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耿相新：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摘 要】随着内容表意符号、载体材料技术、复制技术和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书籍的概念需要被重新定义。书籍不是一件恒久不变的物品或商品，它会随着技术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而每一次的书籍革命，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社会秩序的革命。
【关键词】书籍革命；内容符号系统；载体材料技术；复制技术；传播方式
随着电子书的崛起，以纸为介质的封装型书籍的概念的稳定性岌岌可危：以磁介质和光介质为载体的电子出版物，内容符号信息需要借助计算机或类计算机功能设备读取，而读取设备通常以不同规格和形式的屏幕呈现内容符号，这种符号信息载体与呈现载体分离的出版物，是不是还属于书籍的范畴？这种革命性的媒介变革，给书籍生产和传播究竟带来了哪些革命性的改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书籍的概念和边界？这种变革是不是意味着书籍的消亡、受众模式的革命以及出版价值链的重组？这一系列疑问笼罩在出版人和读者的头顶。本文试图从书籍的概念及变迁出发，在内容符号、载体材料技术、复制技术和传播方式的革命等方面，梳理书籍革命的历史线索，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
一、书籍的概念及变迁
虽然书籍是最常见的一种物品，但要给书籍一个准确的定义，依然十分困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书籍定义为除封面外篇幅不少于49页的非定期印刷出版物。这个定义是相对于期刊和报纸而言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给书籍的定义是：“手写的或印刷的，有相当长度的信息，用于公开发行，信息记载在轻便而耐久的材料上，便于携带；它的主要目的是宣告、阐述、保存与传播知识和信息。”这个定义试图强调书籍的功能和传播性。《牛津英语大词典》对书籍的释义是：“写就或印刷的文字篇章，不管是附着在纸张上还是其他物体上，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物质形态的整体。”这个解释关注书籍的文本特征和物质特性。《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书籍的定义是：“用文字、图画和其他符号，在一定材料上记录各种知识，清楚地表达思想，并且制装成卷册的著作物，为传播各种知识和思想、积累人类文化的重要工具。”这个定义重视书籍的思想性和工具性。《说文解字》说：“著于竹帛谓之书。”这个解释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书籍材料和书写的动作，是中国在纸普及之前的一个关于书籍的定义。无论是纸时代还是纸时代之前，人们对于书籍的理解明显存在着偏差。这些偏差恰恰折射出了书籍的共性，构成书籍的要素包括符号系统、知识内容、载体材料、编辑加工、复制手段、发行传播、一定规模，而这些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一不是变动着的，正是这些变动造成了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对于书籍定义的分歧。
书籍首先是一种直观的物品，这是它留给读者和非读者的第一印象。物质性是书籍的重要属性，甚至可以说是首要属性。拉丁文liber（书）的原义是树皮，指的是树外皮和木头之间的薄皮。日耳曼语bokis（英语：book;德语：buch），意为山毛榉。希腊语biblion（书）来自埃及纸莎草的名称biblos。西文中书籍的原义均指向构成书籍的材料，从语源学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书籍的最早定义。汉字中的“书”，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上下结构，上半部象形，为一个人手握毛笔；下半部为一个人的口，原义为手握毛笔记录声音，含有书写的意思。商代的书籍被称为“册”“典”，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册像若干竹木简编连在一起，典则像编连起来的册放置在几案上。《尚书》中周公旦训诫商朝遗民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周公所说的“典”“册”，就是当时的书籍。春秋时《墨子·尚贤》说：“书于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又说：“先王之书，圣人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论语·先进》中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墨子口中的书是简帛，与孔子眼中的书大体相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可见孔子时期书籍的形状就是简册。东汉时，许慎所说的“著于竹帛谓之书”正是对商代以来书籍定义的总结。典、册、竹帛均强调了文字载体的物质性特点，载体材料成为书籍的代名词。虽然材料不同，但东西方文化不约而同都将构成书籍的材料作为书籍的代称，可见外观形制是书籍定义的核心因素。后人发明的关于书籍的名词，如莎草纸书、泥板书、贝叶书、石头书、竹书、帛书、牛皮书、羊皮书、纸书等，无一不是着眼于书籍的载体材料而定义的。
