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纸质书累计印刷19.3万册，目前主要网络渠道每周销量500册左右，电子书可统计总销量达2.54万册；入围2016年度“中国好书”，荣获第12届文津图书奖、2018年中国智库学术成果奖……这本经济学长销书的策划过程是怎样的？
前同事发来消息，例行告知《大国大城》年度销量。这已经是这本书出版之后的第5年了，销量似乎依然坚挺，没有下跌的趋势。我笑说，这么多年了，它真是个大大的潜力股啊！
的确是，至少在我从业的那些年里，很少遇到这么长尾的社科/学术硬书，可它竟然在我手里诞生了。但要我现在说出当时到底是怎么发现的这匹黑马，又是怎么一字一句地打磨成现在的模样，我一时也很难详述，从约稿到出版再到今天，已经7年过去了，我自己都有点难以清晰地记起，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是怎么发掘了一本“叫好又叫座”的经济学长销书的。
什么是作者的读者缘？
有研究称，为了更好地存活下去，人类会选择性地过滤掉一些痛苦的经历，所以回忆总是带着美好的滤镜。但既然要写“策划手记”，总不能简而化之，显得一切好像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这不利于之后工作的展开。毕竟在做书这件事情上，困难和付出才是工作的常态。所以用时证还原方为信史，也能为同仁们提供实际的工作参考。毕竟回忆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我打开尘封已久的编辑工作邮箱，搜索作者标签，一封封长信跳出来，连接起那些在脑海中已快模糊的片段。
2014年5月，因为一本刊物编委会的契机，我认识了陆铭。当时，作为刊物责编的我忙得昏天黑地，然而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在各种资料准备和会上嘉宾的发言里，我还是感受到陆老师的一些有别于其他人的特质——比如特别帅。
这不是开玩笑，我的一位前辈曾说过，接触一位作者时，常常看面相就能知道他写不写得好，他的书卖不卖得好，这叫读者缘；而所谓面相好，或者说长得好，气质、谈吐、内涵，甚至是否有趣，都是加分项。简单说，就是这个人是否具备一下子就能吸引别人的特质。而陆铭，绝对是以上所有项目的高分获得者。
彼时，作为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纯文科生，我真是丝毫没有想过，自己“看上”的其实是圈里都在热追的大红人，只凭着“这个作者好像不错”的无知者无畏的念头，我便开始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约稿之路。
犹记得，在约到稿件后不久，曾出版过陆铭的书的友社编辑部主任发来消息问：“你请陆老师吃了多少顿饭？”我说没有请过，他倒是请我吃过两次饭。主任失落地说：“好吧，我专门派了一个姑娘盯着他，没想到竟被你抢走了。”我真心很抱歉，抢别人的作者确实不太好，但我真的没有请他吃过饭。那我做了什么？接下来坦白……
无知者无畏的约稿过程
会议结束后不久，我便给陆老师写了一封长长的约稿信。现在想来，这一招是有些冒险的。因为其实很少有人愿意在邮件里看那么多字，况且，对陆老师而言，我只是个仅有一面之缘的人。我很感谢，也很庆幸，陆老师是有耐心读完那么多字的人。
当然，当时的我并不是仓促落笔的，长信背后的支撑，是我好几晚做过的功课。在给公司领导的选题论证信里，我已经完成了思路的梳理，并得到了支持。
我在2014年5月21日的约稿信里这样写道：
……这样简单地希望您说空间政治、治理结构、财富分配、户籍改革，虽然都好，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还不够，还没有挖掘出您最大的价值来。
我有这样一些设想，分几个层次：
比如您是否愿意修订或增订《空间的力量》，作为您近年研究成果，这是作为“经济学家”的权威著作（当然，格致版也刚出不久，版权问题可以再讨论）；其次，您发表的其他文章、演讲，我们可以挑选结集，但做法不同，需要有一个聚焦，类似于“为了公共利益——一个经济学家的理想社会纲领”。挑选和编排的方法需要我们细细琢磨，甚至不局限于您这些发稿，比如您跟学生的交流，课堂讨论（因为看到您有转学生给您的信，我想你们应该平时也会有这样的交流吧）。因为这不同于学术著作，我们可以展开一个新的面向，不是一个象牙塔内高高在上、冷冰冰的“经济学家”形象，而是内心充满人文关怀、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现如今，有这样情怀的知识分子确实不多了。
去信之后，很快有了回复。我无权刊发作者的信件，只能简单说，陆老师很礼貌地表示了感谢，并且给了我一个见面的机会。于是几天之后，在复旦大学的咖啡厅里，我得以当面详述了我的想法。我至今仍记得陆老师捧着杯子笑而不语地听我讲完，然后表示可以试试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多雀跃。回家路上，那个初夏的傍晚，一切都有了勃勃的生机。
当时，我们讨论了大致的聚焦主题、编排结构等，我说可以将他最近的文字先整理一下，有个大致的样貌，再看之后如何推进。于是，陆老师发来了他近年来写的所有文章稿件，我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和编排。
虽然最初的提纲与成书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但这确实是这本书最初的样貌。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我初步整理编排的文章一共是118篇。也就是说，我在几天之内，读完了这一百多篇文章，并整理、编排，做出了一本书的样子。
今天的我再次翻出来当时做的大纲，自己也唏嘘不已，不是自夸，但也确实对自己的努力感到满意。如果非要总结的话，大概有以下两点感想：
第一，没有一本好书是从天而降的，这背后一定有许多看不到的努力，虽然有些努力也未必能直接产生最后的结果，但努力一定不会白费。
第二，当一个人十分想做成一件事的时候，肾上腺素的确是会飙升的。
艰难的打磨与最终的遗憾
这些稿件虽然零散，但每一篇的质量都非常高。所以我当时是抱着“即使没有时间再写，这些稿子也可以编辑成一本书”的想法的，因此有了这个“毛坯房”之后，我心里确实已经略微有些落定了。
当然，要求高如陆铭，怎么可能允许这样草率地就出一本书。在对提纲经过几次讨论之后，他决定在原来的稿件和主题的基础上，大规模重写。于是，长达一年半的催稿之旅开始了。
从一堆稿件、一页提纲、一个书名，到一本书，仅在我手里，初稿就改了4次，其中经历了数次往来讨论、课堂与会议旁听后的感想交流，以及吃饭谈天。陆铭涉猎极广，尤其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造诣，有时候聊着聊着，便想到了许多其他的好点子。可惜时间和精力有限，最后并没有呈现出来。
最后一次把改完的稿件交到作者手上时，是在复旦大学的教室里——2015年底，陆铭在复旦大学开了一门课，我每次都去旁听；而那时，我其实已经离开出版业了。唯一可惜的是，我没有等到将名字写在“责任编辑”一栏上。而陆铭的另一部作品——《大国治理》也在今年出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