，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出版内容的多模态（文本、图片、音视频）呈现，更带来信息组织方式、大数据分析处理乃至机器学习能力的提升。[22]出版学科所培养的，即是具有这种新的生产思维，能在知识生产中设计组合各种力量，能控制产品的品质和方向，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生产工程师。这种人才需要跨学科的培养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但也必然需要将出版学的历史传统和学术逻辑中最有价值的知识纳入课程体系之中，追求卓越出版人才对知识生产的整体引领，而不至于让过度追求娱乐化、利益化、庸俗化、浅易化成为知识生产的隐性规则。
一个社会随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必须更新信息处理方式，否则信息瓶颈会制约社会的进一步扩张。[23]现代国家的信息处理能力既需要敏捷流畅的信息交换网络，亦需要对信息加以研判、加工与传播的知识生产体系，在出版革命发生的一百多年间，出版是这些任务的重要承担者。出版学是否能成为一级学科，不应只将目光限制于学科发展现状，而应该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视角去考察该学科所具备的条件和面临的紧迫任务。我们看到百年出版革命对于中国知识生产的伟大贡献，也看到遍布政产学研的出版研究机构的生长扩散，以及出版的价值与使命对于当下学科整体发展、知识生产追求卓越的意义所在，我们就应该更为主动地抓住新文科建设所带来的超越性学科发展思路，集结一切分散的力量，为出版学重装上路、追求卓越做好准备。
注释：
[1]赵奎英.“新文科”“超学科”与“共同体”——面向解决生活世界复杂问题的研究与教育[J].南京社会科学,2020(7)
[2]王铭玉,张涛.高校“新文科”建设:概念与行动[EB/OL].http://news.cssn.cn/zx/bwyc/201903/t20190321_4850785.shtml
[3][4]邹振环.晚清书业空间转移与中国近代的“出版革命”[J].河北学刊,2020(3)
[5]姚怡然.高等教育中“学科化冲动”现象的观察与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6(4)
[6]“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出版说明[C]//张文彦.中国出版家•徐伯昕,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2
[7]仝冠军.陈原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主要贡献[J].出版参考,2018(6)
[8][9]于淑敏.思想解放进程的见证学术丛书运营的典范——陈原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3)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3(13)
[11]李频.编辑出版学科的发展与变革管窥——以编辑出版的专业逻辑为讨论中心[J].现代出版,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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