然而，当磁、光成为介质，成为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的载体材料时，书籍在人们眼中的物质性开始解构。传统的书籍概念似乎解体了，电子书还是书吗？试图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构成书籍的要素上。从物质性角度而言，书籍的物质性体现于各种载体材料上，在磁介质（固定磁盘、可移动磁盘）和光介质（光盘）成为计算机数据存储材料之前，无论是硬质材料还是软质材料，其外观都是可视的，文字和图像符号系统与载体材料是一体的；磁、光作为符号系统载体后，书籍的整体性遭到分离，其可视性转移到了读取设备的屏幕上，各式各样的显示屏成为类似纸张的载体，更准确地说，屏幕只是一种接收和显示设备。相对于纸介质封装型书籍，电子书的物理性并没有消失，只是它让书的物理状态发生了改变。这是定义新型书籍的一个基点。
构成书籍的可变性要素，还体现于符号系统、复制技术和传播方式。自书籍诞生以来，构成书籍的符号系统就长久地被各种文字符号和图画符号所占据，但自照相技术、录音录像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出现之后，音频视频符号系统和虚拟现实符号系统也相继进入书籍行列或内部；同时，随着数字技术、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介入书籍生产，承载书籍内容的符号系统更加趋向多样化，并朝融合化方向前进。书籍的复制技术一直是书籍生产的核心技术，书籍从手工抄写，发展到手工印本（雕版和手动印刷机）和机器工业印本，再到今天的数字复制和数字印刷，单位成本不断下降，单本复制数量不断增加，书籍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不断提高书籍对社会的影响力。物理状态的书籍传播长久依赖人与公路、铁路、水路、航路等交通途径和车辆、船舶、飞机等交通工具的结合，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后，电子书籍与通信网络完美地结合到一起。从有线互联网逐步转向移动互联网，电子书籍革命性地抛弃了以往所有的运输方式，书籍传播进入通信系统，改变了书籍本身的面貌和出版产业的格局。
构成书籍的要素中，可变量较小的要素有书籍内容表现形式、编辑加工方式和内容数量规模。构成书籍内容表现形式的要素无外乎数据、信息、知识、原理和思想、智慧，这是书籍内容表达“变”中之“不变”。书籍区别于档案文书文献等原始材料和书稿的关键因素是必须经过编辑加工整理，而编辑加工整理的方式无外乎使其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和社会化，手段多种多样，但方法、原则、途径则变化不大。书籍内容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这是其区分于报纸、杂志等媒体的重要因素，书籍必须具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内容主题，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容数量和规模，必须具备明确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内容主题“变”中之“不变”的数量标准。
综合以上要素分析，书籍是一种将不同内容主题以不同符号系统表达的、经过编辑加工整理的、通过不同技术复制于不同载体材料之上的、具有一定数量规模和价值意义的、通过不同渠道传输传播的、供不同用户使用的物品或商品。
二、内容符号的革命
如果说人类文化从口头文化发展到书面文化是一次革命性变革，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从书面文化过渡到数字文化也同样是一次革命性变革。作为一种媒介，书籍是书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书籍的诞生则始于文字符号的发明。如果从书籍史的角度出发，手写本书籍的诞生和发展相对于口头文化是一次媒介革命，而从手写本书籍发展到印本书籍则是第二次革命。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以电子计算机为技术基础的数字革命，将书籍从印本形式引向数字形式，从印本书籍转向数字书籍是第三次革命。
传播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由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和信息反馈六要素组成。迄今为止，我们可以将传播媒介分为五种形态——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所谓讯息，是指在传播过程中由传播者发出、受传者接收的信息的具体表现形式，“讯息由特定的表意符号组成，通过一定的形式，如声音、图像、文字等传达给受众”①。由此可见，特定的表意符号系统是构成传播媒介的基本形式。表意符号构成媒介内容，每一次表意符号系统的变革，都意味着传播媒介的一次飞跃。
