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宋彦博：四川大学出版社
【摘 要】2010年前后的出版社改制结束了我国大部分出版社作为事业单位存在的历史，也拉开了出版社向现代企业转型的序幕。十余年来，大学出版社因其相对特殊的体制与职能，在向现代企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动能不足。以现代企业为参照，从现代企业基本特征出发，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大学出版社和现代企业之间的差距，进而“对症下药”，为大学出版社转型升级提供思路。
【关键词】大学出版社；现代企业；现代化转型
一、引言
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585家[1]，其中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大学社”）超过100家。长期以来，大学社承担了积累与传播学术、服务教学与科研的重要职能，是我国出版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007年国家启动出版社转企改制试点工作以前，全国大学社普遍以事业单位的形式存在。到2010年，全国大学社基本完成改制，实现了由事业单位到现代企业的身份转变，顺理成章地成为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然而，纵观近十年来大学社的发展，可明显感知大部分大学社的市场化水平仍较低，市场参与度显著弱于其他出版社及民营文化公司。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学社向现代企业的转型不彻底。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大学社在十年前便完成了转企改制的“规定动作”，但由于其与母体大学的天然联系，在人事安排、业务管理等诸多方面仍有较重的事业单位痕迹，距离真正实现向现代企业的转型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同时，“现代化”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超越的过程，即使已初步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大学社，也仍有不断适应新环境的必要。换言之，大学社向现代企业转型永远“在路上”。
迄今为止，有关大学社转企改制的研究很多，有的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分析了大学社转企改制的核心问题[2]；有的从大学社自身优势出发，从专业化、特色化、精品化等角度提供了具体路径[3]；有的从法人治理结构、企业制度设计等维度出发，分析了大学社在后改制时代面临的问题[4]。这些研究均就大学社如何实现身份转换提供了有益建议，但对于转企之后如何向现代企业进化、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则少有叙及。因此，本文尝试以现代企业基本特征为考察视角，较为全面地分析大学社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不足，以期为大学社现代化升级提供思路。
二、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
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大学社的性质经历了由事业单位到国有企业的转变。二者的显著区别是，前者是“受国家机关领导、所需经费由国库支出、不实行经济核算的部门或单位”；后者是“从事商品和劳务的生产经营，在经济上独立核算的组织”。[5]简言之，大学社原是接受财政拨款、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改制后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这一变革仅标志着大学社向现代企业转型的开始，而非转型的完成。在探索转型之路究竟该如何走之前，有必要明确什么样的企业才算现代企业，亦即现代企业应具有哪些典型特征。早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国有企业改革总体目标。其中，“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16个字，可视为对现代企业基本特征的高度概括。对此，有学者给出较为详细的描述，指出现代企业的特征是：①拥有投资者投入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独立的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②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照章纳税，对投资者承担资本保值增值的受托责任；③投资者按投入企业资本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并按投入公司的财产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④按市场和社会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保护环境，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的；⑤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管理机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层经理人员的相互制衡关系。[6]
也有学者侧重于对生产力的分析，提出现代企业的特征是：①比较普遍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开展生产经营活动；②生产组织日趋严密，内部分工协作的规模和细密程度极大地提高，劳动效率呈现逐步提高的态势；③强调经营活动的经济性和盈利性；④重视环境适应性；⑤重视员工福利和社会责任，形成特有的企业精神。[7]
也有学者总结出现代企业的特征是：①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②拥有现代技术；③实施现代化管理；④企业规模呈扩张化趋势。[8]
