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东盟的对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新闻出版作为一种产业，不仅可以促进文化贸易、带动经济发展，同时作为实现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可以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我国新闻出版对东盟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应在展现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积极寻求文化共鸣和文化共创;改进沟通策略，使沟通形式更加国际化、多样化，加强海外受众的感知与认可，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并结合“互联网+”“文化+”等经济发展新趋势，以更丰富的文化传媒产业形态拓展海外市场，通过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促进各国合作共赢，为中华文明的世界交流和未来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东盟；新闻出版；走出去
自2003年中国与东盟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关系在历经风雨的进程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进展。尤其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和推动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双方贸易规模和投资领域不断扩大。东盟国家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地之一。至2020年，双方经贸合作未受疫情影响逆势上扬，东盟历史性地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6846.0亿美元，同比增长6.7%。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3837.2亿美元，同比增长6.7%；自东盟进口3008.8亿美元，同比增长6.6%。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为中国在东盟的前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全行业直接投资143.6亿美元，同比增长52.1%，其中前三大投资目的国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1]。
文化是我国与东盟合作关系的灵魂，双方有悠久的传统友谊和相似的历史遭遇，在国际社会事务上也有广泛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而新闻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承载形式，同时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的“核心层”[2]，是我国对东盟对外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中提到要提升代表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特色服务，包括积极推动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教育等承载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文化服务出口，大力促进文化创意、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新型文化传媒服务出口。据此，国家针对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新闻出版业借助政策优势积极“出海”，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疫情时代，各国为了复苏经济或更趋于进行区域性贸易，甚至构建逆全球化的区域性贸易体系。因而在此背景下盘点现有成绩，总结经验教训，并进一步探索出海途径，对于推进我国与东盟的文化贸易、构建对外传播体系、巩固我国与东盟之间的伙伴关系，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新闻出版对东盟走出去现状
自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经贸文化交流日益成为我国与东盟官方和民间交流的重要内容。我国新闻出版行业在各级合作框架下，积极探索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在很多方面已迈出重要步伐。
（一）贸易结构
我国对东盟的出版贸易主要包括出版物贸易及版权贸易两部分。在出版物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显示，[3]2008年至2019年间，我国出版物对东盟地区的出口贸易额在总体上是先增后降的趋势，且2013年之后我国对东盟的出版物出口贸易额高于以往，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有密切联系。此外，出版物贸易受地缘因素、政治因素影响深刻。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出口总额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额的比例最高，年均总额近1亿美元。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十几年间占比有波动但仍为最主要的出口对象。尤其是南亚八国由于地缘因素与我国交流密切，年均占比在15%左右且总额较为稳定，从侧面体现了我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互通情况。[4]从产品结构来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出版产品主要以书籍、中国特色贴花纸、儿童图画书、邮票或印花税票等或图片照片等其他印刷品为主，对东盟十国主要以书籍、中国特色贴花纸、图片照片等产品品类为主，即传统出版物和中国特色出版物占比较大。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2019—2020）》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报告》数据综合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版权贸易总量为11282项，其中输出9429项，引进1853项，其中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位列版权贸易的前十位。