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期刊的生长与社会性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编者按：中文期刊自诞生以来，与中国命运紧紧相连，共同经历了屈辱的岁月，迎来了辉煌的时代。与此同时，中文期刊也在逐步发展壮大，蔚然大观，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绚丽的风景线。值此中文期刊诞生200周年之际，我们特约请吴永贵教授、朱琳博士为本刊撰稿，以资纪念。

　　摘要：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社会开启了流变模式，期刊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此中原因，在于期刊的快速、共时、连续的特征，从而构建了有别于书籍的社会性特性。作为连接社会的端口与平台，期刊在变动不居的社会潮流激荡中，其实一直遵循着戊戌时期康梁等人论述的“通”和“开”的社会功能，只是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期刊目标指向有所分别而已。通过“通”与“开”的双重社会性路径，共同形塑出了近代社会的现代性品格，期刊本身也缘此生长，成为中国社会交流的中心。

　　关键词：近代期刊社会性 “通”与“开”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书籍的印刷传统上溯至唐，甚至更久，但论印刷品类的丰富，则是近代文明以后才出现的文化景象。如我们现今司空见惯的连续性出版的印刷品类——中文期刊，则不过200年历史。1815年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被认为是最早的中文期刊，它是由外国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从这个意义上说，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形式，是文化输入的结果，并非导源于中国本土印刷的内生性成长。为何期刊这种载体类型与古代中国不曾结缘，到了近代，尤其是在晚清大变局时期以后，却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乃至于骎骎乎书籍之上，而与报纸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社会交流的中心?期刊的成长，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之间，有着怎样的对应关系?

　　期刊者，顾名思义，按期而刊也，其最显要的文化表征，就是在出版过程中，通过出版频率的周期性安排，有意识地植入了时间元素，使得出版时效与文本内容之间建立起内在的关联。换句话说，在期刊的内隐含义中，时间本身，即构成价值和意义。所谓“时效”，即“时”也有“效”。古代中国长期超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加上好古的知识文化传统，“时效”的价值并不那么明显。在一种平稳的社会状态中，相对静态的图书，作为知识文化载体，就足以应付自如。古代中国不曾出现按固定频率推送的期刊出版形式，主要归因于期刊产生的社会驱动力不足。即便到了近代，在第一本中文期刊输入中国之后，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直至甲午战争之前，国门虽早已洞开，但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使得以时间为主要效率价值的期刊一直难以获得改观性的发展。从1815年到1895年，在跨度长达80年的时间里，全部创办的中文期刊才130余种，国人自办的，不过9种而已①。外国传教士及一些外国商人，一直致力于报刊的中国本土化实践，而本土中国，上至朝廷，下至国民，似乎对这种新花样的出版物形式并不怎么经意。

　　甲午战败及随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才是震惊国人神经的重要事件，同处东方的蕞尔小国，居然打败天朝大国，惊异感伴随着耻辱感，首先在部分知识精英阶层中转为奋起的行动，由此拉开时代“维新”的序幕。在当初即以维新运动命名的政治变革实践中，报刊作为“助新之具”，是那个时期最有成效的实践成果之一。从1895年至1898年，出版中文报刊145种，其中国人自办者94种②，4年内的期刊数量超过前80年的总和。这样的突进，一方面是拜时局所赐，动荡岁月，人们信息焦虑，使得快印快播的报刊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是缘于政治家们将政治变革目标与报刊社会性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是政治运作的自觉产物。我们不难注意到，在这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谭嗣同、严复等人的诸多报刊论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是“通”和“开”。“去塞求通”“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开民智”“开官智”，报刊被分派作连接朝廷与社会的政情管道，和启发官民觉悟的启蒙工具，对期刊的角色功能定位，相当明晰。“通”与“开”，这样一种充盈着变化和运动感的形象表达，所彰显的，正是报刊的另一大重要特征——社会性。从逻辑上说，报刊社会性的获得，来源于报刊的高出版频率，既有只争朝夕的及时性，所谓“通消息”，又可无远弗届地四处传播，而且读者几乎是在同时共读，所谓“联气类”，这种时空上的连线，使得报刊的社会效果可期，而且报刊的连续发行，社会性还随之累积增加。快速、共时、连续三结合，所达致的效果，是单体性书籍的出版方式所难以比肩的。不可否认，书籍的出版，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价值，只是在流变不居的滋扰岁月中，报刊似乎有更好的文化适应，表现出更强的社群特征，更有利于“群策群力”的社会动员。想一想，像《时务报》初创时每期即发行4000份左右，半年后增至7000份，一年后达到13000份，最多时达17000份，分销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南京、苏州、山东、烟台、成都、重庆、浙江、广州、香港、广西、澳门、日本、南洋等60余处，③这种不分畛域的万人共读的场景，堪称人多势众，这样的政治能量汇集，当然值得政治家们期待。而报刊的“阅读同期声”所建立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对编者、作者、读者三方，均不无心理激励，它构建了一种不同于图书时代的更加开放的新型文化交流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报刊具备了媒介的资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报刊形塑出了近代社会的现代性品格。就报刊生长史的角度而言，正是康梁等维新派政治家对报刊社会性的充分演绎和有效展示，全面升级了外国传教士报刊的低速运行状态，实现了国人对报刊从忽视到重视的认识飞跃，在围绕报刊形成的新交流圈中，人们改变了智识交往模式和资讯接受方式，并构成日常知性生活与文化消费结构的重要维度。因此，说戊戌时期是中国报刊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就不仅仅是表面上报刊数量突增而已。