尽管不同学者关于现代企业特征的表述有所不同，但综合考察各方表述，不难得出以下几项应是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①运用现代科技手段；②实行现代化管理；③重视盈利及规模扩张；④重视提升环境适应能力；⑤具有独特的企业文化。本文的后续分析将以此为出发点。
三、大学出版社向现代企业转型中的不足
以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为标尺，不难发现不少大学社尤其是中西部大学社，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
（一）需要更大规模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普遍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是现代企业最为外显的特点，这也是其与个体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最为显著的区别。其原因显而易见，现代企业的盈利目标必然要求企业不断提升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代企业对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通常包括两方面，一是改进产品本身的功能和形态，二是优化产品的产销管理。对多数大学社而言，在改进产品功能和形态方面，虽然融合出版已成为数字出版新的发展方向，但大学社对新科技手段的应用仍十分局限，传统纸质图书仍是绝对主流。相较于新闻、教育等行业，大学社对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运用明显滞后。这固然有受众阅读习惯、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因为大学社习惯于固有盈利模式，缺乏应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加之新技术投资规模大、回报时间长，在普遍实行干部轮岗交流制度的大学社，任期有限的社领导很难从长远着眼，顶住风险压力大力推进。
而在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升图书生产和销售效率方面，大学社更是任重道远。在内容生产方面，出版工作尤其是编辑工作长期被视为一门“手艺活”，更多地依赖人脑完成，不太需要高新技术。但实际上，出版工作要处理大量的信息和复杂的流程，亟需高效、智能的现代管理信息系统；编辑环节相对初级的引文核对、知识校验、规范化整理等工作，也完全应该向人工智能借力。在营销方面，尽管借助新媒体的图书营销近年来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实质上这种成功是在传统阵地被不断侵蚀后的绝地求生，而非主动出击。在电商、社群、直播等渠道的低折扣挤压下，出版业当前的盈利能力并不乐观。
此外，受限于行业规模[9]和行业门槛，出版业之外的科技公司鲜有兴趣进军出版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出版业在技术革新方面孤军奋战的局面。对出版业而言，以技术革新引领现代化转型，还需要出版业自强不息。
（二）需要更系统地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分工与协作的加深，必然呼唤与之配套的管理制度，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指导下，现代企业得以建立起关于决策、计划、组织、控制等的一系列章程，围绕明确的目标，以高效的方式对企业的一切行动进行管理。在大学社的经营管理中，较普遍地存在这样一些不足：①因为与母体大学的天然联系，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等仍有较重的事业单位痕迹，人、财、物的管理方式多脱胎于母体大学的管理体系，尚未完全同高度市场化的现代企业接轨，从而产生了决策链长、反应慢等问题。②章程建设的系统性不足。要么章程不健全，制度缺漏较多；要么章程过多过杂，彼此不兼容，朝令夕改的现象时有发生。③分工不细，权责不明。由于责任编辑是图书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因此，责任编辑一人身兼多职、大包大揽的情况时常存在，超载、超范围编校的现象难以杜绝。同时，业务岗与管理岗混杂，中层管理者往往既是管理人员又是业务骨干，致使管理工作力不从心，业务工作也备受干扰。④不善于通过标准化工作提升企业内部技术与管理的统一性，形成可复制的生产模式，而是过分强调文化创意工作的独特性，将每个项目都当作全新的项目，形成较多重复劳动。
（三）需要更有效地实现经营活动的盈利
营利是现代企业的根本标志，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是现代企业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主要特征。[10]
目前，大学社虽已在经济上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但由于其仍承担着较多的公益性任务，加之参与市场竞争的经验有限，因此，其营利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主要表现在：①产品结构方面，短频快的自费书、包销书占了较大比例，具有长期盈利能力的市场化的图书的空间被挤占。②因为有相对稳定的选题来源和销售渠道，经营管理多以生产为导向，对市场的进取心不足，对市场需求重视不够。③受限于较为单一的业务形态，在渠道挤压、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利润率下滑明显，盈利能力遭到严峻挑战。④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较为陈旧，仍然更多地考虑人、物、财等直接成本，对时间、信息等无形资产的价值重视不够。
（四）需要持续增强企业的环境适应能力
任何企业都会持续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交换人力、资金、材料、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因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能够准确感知各种外部因素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是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之一。