[5]可见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贸易整体上十分活跃，版权贸易尤其是版权输出数量迅猛增长。另外，我国有273家机构与7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机构在少儿、文学、医药卫生、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经济、历史地理、工业技术、农林等类型图书出版方面建立了联系，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内出版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加大开拓“一带一路”出版市场的力度。例如，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策划组织、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与漓江出版社共同建设的“中国—东盟版权贸易服务网”于2019年上线，集版权评估、版权展示、在线交易、版权维护、线下服务与文化交流为一体，在广西新闻出版业走出去工作布局中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的版权贸易也随之发生新变化，贸易主体由传统的单一版权人和使用者变得更加丰富多样，贸易链不断延长。过去的传统媒体时代，版权贸易主要是图书出版贸易。如今版权的范围扩大至多种形式的电子版权、网络版权。随着我国对东盟的版权贸易的兴盛，贸易的结构越来越完整，参与其中的主体也越来越多，有创作者（如个人）、生产者（如出版单位）、技术开发商（如文化科技公司）、版权鉴定者（如中国版权保护中心）、销售商（如书店）等，这些主体连同国外相应的各种合作单位共同构成了我国与东盟的新闻出版贸易产业的主体。尤其是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涉足我国图书对外内容生产、翻译、出版等环节，他们拥有丰厚的资源与人脉关系，运营方式更加灵活，形成国有、民营、海外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二）内容特色
目前我国新闻出版对东盟走出去的总体格局主要是企业项目配合我国外宣大局，将项目推动与对外宣传结合，这就决定了在媒体产品内容上要体现中国文化、助力中国文化传播，其内容特色是面向两个市场、注重中国实践研究、文献与普及两翼开花。以我国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项目——“丝路书香工程”为例，纵观其历年来立项的项目，涵盖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丝路国家图书互译项目、汉语教材推广项目、境外参展项目、出版物数据库推广项目等。从出版物主题内容来看，重点对丝路文化精品图书、中国主题图书、传统文化图书、优秀文学图书和原创少儿图书的推广予以资助。在2020年丝路书香工程立项项目中，面向东盟国家的定向出版项目有泰文《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马来西亚文《中国民族人口通论》、柬埔寨文《中国为社会主义贡献了什么》、泰文《“童心战‘疫’”·大眼睛暖心绘本》、越南文《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贫困问题》、老挝文《你好，钟南山》、马来西亚文《制笺艺术》、越南文《一本书读懂中国史》等各类主题几十项，[6]内容涵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及中国经验等。
同样地，在新闻综合类对外传播中，其主体单位往往是政府或官方媒体，因而决定了其对外宣传的角色，在内容上主要传播中国国内重大政治新闻和东盟十国热点信息资讯，具有服务双边商贸、沟通族群差异、强调地域文化认同的特色。以广西为例，其对东盟传播的中坚力量为北部湾在线、中国—东盟传媒网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传播内容主要涵盖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新闻、旅游、贸易、文化交流等几大部分，其中以政治经济新闻为主。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对越双语外宣杂志《荷花》，其主要栏目是政策资讯、商贸交流、文化交流及文化传承等，构建越南人民了解中国文化及各项政策的平台。云南则借助“四刊一网”——《湄公河》杂志社旗下的缅文《吉祥》、老挝文《占芭》、泰文《湄公河》、柬埔寨文《高棉》以及刊发国内、东南亚、南亚等地新闻的多语种外宣门户网站云桥网，主要面向对象国高端群体，覆盖人群从政府各部门领导到教育界、科学界精英、企业界领袖、青年学生等，对外宣传推介云南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和历史人文风情等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情况。
当下我国许多新闻出版媒体积极践行媒体融合战略，出版与影视联动成为业内新的发展模式。出版业与广电业相互开放优质内容多媒体、多平台、多渠道的优先开发权利，将精品图书产品和优质电视产品联动起来，并着力探索运营升级的新模式。目前中国视听节目基本实现东盟十国成员国全员覆盖，东盟与我国共处大儒家文化圈，且华人众多，因而对于传统文化题材的媒体产品有较高的接受度和认同度，成功输出的产品内容特色是带有浓重中华文化烙印、植根共同的价值底蕴、记录人们美好生活。比如，四大名著及传统武侠小说改编的剧集在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国家长盛不衰，近年来国内热播的文学改编剧集也在东盟国家同步热播，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延禧攻略》《庆余年》等出口占比达到61%，现实题材文学改编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在菲律宾ABS-CBN台播出时最高收视率达到17.4%。[7]这些基于中华文化、传统故事、风俗风貌、现代生活的题材不仅没有产生陌生感，反而激发了东盟人民的求知欲与情感认同，为我国的文学出版走出去、走进去创造了机遇。
（三）合作机制
截至2019年7月底，中国政府已与136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5份政府间合作协议，商签范围由亚欧地区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平洋、西欧等相关国家。[8]这为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提供了总的前提条件。《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定》为中国—东盟经贸人文交流奠定了合作基础，该协议包括了各国承诺减让减免表和开放行业和部门，其开放水平超过WTO承诺基础。在此框架之下，双方就传媒产业合作进行了持续规划与部署（见表1）。2004年双方签署《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05—2010）》，就开展媒体合作做出初步规划。2007年5月双方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首次召开中国—东盟会议，标志着中国—东盟新闻合作机制的建立。2008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中国—东盟广播电视高峰论坛通过并发表《北京声明》，就广电领域的交流合作做出规划。同年签署的《中国与东盟新闻媒体合作谅解备忘录》确立了信息传媒领域中长期合作框架。2015年我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把媒体合作列为与沿线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2017年双方将“信息媒体”增列为中国—东盟中心的六大重点工作领域之一。[9]