构成书籍的最初表意符号是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数据、信息、知识和画面的约定符号系统。人类最早的文字符号系统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前3300年间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其后陆续又有诞生于约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约公元前3000年—前2400年的印度河流域的印章文字、约公元前1650年—前1200年的爱琴海线形文字（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约公元前1500年的中国甲骨文字、约公元前800年—前700年的希腊字母等。在文字演变为权力、社会知识和神谕的载体之后，其准确性、权威性和神圣性伴随着宗教和世俗势力的消长，长期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字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三大标志之一，这一事实印证了文字及其后的书籍在社会转型的历史中，具有摧毁原有社会秩序和重建新的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书籍作为一种文字媒介，它的诞生与发展促进了阶级社会的发展和繁荣。由口语媒介向文字媒介过渡的历史时期，恰恰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相吻合。
图像作为表意符号的一种表现形式进入书籍内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历史均可以追溯到手抄本时期。现存最早的书籍插图是古埃及人画在莎草纸上的《亡灵书》中的图画，出土于中国战国中晚期之交《楚帛书》上的图像也可视为早期书籍插图。基督教世界中，大量手抄本的精美插图和装饰画充满神性意味，对推动基督教的传播和巩固其思想控制起到了巨大作用。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木版雕印画是印于公元9世纪中国唐代的《金刚经》。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前后，西方的书籍插图主要由木版雕印，16世纪末金属雕版的铜版画开始推动插画本图书的繁荣。1839年法国达盖尔发明摄影术，照片开始进入书籍的页面。今天，随着智能手机照相功能的普及，以图像为主体的图书开始与以文字为主体的书籍分庭抗礼。图像符号系统占据书籍页面的比重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重要性越来越强。
声音是最古老的媒介，但记忆和记录声音却是人类社会长久的难题。迄今所知，人类记录声音和书籍发生关联的最早形态是乐谱，中国《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河南周歌声曲折》7篇、《周谣歌诗声曲折》75篇。“声曲折”即曲调，是被记录而成篇和成书的乐谱。公元800年左右，西方纽姆记谱法发明，手抄本乐谱登上书籍舞台。西方最早的印刷音乐乐谱书籍可追溯到16世纪初的威尼斯印刷商，音乐书籍自此成为一个专业印刷门类。记录声音方面的革命性变化始于1877年美国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这是一种“记录声音的机器”，此后录音技术不断完善。20世纪以来，家用留声机、唱片、盒式录音磁带使得录音业成为与图书出版业并驾齐驱的大众媒体行业。1982年，采用数字压缩技术存储声波的压缩磁盘CD面世，数字化声音很快转移到了互联网上，声音这个古老媒介在数字化时代重新焕发青春。
承载表情和动作的影像作为表意符号同样是一种古老的媒介。舞蹈、杂技、讲唱、说唱、戏剧等表演艺术源远流长，作为影像的表演艺术与书籍媒介的早期联姻，应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戏剧剧本和表演脚本。表演悲剧和喜剧的演员必须依据剧本抄本记忆台词，古希腊时期的剧本抄本是表演艺术进入书籍行列的早期媒介。无论是中国的木版雕印，还是西方谷登堡的铅活字印刷，又或者是19世纪以来的工业印刷，小册子式的戏剧剧本一直是畅销书和常销书。与印刷品不同，承载影像最成功的载体是电影、电视以及数字化的视频。1888年，美国爱迪生与狄更斯发明活动图片摄像机和活动电影放映机。1923年弗拉基米尔·佐利金发明光电摄像管，1929年他又发明电子图像显示管，这两项发明成为电视摄像机和电子电视的技术基础。1973年，计算机技术开始应用于电视，采用数字编码与数字传输技术推动电视数字化。目前，影像符号已经可以全部用数字技术进行表达。
表达书籍内容的符号系统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偏重，长期以来主要是图文关系，以文为主或以图为主或图文并重。计算机技术的发明使得构成书籍内容符号系统的革命真正到来。为了存储和处理数据，计算机采用二进制的“0”和“1”作为数字语言（一个比特），采用“0”和“1”编码技术，实现对一切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信息媒体的编码解码，并于1980年代逐渐发展成多媒体技术，在原有的分散的信息媒体之间建立联系并集成为一个具有交互性的系统，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构成一个新的整体并以数字形式呈现，多种符号系统集于一身的多媒体数字书籍由此诞生。
