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旺
作为当代具有影响力的出版家之一，聂震宁先生历经作家、编辑、总编、社长、局长、总裁等多重身份与职位，融通文学、出版、经营、管理、学术等多重实践与思维，见证了中国出版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转型期，亲历了中国出版业纷繁复杂的多个层面，操作了许多声名远播的经典出版案例，这是一般出版者不容易获得的经历。先生更能通过生花妙笔，把自己的人生体验一一呈现，时而畅谈出版创新经验，时而纵论经营管理智慧，时而信手拈来序跋随笔，时而娓娓道来创作理念，并进一步集聚成册，《我的出版思维》《我们的出版文化观》《书林漫步》《出版者说》《洞察出版》次第而来。而今，从这一路的风景与积淀中走出来的是语录体的《出版人断想》，于2015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付梓，以警句化形式向世人呈现了先生对出版的理解与体验。
作为先生任博士生导师后的开门弟子，我是幸福的，可以时时受教于先生，也认真研读过先生每一篇文章。徜徉于先生波澜壮阔之出版体验、洪钟大吕之文字、奇思妙想之文章中，常有惊涛拍岸、连绵不绝之感，铿铿然如金属声直入心房。先生行文，每多惊人之言、警人之语，这便使我萌生一个想法，何不效仿《论语》，将先生言语精华以语录形式记之。未料想，先生以语录体太过托大为由，坚拒了我的编选想法。屡屡劝说先生未果后，我唯有抱着先斩后奏、边选边学的心态开始了语录的编选工作。编选终是有些耗时，年余后，我才把初稿发给先生。先生看到此书已成既定事实，再加上大抵受不住学生啰嗦，无奈同意出版。但无论如何，先生绝不同意当初我命名的《聂震宁出版语录》，并终将书名确定为《出版人断想》。一者，断想有片断感想之意，正好符合此书之语录特点;二者，先生早自1996年即在《出版广角》杂志开设《聂震宁断想》专栏，很多同行正是通过这个专栏认识了当时远在广西的先生。由彼及此，既有前后联系，又有妙手偶得、浑然天成的感觉。
回首自思编选过程。虔诚是我的唯一信念。孔子弟子三千，更有再传弟子，合力编撰，才有《论语》。吾一末学后辈，独力担此断想编选之大任，唯虔诚不能以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我的唯一心态。而震撼，是我的唯一感受。先生是写作者，是出版者，更是思想者，字里行间每每会有振聋发聩之语，响遏行云处颇多，其直接后果便是，取舍之难超乎想象，恨不能整篇整篇录下以为传承，又恐负论语之意，于是乎，常常暗夜里内心挣扎，只为在那满眼的警世通言与醒世恒言中做出忍痛割爱后的决断。
编选理念有三。其一为“警句化”与“进一步警句化”，务求洗练纯粹，短者五六字，长者八九言，俱系先生出版精神之所在;其二为“尽量不改、不得不改”，警句化后的断想脱离原来语境后有时显得不够完整，才会略加修饰，增添一二主语或宾语，以使语句明晰;其三是“断想不断”，多篇长文被断成更多篇短文并被杂糅在一起时，原有的上下文脉络消失，断想间逻辑顺序自需重建，每一句断想，既要独立成篇，又要上下贯通，以达断想不断、顺理成章、浑然一体之境。
先生对出版的理解与著述很深邃，同时也很斑驳，除了上述专辑，还有大量文章发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面对这庞博的文字，编选分类成了一个难题，虽几经处理，仍难以把握。最终求教于先生，先生举重若轻，顷刻间化繁为简，十类乃成。
一是出版理想。先生是理想主义者，一句“爱我们的读者”道尽对出版的全部愿景，所以要“敬惜字纸，敬重读者，敬畏历史”，“我们要有为天下人做出版，替万世人留文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出版的终极目标是文化，是传承知识、创造文化、创新文化、发展文化”。
二是出版创新。出版创新是针对出版发展提出的全新的发展思路，其核心是思想和制度的创新。对思想而言，“创新是出版的基本精神”，“创新是一个出版人经常要面对的功课。创新是强者愈强的秘诀，是后来者居上的法宝，是百年老店五十年老社的驻颜术，是穷社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救心丹”;对制度而言，“没有体制上的重大创新、制度上的重大突破，就难以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是经营智慧。智慧始于知识，然而知识可学，智慧不可学，因为智慧是用悟的，不仅看到外，而且看到内，不仅看到相，而且看到理，才是智慧。当智慧降临在出版业时，“经营的任务是完成从书籍自身的此岸到达市场读者的彼岸，是过河必须解决的桥与船的问题”，“出版集团定位为战略中心、管理中心和资产中心，成员单位定位为产品生产经营中心、研发中心和利润中心。三个中心对三个中心，把集团和成员单位主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就说清楚了”。
