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苏苏（范长江先生长子、中国文联退休干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永葆初心，才能走得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回忆我父亲的一生，虽然“经历了艰难的探求真理的过程”，但他不断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真理，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党的领袖对他教育和帮助下，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父亲是在1927年年初离开四川老家的，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曾进入吴玉章同志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他又曾奔赴武汉参加了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学兵营，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又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为国民党不抗日，他与学校一刀两断。1932年夏天，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希望能通过哲学弄清中国的出路问题。1933年日寇从东三省向关内一步步逼进，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他感到“原定的从读书中寻找中国出路的方针行不通了”，决定离开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3年4月，他发起并组织了“北大学生前线视察慰问团”，他发动同学们赴长城喜峰口、古北口等处慰问将士。这些活动对我父亲思想触动很大，他感到必须唤起民众，把自己看到的情形向全国人民进行宣传。他向当时的《北平晨报》投稿，连续报道了学生赴前线慰问的情况。1934年12月4日，《北平晨报》发表了他署名“长江”的文章：《北大军训风潮》。1935年年初起，他被聘为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开始了他正式的新闻生涯。
《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我父亲开始关注中国的西部，他认为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沿海城市一定守不住，抗战的大后方一定在西部，所以他要到西部去考察；后来听说红军要北上抗日，蒋介石正在全力“追剿”；1935年春，红军主力已经到达四川西部，北上行动已经证实。父亲想搞清楚这两个全国人民关心的大问题，也是自己关心的大问题。他想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去旅行考察，并可以接近红军，甚至进入红军。经《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同意后，1935年7月，我父亲从成都北上，这次考察历时10个月，马不停蹄，舟车劳顿，行程数千公里，足迹遍及四川、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等西北六省区，沿途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天津在《大公报》发表。后来集结成书，于1936年8月出版，即《中国的西北角》。
由于他的文章首次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于增进人民对红军的正确了解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他在文章中对国民党统治的西北地区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危机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披露。所以他的书在几个月内连出九版，发行十几万册，一时洛阳纸贵。1936年8月开始，我父亲又去西蒙额济纳旗和阿拉善旗等地采访，并报道了傅作义将军领导的绥远抗战。西安事变爆发后，为了揭示事实真相，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日夜兼程，顶风冒雪，穿过一道道关卡，历经艰险，于1937年2月2日到达了西安城下。2月3日他换装后混入西安城内。2月4日，经友人介绍，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与我父亲见面握手后，对他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次日，周恩来又详细地向我父亲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和中共对事变的态度，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目前有关政策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随后我父亲即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想去延安采访。经周恩来同志向延安请示后，我父亲即在博古和罗瑞卿两位同志陪同下，乘卡车于3天之后来到延安。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进入延安采访的第一个国统区记者。2月9日，我父亲到了延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伯承、廖承志、林伯渠等人的热情欢迎，当晚10点到毛泽东同志住的窑洞作竟夜之谈。我父亲回忆：“在延安，毛主席教导我一个通宵，这十个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我那天晚上之高兴，真是无法形容的，对于毛主席的敬爱心情，由此树立了牢固的根基”。在延安他弄通了三个大问题：一、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问题。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三、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还对我父亲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利用你所在的《大公报》及其他各种可能的方法，向全国人民作广泛的宣传，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我父亲第二天一早即离开延安，经西安返回上海。