三、载体材料的革命
用于书籍的载体材料与其所处文明国家的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秩序息息相关。书写与权力如孪生兄弟，而书写载体材料则依赖生产技术的进步。但反观之，每一次承载知识和思想的书籍材料的变革无一不影响着生产关系、社会秩序与生存状态。作为权力的象征，书籍材料的物理外观和便携性，影响着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也影响着宗教、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甚至还影响着国家统治的根基。书籍载体材料的变革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导火索。
书籍及其材料生产具有地域性、独立性和历史性，但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和互联网化的进程，又呈现出全球化、标准化和同时空化的特点。根据迄今为止的书籍史，我们可以将纸的发明和应用作为分水岭。纸作为书写和书籍材料，最具全球性和世界意义。纸前时代基本是人类古典文明时期和西方的中世纪时期，纸后时代可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算起，其显著特征是以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文明开始登上人类历史舞台，目前我们正处于纸媒介和数字媒介并行的时代。
纸前时代，书写和书籍作为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其载体材料在东西方呈现出显著不同的特点。在西方，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以及后来的巴比伦人、亚述人使用黏土制成泥板作为书写和书籍的材料，埃及人将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制成莎草纸用于书写和记录。在东方，印度河流域的印度人将贝多罗树叶制成长条形的贝叶作为刻写材料，中国则将竹片、木片和缣帛用于书籍材料。与中国的简帛被纸替代不同，西方的泥板书和莎草纸书均被羊皮纸书所替代。古希腊、古罗马前期使用从埃及进口的莎草纸，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晚期羊皮纸开始较大规模用于书写和制作书籍，公元1世纪羊皮纸替代了泥板书，公元4世纪羊皮纸取代了莎草纸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泥板书存在了3500年左右；莎草纸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被用于书写，公元3世纪开始衰落，其作为主流书籍材料存世时间有3300年左右，至公元9世纪消失。羊皮纸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从公元4世纪左右，经过三个世纪的莎草纸、羊皮纸的并存，羊皮纸在罗马帝国终于取代莎草纸而成为书籍的主要载体材料，直到15世纪中叶羊皮纸被纤维纸取代，羊皮纸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欧洲书籍的主要材料，被使用了1700年左右。就泥板书和莎草纸书的存世寿命而言，它们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服务于埃及帝国、苏美尔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在维系帝国的空间统治并保持知识和思想的时间传承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媒介作用。此外，羊皮纸经卷对于基督教教会的扩张和教义的传承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助力作用。
中国成熟文字符号系统最早的载体材料是龟甲和牛肩胛骨，约始于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中晚期。商代后期，青铜器上也开始铸刻文字，见于文献记载的书籍——典册已经出现。典册的材料是竹简和木简。西周时期文字的主要载体是青铜器，自春秋时期竹简书籍开始增多，至战国时期简帛开始成为书籍的主要载体材料。迄今出土发现的竹简书籍和帛书，其最早年代在战国时期的公元前300年左右。帛书便于携带、易于收藏，但价格昂贵；竹书是战国时期直至秦汉时期中国书籍的主流。相对于龟甲、青铜，竹简和木简仍是便于流通的书写材料，因此它也成为百家争鸣的主要论争工具。战国时期，私学林立，诸子百家纷起并争相著书立说，知识和思想竞放异彩，乱世之间的文化一派繁荣，竹简书籍不仅成为知识和思想的载体，同时还成为促进天下走向一统的媒介。竹简书籍作为一种媒介，在助推秦汉帝国建立、助推秦汉帝国开疆拓土、助推汉帝国政权稳固方面起到了不容置疑的支撑作用。