　　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开启了中国社会变局的连环模式：清末新政实际上接续了戊戌变法的变革框架，接着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帝制的最终覆灭;1912年民国共和政体建立不久又有袁世凯的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出现，基于政治不上轨道的历史反思，陈独秀等人开始从文化上寻找突破口，于是有新文化运动的发起;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一方面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分化出了各种主义，并在长期的现实政治斗争舞台上标榜与竞逐;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它广州时期实行的党天下强宣传模式，而二三十年代以强劲的左翼文化为代表的各种思想的共存格局，说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从未享有独尊的地位;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民众动员工作由此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曾有所懈怠，而抗战胜利后接下来的国共内战，其实也是争取民心的宣传攻心战。这些半个世纪时间里在中国大地上演出的连幕大戏，印证着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强硬事实。作为媒介的期刊，在这个风云变幻的系列时代剧中，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发展的高潮。有时是充当旗手，有时是派作推手，有时是领衔主角，有时是分饰配角，从来都身在其中，总与时代共起伏。且以统计数据说话。1912年前后、1919年前后、1927年前后、1945年前后，分别是民国时期四个重要的时代节点，也恰是期刊创刊飙升幅度最大的几个时期。根据邓集田所作的各年度创刊中文期刊种数统计表，1912年创刊113种，是1911年创刊36种的3.14倍;1920年创刊208种，是1918年创刊89种的2.34倍;1928年创刊709种，是1927年创刊475种的1.45倍;1946年创刊1420种，是1945年679种的2.09倍④。那些声名远扬的杂志，如《清议报》《新民丛报》《甲寅》《新青年》《每周评论》《独立评论》《萌芽》《北斗》《生活》《抗战文艺》《解放》《观察》等，都在时代坐标中被指认为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意义，写进历史的史册。作为连接社会的端口与平台的期刊，在变动不居的社会潮流激荡中，其实一直遵循着与戊戌时期大致相同的“通”和“开”的社会功能，只是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期刊目标指向有所分别而已。

　　具体说来，期刊社会性路径中的“通”与“开”，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方向的社会作用力维度，那些为革命鼓吹，为主义宣导，为思想启蒙，为民众动员的期刊，更多的是执行垂直型的“通”的功能，试图通过从上到下的灌输与植入，建立一个弥平社会层级差别、与上层目标看齐的知识、观念和思想世界，并据之作为行动世界的指南。积极与主动，是这一类期刊的性格共相;导师和引领，是这一类期刊的心态共相;解放与改造，是这一类期刊的实践共相。上文所例举的各刊，均属于“通”类型的期刊范畴。因为敢想、敢说乃至敢干，而往往引发时代潮流涌动，并在某种外部历史机缘凑合之下，一时间形成了明星大刊示范性带动，外围卫星刊物呼应式跟进，纷纷然于多个层级、多个区域，迸发出同质化的期刊群落。上文所说的某些历史节点出现期刊数量骤增现象，或可从这一层上予以解释。

　　在晚清民国年间创办的近25000种⑤中文刊物中，像上述那样着意打通社会层级、刻有明显启蒙、宣导、动员意图的期刊，只是其中的部分而已。若从现代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这些“通”类型的期刊，多属于政治和文化思想一类。只是因为这些期刊，往往背倚势力组织或高层精英，又挟时代声威，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一如洪水般急流直下，格外引人注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期刊的社会性建构过程中，不仅仅只有洪水型的倾泻，还有为数更多、范围更广的滴水型渗透，它们当中，有的只是为了获取市场利益，如各种商业出版机构办的刊物;有的只是为了搭建学术平台，如各种学术文化机构办的学术刊物;有的只是为了方便行业交流，如各种行业或协会办的刊物;有的只是联络学缘和地缘，如各种同学会、同乡会刊物;还有一些针对特定的人群，如儿童刊物和妇女刊物等，它们都通过连续的出版与不断的发行，构建了或全国或地方、或行业或团体、或显性或隐性的水平状的多层级的社会“交流圈”，以媒介的方式，重塑和整合了社区社群的方方面面，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这里同样有名刊和大刊，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礼拜六》《良友画报》《新中华》《妇女杂志》《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它们也许不那么激荡潮流，像《礼拜六》《良友画报》这样的杂志，还公然声称只是娱乐大众，但我们知道，大众文化消费本身，已迥别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样貌，再说，内嵌于刊物文本或副文本中的流行与时尚元素，亦为现代性生产和再生产中的构成要素。最后，还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如果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校，在养蜂这样的微小行业，乃至在抗战烽火前沿，都曾办有期刊，说明这个古老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状态，已大大不同于前近代时期的沉稳安闲，变革的因子开始逸出了中心的、上层的、都市的藩篱，而抵达至社会的边缘、基层与乡村。古老的东方睡狮，已然醒来。这些四处活动、生生不息的“开”类型期刊，也许作用于社会的过程，不那么立竿见影，不那么声势浩大，却以其巨量存在和基层性特质，输送了另一种可贵的“绵柔”之力，与那些主动干预社会的“通”类型期刊一起，共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由此，研究期刊史的价值，也在开阔的社会史空间中，得到另一种意义上的呈现。

　　注释

　　①谷长岭：《清末报刊的发展轨迹和总体状况》，《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2期。

　　②根据刘兰肖的统计，见《中国期刊史·晚清卷》(未刊稿)，29页。

　　③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72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④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9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

　　⑤邓集田根据《中文期刊大词典》统计，在1902—1949年间，共创刊中文期刊23277种。见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9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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