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徐志武、田蔚琪：华南师范大学
【摘 要】当前，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颠覆传统媒体产业，重塑包括出版产业在内的媒体发展格局。高等学校培养真正懂技术、能创新的高质量出版专业人才已成趋势。文章通过质性资料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融媒体环境下出版学界在培养高质量出版人才工作中的突出不足之处，包括人才技术类知识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罅隙，不充分的实践经历削弱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自信水平，模糊的专业定位限制出版人才培养工作转型，对出版的狭义理解限制出版人才的就业面向等。在分析成因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融媒体；出版教育；高质量出版；出版人才；人才培养
融媒体概念建立在媒介融合理念基础之上，其强调通过各媒介之间的融合互鉴，创建出版产业新生态和内容传播新格局［1］。当前，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颠覆传统媒体产业，重塑包括出版产业在内的媒体发展格局。出版行业要因应这一变化的关键在懂技术、能创新的高质量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2］然而，当前包括出版在内的传媒行业存在严重的人才供需矛盾。突出表现为高校人才供给并不能有效满足传媒业的人才需求，尤其是技术性人才严重短缺，学生的创新观念、能力也无法满足不断更迭衍变的媒体行业需求［3］。本文通过对当前出版学界的人才培养工作进行研究，发现融媒体环境下高质量培养出版人才工作的不足、优势与机遇，为融媒体环境下高校高质量培养出版人才提出对策建议。
一、研究方法
探究出版学界所培养的人才与业界需求之间存在何种间隙，并研究在融媒体环境下出版学界应该如何变革，才能培养真正能够契合出版业界需求的高质量人才。为更深入精准研究这一问题，本文采用质性资料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调研开设编辑出版专业的“双一流”高校的出版人才培养方案，并对其深入分析，以理解人才培养的目标及过程。其次，深度访谈多位正在求职及已毕业两年的编辑出版专业本科生和本科毕业生，以理解其在求职及走上工作岗位后面临的机遇与困难，共累积约600分钟时长的语音资料并转换为约25000字的精炼文本。结合出版人才培养方案及精炼后文本，笔者从中梳理出融媒体环境下我国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存在的共性问题。
二、融媒体环境下高质量培养出版人才工作的不足及其成因
（一）人才技术类知识与市场所需之间存在罅隙
新媒体给出版业带来的变化已从简单的媒介演变革命扩大为出版流程乃至整个出版业的革命，新兴出版方式也随之不断涌现［4］。受访者在访谈中表示，包括图像处理、音视频剪辑制作、数据分析等在内的数字出版能力亦变得愈加重要。然而，出版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与业界急剧迭代的知识要求之间的断层，导致学生所学与市场所需之间不匹配。这也成为融媒体环境下出版专业毕业生在就业时需要面对的主要困难之一。从访谈结果看，目前部分高校对出版专业本科生技术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部分受访者表示，目前的专业学习多数属偏向理论方向的课程，传统媒体的编辑技能和新兴融媒体方面的视频剪辑、数据挖掘等能力往往要靠自学。这反映出部分高校的课程体系存在明显的重理论轻技能，与数字出版接轨不足、出现罅隙的特点。究其缘由，一方面，与不少高校出版专业师资力量不足有关，尤其与出版技术及新媒体技术方面师资力量不足的关系最大。另一方面，也与部分高校教师的知识体系并未完全向融媒体转型或更新有较大关系，甚至存在部分教师对出版产业了解不够的现象。
（二）不充分的实践经历削弱学生求职自信心
新媒体环境下，实习是有效增进学生对融媒体产品及其产业认知的重要方法，也是帮助学生评估自身能力与行业人才要求是否匹配的有效手段。科学的实习安排有助于促进学生有针对性地完善和调整自身的知识体系。
而从访谈结果看，目前部分出版人才培养高校所建立的实习基地多为传统出版单位，这往往令学生难以深刻理解融媒体环境下出版行业以及传媒业的相关动态，失去了依靠实习来完善新媒体能力的机会。在访谈过程中，多数受访者也表达了对获得知名新媒体企业实习机会的渴望。尤其在当前我国传统图书出版单位大多要求应聘者具备硕士学历的情况下，将实习基地局限为传统出版单位，往往难以调动本科毕业后随即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们的热情。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对于这些本科毕业生而言，不充足的新媒体行业实习经历，往往容易导致其在应聘与新媒体相关的工作岗位时，对自己能否胜任新媒体工作的自信心不足。在与其他专业的对手竞争时，往往也难获优势。在当前我国不少出版专业本科生应聘新媒体单位的情况下，自信心不足往往也会限制其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亦可能会限制其入职后的职业发展。
（三）模糊的专业定位限制出版人才培养工作的转型
