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杂志之一，1919年2月创刊于上海，1925年10月停刊，历时6年零8个月。《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曾这样评价《新教育》：“对于中国教育之改进，功绩甚大。”可见其在20世纪20年代影响之深远。
一
提及《新教育》，不得不谈到中华新教育社。1918年12月，由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五大机构发起组织的中华新教育社宣告成立，1919年1月获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备案后更名为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为该社的机关杂志。
1919年2月，《新教育》创刊号诞生。首页刊登了醒目的《本月刊倡设之用意》，鲜明表达了创办宗旨：“同仁等察国内之情形，世界之大势，深信民国八年，实为新时代之新纪元。而欲求此新时代之发达，教育其基本也……盖欲在此新时代中，发健全进化之言论，播正当确凿之学说……以教育为方法, 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创造进化的社会，使国人能发达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机会，俾平民主义在亚东放奇光异彩，永久照耀世界而无疆。”
创刊号中，刊物设立了评论、专论、图画、世界教育、亚东问题、世界知识、人物志等7个栏目。其中专论部分，刊登了蒋梦麟、蔡元培、陶行知、刘经庶、黄炎培等知名教育人士的文章，分别就《教育究竟做什么》、《教育对待的发展》、《试验主义与新教育》、《试验的论理学》、《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等专题展开各自的观点。世界教育部分，刊载了《印度教育之成绩》、《俄国教育近况》、《英国工厂学徒之教育》等，宣传不同国家、不同层次公民的教育现状及教育制度。
二
(一)蒋梦麟时期
创刊伊始，刊物积极宣传杜威及其教育思想，是国内较早介绍杜威的媒体之一。《新教育》从第1卷第1期至第4卷第1期(1919年2月至1921年12月)归新教育共进社管理，由蒋梦麟任主干，通信记者为黄炎培，编译为徐甘棠，发行为沈肃文，在江苏省内发行，编辑部人员包括各倡办机关代表，总计20余人，主办单位的编辑代表分别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胡适、陶履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郭秉文、刘经庶、陶行知、朱进，暨南学校的赵正平、姜琦， 江苏省教育会的沈恩孚、贾丰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余日章、顾树森。
刊物从第1卷第2期刊登了杜威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郑宗海(字晓沧)翻译的《杜威教育主义》，介绍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教育主张;第1卷第3期开设了“杜威号”，针对“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杜威之伦理学”、“杜威的教育哲学”、“平民主义与教育”等专题进行集中介绍。其他宣传杜威的相关文章也陆续在该刊物发表，如陶行知的《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教育研究法》、《教育与科学方法》等文章，系统论述了杜威的试验主义。杜威本人的《现代教育的趋势》、《理科教育之目的》、《学生自治》、《教员联合会》、《何谓思想》等演讲和文章也陆续在《新教育》各期发表，在中国教育界及社会引起热烈反响。美国记者评论说：“杜威教授已将其所要说的一切传播向中国千万听众”，“杜威教授及其思想深入人心”。
除了介绍杜威及其教育思想，该刊物在“世界教育”专栏，也注重介绍西方国家的教育发展趋势，如1919年第1卷第3期的《战后职业教育》、《教育新动力评论》等;1919年第1卷第4期的《美人倡设国际教育委员会》、《公民良美习尚之量度法》、《德人学校删除宗教课》等;1919年第1卷第5期的《维尔氏之论教育》、《教育最后之目的》、《欧洲近世史教授法之讨究》等。
(二)陶行知时期
自1922年1月(第4卷第2期)起，蒋梦麟先生因为赴美出席华盛顿会议，改由陶行知先生任主干，编辑部设在东南大学教育科，编辑人员为国内知名的教育家50多人。这些人中除了国内知名教育家，还有4位外国教育家，共分21个组，包含教育普通问题组、教育哲学组、教育行政组、高等教育组、中等教育组、初等教育组、职业教育组、师范教育组、教育心理组、教材与教学法组、体育组、社会教育组、公民教育组、外人在华经营教育组、女子教育组、华侨教育组、教育书报目录选编组、日本教育组、英国教育组、法国教育组、美国教育组等。
从1922年2月至1923年4月(第4卷第3期到第6卷第4期)，刊物由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和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组成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办，并改由商务印书馆发行，陶行知先生仍任主干。在此期间，《新教育》继续出版专号，分别于第4卷第2期出版“学制研究号”，于第4卷第4期出版“孟禄号”。“学制研究号”集中刊载了《论中国新学制草案》、《新学制草案与各国学制之比较》、《论学制系统》等。“孟禄号”分为“插图”、“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孟禄的演讲”、“孟禄与中国各地人士的谈话”等专题。《新教育》重点宣传了孟禄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建议：一是施共和之教育。革新旧教育的原动力，就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而且德谟克拉西要求普通人民都得到相当的教育，这是中国当今之急务。二是对学制改革的建议。主张中国应适应世界趋势采用“ 六三三”学制，并指出新学制草案的优缺点和改进意见。三是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改革建议。
(三)徐则陵、夏承枫时期
1923年3月，因陶行知先生就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遂从第6卷第5期改由徐则陵先生任主干。后徐先生因事务繁忙，又添聘夏承枫先生为常任编辑，直到1925年1月(第9卷第5期)。
这个时期，介绍国内外教育的内容更为广阔和多层次。从《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到《约翰大学图书馆》，从《中国科学教育之概况》到《国家主义与教育》;从《法兰西之公民教育》到《瑞士高等教育新调查》;从《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到《初中国文之教学》，涵盖的内容广泛，层次多样，既有调查研究，又有实际教学方法探讨;涉猎范围之广，上至大学教育现状，下至初级教育方法探究，全面而翔实。此外，这一时期的《新教育》还推出了“小学教育专号”(第8卷第5期)和“乡村教育专号”(第9卷第4期)。
1925年2月至1925年8月(第10卷第1期到第11卷第1期)，《新教育》仍由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办、商务印书馆发行，继续由徐则陵、夏承枫两人担任主编。编辑部仍设在东南大学教育科，但在具体编辑方面又经改组，即与中国中等教育协进社、初等教育季刊社、体育季刊社分期编辑。
这个时期是《新教育》发行史上推出专号最为集中的时期，分别有“初等教育”(第10卷第1期)、“中等教育”(第10卷第2期)、“国文教育特号”(第10卷第3期)、“体育专号”(第10卷第4期)、“初等教育”(第10卷第5期)、“中等教育”(第11卷第1期)等。
(四) 王西徵时期
自1925年9月至1925年10月(第11卷第2期到第3期)，刊物仍由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办、商务印书馆发行，合编机构也照旧。编辑部由东南大学移归北京改进社，编辑部有赵乃传、陶行知、高仁山、查良剑、孟宪承等人，王西徵担任编辑干事。专号有“第四届年会报告号”(第11卷第2期)、“初等教育”(第11卷第3期)。特别是“初等教育”专号，刊载内容新颖独特，有《设计教学法问答》、《怎样指导小学儿童生活中的生活》、《小学生课外服务在教育上的价值》、《低年级教学上的几个问题》等，所涉及和探讨的问题，至今仍然是教育教学领域持续研究和跟进的切实问题。
三
1925年10月，历时6年有余的《新教育》终刊。在其刊行过程中，虽然因主编、主办机关的变更而历经波折, 但刊物始终坚持着创刊时“教育救国”的理念，力图通过教育改革来改良中国社会，积极宣传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不断介绍欧美流行的各种教育理论、学说、思潮，其在传播近代西方教育上产生了持久性影响，赢得了学界的尊重，对于加速中国近代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接轨，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