纸将人类带入一种新文明。纸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文明的巨大财富。公元前2世纪，中国发明造纸术，公元2世纪初蔡伦改良造纸术，纸张用于书写并开始普及，公元5世纪初纸张取代简帛成为书写和书籍的主要载体材料。简帛与纸并用时期正是东汉帝国走向衰落、天下合久必分的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又陷入东晋十六国南北分裂的时期，传播介质的混乱与帝国政治的纷争相一致。在纸上升为书籍主要材料之后，儒家、佛家和道家无一不将纸作为思想和经典之载体，互相攻击而又相互吸收思想文化营养。随着以纸为载体的佛教大藏经、道藏和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的确立，纸介质书籍在唐代达到了写本书籍的文化高峰。此时，唐帝国雄踞东亚，与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并立于世界。纸对中国文明的恩赐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文明数千年绵延不断，纸介质在后两千年起到了黏合作用。
纸传入西方后，也改变了西方世界的历史。一是造纸术在西传的过程中逐步替代了西方原有的书籍材料。公元751年造纸术传入大食国（今阿拉伯），公元793年巴格达建立造纸工场并开始形成纸张交易市场，纸张首先在阿拉伯世界取代羊皮纸。公元900年左右，造纸术传入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开罗，莎草纸被迅速淘汰。公元1150年，处于阿拉伯人统治的今西班牙沙迪瓦城建立起欧洲第一家造纸工场。公元1276年蒙第法诺城建起意大利第一家造纸工场。14世纪，造纸术开始在西欧普及。到15世纪，羊皮纸逐渐被植物纤维纸取代。二是纸的新媒介身份开始挑战以羊皮纸为代表的旧媒介的知识垄断，进而影响教会和修道院思想、知识中心的权威地位。12世纪，大学开始兴起，新的知识中心形成，低成本的纸张满足了大学教科书的大量需求，由此也推动了13世纪以来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三是纸催生了谷登堡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造纸术和雕版木版画印刷技术是谷登堡印刷术的基础。15世纪中期，铅活字印刷术发明和广泛应用之后，植物纤维纸迅速替代了羊皮纸，这两项变革在16世纪初有效助力了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低成本的纸和高效率的印刷术成为马丁·路德反抗教会和广泛唤醒民众的有力武器，自此，基督教会陷入分裂，拉丁文地位剧降，民族语言兴起，世俗文化走向繁荣。由纸媒介拉开的历史序幕，继续影响后世的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
用于书籍的载体材料中，比纸介质更具颠覆性的是磁介质和光介质。1946年，计算机发明，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信息文明时代。计算机的数据存储介质主要是磁介质和光介质，这两种介质比纸介质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更大的容量。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互联网普及之后，其在空间上的传输和传播能力更是纸介质望尘莫及的。理论上讲，由计算机的比特数据编码、解码的书籍内容可以永久地保存下去，书籍内容的时间传承问题将被彻底解决。同时，世界性的互联网络也让书籍内容可以随时传播到世界各地，书籍内容的传播空间被无限放大。
磁性记录技术发明于1898年，丹麦人波尔森成功研制出钢丝带式录音机，这是磁性记录技术的开始。1936年，塑料基磁带替代钢丝带。1956年，IBM公司成功研制出第一台磁性存储器、第一台磁盘存储器；1972年，成功研制出软盘。磁性记录介质可分磁盘和磁带两大类，磁盘又分为固定磁盘（硬盘）和可移动磁盘（软盘、盒式磁盘）。磁性记录介质材料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磁性材料，一是非磁性金属或塑料或其他基体。
光学存储介质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而发明的。1972年，荷兰飞利浦公司成功研制出激光视盘。光盘的介质材料可分为金属存储介质、硫族元素半导体合金存储介质、硅类元素存储介质、多元合金存储介质和有机物存储介质。光盘是用聚焦的氢离子激光束高能量集中到存储介质上，使介质的光照微区与四周介质形成较大的对比度以实现信息存储。读取信息时，用另一束低功率密度的激光扫描信息轨道，其反射光的变化通过光电器件检测、解调以取出存储的信息。光盘分为不可擦写光盘（如CD-ROM、DVD-ROM）和可擦写光盘（如CD-RW、DVD-RAM）两大类。生活中最常见的光盘存储介质是聚碳酸酯（PC）塑料基体。光介质所承载的容量是纸介质无法比拟的，一张普通的CD-ROM光盘容量为680兆字节，相当于20卷本中文版百科全书的容量，而一张DVD光盘的容量约与25张CD-ROM光盘相当。
随着磁光介质材料技术和存储技术的进步，其存储容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一块可移动硬盘甚至可以装下20世纪前中国所出版的所有书籍（20万种）。书籍载体材料从此不再是限制书籍生产的外部因素。
四、复制技术的革命