当前，各高校“因地制宜”将出版学科分置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等一级学科之下，其结果是出版专业无法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而且无法获得足够的学科发展资源，导致出版专业在“夹缝”中艰难求生［5］。具体而言，当编辑出版学被分置于某一级学科下时，其课程体系难免会受到该一级学科的影响。这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交叉学科知识，塑造出版专业特色，但在访谈过程中，不少受访者认为过多的一级学科课程已经影响到了编辑出版本专业的知识学习。同时，囿于并非所有一级学科均面临向新媒体转型的问题，部分高校的出版专业课程体系向新媒体转型的力度较小。此外，这种方式除影响课程体系外，还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出版专业所获得的资源支持。出版专业在其所附属的一级学科下，属于相对边缘专业，即意味着其所获得的资源支持相对较少。而新媒体环境下出版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新媒体实习基地建设、新型课程体系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均需大量的资金、人力及其他相应资源支持。不充足的资源支持也导致部分高校出版学科在向新媒体转型时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局面。
（四）对出版的狭义理解限制人才的就业面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学科的发展虽有六十余载历史，但学界对出版概念的理解仍聚讼不已。尤其是新媒体环境下，出版外延得以拓展，导致其内涵仍不十分明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出版人才培养所面向的对象已不能再仅限于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否则只会令出版学科的发展固步自封。白寅根据当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所面对的巨大变革创造性地提出数字出版其实就是所有具有知识产权专属的文化产品的数字发布。因应多元文化产品急剧变换、更替，数字空间成为文化产品传播和接受的主要场域，以及计算机技术带来的传播手段不断创新的新局面，需要出版人才培养高校将数字技术逻辑融入课程体系中［6］。而当前不少高校出版人才培养课程主要是从纸质书、电子书等狭义出版物视角出发所设置的，新型的数字出版课程体系仍有待进一步优化。当然，这也需要学界对此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
此外，从不同出版产业形态来反观出版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不少高校的出版课程体系主要是以大众出版为出发点来展开课程设置。而针对教育出版、学术出版这两大极其重要的出版领域的课程仍然较少。从国内外出版业的产值看，教育出版、学术出版已远超大众出版。而融媒体环境下，教育出版、学术出版领域亦十分需要出版专业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出版专业高校已不能再忽视面向这两个领域的人才培养工作。
三、融媒体环境下高质量培养出版人才的对策建议
（一）增强利益相关群体间的交流，建构人才培养共同体
利益相关群体间有意义的交流有助于优化融媒体环境下的出版人才培养工作。但从出版界人才培养的交流现状看，出版人才培养利益相关群体间的交流工作仍有巨大提升空间。
一是重视并加强出版学界与业界之间的交流。融媒体环境下的出版产品及产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充分了解并理解融媒体环境下的出版人才需求，是提升出版学界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虽然一直以来，我国出版学界与业界存在必要的交流与互动，但从总体看，出版学界与出版产业发展之间还有某些“间隙”。出版学界对出版业界的需求把握不准，出版业界对学界的认同也有待提升。出版学界的科研成果未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出版业界的“痛点”，出版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结合还没有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出版学界与业界之间的交流协同，强化出版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等，应该成为未来出版学学科建设关注的重点［7］。
二是重视并加强出版学界之间的交流。经过四十余载的发展建设，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出版人才培养工作已取得长足进步，在融媒体与数字出版环境下的出版人才培养方式转型方面也走在改革的前列。与这些出版人才培养经验丰富的高校进行交流，有助于提升经验薄弱高校的出版人才培养工作。