2月14日傍晚，我父亲回到上海，谁也没见，一头扎进《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他去西安和延安采访的情况及西安事变的真相。并连夜奋笔疾书，在胡政之支持和帮助下，《大公报》破例“违检”，第二天《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在《大公报》上海版和天津版同时见报，这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与在此时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的讲话内容完全相反，为此《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被蒋介石叫去怒骂一顿。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主席曾亲笔致信给我父亲说：“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毛主席信中所指的“文章”，即《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1937年7月初，《大公报》再次把我父亲近一年来写的通讯，汇编成册，取名《塞上行》，6次再版，发行数万册之多。《塞上行》一书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以极大的热情向国统区的广大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介绍了中共著名领袖人物，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
为党的新闻事业工作
1937年11月8日，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的日子，2000年，这一天被国务院批准确立为“中国记者节”。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中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上海检查工作，约夏衍谈话，并通过他与胡愈之、羊枣等同志商量组织一个新闻记者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加强爱国新闻工作者的团结，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夏衍去找了胡愈之，胡愈之同志很积极，他约了羊枣、陆诒、胡仲持和夏衍谈过一次。“这时范长江到了上海，我们商定这件事由范抓总筹备。”1937年10月初，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参加者除夏衍和我父亲之外，还有恽逸群、羊枣、陆诒、阿英、周钢鸣。由于当时参会的人大多数都是青年人，我父亲提出是否定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获得了与会者赞同。1937年11月4日下午，我父亲和夏衍、羊枣、恽逸群、碧泉、朱明、邵宗汉等人再次召开筹备会，决定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并推举我父亲和羊枣、恽逸群三人负责筹备。1937年11月8日晚7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山西路的南京饭店宣告成立。此时上海的战争正进入最后的紧急阶段，当天晚上，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松江告急，中国军队正在从闸北向苏州河南岸西退，炮声隆隆，苏州河两岸火光冲天，但是范长江等15位青年新闻记者（代表了24位发起人）在这里从容不迫地召开了中国新闻史上重要的一次会议，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会议有序进行，这15人当中有9人是中共党员，平均年龄28岁，他们通过了“青记”的会章，选举了领导机构，推选范长江、恽逸群、羊枣、碧泉、朱明为总干事会干事，夏衍、邵宗汉等为候补干事，提出了“为民族解放而努力”的纲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范围的新闻记者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为了认清在国共合作期间新闻记者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及抗战后的主张这一系列问题，他在1937年年底和1938年年初，分别托马叙伦和张香山给毛主席带去两封信，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我父亲回了一封1100多字的信，对他信中提出的问题逐一作了解答，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和抗战后的主张。这封信帮助他解除了心中的疑问，也坚定了他的信念和革命立场。毛主席这封回信写于1938年2月15日，我父亲收到时正逢筹备召开“青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这无疑对他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青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周恩来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并通过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徐迈进同志和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的陈同生同志给予“青记”许多具体明确的指示。
1938年3月15日，“青记”更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8年3月30日下午2时，在汉口青年会二楼礼堂举行了“青记”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上海、武汉两地，还有长沙、广州、西安、成都、重庆、福建、香港以及南洋的会员代表，参加这次盛会的有中外来宾代表近百人。大会通过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选举了领导机构——常务理事会。范长江、钟期森、徐迈进当选常务理事。
“青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标志着“青记”已从一个秘密成立的组织变成了一个“合法”的青年记者团体。从“青记”成立到1938年年底，仅一年时间，“青记”成员从24人发展到600余人，在全国范围陆续建立了13个分会，迅速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同人组织，“青记”成员在总会领导下，英勇地踏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我父亲曾说：“如果所有的报纸从业人员都能团结一致，将战争的讯息视为庞大的圣战，而且人人……仗义执言，单是报纸就可以对我们的战地工作产生重大的贡献。”
1938年9月，因为在政治观点上和《大公报》老板的分歧，我父亲离开了《大公报》，并全力投入了“国新社”的筹备工作。1938年10月20日，以“青记”成员为骨干的“国新社”在长沙正式成立。“国新社”成立后不久，因长沙大火迁到桂林，并于11月21日在桂林正式成立总社。1938年11月和1939年2、3月间，我父亲分别在南岳和金华见到周恩来同志，得到了很多请示的机会。这使“国新社”与斗争全局息息相通，他们的报道起到了对内对外宣传抗战、团结一切进步人士、打击敌人的巨大作用。在1938年冬到1941年春的两年多时间里，“国新社”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与香港“国新社”联合，在内地添设了好几个办事处，向海内外150多家报刊发稿，当时我父亲是“国新社”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他说，他“第一次在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中工作，感觉非常幸福”。