一部书籍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书籍复制技术发展史。书籍复本的复制，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人工抄写时期、手工印刷时期、工业印刷时期和数字生产时期。手工印刷包括雕版印刷和手动印刷机印刷两种形式。除手工抄写外，每一次复制技术的变革都具有革命性。追求单位时间内复制最大数量的复本，是复制技术共同的主题。书籍复制技术生产力的提高与书籍的受众数量、受众范围、受众效果成正比，甚至它还影响到书籍的传承和生命力。书籍出版的核心，归根结底是复制技术。
不同的载体材料，影响到了复制工具的选择，尤其是在书籍的写本抄本时期，不同文明的人们选择了不同的书写工具。两河流域的泥板书使用的工具是芦苇笔或木杆笔，其是一种前端呈三角形的笔状工具，在黏土板尚湿软的状态下压印或刻写文字。古埃及在莎草纸上书写的工具是芦苇笔，是将芦管以专用的笔刀削尖、切口，以笔蘸墨书写，墨水以天然原料制成，分黑、红两种。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还流行一种木质涂蜡写字板，用铁笔刻写文字。古印度在贝叶上的书写工具是类笔的小尖刀或铁簪子，用笔先在贝多罗树叶上刻写，然后再涂上用植物果油混合烟灰制成的黑色颜料。中国在制作简帛书籍时，使用的是毛笔，墨为松烟墨和油烟墨，有黑墨、朱墨之分。进入中世纪，欧洲自公元200年左右，开始普遍使用鹅毛笔在羊皮纸上抄写书籍，鹅毛笔作为书写工具一直延续到19世纪。抄本时期书籍的书写工具各不相同，但不同的文明中的制书人却不约而同地朝着职业化和专门化的方向发展，书记员、抄写员、书史、书吏、誊写匠、抄工、书手、抄书匠等不同称谓都是指抄本时期书籍的实际制作人。
相对于手工抄写书籍，印刷术的发明是书籍复制技术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雕版印刷术是将文字和图像雕刻于木板上，将墨刷在木板的文字和图像之上，再铺上纸张进行刷印的技术，发明于公元8世纪上半叶的唐帝国。雕版印刷最初用于印刷佛经，如密教经典《陀罗尼咒经》《大随求陀罗尼经》。印造于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图文并茂，图像刻印线条流畅、细腻、娴熟，是现今所藏最早的、最成熟的印刷书籍。唐代印刷术主要应用于佛教和民间，五代时期朝廷开始雕造儒家经典。自北宋开始，雕版印刷广泛应用于经史子集、佛教道教各类书籍的印造，经过元明的不断发展，清代时雕版印刷达到顶峰。其间，北宋时期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元代王祯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明清时期铜活字印刷十分流行。雕版印刷使书籍复本的数量大为增加，如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以大小不同的三个版印刻造了3123185册历书，即使放在当下，这也是超级畅销书的印量。当然，历书属于小册子，是特例，一般雕印书籍的平均复本数约为100部。雕版印刷大大降低了单本复本成本，据学者考证，“从9世纪到16世纪末，抄本和印本的书价比例大约是10比1”②。
15世纪中叶，德国谷登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不仅使书籍成为人们了解世界和控制世界的有效工具，更重要的是，给西方世界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宗教改革和科学发现。谷登堡印刷术作为中世纪后期的一项技术发明，以改变书籍生产方式为切口，引发了一场开启近代文明的传播革命、知识革命和科学革命。首先，印刷术直接导致书籍产量爆发式增长。在德国，1500年的书籍生产数量是1400年的3倍多。在整个欧洲，15世纪的书籍版本数量约为2.7万种，印数为1200万到1500万份；而16世纪则大约印刷出版18万种书籍，总印数达到了1亿份。其次，印刷术直接导致现代书籍形式的确立和发展。西方早期印刷书的装帧形式完全模仿羊皮纸手抄本，但至16世纪初，印刷书即开始朝现代书籍形式演进，书名、作者、印刷商、印刷时间和地点、商标、图书版本等开始标注于书前书后，插图大量增加，字号字体变化增多，开本变得多样灵活，封面出现并越来越受重视，目录、索引、页码、章节、段落、标点、卷首、扉页等逐渐成为标准配置，现代书籍的形式和风格逐渐形成。最后，印刷术直接导致书籍生产成为一种商业活动，成为一个影响社会变革的体面的产业和生意。在印刷术发明之后的50年里，印本书比手抄本的成本下降上百倍，印刷业迅速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产业，而在短短的100年里印刷术即传遍了整个欧洲。相对于手抄本偏重收藏和文化传承的特点，印刷书则成为纯粹的商品，更偏重于利润和批量化的大范围传播，出版的天平倒向利益。