三是重视并增强与国外出版人才培养高校的交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世界范围来看，美、英、德、法、加等欧美国家的出版学专业高等教育起步较早，发展速度也较快，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地为出版业输送了众多具有良好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并且这些国家的高等院校围绕数字出版和新媒体等新专业已构建数字出版课程体系，或者对传统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也已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8］。这些国家成熟、成功的数字出版教育理念和经验值得国内大学借鉴学习。
四是重视并增强与本校毕业生之间的交流。本校毕业生作为课程体系的亲历者，对本校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优化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出版人才培养单位适时加强与准毕业学生及已毕业不久同学们的交流，对完善和优化本校出版人才培养工作是十分有益且十分必要的。
（二）以“培训+外聘”的形式充实师资力量，完善师资结构
解决融媒体环境下师资力量不足及结构不完善的难题，“培训+外聘”的师资建设方式应该是一种可行路径。当前在新闻传播领域，已有一些中介企业建立商业性质的、面向高校教师的新媒体培训论坛。这些中介机构，利用自有资源邀请多家知名新媒体单位总编辑或者总经理来为高校新媒体专业教师授课，帮助教师了解和理解新媒体行业。不仅如此，其还组织高校教师深入知名新媒体机构内部，展开座谈或者访谈，帮助教师更深入直观地理解新媒体行业。遗憾的是，当前出版行业中，似乎尚未有与此类似的中介机构组织相关活动。这种情况下，各高校只能利用其所掌握的出版企业人脉资源，为本校教师组织一些关于数字出版产业动态的理论培训或者参访活动。
同时，通过从数字出版、新媒体等外部机构聘请相关教师的做法是解决本校师资力量不足的又一方式。业界人士丰富的实践经验可帮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和理解新媒体环境下的出版产业，帮助学生获取出版行业真正所需的有关知识或争取相关的实习机会。
（三）注重学生创新思维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在计算机技术的催化下，包括出版物在内的文化产品的形态、生产手段、传播方式正经历急剧的变革、更替，这种变化也为出版业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9］。应该说，融媒体环境下出版行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这一现实也要求出版学界培养更多具有较强创新思维的新型出版人才。而培养出版人才的创新思维，关键依赖于交叉学科知识及计算机技术知识的培养。
为此，首先在课程体系上，需设置尽可能拓宽学生视野与知识结构的课程。当前，北美高校的出版专业不仅设置了覆盖出版行业各个方面的课程，如出版基础理论、行业管理、物流、技术、法律法规等，还与其他学院合作，开设包括经济管理、媒体写作、新闻传播、人文历史等方面的跨学科课程［10］。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培养新型出版人才，除传统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基础课程以外，还须尝试增加计算机技术、图形处理技术、数字出版技术、短视频制作技术、非线性编辑技术等相关课程，同时根据学生的情况补充管理学、经济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数据分析等相关内容，弥补出版专业学生在数理逻辑及跨学科知识等方面的不足，开拓学生的视野。通过不同学科、相关专业之间的融合交流学习，培养真正懂数理、厚人文、擅技术的复合型出版人才［11］。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计算机技术已嵌入融媒体环境下出版产品生产的全流程中，一些学者建议，数字出版专业已经不能将计算机应用和数据分析等类课程作为通识类课程的点缀，而应该将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基础性课程纳入数字出版的专业基础课体系［12］。
由于出版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高校的出版专业应主动“走出去”，与数字出版相关企业合作，突破过去那种高校到地方企业挂牌的表面合作，直接深入企业（如新型的互联网企业、网站平台、音像电子出版企业等）内部与之共投、共建、共享，共同使用操作设备和实训基地，以此拓宽数字出版人才的实践范围，使学生的复合型能力的培养落实到行业实际需求上［13］。
（四）加强面向教育出版与学术出版人才的培养
融媒体环境下，加强培养面向教育出版、学术出版领域的高水平人才，是提升出版学科社会服务水平，增强出版学科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能否培养高质量的教育出版及学术出版人才，是衡量出版专业转型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培养上述两种人才，两条路径值得学界关注和重视。
一是培养面向教育出版与学术出版的创新型产品设计人才。虽然当前出版企业在招聘编辑时，往往倾向于具有特定学科背景的编辑，而非出版专业人才。但在融媒体环境下，教育出版、学术出版的产品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出版产品进行变革以使其更适应市场和用户需求，谋求更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已成为出版企业人才招聘诉求。这就对学界培养面向教育出版与学术出版的创新型产品设计人才提出了新要求。扎实的出版专业知识辅以特定的学科背景知识和创造性思维，有助于提升出版企业的产品设计水平。
