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传播：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在新技术、全球化、城市化交织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播研究既有范式的局限性更加凸显。传统的传播研究将新媒体抽离于历史场景，切断技术与社会、文化间的关系，沿用旧媒体的思路解释新媒体。针对当前的新媒体，主流范式研究只是在技术性操作层面把“报纸”换作“网络”，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近百年来技术以及社会发生的巨变。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势在必然。

　　以“城市”为基点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

　　芝加哥学派诞生的20世纪初期，美国正处于波澜壮阔的都市现代化进程中，芝加哥正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在此背景下，帕克提出“城市有机体”这一传播思想。基于此，帕克将报纸理解为“促进城市人口既频繁流动又高度集中的……构成城市生态系统的首要因素”。在他看来，报纸是整合城市的工具，是原子化城市危机的解决方案。这一思想经由哥伦比亚学派及默顿的中层理论转化，形成了主流范式的结构—功能主义，媒介成为社会整体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功能就是维持社会整体系统(有机体)的运转。

　　近百年过去，城市、媒介发生的巨变构成了21世纪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方面。正如麦奎尔所言，“当代城市的空间和节奏与在城市主义经典理论中所描述的截然不同。”而且，“媒介的变化像城市的变化一样多”。更为关键的是，城市与媒介的关系也被颠覆了。如果说帕克将报纸从城市中抽离，将报纸看作是城市的再现，那么麦奎尔的敏锐则在于，他指出了当前电子媒介尤其是移动新媒体与城市的互嵌，媒介再也无法与城市分离，构成了城市的一个部分。卡斯特则认为，在网络社会中城市是全球化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人类的居所是“都市星球”，城市的重要性将得到史无前例的彰显。一方面，城市构成了未来最大的危机;另一方面，城市又是化解这一危机的力量，“城市及其文化构成了家与全球交流网络之间重要的调解力量。城市一直都是交流系统”，城市就是媒介。

　　从帕克的“城市有机体中的报纸”，到卡斯特的“都市星球中的网络”，影响传播研究的两个要素“城市”、“媒介”及其关系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种传播研究的创新范式，城市传播期望回溯传播研究的历史，从“城市”、“媒介”这两个关键要素出发，汇聚涉及“传播”议题的各个路径的城市研究，展示“传播”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不同面向，以拓展现有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回应当下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社会革命。因此，城市传播不是以内容(如环境)、区域(如乡村)、主体(如国家)作为维度的中观研究，而是以“城市”作为贯穿人类文明演变的基点，在人类“存有”方式的层面，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

　　城市传播观念具有普遍化、对称性特征

　　城市展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平衡：它既是记忆与文化的载体，也是身体感觉与体验的空间。当城市与传播相勾连，传播的传统定义即显得捉襟见肘。习惯上，传播往往被视为跨越空间距离的一种行为，传播发展的历史，也写满了不断突破空间限制的创造与革新，而各种新型媒介则是这些创新的产物。比如，电视实现了“地球村”(麦克卢汉)，互联网则完全脱离空间限制，创造出虚拟社区……在这样的传播史观中，空间主要是作为被排除的障碍而存在，并未给城市活色生香的在世存有留下位置。城市传播研究正试图唤醒传播实践中身体存在的全面感觉与体验，使其空间实践的维度得到凸显。

　　针对汤因比有关技术产品越来越“灵妙化”的断言，芒福德特别强调了城市生活中物质化与灵妙化的平衡：“在城市中，生活的韵律似乎是在物质化与灵妙化二者之间变换摇摆，坚硬的建筑物，通过人的感受性，却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将主体与客体联系在一起;而主观的意念、思想、直觉等尚未充分形成时，也具备了实际构筑物的物质属性，其形体、地位、构成、组合，以及美学形式，都扩大了意义与价值的范围，否则便会被淘汰。”在我们看来，维持物质化与灵妙化之间平衡的力量，主要就是生生不息、创意无限的传播行为。面对这样的传播实践，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长久以来被抽象化、象征化的传播概念，将传播普遍化为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传播行为实际上涵盖了城市生活的各个面向，既包括物质层面的连接传输，也包括社会层面的交往互动，以及精神层面的意义共享。

　　这不仅是传播观念的简单普遍化，而且体现了传播思维的对称性，即物质性同象征性、空间性、时间性的对称与平衡，从而超越传统的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普遍化、对称性的传播观念能够更好地回应各种范式危机，将原本分属物质空间、社会交往和精神文化等不同层面的现象与问题整合到传播的立场加以考察，从而在建筑/规划/地理、媒介/信息和历史/文化三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研究领域之间搭建起关联的桥梁。

　　传播含义的拓展与“中介化”转向

　　城市传播将传播理解为一种中介化实践，以开掘主流传播学未曾涉及的方向。这个中介化的解释立足于哲学意义上的“主体”发展历程，即德布雷所言的中介(mediation)，是“处于中间介入两者之间的、使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者，如果没有这个中介，这种关系就不会存在”。在这个视域里，“传播”的含义发生了几次重大变化，在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中，传播从主—客体联系的工具，转向主体间性的互动(哈贝马斯)。但这仍然属于现代性范畴，传播仍然是“主体的行动”、“目的的手段”，主体、客体对于传播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先性。在打破现代性主体观的中介化范式中，传播与主体、客体的关系反转了，传播是主体的“存有”方式(海德格尔)，是构成主体的方式(福柯、利奥塔)，是主客体得以显现的实践场域。现代性范式对于传播与人之关系的论断——没有主体、客体，就没有传播;可以被反转为——没有传播，就没有主体、客体。基特勒倡导的“媒介本体论”则走得更远，他将“中介”理解为一种本体，一种在本体论意义上从未涉及的第三元——“中介关系”(mediatic relations)。

　　这种不同于主流传播学的传播“中介化”范畴，突显了传播作为一种中介化实践的重要性，展现了传播研究与其他人文、社科研究对话的可能。传播渗透在所有领域，史无前例地成为了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只有在这个层面上，传播的“中介化”才能被理解为延森所说的，人类学术思想史上的一次“交流的转向”，一个可以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空间转向、视觉转向等相提并论的学术思想史中的拐点。

　　基于此，城市传播给予城市、媒介、传播及其相互关系以全新的理解，新媒体不仅是在主流范式中的功能加强版解释(如媒介赋权、拓展社交网络、建构虚拟公共领域等);城市与媒介的关系不再局限于真实—再现，而是互相嵌入、交织融合;传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符号互动过程，而是编织人类关系网络的实践。正如赛尔所言，新媒体激发的传播实践变革，致使当下的社会成为极度中介化的社会。建基于新旧媒体融合的传播，打破了诸如主体—客体、真实—虚拟、内容(信息)—形式(媒介)等等形而上学本体论基础上的二元对立，开辟了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崭新尺度。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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