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印刷工业革命则改变了人类文化的走向。印刷复制技术的工业化标志是印刷机动力的巨大变革，自谷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机以来，印刷机一直是人工动力，但自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后，1811年德国人F.柯尼希（Friedrich Koenig）和A.鲍尔（Andreas Bauer）设计了由蒸汽机驱动的间歇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可印1100张纸，远远超过谷登堡印刷机的每小时200—250张纸。1844年美国人R.M.霍伊（Richard March Hoe）设计的轮转印刷机，每小时可印8000张纸。1865年美国人W.布洛克（William Bullock）制造的第一台卷筒纸轮转印刷机，每小时可印12000张纸。至20世纪初，轮转印刷机将电作为驱动力之后，每小时可印48000张纸。蒸汽与电力印刷机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开启了第二次印刷革命。与手动机械印刷机有所不同，工业印刷机在19世纪、20世纪乃至今天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工业印刷机使大规模书籍生产成为现实，书籍这个古老的媒体成为与报纸、期刊、广播、电影、电视一样的影响力巨大的大众媒体；二是工业印刷机成为工业标准化体系中的一部分，它自身也成为欧美向外扩张的工具和武器，成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三是由工业印刷机技术带来书籍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书籍的传播力猛增，书籍的影响力从单个民族语言国家扩张至世界各地，书籍也成为社会变革甚至革命的重要动因之一。
以计算机技术为底层技术的信息革命，将人类从工业文明引向信息文明。作为印刷媒体的书籍复制技术，也随之进入数字技术时代，书籍的复制朝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工业印刷机朝向数字印刷机变革，二是数字书籍（电子图书）在互联网、移动存储器上直接复制。数字印刷是将文图经过数字编码输入计算机中，再经过成像处理，直接或通过网络传输到数字印刷机上印刷的一种新型印刷方法。数字印刷是工业印刷和数字技术的结合，由数字印刷机生产出来的书籍，其实体依然是纸质书。数字印刷具有按需性、即时性、异地加工性、适合短版印刷等特点，此技术依然处在演化的进程中。相对于印刷实体书籍，以电子书为代表的数字书籍的复制技术是最具革命性的，它摆脱了实体的限制和束缚。电子出版物是将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信息，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形式存储于磁性或光学信息存储介质（如CD-ROM、软盘、磁盘）上，再通过计算机读取数据进行呈现，其产品可以是单机型的磁盘或光盘，也可以是在线的即通过服务器直接对内容进行浏览、复制、打印、下载。磁盘或光盘之间可通过计算机下载和复制，而在线文本复制则通过网络传输实现，二者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电子书籍的复制技术完全颠覆了印刷工业时代的想象，书籍复制技术的第三次革命真正到来。
五、传播方式的革命
书籍生产的根本目的在于书籍被传播、传承和阅读。书籍传播分为商业性传播和非商业性传播。书籍传播受限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的语言、文化、民族和国家，也受限于识字人群、宗教信仰、阶级阶层、性别和职业，同时它还普遍受限于交通运输。所有这些限制，也都成为书籍传播方式变革的动因和动力。
从传播的角度而言，我们将书籍分为实体书籍与数字书籍两种类型。实体书籍体现书籍的物理性、物质性和可视性，数字书籍体现书籍的数据化、交互性和虚拟性。书籍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均以其实体性而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物品，但在信息文明时代的计算机系统里，书籍的整体性被瓦解，物质性被数字化，视觉中被视为书的文字、图像和音视频只是映现于屏幕的表象，这些被数字化的符号存储于磁盘内，表意符号与屏幕呈现分离，但它们却共存于单体计算机内或计算机组成的系统网络内。计算机网络、有线和无线通信网络、有线电视网络相对于公路、水路、铁路、航路是一场传播学意义上的革命，这两大传播网络系统正对应于数字书籍和实体书籍——前者应用于数字书籍，后者应用于实体书籍。因此，我们将书籍传播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实体书籍传播时期，另一个是数字书籍传播时期。两个时期内又各分两个阶段，实体书籍传播分为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两个阶段，数字书籍传播分封装型电子书籍和网络型电子书籍两个阶段。也许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并不十分科学和严谨，说是两种类型可能更贴近实际。划分为两个阶段，主要是基于两种书籍形式传播的历史性，以此可以直观看出传播技术的发展变迁。