二是培养面向教育出版与学术出版的新型传播人才。融媒体环境下，用户注意力资源有限，可替代产品亦日趋增加。当前学术出版的内容传播过程中还存在过于依赖大型数据库，自建平台不足，社交媒体平台内容表现形式单一、粗放，融媒体发展人才匮乏，组织结构转型迟滞等问题［14］。培养新型传播型人才，关键在于课程体系需要对教育出版、学术出版有所观照。此外，从跨学科领域或教育出版与学术出版领域聘请优质师资是上述课程落地的重要保证。组织学生前往教育出版与学术出版单位实习是促进学生将理论与实际相关联的有效手段。
（五）建立面向人才培养的资源基础并完善配套制度
出版人才培养工作离不开资金、人力等资源支持。出版专业师资力量的引进与培训、数字出版相关实验室的建设与更新、出版专业开展对外交流与建立合作关系等，都需要学校及所在学院给予大量的资金及人脉等资源支持。如上所述，部分高校出版专业多在“夹缝”中艰难求生，与所在院校的强势学科相比，其所获得的资源支持相对较少。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设立出版学一级学科，以此提升出版学的学科地位，为出版专业及其师资力量发展注入更多资源。
融媒体环境下的出版人才培养，除资源支持外，还需要出版专业所在高校及学院面向师生建立特定制度。首先，要面向教师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融媒体环境下的人才培养工作，需要出版专业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当前以学术成绩为核心考核指标情况下，如何激励高校教师更新自身知识体系、带领学生展开与新媒体和数字出版相关的实践活动、参加相关比赛、投入时间和精力建立和维持实践基地等，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建立配套制度，将教师为更新自身知识体系所参加的培训活动、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活动等促进人才培养的工作量化，并在教学考核中予以体现，可能是有效解决部分教师动力不足的方法［15］。其次，面向学生建立灵活的课程制度。培养学生的交叉学科知识，需要打破“专业主干课程”与非“专业主干课程”之间的界限，赋予学生依据课程内容的关联度自由选课的权利。同时，在教学管理上，也需要打破课堂内外的边界，不再机械地执行统一课表制度。而应当由课程负责教师根据不同的教学需要灵活安排课堂的时间和地点，也要让学生有更大的学习时间安排自主权［16］。这种课程制度的变革需要学校层面作出较大的变革举措并赋予学院及出版系较大的课程设置自主权。
四、结语
在当前出版学科发展式微及融媒体发展方兴未艾背景下，对如何培养高质量出版人才展开研究，以提升出版学科的社会服务水平以及业界对出版专业的认可程度，是一项重要且急迫的工作。笔者虽尽力追求研究过程的严谨性以提升研究结果的参考价值，但在后续研究中还有一些地方值得深化拓展。比如进一步对出版人才培养转型成功高校的专家以及出版业界的专家等展开深度访谈，以便更全面、精准地寻求培养高质量出版人才之策。
注释：
[1]易龙,潘星宇.5G时代融媒体人才新需求及培养策略.中国编辑,2021(1).
[2]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2016-02-19).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9/c_1118102868.htm.
[3]刘蒙之,刘战伟.2018传媒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腾讯新闻发布首份传媒人能力需求报告.城市党报研究,2018(3).
[4]张晗.文化科技融合背景下的中国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2013:18.
[5]万安伦,黄婧雯,曹培培.对出版和出版学科的再认识.出版科学,2021(2).
[6]白寅.新文科视野下数字出版专业的设置逻辑及其内涵建设.出版科学,2021(2).
[7]方卿.从学科评估指标看出版学学科建设.出版科学,2021(2).
[8]徐丽芳,徐玲.美､英､澳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数字化变革一览.中国编辑,2012(4).
[9]王关义,万安伦,宋嘉庚.新文科背景下加强出版学科建设的思考.出版发行研究,2021(2).
[10]王晓光,凌宇翔,刘晶.北美出版高等教育课程体系调查研究.出版发行研究,2017(4).
[11]唐衍军,廖莎莉,李海洲.跨界融合理念下的新文科编辑人才培养.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0(1).
[12]白寅.新文科视野下数字出版专业的设置逻辑及其内涵建设.出版科学,2021(2).
[13]刘金荣.融媒体时代数字出版人才能力重构的动因与路径.哈尔滨学院学报,2018(11).
[14]艾岚,李金霞.媒体融合视域下学术期刊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的构建.中国编辑,2021(1).
[15]王志刚.媒介融合视域下编辑人才培养反思.中国编辑,2017(3).
[16]白寅.新文科视野下数字出版专业的设置逻辑及其内涵建设.出版科学,2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