表1 中国—东盟传媒产业合作相关大事记
| 年份 | 事件 |
| 2008年 | 中国—东盟广播电视高峰论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与东盟国家新闻主管部门签署《中国与东盟新闻媒体合作谅解备忘录》 |
| 2010年 | 首届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 |
| 2011年 | 中国—东盟电信高峰论坛 |
| 2017年 | 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动漫游戏展在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网络视听产业合作发展论坛（CAOTT）在广西南宁举行 |
| 2018年 | 中国—东盟媒体合作年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中国—东盟影视文化产业合作论坛在广西南宁召开 |
| 2019年 | 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首届中国—东盟电视周中国—东盟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论坛在广西南宁召开 |
| 2020年 | 中国—东盟融媒体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 |
同时，在宏观政策层面的支持和引领下，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也各自出台相应的政策以促进双方合作。例如，广西新闻出版局设立了“广西出版对外贸易奖”，对在版权贸易和合作出版方面做出优秀成绩的单位、个人给予奖励。同时在“做大做强广西新闻出版业突出贡献奖”中设立了一个“版权输出优秀单位奖”，加大对版权输出的推动。2012年，云南省政府则与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签署《关于加快推进云南省桥头堡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新闻出版业通过云南重要“桥头堡”走出去等内容签署合作协议，云南报刊类出版与东盟国家媒体积极合作，目前已形成用对象国家文字出版发行的“四刊一网”对外传播全媒体矩阵，更好地服务我国周边外交和云南面向东盟国家辐射中心建设。
在以上各级合作机制与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媒体交流更加密切，合作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扩展。双方通过组织会议研讨、联合采访、联合制作、交流培训等活动，建立相互供稿、节目交换、人员互访等合作模式，在媒体管理、节目购买、版权开发、新技术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等层面展开交流合作，不断创新传媒产业合作模式，促进双方传媒产业共同发展，以期为共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二、我国新闻出版对东盟走出去中存在的问题
新闻出版业是一个国家传媒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出版出海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力和经济实力具有双重作用。虽然近年来我国新闻出版对东盟走出去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与中国已然崛起的地位不相称，走出去依然任重道远。
（一）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内外参与主体相对局限
文化附加值是文化与不同领域产品融合带来产品价值的增值部分。我国对东盟文化传媒贸易的产品门类已囊括新闻出版类、广播影视类、文化艺术类和综合服务类等各大门类，但核心文化产品如版权等文化服务出口相对较弱，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高。比如，我国对东盟地区的出版物出口贸易中，书籍类占主导地位，其次是图画或涂色书，报刊类最少，出海的媒体产品多仍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当地受众的文化、习俗以及欣赏角度具有一定差异，真正符合海外受众需求的产品比较少，无法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这种产品结构的不平衡限制了我国新闻出版业对东盟走出去的途径，不利于我国文化贸易的全面发展，影响我国传媒产业转型升级。
从内外参与主体来看，区域合作不平衡。从整体看来我国对东盟国家的新闻出版物出口目的国主要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对泰国、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文莱等国的新闻出版物出口贸易额较少，但在广电媒体合作方面较多，我国参与主体多是占地缘优势的地方电视台或传媒公司（如广西、云南等）。由此可见，我国对东盟国家的文化贸易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内外参与主体都只集中在局部地区的局部产业，不利于布局更协调科学的发展空间，发挥区位、资源和竞争优势，亦不利于各国参与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分工合作，共同提升各国产业发展竞争力。
（二）规模贸易尚未形成，缺乏新闻出版产业品牌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传媒产业合作方兴未艾，以现场表演、电视广播、电影、书籍等为代表，双方的文化贸易向多元化发展，交流领域和渠道大大扩展。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文化贸易增长点主要在东盟国家，增幅47.7%，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24.9%。[10]我国与东盟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文化走出去新格局逐渐形成，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作为核心层的传媒产业功不可没。但与此同时，仍有不少问题需要突破，如出版行业多以书展形式营销，没有形成常态化的商业模式，出版物销售渠道和网络还有待拓展；广电等媒体交流虽多，但多数停留在文化交流上，难以带动文化传媒贸易，缺乏有市场潜力的产品；走出去的产品针对他国特点的创新改造不够等。