目前，大学社在环境适应性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不足：①缺乏超前意识，对市场的调查和预测深度不足，对行业变化的敏感度不够，对新事物带来的冲击反应迟缓。②因自身规模较小，过分强调专业化、特色化，以至于产品结构和经营模式单一，抵御重大突发风险的能力不足。③人才队伍建设缺乏持续性，培养模式单一（多靠老员工“传帮带”，缺乏系统的、标准化的培训体系），且对新员工缺乏兜底性的薪酬保障，导致新员工入职初期流动性大。
（五）需要打造更具个性的企业文化
现代企业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要想长远发展，必须得到内部员工及社会公众的认可与支持，亦即必须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特色企业文化。好的企业文化是除硬性规章之外，使企业良好运转的“黏合剂”和“润滑剂”。
当前，不少大学社的企业文化建设浮于表面，存在以下不足：①企业精神、企业理念过于空泛，缺少能彰显本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内核。②在生产实践中对企业文化的贯彻不到位，未能很好地发挥其激励作用和约束作用。③对外展示宣传的力度不够，缺乏经过系统设计、深入人心的识别系统。④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过于单一，除了本职出版工作外，还应拓宽文化服务渠道，进一步深入人民群众。
四、基于现代企业基本特征的大学出版社现代化转型对策建议
（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加大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
第一，在内容生产方面，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行业外的科技公司涉足出版业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大学社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组建技术联盟，主动承担起技术开发的重任，开发出能提高选题开发质量、内容生产效率的工具软件，如选题分析工具、引文比对工具、知识校验工具，乃至智能程度远高于“黑马校对”的编校辅助工具，以及更科学更高效的信息管理及流程管理系统等。
第二，在产品形态方面，要积极注入新科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如其来，极大地刺激了新技术在教育行业的应用。大学社与教育行业有天然联系，对于新技术的应用有着更为强烈的需求，理应在这一变化中趁势前行，例如，建设线上平台，引进AR、VR技术等。
第三，在图书营销方面，除了要搭上新媒体营销的顺风车，还要有更多更主动的作为。例如，可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加强自有渠道的建设，并守住折扣的底线，避免陷入码洋虚增、利润下降的陷阱；可积极探索以知识服务为手段，创新线上线下营销形式。
（二）向管理要效益：不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第一，要优化组织结构，建立更高效的信息传递与决策机制。例如，可借鉴扁平化管理模式，减少管理层级，避免出现决策链过长的情况；可在传统直线式、职能制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打破职能部门的界限，建立跨部门的项目组，形成矩阵式的组织结构，以应对内容频繁变动、有较强临时性、需要多部门协作的工作任务。但同时也应注意避免决策权过于分散，尤其是围绕出版纪律、出版质量，要建立标准化的决策和控制流程，以免员工滥用决策权，给社内造成重大风险。
第二，要重视计划在日常生产组织中的作用。要形成战略计划与作业计划，短期计划与长期计划，具体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互补充的计划体系，以规避生产过程中的随意性。以选题为例，要突出年度选题的核心地位，要围绕既定目标加强统筹，通过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周计划控制工作中的不确定性，减少重复、浪费的行动。
第三，要围绕目标和计划，科学组织各类资源。首先，要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在大学社，一人身兼多职的情况比较普遍，一名编辑可能既是策划编辑又是文字编辑，还承担着部分营销编辑的工作。按照分工理论，这显然不利于编辑在某一领域精进，也阻碍了团队整体效率的提升。其次，要重视管理人才的培养。长期以来，由于编辑、发行业务的专业性，出版社往往更加重视业务人才的培养，而对管理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大学社在向现代企业转型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管理人才的价值。在社领导层面，应完善治理结构，探索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在中间管理层，要探索实现管理与业务分离，从中层管理人员入手向管理要效益。
第四，要重视标准化工作。从质量管理角度来看，正如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所言，图书质量底线的保障靠的是完善的制度，稿件才靠编辑个人的水平。要保障出版质量，就需要形成工作标准，包括工作内容的标准和工作流程的标准，以此来保障质量的底线。从效率提升的角度来看，标准化的、可复制的流程与方法，无疑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三）有盈利才有未来：积极追求经营活动的营利
第一，在产品开发方面，应加大市场化力度，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市场竞争。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砍掉价值不高、市场狭小的低水平重复图书，缩减不利于长远发展的自费书、包销书，从而减少企业的无效动作。