1939年5月是我父亲终生难忘的，也是他一生中一个光荣的转折点。他曾在《我的自述》中说：“开始搞国新社后，和国民党斗争的过程中，才感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行。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仅凭一个人孤军奋斗，想到哪里干到哪里是不行的。”“我才认识到，毛主席在延安和我讲的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那些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只有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的长期奋斗，才能成功。”1939年5月，他在曾家岩5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当面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求党对他加以审查，表示愿当一名忠实的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大概一周后，周恩来同志答复，组织上已经批准他入党。他写道：“我那时的高兴，真是无法形容的。他并告诉我，我在重庆归他直接领导，在桂林归李克农直接领导。”“从此我是光荣伟大的共产党的一个细胞了，我参加到伟大行列中来了，我的工作有党给我指示方向了，不再是一个人瞎摸了。”
转战陕北
1965年，我父亲曾对夏衍同志说：“我现在有一件生平希望做却还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很想写一篇回忆录。”夏衍问：“你想写哪一段？”我父亲说：“想写1947年延安撤退，跟着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时候”，“那时文化界跟着走的，一个是陆定一，……新闻记者只有我一个”，“从延安撤退到全国解放是我一生最宝贵、最值得回忆的经历”。1947年3月，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当时国民党调集了34个旅，总计25万人，进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人率党中央和前委及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及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下辖4个大队，新华社工作队就是“四大队”，我父亲任大队长，由编辑、翻译、电务和后勤等人员组成，开始时只有23人，1947年12月又发展到107人。在这一年时间里，我父亲和他领导的“四大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提高了思想觉悟，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毛泽东同志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我父亲带领的这支“四大队”的主要任务，是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撰写和审定的新华社社论、评论和重大军事报道传送到已经到达太行山地区的新华总社并向国内外播发，即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此外，“四大队”还承担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外国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的工作，编辑出版每期各4000字左右的“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党中央决策参考。特别是拍发那些标以“陕北”电头的文稿，都是阐明时局形势，维系全国人心的党中央的声音，对待这项任务，要求每个环节必须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不仅要求迅速及时传发，而且包括文内标点符号，要保证准确无误。每当接到这样的任务，不管是白天还是夜睌，全队立即进入兴奋状态，我父亲都要亲自坐镇，先由译电员读电码稿，包括标点符号，负责编辑看着原稿监听，人名、地名、数字要重复核对3次，再交电台传发新华社总社。1948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初稿完成。全文25章共2万多字。这时工作量越来越大，要通过范长江之手由新华社电台拍发到各地征求意见。毛泽东在16日清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这三章最好本日上午交范长江，争取下午拍发完了……”这三章近7000字，毛泽东在原稿上修改了很多，指明要范长江负责，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而且时间只有短短的七八个小时，可见任务之繁重、工作之紧张，简直就是一场战斗！而每一次这样的战斗，我父亲领导的“四大队”都出色地完成了，因而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扬。在转战陕北的这些日子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为新华社撰写、修改的评论、社论、新闻有几十篇，仅在我父亲1948年3月编辑出版的《陕北集》中就有45篇，这些由陕北发出的红色电波，成为时代最强音，促成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迎来了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
我父亲在1947年9月11日给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的信中写道：“这两次最危急时，都曾有狂风暴雨，‘老人们’均冒风雨行进。6月那一次，他们也都淋着大雨，于深夜徒步上下于深山大谷之间。中央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每个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在这封信中还谈了五点体会：一是中央同志始终压倒敌人的气概；二是真正对人民负责；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四是科学的工作方法；五是动人的工作作风。当时的文字编辑赵棣生同志回忆我父亲：“他平易近人，身教更多于言教。转战初期人手不足，夜间同总社保持电讯联络，他同大家一起参与轮班手摇马达；行军到驻地，较好的窑洞优先分配给电务分队，他自己曾在一个没有门窗、只有一盘石磨的敞破窑洞住宿和办公，雷雨之夜，他浑身湿透在崎岖山路上操足攀登，秋汛季节，他同大伙牵手渡过齐胸的激流。”
“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一年中，行程1500公里，居住过12个县37个村庄。1948年春天，我父亲带领“四大队”跟随党中央离开陕北。他回忆说：“这一年多亲眼看到毛主席指挥三四万人，打败胡宗南二十余万人，经过我手发表过《毛泽东选集》上的许多重要文件，亲眼看到全国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虽然经过不少惊涛骇浪，但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
2017年11月8日，中国记协收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的贺信：“值此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总书记这封贺信，是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最大的鼓舞！今天，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我父亲如九泉之下有知，定会倍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