当书籍成为当代人与人和古今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媒介后，书籍的传播方式便成为衡量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把尺子。不同的时代，书籍的传播方式也不同。手抄本时期，书籍传播主要依赖抄写员、佣书等职业抄书手完成复本复制，西方的修道院、中国的寺院道观以及不同的学校是书籍传播的重要场所。国家公共图书馆、皇室图书馆和各种私人藏书馆更偏重于书籍的纵向传承式传播，满足个人阅读需求的个人抄写是普遍现象。无论是西方的罗马，还是东方的长安、洛阳，大城市中的书籍交易和书籍商铺均已产生。手工印本时期，书籍产量剧增，新书品种和单本书复本量均前所未有地增长，书籍传播的商业化市场形成，新的书籍传播网络形成，城市中专业零售书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印刷商兼营书籍批发和零售，集市中交易书籍的场所和专门性的书市趋于固定并定期活动，流动书贩活跃于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国家间书籍贸易也频繁展开，国家和私人藏书家依然是书籍交易的大户。工业印本时期，新书品种和复本数量逐年剧增，书籍传播呈现崭新面貌，书籍由精英媒介成为大众媒介。书籍生产成为工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籍传播的商业化特征越来越显著，书商独立于印刷商、出版商而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作为中间商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分离。商业性专业书店充斥街头巷尾，全国性零售连锁书店呈垄断趋势，非专业书店如大型零售商场、超市、杂货商店、文具店等数量更多，它们的市场份额几近三分天下。封闭式直销网络如读书俱乐部、图书馆等带来的大宗交易活动也颇受书商、出版商重视，同时书籍传播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深。
实体书籍传播方式的最新革命始于1995年7月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的创建，直到2021年，亚马逊网上书店一直是全球销售图书品种和数量最多、体量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公司从书籍交易起步，开创了全球性的电子商务模式，实体书籍传播从此进入互联网时代。亚马逊电子商务模式的巨大成功，吸引了全球各国模仿者的目光，中国的当当网、卓越网分别成立于1999年、2000年，是模仿者中的先行者。实体书籍的规格标准化和内容大众化特点，也吸引了非专业书籍电商平台的青睐，它们也纷纷加入到销售书籍的行列。截至2021年，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书籍电商平台有京东、天猫、当当、文轩网、博库网、新华书店网上商城、苏宁易购、中国图书网、孔夫子旧书网、多抓鱼等。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公司统计，2020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中传统实体书店销售占比为21%，电商销售占比为79%。实体书籍的传播方式已经彻底改变。
书籍传播最具颠覆性的变革为数字书籍的面世。数字书籍还有电子出版物、电子图书、电子书籍、网络书籍等不同名称，分为离线和在线两种类型，也可表述为单机型和网络型。单机型数字书籍是指通过实体渠道运输发行并借助单机服务的电子出版物；网络型数字书籍指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的电子出版物，属于联机型或计算机通信型。实际上单机型和网络型往往处于交叉状态，大多数数字书籍既可以用于单机，也可以通过网络传播。单机型数字书籍的载体介质主要是封装型的软磁盘、移动磁盘和CD-ROM光盘，封装型的磁盘和光盘的传播依赖物理渠道，其发行方式与实体书籍有较多类似之处。网络型数字书籍的传播方式是前所未有的，其载体主要是计算机硬盘。网络型数字书籍的早期类型主要是百科全书、词典等参考工具书，其后扩延到各个门类，目前以网络文学作品为最大宗也最具影响力。网络型数字书籍通常是作者或出版者将作品内容制作成网页，或直接以某种形式存储在互联网的服务器上，为用户提供访问服务，用户可直接阅读、保存、复制、打印，从输入到输出的一切操作均在线上完成。综合而言，网络型数字书籍传播的革命性变化主要表现于：第一，其传播渠道由依赖于公路、水路、铁路和航空，转向计算机网络（互联网）、电信网络（移动互联网）和有线电视网络（IPTV），由商业运输转向国家公共服务，由物理交通运输转向虚拟数字传输。第二，其传播摆脱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其内容能够永久保存，其传播可以24小时即时传播，并且可以抵达世界上任何连接网络的终端。第三，其传播方式从单向传播转向双向和互动性传播，受众变成了传播的另一个主体，变成了传播内容创造的主体，变成了文化价值自我实现的主体。数字书籍的传播最具颠覆性和革命性。
综上所述，书籍不是一件恒久不变的物品或商品，构成书籍的表意符号系统会随着承载它的载体材料技术而变迁，会随着将它转移到另一个材料之上的技术的变化而变化，会随着将书作为一个整体传递给不同时代的受众而获得价值和意义。每一次的书籍革命，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社会秩序的革命。所幸，我们正身处书籍的革命中。
注释
①熊澄宇.媒介史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22.
②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