四是编辑艺术。先生有着丰富的编辑经历，结合后来的管理经验，自能把高屋建瓴的办刊办社宗旨与体现时代要求的编辑思想相融合，“编辑要有成人之美的精神”，“一个编辑，十年可以编辑出版很多书，但一定要去做一本留得下来的好书;倘若不行，就二十年做一本;索性，一生只做一本!如能是，到了我们告别职业、告别人生的时候，一定能少一些懊悔和羞愧，多一点自豪和欣慰”。
五是数字出版。数字出版是人类文化的数字化传承，先生认为，“数字出版是整个出版文化产业的一次重大革命，从内容采集、编辑加工、资源管理、产品发布等方面发生整体的变革，是一次历史性的产业转型，关系到我们整个出版业未来的生存发展”“人类不应该总是发出生存还是死亡这样的痛苦追问”“文化与技术结合，两者之间对抗不如握手，这应当成为我们明智的历史性的选择”，更断言，“数字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未必昌，逆之者一定亡”。
六是国际视野。出版人常常需要以国际视角观察出版业的运行、操持国际版权合作。先生不仅成功运作了《哈利·波特》的引进，更成功运作了《于丹〈论语〉心得》的走出去，实践证明，“引进来、走出去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中国出版走向世界，其核心是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走出去不能止于输出，不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还要问走出去之后传播的实际效果”。
七是人力资源。先生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出版集团掌门人，胸中自有百万兵，“人力资源是出版产业的第一资源”“社以人名，人以社名，人社同辉，品牌乃成”“现代出版人要认真培养自己的精神境界。出版人的精神境界首先来自于对出版业比较深层次的认识，这种认识主要是对出版业文化内涵的认识，那就是科学精神、文化精神、民族精神、创新精神、服务精神、职业精神等”。
八是阅读情怀。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摆脱平庸，多一点阅读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在先生心中，“读书之乐，乐在其中，且堪称人生真乐之事”“读书改变人生，主要在于对人生状态和价值的理解”“每一个热爱读书的人，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里书房。有了心里书房，自然腹有诗书气自华。有了心里书房，自然书会与我们精神相随、生命相伴，读书也就无所不在”。
九是写作理念。创作成就取决于创作理念。先生首先是一个作家，发表过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及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作品，出版过小说集《长乐》《去温泉之路》《暗河》等，对创作理念体会至深。“一个作家要走进读者的心灵，采取的办法是心灵，他的心灵”“顺昌逆亡，在文学的历史上，必须以作家的不可替代性作为前提，否则，无论是昌还是亡，都是于文学本体无意义的”。
十是研究思维。思维与感知有着本质的不同，思维是在感知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人之思维是各异的。“一花一世界，一个人更是一个世界，钻进去做学问，总会做出些名堂来的”，而“追问哪里来、哪里去，是一次唯实式的思考”，“凡事若问要到哪里去，自然要先问从哪里来。所有触碰这类哲学式追问的人，都习惯这样来思考。从逻辑学来说，这是问题的逻辑起点”。
功不可以虚成。警句之所以是警句，是因为它无论经历怎样的岁月沧桑依然散发出十足的魅力，其神韵所在将人牢牢吸引，让人欲罢不能，或引人深思，或令人拍案叫绝。数十年的出版体验，上百万的光辉文字，此刻凝聚为一句又一句断想，述说着一个出版人的理想。出版人是聂震宁先生，他慷慨抒怀道：用自己的喉咙，唱一支自己的歌，即使不是绝唱，只是野唱，但是能得到人民的欢迎，历史法官的首肯，此生足矣!
(作者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美国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