以广西为例，作为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前沿，这方面所做努力较多，自2015年启动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展和动漫游戏展以来，吸引了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参展交流，为双方在新闻出版领域的交流合作搭建了专业平台。但从广西自身来说，其传统文化产业比重过大，高附加值的新兴文化传媒产业比重偏小；生产类产业占比大，服务类产业占比小，新兴文化传媒服务业处于较弱的格局。这成为广西文化传媒产业面向东盟乃至“一带一路”国家走出去的障碍。如果不结合自身实际加强相应的文化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利局面。
（三）对外传播矩阵未成规模，跨文化人才缺乏
近年来我国新闻出版业在打造面向东盟的多层次、多渠道对外传播格局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传播力与影响力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新闻出版方面，由于文化差异的长期存在，我国出版企业走出去的整体规模、实力不强，出版品类相对单一，数字出版盈利能力有待增强。我国新闻媒体开办的东盟专版或专栏大多停留在对内介绍东盟的层面，媒体多语种传播仅限于某些重要事件，如《中国东盟报道》（China Report ASEAN）主要围绕我国高访活动、与东盟国家交往重大活动和重要时间节点，对外杂志如《荷花》《中国—东盟》主要传播面只是东盟部分国家，发行也只是覆盖国内外某些重要和涉外场所，对外传播矩阵尚未形成规模；我国媒体对东盟的相关海外英文推特、脸书（Facebook）英文账号和其他语种账号传播内容不够贴近受众，没有针对性考虑东盟国家受众特有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等等。
影响传播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东盟传播的人才队伍素质有待提升。从事对外传播理论和跨文化传播的本土专家短缺，缺乏一批能面向东盟从事对外传播报道和策划、讲好中国故事的专业人才队伍。其中，专家学者型、媒介融合型、经营管理型、媒介策划型以及媒介技术型跨文化传媒人才的缺口较大，[11]属于自己的小语种队伍依旧稀缺。媒体产业还缺乏通晓东盟各国语言、文化及市场等方面的人才，难以独立在东盟国家开展传媒业务，进行市场开拓。各级外宣部门缺乏专业人才，且缺乏系统培训，从整体上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无法将地方文化资源、新闻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发挥最大的对外传播效益。
三、我国新闻出版对东盟走出去途径探索
针对我国媒体对东盟的对外传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寻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以拓展传媒贸易为内容主体、以传媒新科技为技术支撑、以跨界融合联动为发展思路、以跨文化人才培养为智力保障的对外传播体系，并据此目标探索积极有效的构建途径。
（一）准确把握国际舆情，洞察国际受众切实需求
国际舆论是一国国际环境的晴雨表，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国的外交政策、对外传播策略和话语权。准确把握国际舆情，有利于正确判断我国所处的新形势，探索及时应对的新路径；同时，也有利于推进走出去能力建设，把握产业新机遇。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中国—东盟合作相关的对外传播话语中依然存在传播内容略显空泛、用户思维不足的问题，政策阐述报道占很大篇幅，且充斥“合作”“共赢”“共同体”这种大而化之的表述。[12]这种宏大叙事风格缺乏换位思考，无法针对海外受众需求进行内容生产与输出。因此，当务之急应深入分析东盟各国的不同关切，时刻注意国际社会发生的舆情，对国际形势变化及时研判，有针对性地制定媒介内容生产策略，不断提升媒体产品品质，进而提升区域形象乃至国际影响力。
以广西为例，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立足地缘优势，向越南输出了《老年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手册》《打败新型冠状病毒——要让孩子知道的卫生好习惯》两种抗疫科普图书版权，在当地引起高度关注，越南文版于2020年4月初推出。广西出版企业通过精准的舆情研判，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的成功经验以具体的出版物形态传播出去，既满足了海外受众的迫切需求，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民在防疫期间的生活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也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方式，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以此为契机，我国出版业在未来可以继续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不断开拓视野，加强与国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中国传统医药、现代医学、历史人文、社会科学等选题的策划，合理布局产品结构，深化国际合作，真正提升我国对东盟乃至世界的对外传播影响力。
（二）加强媒体数字化融合，“打铁还需自身硬”