第二，要以更强的市场进取心，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到革新科技手段、培育重点产品线上来，打破“资源的诅咒”。相应地，应改革编辑考核制度，在更长期限内、以更多样化的指标对编辑进行考核，以鼓励编辑在值得深耕的领域大胆尝试。
第三，要丰富业务形态，除传统图书出版业务外，应重视知识服务、文创产品开发等高附加值的业务形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此外，应重视跨界合作与资源整合，如引进资本与技术的合作。
（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断增强环境适应能力
第一，应成立专门部门或借智于专门机构，深入了解行业前沿动态，研判行业趋势，提前进行业务形态和产品线布局，而非随波逐流。
第二，要紧随党和国家指挥棒，既在选题上回应社会热点，解决人民群众需求，又在技术手段上紧跟科技发展步伐。
第三，在重视专业化和特色化的同时，必须有危机意识及极限思维，对于企业发展要做充分的极限生存假设，并据此调整产品结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便给许多出版社上了极生动的一课——在疫情冲击下，纸质图书尤其教材发行受到极大冲击，令许多出版社措手不及。可见，专业化、特色化在通常情况下是优势，但在极限条件下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出版社的产品结构要考虑极端情况下的风险对冲。
第四，要注重人才队伍发展的可持续性，年龄结构要均衡。要在传统的“传帮带”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更全面、更系统的培养方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流水线式培养模式，以此为出版社的人才建设兜底。
（五）品牌是最大的资产：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第一，要重视企业形象塑造。在企业文化方面，要彰显本社特色，并取得员工及社会大众的认可。例如，中信出版社的“以知识为信仰”“我们提供知识，以应对变化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开启民智，传承文明”“为了人与书的相遇”等理念，均是成功的范例。同时，出版社应加大宣传力度，改进对外宣传的方式，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企业形象。
第二，应重视员工福利，在“靠情怀干工作”之外，切实增强员工的获得感、成就感、归属感。
第三，除了出版更好的图书，还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例如，大学社可以参加更多的公益活动，走进校园、社区、企事业单位，开展思政教育、文化服务工作；可以探索更绿色环保的印刷方式，减少对环境的损害；等等。
五、结语
基于现代企业基本特征的大学社现状分析，为我们考察大学社的不足提供了一个较为开阔的视野。以现代企业为参照，我们可以较清晰地看到大学社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不足，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学社除了要向现代企业进化，成为我国出版产业的支柱之一，更需要承担起党和国家的宣传思想工作和教化育人职能。因此，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大学社要避免矫枉过正的问题。例如，要避免过分迎合市场，出现肤浅化、庸俗化倾向；要避免因专业分工而盲目扩大人员规模，违背经济性原则；要避免过分强调环境适应性，而忽视了特色发展。总之，如何更好地兼顾大学社的现代企业职能和公益事业职能，亦即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是一个需要持续深入讨论的话题。
大学社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经过改制后近十年的发展，在现代化转型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正如本文开篇所言，现代化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大学社应该持续推行科技革新、推进管理升级、提升盈利能力、增强适应能力、锻造企业文化，朝着现代企业这一目标不断迈进。
注释：
[1]数据来自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10月发布的《2019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未涵盖港澳台地区｡
[2]梁上启,段维.大学出版社转制过程中亟待处理好三种关系[J].中国出版,2009(3).
[3]甘世恒.“专精特新”的再思考——中小型大学出版社转型的困境与路径[J].现代出版,2017(3).
[4]宗德宝.大学出版社后改制时代面临的几个突出问题.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企业管理干部综合能力提升研修班”结业论文,2014.
[5]辞海(第六版缩印本)[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724､1471.
[6]樊技飞,杨娜.现代企业管理(第2版)[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1.
[7][10]王关义等.现代企业管理(第五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6-7.
[8]何荣宣.现代企业管理[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3-4.
[9]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10月发布的《201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摘要)》,2019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8896.1亿元,仅占当年GDP的约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