在新闻出版方面，数字出版作为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在我国向东盟的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第二届中国—东盟出版博览会提出“传统出版走向数字时代”的主题，我国的数字出版企业已展现出走出去的潜力，为中国—东盟数字出版合作营造了良好氛围。例如，2019年10月，在中国南宁举办的首个“中国—东盟少儿出版阅读论坛”，探索了中国—东盟少儿出版合作新模式。期间中国的接力出版社借助南宁、北京两地的地缘优势，成立“接力—东盟少儿图书联盟”，共建“大合作”的理念，借助数字技术完成全面版权合作的升级，最终实现出版业全产业链的合作。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整体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因受认知、资金、技术等限制，未能将传媒业及其资源优势充分利用起来。我国的新闻出版产业要想顺利地“出海”东盟，还需要按照优势互补、去粗取精的原则对各新闻出版单位进行跨行业整合、跨媒介融合，从而真正实现传媒产业总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此外，要把握新闻出版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制作目标国受众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的媒介产品，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同时拓宽民间交流渠道，加强与东盟友好城市间的文化互动。例如，中国报道杂志社于2015年主导成立了北京中道公益基金会，力图通过民间形式资助、扶持、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及对外文化交流。近年来基金会先后在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开展“光明书香”公益捐赠活动，培育当地知华友华民意基础，更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报道杂志社对外传播影响力。
（三）推动“文化+”跨界融合，塑造传媒产业国际品牌
近年来在面向东盟走出去的过程中，我国新闻出版业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年、传媒合作、版权贸易等为交流渠道，以文化传媒产业品牌为抓手，不断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与东盟国家的文化认同。仍以广西为例，广西已经形成“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文化展、中国—东盟博览会动漫游戏展、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中国—东盟（南宁）戏曲演唱会、“红铜鼓”中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等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和新机制，而当地新闻出版企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主体作用。
推动新闻出版走出去，提升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归根结底要增强自主创新，大力发展、保护知识产权，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传媒品牌。对内要在挖掘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基础上，以国际化表达方式创作出具有文化特色的精品，加强文化科技前沿领域的研发，提供独具特色的创意文化传媒产品和服务，以此带动文化传媒贸易和媒体产品消费；对外则要推动境内外传媒企业、文化企业开展合作，打造和扶持一批具有国家战略视野和较高国际化水平的外向型企业，并利用驻外使领馆和海外文化中心的渠道优势和资源优势，搭建文化传媒贸易服务平台，形成一批门类齐全、市场活跃度高、具有品牌效应的文化中介机构，以此寻找国际战略合作伙伴，通过贸易、投资、并购和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开拓海外文化传媒市场。
（四）研习中国—东盟传媒生态，加强跨文化传媒人才培养
我国要与东盟进行文化交流合作，构建相对完善的对外传播体系，就必须懂得双方传媒生态，对东盟诸国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有所了解，对中国—东盟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在全世界媒介融合的形势下，能够适应单一媒体业务向平面、广播、电视、网络等多领域的业务转变，使用现代媒体技术来完成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生产工作；在西方强势媒体霸占话语权的情况下，拥有分析头脑及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能够在各种国际形势下进行整合传播的高层次策划工作。因而，除了双方的宣传合作会议、媒体合作高层研讨会之外，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人才培养机制。
首先要解决双方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人才问题。鼓励高等院校的传媒专业开设东盟小语种课程（常设或试点），让学生掌握东盟小语种、了解东盟文化，为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东盟的跨文化传播打下基础。目前我国多所院校（如广西民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等）已自主设立或与东盟国家大学（如泰国博仁大学等）合作创办“东盟学院”“东盟国际学院”等高等教育或职业技术类学院，加强双方传媒院校交流合作，为建设中国—东盟文化共同体提供跨文化人才和智力支持。其次，扩大与东盟国家文化传媒产业的交流与合作，打造中国—东盟文化艺术产业基地与实习基地。如广西艺术学院成立的“中国—东盟传媒艺术研究中心”“中国—东盟华语有声语言研究中心”，有计划地与东盟高校及传媒单位进行考察访学及节目拍摄的交流与合作，并积极推动合作办学、学历学位互认，扩大双方学生流动规模，探索建设区域跨文化媒体实践平台。此外，还要增强对东盟传媒研究的投入，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服务，以学术研究支撑跨文化传播实践，建设集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为一体的中国—东盟跨文化传播体系，服务国家和社会，服务“一带一路”区域经济文化建设。
四、结语
后疫情时代，中国—东盟受益于双边关系加深和互信不断增强，双方合作关系或有更大突破。新闻出版作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形成的基础平台，是文化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对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有重要作用。中国与东盟各国共享亚洲文化，在文化共鸣和文化共创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我国的新闻出版业应借助这一优势，积极改进沟通策略、创新传播内容，结合“互联网+”“文化+”等经济发展新趋势，以更丰富的文化传媒产业形态拓展海外市场，通过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促进各国合作共赢，为中华文明的世界交流和未来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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